二来也实在没有生意可做。原因是当时农村贫困不堪,群众
两餐淡饭都难维持,还有什么余钱买东西。所以老是蚀本。
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一些无赖之徒,常来赊买不给钱。对这
些人又不敢得罪。因此,开档一二个月就被迫收摊了,到头
来还是只好半饥半饱地捱下去。这还不要紧,那些无赖还和
一些来历不明,自称是杀敌队、别动队的人勾结上,经常三
三两两半夜三更到学堂来纠缠,向我借钱。我们身五分文,
那能应付得了,只好婉言谢绝。那班家伙却因此怀恨在心,
别有用心地在学生家长和村民中散布流言蜚语,说姓邹那个
不像是个教书先生,也不知他是那里人,无根无底,无才无
学……一些原来与我们来往较多的群众逐渐疏远了。那些人
利用邻村宋家庄学堂一位老先生来刁难我。那老先生可能因
为我在他执教的邻村教书,拉走了他的学生,减少了他的收
入的缘故,对我心怀不满。他接受了别人怂恿写了个对子上
联要我对,并在村民中放出声气:如果那姓邹的对不出下联
就是假先生,行教骗人。他的用意很明白,就是企图鼓动学
生家长把我撵走,或者进一步伺机向我迫害。由于这条村的
封建势力比姓钟的的朱禾冚村要大,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
但是这间小私垫是我们刚占领的阵地,岂容轻易被迫走。然
而,眼下情势迫人,看来非针锋相对地采取对策不可了,否
则不但保不住这个阵地,而且连安全也没有保障。我们分析
了“老先生”本质上并非反动,而是被人利用了。为了保存
自己,维护党的利益,也只好礼尚往来,顾不得了许多。古
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可自问虽然读过一些古书,也学过
一些浅易的诗词对联,根底却是不够厚实的。但事到如今也
只好硬着头皮冥思苦想,遣词以对了。
那位老先生出的上联是:“绿豆初生,合掌朝
天求雨露”。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一句挖苦嘲讽那些初
出茅庐的人,理应求师拜道。明显地,这是一句有挑战性质
语带双关的上联。在旧社会的教书先生都知道,如果对不上
对方挑战性的上联,那是要“卷铺盖走路” (辞退)的。所
以只能对,不能回避。我连夜揣摩拟就了下联,还是叫那个
送来的人带回去。我对下联是:“黄槐将死,摇头垂
地惧风霜。”虽文词泛泛,却亦一语相关,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这使得那老先生哭笑不得,自认晦气,无言以对。
本来我不想使那老先生那样难堪,可是此对若对不上,我也
将无地可容。学生家长和村人看到我对的下联那么厉害,都
奔走相告,互相传诵,把我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我并不精于
对联,只是逼上梁山勉强凑上去的。想不到一句下联竟有如
此神功,不但粉碎了那些别有用心、行为险恶的唆使者的阴
谋,而且提高了我的“身价”。更重要的是保住了“饭碗”。
这一反击挑战者的文字游戏,想不到事过40多年,至今仍流
传乡间,人们还有点谬种流传把它神化了。现在,该如实地
恢复它的平凡的历史面目了。小事一桩,并无任何足以炫耀
之处。不过此事对稳住当时阵脚,创造工作条件也确实起过
作用。
寒冬的日子
敌后人民在日、伪残酷压榨下,生活在水深火势之中,
生活越来越困难了。1943年恰好又遇上了大旱,农村一片灾
荒景象,农民更加痛苦不堪。朱禾冚村的群众自然也不例外,
十来个学生实在无法负担两个先生的基本生活费用,家长们
便决定学堂停办了。
这一年的下半年,我还是通过张伙兴姐夫的关系找寻新
立足点。钟某是在永和圩的一间中药铺当店员,与当地上层
人士有交往。由于钟姓是当地大族之一,经他介绍我离开朱
禾冚到永和圩小学教书。这是一间初级小学,比乡村私塾要
高一级。学校有几十个学生,分几个班级,教员只有我一个
人,各科都由我一人教,工作显得很忙,也很累。
教书只能作为社会职业,掩护我这个中共南区特派员从
事地下活动。我还要定期地潜入山区,潜入老游击区去传达
上级指示,指导地下党支部工作,进行形势教育,坚定党员
的斗志;同时,在恢复党的活动基础上发展党的外围组织;
整顿民兵,为恢复武装创造条件。因此,我常常往来于敌、
伪、顽的势力之间,虽时而肩挑,化装成小贩;时而便装,
扮作行人。但狭路相逢,遇到敌人的事时有发生,稍一应付
不慎,就会落入敌手。曾经几次在去叶岭、油麻山、禾塱途
中,遇到过敌特便衣。好在及时绕道,机警躲避才免于难。
当然也可利用山区人民来永和赶集时和他们在学校碰头,小
学校是处在密布日伪军之处,如不小心也会被跟踪,暗害。
为此,我既要教好书,又要领导好山区地下工作,又要开展
上层统战工作。为掩护自己、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须作
长期隐蔽的打算。所以,我利用邹家是当地的大姓,通过宗
族关系到乌鸦塱租了屋,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到乌鸦塱
住宿。这样安排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总算扎下根,工作也
有了眉目。
学校学生虽然都是青少年,但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在日寇
铁蹄下度过,接受奴化教育。既然我当了他们的“先生”,
就应想法灌输给他们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使他们憧憬着祖
国的光明前途。然而,又要面对在敌人眼皮底下执教的特殊
情况,所以我利用晚间,用寓言、童话、历史等手法为学生
编写语带双关的教材,谱写歌曲,搜集古代爱国故事,以便
日间上课时,穿插着对学生进行“特殊”教育。
现电视大学增城分校校长罗兆荣,就是我当年的学生。
虽事过45年了,至今他还能背得出我当时编的两课书:一课
叫《北风吹》,内容是:“北风吹,太阳照,转眼间冬到了。
大地被吹得褪了色,人们在苦着脸。朋友们,并不怕,冒着
风寒勤读书。有一天,严冬会消逝,好阳春会到来。”另一
课叫《九月的秋风》:“九月的秋风,吹遍了原野。秋风吹
拂着劳苦的民众,为那生活鞭逼的人们,他们在顽强的挣扎
不迭。”当时就是这样,对学生进行反奴化教育。可是在敌
人统治下这样做,是有莫大风险的。幸好敌特认为在自己鼻
子底下,天下太平,尚未警觉,我才得以平安地度过一个学
期。回想起我在后方梅都小学任教时,沦陷区的青年,偷越
封锁线都前来读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每念及此,虽
身处险境,倒也心境泰然。正是利用了这一潜伏阵地,较好
地掩护了自己,领导了永和地区地下斗争,度过了困难的时
刻,总算没有辜负党的托负。
深入虎穴
这一年,临近寒假时,永和附近的钟屋有一个姓钟的人,
据说是从国统区回来,带有要开展什么敌后工作任务的。他
一回来就看中了我工作的这间学校,要取我而代之。本来,
我在这里任教一学期,学生家长以及地方中上层人士对我都
有好感;加上我以邹姓的封建关系作掩护(邹、钟、王、罗
为永和四大姓),又居住在乌鸦塱,如果没有特殊关系,要
抢去我这教席是不容易的。但这钟某,既是大姓,又是当地
人,且又有来头,所以我无法与他抗衡。但学校当局、地方
人士都不愿意我离开永和,力劝我改任永和伪乡公所书记。
伪永和乡公所属新塘伪区署,区长洪泰来。乡公所左边
原来的一间当铺楼驻有伪联防中队,人枪数十,队长罗杏仔;
山顶上还常驻有日军一个分队。永和圩地处交通要道,日伪
军经常路过。他们要粮、要夫,要向导,群众不胜其扰。有
时日、伪军还要从这里出发,进剿山区,对四乡人民大肆搜
掠、镇压。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但各村都有伪组织、敌特情
报人员。逢圩日,四处到此赶集(投圩),什么人都有,连
国民党反动的杀敌队、别动队、便衣特务也涉足其间;流氓
土匪,更屡见不鲜。这个地方对革命者来说简直是个虎穴。
自己能否就任伪乡公所书记一职?深入虎穴,冒这么大的风
险是否值得?能否安全潜伏下来?这一切不得不认真考虑。
经县委特别是谢鹤筹同志再三研究,最后认为这个阵地好不
容易才占领,不能轻易退出。只要伪装得好,利用封建关系,
讲究秘密工作方法,坚持用灰色面目出现,同流而不合污,
掩蔽得好,不引起敌、伪、顽的注意,是可以站住脚的。这
样不但可以继续领导该区工作,积极创造恢复武装斗争的条
件,而且可以更深入、准确地掌握敌情,为将来歼灭该地敌
伪,拔除这个据点作准备。同时还可以利用“合法”身份,
引导四乡人民与日伪斗争,抵制他们的横征暴敛。于是,就
这样作出决定:深入虎穴,徐图发展,待机而动。
一担任伪职,就得马上住进伪乡公所。伪乡长黄永久也
一起同住。山顶上的日军每天都要下来乡公所催粮派差,要
和他们打交道。日军的翻译也经常来“串门”,伪县、区督
征人员也来往不绝。接触的人很多。为了麻痹他们,还得和
他们周旋,打麻将,饮酒喝茶;不能回避时,也得迎合他们,
但又必须坚持“不合污”原则。这种处境是够复杂和难做的
了。但这是工作需要,也只好如此。
为了使自己首先能站得住脚,安全有保障,必须要取得
伪乡长黄永久的信任。恰好他刚上任家里就和人打官司。我
帮他写了状子,还出了主意,使他打赢了官司。他对我感激
不尽,也佩服我的“文才”,对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我利
用他的关系,在永和圩里建立了我的联络点。首先在罗兆荣
家里。我和各方面建立通讯联络点,利用他的家人为我传递
信息,了解情况。我又到黄永久的家里作客,结识了一些农
村的朋友。乡公所的小杂差也是通过黄的关系来的,会讲日
本话,常和日军接触,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敌军情报。随
着与黄的关系加深,我了解到此人虽任伪乡长,但还不是死
心塌地为敌伪卖命的人。因此过去永和圩周围曾有过我抗日
游击队的活动,他对四乡人民也不敢过于暴敛。他在永和圩
的上层人物中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实力,但各姓族对他都无恶
感。所以推荐他为伪乡长,是因为各方关系可以相安而处。
我多方权衡后,考虑到要想长期在此潜伏还得利用他。因此,
当他提出要和我结拜兄弟时,我同意了。从此,我们以兄弟
相称,我也觉得增加了一些安全感;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1944年春,抗日战争形势己度过最艰苦的岁月,我党领
导下的东江抗日武装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1943
年冬,东江纵队正式宣布成立。接着,阮海天率领的东纵独
立第二大队(独二大)挺进增东、博西,横扫这一带敌伪势
力后,乘胜渡过增江河,进入西瓜岭一带活动。1944年2月,
独二大奇袭了距县城仅17公里的位于广九铁路的石滩重镇,
取得重大胜利。我独二大的神威,被急切盼望解放的敌后人
民到处传扬。奇袭石滩获胜后,独二大逐步分出先遣分队,
向永和、镇龙、中新展开活动。1944年春,永和人民日夜渴
望的抗日游击队回来了。经过一年多严峻考验的敌后党组织
和人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的子弟兵。阮海天同志率领的独二
大又回到了禾塱、石迳老游击区。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
我和阮海天又在禾塱重逢了。一年前设想的恢复武装斗争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次的见面,不仅是为了庆祝新胜利,
而且也为了研究拔除永和圩这个敌伪的据点,创建新游击根
据地。
因为我身居虎穴,对敌、伪设防容易了解清楚,也处在
动员地下党的力量配合部队作战的有利位置上。于是,我展
开了紧张的工作。我夜间深入到联防队长罗杏仔的烟床上了
解他的兵力,利用往来之中了解他队内设施,并且画出了地
形图。我还通过日军的女翻译(她是日军驻在山上分队长的
姘头),了解了日军内部的设防情况。为拔除永和这个敌伪
据点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顺利进行。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敌人惧于独二大在永和周围的活
动,开始警觉起来。一方面加强设防,另方面也注意到敌伪
机关内部人员来了。伪乡长黄永久言谈中也常常旁敲侧击地
了解我的来历和社会关系。开始对我产生怀疑。有一次他找
来一个相命先生,他看完相之后,一定也要我伸出手掌给那
“先生”看手相。为避免他的怀疑,我只好“从命”了。那
“先生”像煞有介事的样子,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看了手相,
他似乎很认真,很高兴的说:“邹先生你是大福大贵相,这
里终非你屈居之地,小山藏不住你这个猛虎啊!”听到这些,
我不禁吓了一跳。是不是敌人故弄玄虚,试探我这个潜伏的
地下工作者?我故意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先生言之差
矣,我小小一个先生,幸得乡长照顾,才得两餐,落魄之人
何来福相?”相命先生又说: “这是暂时的,时运未到,再
过几年到二十七岁时,你就要飞黄腾达了。”我连忙说:“先
生过颂了,我但求三餐,别无奢望。”就这样将他搪塞过去。
事后,黄永久到处说我经相命先生看过相,是一个不平常的
人!从此,敌伪更加注意我了,形势越来越逼人了。
不辞而别
一天,伪乡长神色不安,嗫嗫嚅嚅的对我说:“邹先生,
很对不起,因乡公所经费不足,我们不能再聘请你了,请你
另谋职业。”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震动了一下,但很快
我就恢复了平静。此时此刻我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了。联想到近来身边发生的一些异常现象,似乎已经有了预
感。我不能示弱,不能有半点的犹豫。我以非常肯定而且带
着不满的情绪回答他:“黄乡长,我当书记是你们请来的,
你们是知道我原来是当教师的。现在各学校都己开课,在学
期中间叫我到哪里找职业呢?乡长,我不能走。”伪乡长像
是很为难的样子,他知道辞退我的理由并不充足,乡公所经
费收入并未减少,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这是很难托词的。
我一定要他讲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
我无法考虑他的意见。他沉吟良久,勉强而又神秘地附在我
的耳边小声说:“上边说你是‘阿八哥’ (八路),有通缉
令,马上就会来抓你。本来我想让你悄悄离开就算了,不想
告诉你这个消息。可你追问得紧,只好照实告诉你了。你我
拜把兄弟一场,我不忍你遭此祸害,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这一下我心里明白了。但我必须报告请示上级,同时还要作
一些应变部署。考虑及此,我告诫自己必须临危不乱,沉着
镇静,才能即可机智脱险,又能延续时间,作好撤退前的准
备,保护好地下党。所以我理直气壮地对黄说:“这是有人
对我的诬告,我一身清白,怎么会是“八路”?我不能马上
同意你的辞退,我要澄清事实。再说,也还要等我找到职业
才能离去”。伪乡长苦苦哀求我尽快离开,否则有危险,他
负责不了。我不置可否,话就谈到这里。我心里明白,他讲
的是实情,但我要作缓兵之计。
我星夜赶到新塘泥紫村,在苏爱庭同志家里找到了县特
派员谢鹤筹同志,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请他作出指示。他
认为情况已到了紧急而严重的时刻,危险的事情随时可能发
生,他要我能部署多少应变工作就布置多少,余下则由他去
处理。如果再拖延时间,肯定会出事。我立即返回永和,将
一些公开了的事情,交带给我初步建立起来的联络员,并托
付罗兆荣家人帮助料理。又想到去山区的禾塱、石迳作些安
排己不可能。好在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党组织活动已经恢复,
阮海天的独立第二大队己在山区各老游击区和新发展的村
落,开展了武装活动,上级党组织和当地人民又重新取得了
联系,形势与我刚来时有了根本的变化,县特派员谢鹤筹同
志也常到那里与阮海天碰头。想到有了这些,我虽仓促离开,
但内心也可以得到慰籍。使我比较担心的是通过宋文波同志
联络的一个潜入日军中的情报人员张某,一下联络不上。当
时他的部队己转移到海、陆丰那边去了,这是一条很重要的
军事情报线。记得有一次,宋文波曾带着这个打进敌营任日
军翻译的同志,全副武装到伪乡公所向我当面作过汇报。可
惜现在事出突然,一下无法将他的关系转给新的接班人,不
无遗憾,只好连同永和区委全部工作移交给县特派员了。
待一切安顿好后,我才乘着落日的余晖离开永和。回首
遥望,黄旗山、油麻山、南香山尚依稀可辨。一年多严峻的
战斗生活使我同永和区党组织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现
在只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匆匆地告别了。我一口气赶到
新塘火车站搭上末班车,抵达广州郊区,找到了穗郊特派员
杨德元同志,又开始新的征途。
尾声
1944年,我虽离开了永和,但永和地区游击战争取得一
个个胜利的消息,不断地激动着我的心弦。同年冬,东纵独
立第二大队汇合了邬强、蔡国梁的主力部队,很快发展为东
纵第四支队。在此之前,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曾率领主力
转战到乌鸦塱一带,郑卫灵大队长率领独二大奇袭新塘火车
站,重创日寇取得伟大胜利,我增城敌后游击队驰骋于广增
公路线上,活跃于广州近郊,不断地打击敌后各敌伪据点,
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不断的胜利声中,1945
年1月,增城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永和区政府。
从此,永和地区人民在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永和地区蓬勃
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着增城敌后人民朝着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奋勇前进!
编者注:作者是本县派潭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增
城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派员等职。原文转载《增城文史》。
陈李中和叶浓的故事
广东惠阳是我可爱的故乡。那里丘陵起伏清泉遍布,白
云和绿木索裹群山,一年两季的稻谷,满山遍野的沙梨龙眼,
甘薯花生,给勤劳的客家人带来农获。那里交通便利,人杰
地灵,孕育出廖仲恺,叶挺等知名人士,广东省第一位女共
产党员高恬波也生长于此。
惠阳是东江纵队抗日战争的游击区,有着抗日战士们奋
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东江
纵队1941年至1942年在共产党领导下营救滞留在香港日寇
占领区的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的重要中转
接待地点。
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守寡多年,靠务农、
挑担辛勤节俭地养大三个儿女。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已经十
岁,与同班人站在一起高出半个头,被人讥笑,但我刻苦学
习,成绩优良,常得到教书先生的夸奖。
我哥很早就参加了抗日队伍,在他的影响下,我十六岁
就参加革命工作,抗日的战火锤炼着我成长,十八岁那年我
入了党,在惠阳地方上做青妇及税收工作。
1950年初我二十二岁,是个追求进步的姑娘,在惠阳淡
水区担任妇联主任。那时候,听身边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地唱
着“行嫁山歌“也不急着找对象,在紧张的工作中等待缘分
的到来,
中国解放初期,南方共产党政权初建,惠阳县政府正大
力展开征粮工作,支援南下的解放大军。有一次我代表淡水
区妇联去惠州参加征粮会议,真没想到在那里我遇到了生命
中的红娘。
那次征粮大会由军政共同组织,主要是针对征粮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听取领导指示。会议开了三天,大家相互交流工
作经验,很有收获。会后,各区来开会的人都乘吉普车返回,
我却被留下向县领导汇报区里的征粮情况。
我感到奇怪并有一点紧张,抚弄好帽子下的短发,拉直
灰色延安装,端正布腰带,走向领导的办公处。
听汇报的是我的上级领导,惠阳县委的组织部长叶茵同
志,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她交谈。她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把
我拉进她办公的地方。
办公的地方是一套相通的里外间,四周墙壁和台櫈全是
由原木条拼成,自然而朴素,墙角的油印机散发出油墨的气
味。我们在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相对而坐。叶茵同志问了我
很多关于征粮工作,妇女工作和个人家庭的问题。我逐一作
答,回答问题不紧不慢,全面又有重点,看着叶茵满意的样
子,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知晓。
这时里屋传来沙,沙,沙,好似有人翻阅书报的声音,
一页接一页,我们谈话声起,那声音就停,我们谈话声停,
又传来一阵沙沙声,好似伴奏过门一样。里面的人是谁?是
在翻阅书报,还是在听我们的谈话?真让人纳闷。
半个多小时的汇报完毕,得到叶茵部长的一番鼓励之后
我就头也不回地赶回区里工作去了。
在忙碌的征粮任务中,我要组织妇女和青年们开会,要
帮乡亲们把粮食用箩筐挑担到税收处,过磅并做好记录,有
时还要给一些不愿意交公粮的人讲革命道理,动员他们交齐
公粮,支援解放大军南下。
不久征粮任务完成了,日子变得轻松起来,这才发现身后
经常有人指指点点,还加杂神秘的窃窃私语,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谜底揭开,原来我被新来的首长相中,党组织正对
我进行政治审查。同事们跟我开玩笑,乡亲们品头论足,我
深感不解。他是首长,我在基层,他在哪里见到我?为什么
会看中我呢?……
没多久,经叶茵同志和他的丈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粤
赣湘边纵队第一支队蓝造司令员的介绍,我和这位首长正式
见了面。
他就是解放军东江军分区独立团的政委陈李中,自我介
绍是增城客家人,时年二十八岁。他看上去相貌一般但举止
威严有大将风度,身着干净利落的土黄色军装,黑布鞋,胸
前口袋别着钢笔,与我握手时,露出粗布衬衣的袖口,上面
有叠压时留下的折印。
他对我说征粮大会之前,在县委会看电影时第一次见到
我。电影开演前,很多人围在一起打纸牌,我没参加,坐在
一旁观看,他就在众多人的喧闹中发现了我文静淳朴的气质
和明亮的眼睛……
回想起那天,县委会的大操场热热闹闹地聚集了官兵民
众,大家坐在没有靠背的长櫈上,看着一套黑白动画片。当
时很多姐妹都是第一次看电影,大家坐在一起又激动又新
奇,有些人看不明白,前后左右议论纷纷的。忽然听到后排
有个男人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影片内容,大家同时回头
看,讲话的人是一位表情和善的军官,对于几个姐妹唧唧喳
喳地追问,他都逐一耐心解答,场面很快安静下来。
啊,那天看电影在后面讲话的正是眼前人!
他说在我向叶茵汇报工作那天,他在里间办公室听到了我
的说话,了解到我政治觉悟高,思维清渐,表达能力好,稳重,
有一定的丁作能力,还说客家人在一千五百年前被生活所迫,
从黄河泛滥的中原一带离乡背井迁徙南方,在流离他乡的岁月
里养成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发奋自强的精神,并说客家女人能吃
苦,会勤俭持家,他要找的爱人就是我这样的人。
他表示国家近年颁布了婚姻法,自己的婚姻由自己做
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让我考虑周全才决定。他的话朴实、
直接了当,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婚姻的十字路口我还
是迷茫的不知方向,象个走丢的小孩子。
不久我被调到离他较近的地方工作,了解到他和我一样
十六岁参加革命,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用教书先生的身份
作掩护做过地下工作,机智勇敢,在地方享有威信。
那段时间我听过他用广州话、客家话和普通话作报告,
他把国家的方针政策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出来,再加上风趣幽
默的比喻,官兵老乡都听得津津有味,常常是即宣传了党的
政策又鼓舞、教育了群众,达到很好的效果。
当时为了巩固地方新政权,使老百姓能安全生活、生产,
他经常带领着部队冒着生命危险去海陆丰河源桂山一带追
歼股匪。我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他的面。每当部队将士骑
马佩枪作战凯旋时,我都加在欢迎的人群中默默望着他和战
士们风尘仆仆的笑脸。
后来我们交换了照片,我把他的小照夹在笔记本单,没人
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有一次被妹妹发现了,我羞得满脸通红。
那年夏天,股匪接近桂山,我军出动,在仙塘区樟木寨数
次击退敌人的突围,歼灭残匪一百余人。在迎接部对胜利归来
的时刻,我没有见到他往日的笑容?他告诉我剿匪战斗中不幸
牺牲了六位战友,他的心情很沉重,说六位战友为保护人民的
安全英勇战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家和人民会永远铭记。他
立刻组织宣传六位英雄的事迹,让战士们向英雄学习。
冬季,他带团调防樟木头,在深圳至石龙广九铁路沿线
一带驻守边防,保卫新中国铁路运输的安全。
我们认识后接触不多,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与我
闲话家常,关心爱护我,常送我一些故事书,鼓励我学习文
化,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还喜欢讲一些历史人物的故
事给我听,每讲到民族英雄岳飞、苏武就会深深地感慨一番。
我佩服他的知识广泛,满腹才华。
经过一年的相互了解,我们志同道合,彼此相爱,后经
由上级领导批准,在1951年的新年假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51年冬,由于地方政府的需要,经上级请示叶剑英批
准决定陈李中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我们一起离开部队,为
国家的建设,转战南北,共踏人间的崎岖垣平。我与他相
互扶持四十余年,走过光荣而不平凡的人生。
编者于2009年
(根据陈李中夫人叶浓生前口述整理)
我为祖国献石油
—一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回顾
*陈李中
按:今年是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在这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英雄的大庆人书写着新中国石油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的辉煌历史,书写着推动我国石油工业持续稳健发展的强
大精神动力一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光辉篇章。在我们喜
迎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在大庆油田发现、开
发、建设岁月单的老一辈石油人,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雄心壮志抒写的一幕幕感人场景,体
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形成,对于推动综合性国际能源公
司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刊在这里刊登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
会战,曾任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及大庆工委成员、大庆会
战指挥部副指挥,后任石油部基建司司长,中国南海石油联
合服务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陈李中同志的回忆文章摘
编,大庆会战初期,陈李中同志(中)在生产一线指导工作。
以更好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爱国、创业、求实、
奉献”的情怀,唱响“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主旋律,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以推动集团公司科学发展上水平的实际成效迎
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1954年底,我接到上级转来的电报通知、调到工业战线
燃料部石油总局西北地质局工作,参加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从此开始了我的石油工作生涯。在
经历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扩建改建抚顺人造
石油基地工程建设后,1960年2月,在时为西北输油工程筹
建处(后改为石油部第一工程局,我任工程局局长)工作的
我,正在新疆独山子检查施工的准备工作,忽然接到电报要
我赴到东北哈尔滨参加部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我日夜兼
程赶到了哈尔滨黑龙江省委招待所,出席石油部为松辽地区
石油会战而召开的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由此开始了我参加
大庆油田会战的经历。
(一)
会议期间了解到,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
了石油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
部署问题的报告》,并以文件形式批转有关地区和部门。第
二天即2月21日,石油部党组就召开了组织大庆会战的第一
次筹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
院、校的主要领导。
康世恩副部长主持会议,首先告诉大家中共中央批准在
松辽地区开展石油大会战的好消息。他说:从1955年起,地
质部的勘探部门就在黑龙江省肇州县的大同镇一带作了地
球物理勘探,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钻了几口井,其中一口
每日产油量达到22吨以上,并在松辽大同镇、葡萄花、高台
子一带,找到了几个含油构造,且有成片趋势,在松辽平原
很有可能找到一个很好很大的油田。他接着宣布了部党组关
于组织松辽石油会战的决定。余秋里部长宣布:松辽石油会
战在石油部党组直接领导下,成立会战领导小组,康世恩兼
任组长,唐克、吴星峰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部机关参
加会战的司局长和各油田领导组成,有张文彬、焦力人、李
荆和等16人,我也是成员之一。会议决定以玉门、新疆油田
队伍为主,先上葡萄花一带,扩大勘探成果,准备进行开发
试生产;指示我局暂停建设新疆至兰州炼油厂的长距离输油
管线,集中力量参加松辽石油会战,重点先搞葡萄花小炼厂
建设,解决勘探自用油的问题,还要负责有关建筑施工任务,
为确保钻井先头部队和后面的大队人马迅速上阵做好充分
准备。
会议从哈尔滨一直开到松辽平原的大同镇,虽说一路飞
雪迎送,风尘仆仆,但大家情绪高涨,心里暖乎乎的。我们
参观了大同镇的松基三井,葡萄花、高台子等钻井现场,听
取了专家们关于勘探形势的报告,决定明确了各局包干的地
区及分别组织上钻的时间安排。
在忙碌中迎来1960年的新春,会战前线不断传来喜讯,
杏树岗66#井发现高产油流,油田面积向北扩展,勘探会战
重点由葡萄花转移到北部萨尔图。会战催人急,为了将在西
北千里管线工地的队伍尽快顺利地掉头回师东北,我们局党
委及时召开各级干部及职工群众的动员大会,组织调遣人
员、装备转移阵地,按时到达会战地点接受新任务。
3月25日,石油部在哈尔滨召开了大庆会战的第二次筹
备会议,余秋里宣布:为了加强党对会战的领导,成立松辽
石油会战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
雷震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工委办事机构、部机关各司局和原
松辽局机关等,要于4月8日前到达前线安达县办公。自古兵
家作战,都是军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大庆会战的急迫,若按
常规做好一切准备再动,那么我们最少要耽误数月甚至半年
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采出石油,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摆脱贫
油的状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在石油部党组的领
导下和地方各级党政组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千军万
马齐上阵,打响了一场特殊的会战。
(二)
3月下旬,我带队抵达萨尔图,先住在红色草原农场。
我和三公司陈仲有经理指挥队伍,配合首批上来的钻井队解
决他们的居住难题。随后,各路参战队伍蜂拥而来,各类生
产装备、生活物品,不分日夜调集前来,造成安置居住、运
输装卸困难重重,但都被一一克服,会战在忙乱中快步走上
轨道。
萨尔图正处于哈齐铁路边上,是个只有百八十户人家的
小镇,距安达县城四五十公里,周围是一片茫茫大草原,这
里土地黑黝黝非常肥沃,草质良好,适合牧养奶牛羊,国家
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草原农场,安达县还建有奶粉
加工厂。这里无霜期很短,冬季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40
度,当天气转暖,土地化冻时,道路就会翻浆泥泞。如遇阴
雨,交通工具很难行走,有时拖拉机陷入泥泞开都开不出来。
在农场的草原上,星星点点的有一些土房、窝棚、地窖子(地
窖)、草场、牛棚和猪舍,上来的队伍把这些简陋的地方都
住满了,再不够就搭帐篷,建简易木板房。荒原的春天仍是
天寒地冻,冰冷刺骨,住地又缺乏取暖设备,连做饭也成了
问题,有时大家就啃冷窝头,喝冰冷的水。一个小小的萨尔
图火车站,短期内大量的会战物资堆积如山。钻管套管压住
了砖瓦沙石,材料物资又压着钻管,加上大型钻机、特种作
业车辆等,能在短期内卸运并迅速安顿好,的确是一个奇迹。
全国各地几万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集中到这个冰天雪
地的荒原,能把他们迅速安顿好并开展工作,这又是一个奇
迹。
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和吴星峰、唐克等领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