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下之路.2

　拍卖上午10点钟在坎布里奇法庭前开张。尽管拍卖者饶费口舌，可对于女人和小孩，仍然没人光顾。

　“先生，这种货销路大减，”拍卖人放下不断敲打的小锤对汤普森说，

　“你看得出来，全劳动力卖光了，这些小零小碎眼下卖不起价，再说，贝利老婆子上了年纪，又不会做厨娘，除了能补补鱼网，就只会吃饭。孩子就更甭说了。我劝你别讨价还价，把他们分零处理给黑人贩子。不过，下午还可以再试试。”

　拍卖人溜进了小酒馆，那儿有大生意要做，一些精通市价行情的人在等他。他们惯于一边大杯地灌下烈性威士忌，一边扯生意经。博士也钻进了一家餐馆；遭拍卖的黑人则带进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看守正要锁上囚室，忽然一个上了点年纪、外表庄重的黑人走上来，深深鞠躬之后，呈上一封信。

　“见鬼！”看守把一大串钥匙弄得丁当响，很不耐烦地拖着声音说，“什么信？你是谁？”

　“拍卖人亨德比老爷的信，”来人回答说，“我是他的听差。”

　看守打个呵欠，打开信瞧了瞧。信中写道：拍卖人在酒馆中已找到买主，“由我的仆从明戈将老贝利及其孩子们带至拍卖场”，亨德比先生的签名有些模糊不清，可是看守忙着回家吃午饭，没时间仔细辨认。他微微点点头，向囚室喊道：

　“喂，孬种老婆子贝利，出来，有主儿啦！”

　贝利婶婶嚎啕大哭起来，她和孩子们一个个从看守身边走过，怯生生地望着明戈，跟着他走上大街。

　“是你？比尔！”她双手压住脑门，惊叫道，“你怎么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别吱声！”比尔把信封高高举在头上，装作怒冲冲的样子：“别吱声，跟我走！”

　中午，大家都在家里吃午饭，坎布里奇的大街上空荡荡的，连港湾的喧嚣也沉寂下来。

　贝利婶婶紧跟在比尔身后。比尔一本正经地持着信封，若无其事地大步往前走。

　“你想卖掉我们吗，比尔？”贝利婶婶唉声叹气道，可是比尔没理睬她。

　在一道白色栅栏便门旁边，他们忽然停了步。比尔猛地拉住妻子和女儿，一下子钻了进去，就像钻进一个洞里。

　“跟我来，快上阁楼！”他低声说，“这儿是圣马克-阿朗的家，信就是他写的。”

　“上帝保佑他！”贝利婶婶吐了一口长气。

　“还得保佑摩西……是摩西从费城给圣马克-阿朗写信出的主意，把该做的事一一给他讲清了。快点，老婆子，院子里不能久留。圣马克-阿朗是混血人，人家会搜到这儿来……”

　圣马克-阿朗并不是地下铁道的经理，他虽是混血人，在城里却颇受人们尊敬。但种植园主将他视为黑人，他的家难保不遭搜查和攻击。可是在坎布里奇，占市民大多数的船员、船长、渔民和轮机手，却把他当作一名“正直的牧师”。有时，他私下帮助他的黑人亲属，但总是不让他们久留在自己家中，也不亲自会见逃亡者。

　一个老黑人杂工——他就像照相底片似的，黑脸膛、白眉毛——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喝的。

　“晚上你们坐篷车出发，”他说，“比尔大叔，记清楚，你要去找黄色和蓝色的两种火光，只同那些对你说‘朋友中的朋友’这句话的人搭腔。你将去巴尔的摩市。”

　“以后呢？”比尔担心地问。

　“我可就不知道了。到时候有人会指引你们。要是上帝保佑，你会万事顺心。”

　说完他便走了。贝利大婶却呜呜地哭起来：

　“比尔啊，我们要去哪儿呀？我们可是庶民百姓啊，斗大的字也不识啊。我们犯不着遭人家骗，遭人家卖呀……”

　“黄的和蓝的……”比尔沉吟道，“我要不在海湾里找到它们，让我这双老眼瞎掉！陆地上是不点彩灯的。哪儿有水，我就在哪儿找个遍……‘朋友中的朋友’……黄的和蓝的……”

　傍晚，那个黑人带他们穿过菜园，来到另一个院子。那儿有一辆篷车，车夫是白人。他把贝利一家淡淡地扫了一眼，爬上驾驶座。几名逃奴便睡在大车车板上，盖上被子，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比尔在车上听见过路人的交谈声，来往马车的辚辚声。有人问道：

　“吉尔，回家吗？”

　“是啊！”车夫应道，“这倒霉的坎布里奇，又没啤酒喝，又没处喂马。”

　“买东西了吗？”

　“什么也没买，买不起呀！”

　回答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里除了卖黑人，好像什么也不卖。我们拿黑人干吗呀！我好不容易买了套新马具，兜里一个子儿也不剩了。回头见！”

　过了半小时，比尔又听见一阵谈话声，他顿时惶恐不安起来：

　“喂，老兄，路上可看见黑人逃犯吗？”

　“没见哪。”车夫回答得若无其事。

　“拍卖场上逃掉了整整一家子！”

　“不知道，”车夫懒洋洋地说，“我不干这行道。天黑前我得赶回家。你瞧，在你们坎布里奇连马也没处喂。”

　“回去吧，老兄，”那人讥诮地说，“天黑之前或许能赶到。我看你心中只装着自己的马。”

　“呸！流氓！”车夫骂道，抽了个响鞭。

　过了两小时，他打开大车的帷幔，仍旧用漫不经心的语调，向黑咕隆咚的车厢里喊道：

　“伙计们，到了，出来吧！”

　贝利一家爬下大车。这车停在海岸上一丛树林边。远处，海浪有节奏地拍击海岸，像在低声长叹。海水散发着盐和碘的气息。比尔高兴得深深吸了一口空气，感到很亲切。

　“圣马克-阿朗要你们把舢舨找到，”车夫说，“舢舨就在这附近，好像还有帆。我的事现在算是完了。”

　“谢谢您，白人老爷，”比尔说，“您真帮了我们的大忙，主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圣马克-阿朗会奖赏我，”车主胸有成竹地说，“他要付给我一笔大价钱：送走一个成年人15美元，小孩4美元，另有5美元定金。让坎布里奇那班道貌岸然的家伙去嘲笑我吉尔干上了这桩亏本交易吧！要是我送你们去拘留所，他们付给我的钱，准不会超过20美元。你看这些个惟利是图的人算是什么东西！……得了，去找舢舨吧！亲爱的，感谢上帝，你们遇到了我吉尔·古德曼。”

　他啪地抽了一下鞭儿，回去了。

　“要是给他加上18美元，说不准他会带捕奴人来跟踪我们，”比尔嘀咕道，“你看他多会算细账！”

　说罢，便找舢舨去了。

　舢舨停靠在小海湾里，船尾搁在沙滩上。比尔估摸着船上有人，但船里却空荡荡的。妻子帮着他把孩子抱上船，然后他把舢舨推到水中。

　“黄的和蓝的，”他边使篱竿，边叨念道。“我们就试试吧，试试吧……老婆子，去掌帆！”

　愈是深入水天微茫的地方，采牡蛎的比尔愈觉得浑身是劲。仿佛他不是40多岁的人，而是20岁的小伙子。在这寒星闪烁的冬夜，只要他能够确知他的去向，那么，呼吸着这海上略带咸味的空气，他会感到很幸福的。可是没有人给他指出路标和航向。他壮着胆子绕过了一座座峭壁和半岛，穿过海角，沿着海岸前进。切萨皮克湾东岸海域分布着许多凹地、浅滩和小岛。虽是夜里，海面也不平静：绿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灯笼不住地闪烁晃动，丁丁当当的铃声从远处传来，还听见船上不断发出的指挥号令。几十条帆船、拖驳和舢舨逆流而上驶往波托马克河口，或陆续顺流而下，驶入大海。

　一艘灯火辉煌的大轮船，轮叶哗哗地推着海水，驶过来了。它的灯光映照着比尔，值班水手长双手卷成喇叭筒向他厉声呵叱道：

　“喂，舢舨！干吗不点灯？黑人，运的什么？”

　“劈柴，长官老爷。”比尔应道。

　“船上没白人吗？”

　“船长老爷他睡着了。”

　“你们这船长是喝醉了怎么的？留下个糊涂黑人来把舵！让远些！”

　比尔很机灵地让开了。一股油烟味儿扑过来，小舢舨在一片巨浪中颠簸。岸上突然有几点灯火在闪动。

　“比尔，你看，那不是黄色和蓝色的灯光吗！”贝利婶婶对他说。

　“不，那是依斯顿城里的灯火，”比尔回答说，“我们离岸远些吧，要不碰上了渔民，他们会大惊小怪。上帝保佑，抓我们的人还没想到该往海湾里派一支巡逻队。”

　“因为我们在海湾里走投无路，四周全是奴隶主的天下。我们该到哪儿去呢，比尔？天都快亮了。……”

　东边那些小岛上空，确实出现了鱼肚白。

　“白天我们的处境更糟，”比尔想了想说，“人家会到处寻找舢舨。”

　夫妻俩冷得骨头发凉。孩子们裹着麻袋睡去了。黎明前显得分外寒冷，水面上升起一层雾气。左岸的轮廓遥遥可辨：海湾伸进波托马克河，变得窄小了；它的西面是安纳波利斯，北面就是巴尔的摩市……

　“让我们乘着舢舨到海上来，这是谁的主意？是圣马克-阿朗和他的手下吗？说不准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摩西在信中把一切都写明白了吗？他们把信看错没有？”

　不知是寒冷还是紧张，贝利婶婶不断地嗑着牙，唠唠叨叨地数落。

　“我怎么知道，老婆子，”比尔回答说，“我只知道天一亮我们就靠上右岸，再往北走。说不准有自由黑人或农场主来帮我们。我听说北方各县很反对男人和妻儿老小不能团聚。”

　“白人真是大慈大悲呀！”贝利婶婶嘲讽地说，“不，最好把舢舨沉入海底！”

　天亮了，河岸的景物透过灰蒙蒙的雾霭看得清清楚楚。一条帆船从上游驶来，领航员在操纵舵轮，船顶上酣睡着一只狗。

　是把船沉入水底，还是回到坎布里奇的法院前，在拍卖人兜揽生意的小锤声里任人拍卖？“诸位士绅！请注意我这货的质量：这黑女人捕鱼采牡蛎可是行家，两个小孩是游水好手又不怕冷，可以看守船只。这是马里兰出产的良种黑人！三个一千块？谁肯添点……”

　这时，比尔猛然发现了两个灯光——黄色的和蓝色的。不过它们不在右岸，而在左岸。

　比尔没有声张。他使劲一打舵，舢舨便在水面画了个半圆，一侧船舷几乎倾齐水面。小船一头扎进了沙底。

　没过几分钟，贝利一家已经站在一辆篷车边了。驾车座上点着两盏灯。一个硕大无朋的胖女人坐在两灯中间，双手合在肚子上睡着了，鼾声响彻了整个河岸。

　“哎，”比尔彬彬有礼地说，“太太，请允许我问一声……”

　女人睁开一双猫头鹰似的圆眼睛注视着他。

　“你是谁？”

　“我……嗯……是个黑人。”

　“这在夜里我也能看出来，”女人说，“别怕，只要你是朋友中的朋友。”

　“好极了，太太！”比尔兴高采烈地脱口喊道，“我是多切斯特县的比尔·贝利，我是朋友中的朋友！”

　“别这样拼命喊叫，”女人灵巧地跳下车来，说，“上帝保佑你，我在这儿等你两天两夜了！”

　比尔往四下一看，林间的草地上有几匹马。

　“你们三人到车上去，”女人命令道，“小女孩藏在我披肩下。比尔·贝利，你来，帮我套套马。别再称我‘太太’了，我祖父也是黑人，奶奶是印第安人。”

　别看这混血女人胖得像个圆球，原来却相当灵巧。比尔与其说是在给她帮忙，倒不如说反使她碍手碍脚。马套好了，灯吹灭了，篷车开始在公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进。他们在篷车上找到几块洋芋和葱头，这便成了贝利一家自离开圣马克-阿朗家以来的第一顿早饭。不过，没到下一个“车站”是无水可喝的。贝利婶婶渴得直舔干枯的嘴唇，比尔直吞口水，而两个孩子却比谁都更能忍耐，他们什么也不吵着要。只是睁大惊异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比起他们那建在木桩上的小房子来，可真算得是大千世界了！

　入夜，大车在圆石马路上轰隆响着，最后在巴尔的摩城外一座砖墙宅院里停下。比尔最先爬下车，头一个扑倒在一位包花头巾的宽肩膀矮壮妇女身上：

　“海特！”他喊了一声。

　“朋友中的朋友！”只听见哈丽特·塔布曼的声音回答说。

　贝利全家通过一条极不平凡的途径——把他们作为“急运货物”装进货车，从铁路离开了巴尔的摩市。

　比尔和他的妻子不得不钻进塞满锯末的芦席包，外面用绳子缝起来。芦席包上打着标记：“费城，黎巴嫩中学校收。小心轻放！”

　芦席包搬运得十分小心，可是搬运工却把比尔脚朝天倒放起来，他只得咬紧牙关忍耐了一刻钟。直到他听见响起汽笛声，感到车厢在铁轨上开始移动，才用刀子割断绳索，在半明半暗的车厢中爬出芦席包。就像沉入了海底，他的嘴一张一合，深深地吸了好几分钟气。

　令人赞叹的是，他一次也不呻吟，连气也没叹一声。待他恢复过来，又把妻子和孩子一一解救出来。最后才摸摸颈椎骨，看是不是还正常，贝利婶婶焦急不安地望着他。

　“没关系，”比尔说，“不过下次应当在芦席包上注明‘请勿倒置’。”

　在切斯特车站，哈丽特上了车，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待大家吃罢饭，她又让比尔一家各自钻进自己的芦席包，然后从外面把他们一一缝起来。

　“他们不会抓你吗？”比尔在芦席包里问。

　“没那么容易，比尔伯伯，”哈丽特笑盈盈地回答，“我有一份在‘逃亡黑人侦缉局’服务的证明。”

　采牡蛎的比尔大惑不解，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别担心，”哈丽特说，“这份证明是威廉·斯蒂尔写的，他是费城地下铁道的站长。”

　“有了这证明，他们就不能抓你了吗？”

　“不能这么说。不过我们不冒险就寸步难行。万不得已的时候，警戒委员会就会来给我帮忙。”

　“‘警戒委员会’？”比尔喃喃地说，“‘车站站长’？……我可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名称。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哪？他们都是守教规的圣徒吗？”

　“不啊，比尔伯伯。他们全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只不过他们不愿坐等摩西降临，他们自个儿行动。”

　“行动？”贝利从她的芦席包里发出一声赞叹，“这就是打仗啊！”

　哈丽特陷入了沉思。

　“打仗？也许是打仗，不过这只是小打小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谁？”

　“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逃亡的混血种奴隶。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黑人的真实处境。关于他，三言两语说不完。”

　“揭露真实处境？他这么作，不会被抓去坐牢吗？”

　“要是一个人受到千百万人的真心爱戴，要抓他坐牢就不那么容易了。”哈丽特非常肯定地说。

　火车的汽笛一声长鸣，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哈丽特出去了，车厢门也砰一声关上了。

　列车飞驰着，车轮在钢轨接缝上发出轰隆轰隆的撞击声。随着这有节奏的声响，比尔反复叨念着：

　“‘道格拉斯’，‘千百万人’，‘委员会’，‘斯蒂尔’……”

　在费城，他果真见到了斯蒂尔。

　“黎巴嫩中学”的校舍，是一幢最寻常不过的二层楼房，楼房前面有一座小花园。在二楼的一间空空如也的屋子里，一位戴眼镜的黑人坐在一张普通书桌前。他体格枯槁，脑袋却长得很大。他面前摆着一本记载每日事务的记事簿。

　威廉·斯蒂尔写道：

　“成千上万的逃亡者，阔别亲人，备受茕茕之苦；他们不断找寻离散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名实姓。而结局终归茫然。这一切令我痛心疾首。我深知作这类记载的全部危险，而且不敢幻想能活到铲除奴隶制和我的日记得以出版的那一天，但我仍以能将它们写出来而深感满足。”

　在“黎巴嫩中学”的空房间里，挤满了走投无路的逃奴。他们受尽了折磨，饥肠辘辘。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妻孥相随，刚到达这里时，有些人负着伤，有些人病病歪歪，有些人精疲力竭。他们倒在斯蒂尔跟前，几小时不能动弹，偶尔能呻吟着回答几句问话。不少人希望得到武器，有些人则只求塞饱肚子，找到一席安身之地，能休息休息。有的逃奴顾虑重重，不愿回答有关他们过去的问题。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满怀着希望。

　从国内战争爆发前几年开始，斯蒂尔就已顾不上去详细记录逃奴们的情况，他一般只是在夜阑人静时，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在发出例行的“列车”之前，简单地写上几句：

　“4位马里兰旅客，由摩西送至”，“4位该地旅客又由摩西引出”，“摩西近赴马里兰，运出6人”……

　深夜时分，站长把记事簿带到一片墓地来，藏在一座古老的墓穴中。这儿葬着费城一家老居民的三代死者。斯蒂尔这本笔记最终在1872年出版。

　在斯蒂尔的记事簿里，这次又添上了新的内容：

　“比尔·贝利，42岁，马里兰州人，随摩西自巴尔的摩到达，偕妻及二子。仍随摩西赴加拿大。发鞋4双，美金20元。”

　对这几位刚到来的逃奴，斯蒂尔没有作任何询问，便作完了记载。随后，他合上簿子，望着这位采牡蛎的比尔，笑容满面地说：

　“呵，比尔大伯，你们值汤普森博士1300美元，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

　比尔瞪着斯蒂尔，大吃一惊：

　“怎么……你打哪儿知道我叫比尔？”

　“根据报上的描绘啊，”站长和颜悦色地说，“瞧，这报上写着你的所有特征。你是多切斯特县采牡蛎的比尔，汤普森正出1300美元赏格抓你呢。”

　“天哪！”比尔长叹一声，拍了一下膝盖说，“要是他们照报上写的认出了我，我可就完蛋啦！”

　“比尔大伯，你大概估计得太悲观了吧？……”

　“就把我留在这城里算了，要不，别人还会为了我受到株连。”

　“啊，不，”斯蒂尔摘下眼镜，心平气和地慢声说，“你同哈丽特·塔布曼到加拿大去，她从没把旅客丢失过。现在给你20元，新鞋哈丽特会发给你们。”

　贝利一家从费城出发了。这次虽然还是搭乘行李车，不过不再装在袋子里了。哈丽特在纽约车站把它们安置在货车上。铁路员工对这类事早就习以为常：有些自由黑人为了省钱常搭货车。从栅栏外“黑人进出口”上客车，既不舒服，价钱又贵。那份“逃亡黑人侦缉局”的证明，哈丽特仅在列车驶进罗切斯特时用过一次。

　两个戴宽边帽的年轻人，由警察陪着进了车厢。

　“这儿运的什么畜生？”其中一个打开车门问道，“现在黑鬼们来来去去尽坐火车……喂，你们是逃奴吗？你们以为加拿大很近吗？可监狱离你们更近呢！”

　“一点没错，全是逃奴，”哈丽特很冷静地说，“我抓到的。”

　“你抓到的？你自己就是逃奴吧！”

　哈丽特不动声色，当面刷地打开了证件。

　“啊，原来是这样，”捕奴人惊诧莫名，“局里把你们也征来服务？”

　“这有什么，”他的同伴低声说，“希金斯，你要懂得，这样做其实不傻，甚至很巧妙。你一点也不理解，活见鬼……你抓的人知道要送他们往哪儿去吗？”

　“这是我的事情，”哈丽特回答说。

　捕奴人哈哈大笑一阵，然后走了。

　列车制动员沉着面孔看了看哈丽特，嘀咕道：

　“你是在出卖自己人吗，大婶？”

　“不，”哈丽特说，“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瞧着吧，大婶，要揍你一顿才好呢！我们北方可不喜欢你这种人。”

　“不用担心，”哈丽特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厢门。

　“上帝保佑！”比尔在哈丽特身后长长叹了口气，“这个捕奴人没把你认出来。”

　“车厢里光线很暗，比尔，”哈丽特回答道，“要是他的脑袋灵动一些，我们可就麻烦多了。不过我认识一些随时准备搏斗的人，他们甚至能同警察决一雌雄。道格拉斯就在这儿呢。”

　随着车厢的震动，比尔的身子左右摇晃着，他打起盹来。

　过了几小时，哈丽特唤醒了他。哈丽特微微打开车门，一种浑重而有节奏的轰响传入耳膜。起初比尔以为这是雷声，可哪儿有这么绵长不绝的雷声呢？

　“比尔，你自由了！”哈丽特高声叫道，“你已经越过了国界！”

　比尔蹒跚地走到车门边，透过门缝，他面前是一片朗朗的蓝天，一条大河绕过林木葱茏的小岛飞泻而下。远处，两道巨大的水墙几乎成直角相交，发出隆隆的响声，一条高大的水柱像一团雾气似的往上升腾，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彩虹。

　“这是尼亚加拉，”哈丽特高声介绍说，“是大瀑布。我们已经到了加拿大，比尔，你听见吗？”

　比尔什么也没回答，他仍然蹒跚地离开车门，往麻袋上一坐，晃悠着身子，唱起来：

　摩西下界，拯救我们，

　快快隆临，埃及土地……

　在这阴森森的车厢里，他的歌声伴着缓冲器哗啦哗啦的噪音和瀑布的咆哮，听起来真是奇怪。比尔越唱越响，仿佛他的歌声发自轰鸣澎湃的河水。

　傍晚，比尔·贝利一家在圣凯瑟琳斯一个小村落里下了车。这儿的临时木棚和土窖里，住着一大群从“自由之邦”逃来的黑人。

　这里的人都认识哈丽特·塔布曼，正是她把头一批人带到这里，帮助他们度过了头一个艰难的冬天。她一次又一次从外地回来，每次都带来一批批新的旅客。

　“比尔，你瞧呢，”她说，“你的女儿简也跑来啦！不过，亲爱的旅客们，请不要大嚷大叫！”

　4. “死兔子”

　哈丽特不喜欢纽约。她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到大城市却感到害怕。在这儿，街上有熙来攘往的人群，数不清的马蹄不断发出得得的声音。生意人高声招徕顾客。夜里灯火通明，连月亮也黯然失色。除了自己的事情，人们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这里真可怕，”哈丽特揉揉被叫卖小贩撞疼的肩头，心里想道，“森林里比这儿好多了，可以随时爬到树上去。可这儿呢，人家踩了你，连喊叫也来不及……这就是北方，这就是那些扬基！”

　巨大的港湾里桅樯林立。装有避雷针的五层楼房，像一座座巨大的堡垒耸立在二三层的楼宇之间。公共马车挤得水泄不通，在方砖马路上发出无休无止的轰轰声，震耳欲聋。十字路口，黑人穿着雪白的衬衫，专心致志地为白人擦皮鞋，直擦得皮鞋闪闪发亮。时装店里，金字招牌耀眼夺目，女店主打扮得花枝招展，忙得不亦乐乎。任何人都能到武器行随心所欲地买到各种新式长短枪械。阔佬们在餐馆里用麦管吸着什么饮料，付十个生丁点燃一支雪茄烟。还有装苹果和梨的小车。一些青年身上挂着广告牌，宣传最新式“奥蒂斯”升降机、安全大头针和专利药品。商贾们巧舌如簧，自卖自夸。大胡子绅士头戴高筒帽，在人流中挤来挤去……这琳琅满目的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一条小街上，站满了甲虫似的人群，这儿每隔十至十五分钟就要报一次股票行市。短短几小时内，那些戴高筒帽的绅士忽儿一本万利，忽儿倾家荡产，忽儿兴奋地清点钞票，忽儿绝望地挥着冷汗……

　看看这疯狂的城市在暴雨中是什么样子吧！闪电撕碎了乌云，倾盆大雨注入街道，而生活却没有一刻的停息。人们没命地奔跑，公共马车顶上张满了湿漉漉的雨伞。叼烟斗的魁梧海员、包彩色缠头的西印黑人、戴蓝色大毡帽的作坊工匠、手上刺满纹饰的码头工人、牵着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意大利乐师……所有这些人，都从哈丽特身边匆匆走过。

　这边，停着一辆广告车，车上是“拯救灵魂法”的大幅招贴；那边，宣道者挥着雨伞，正鼓吹善男信女们“竭力捐助”——向一只蓝色捐款匣里投进五个生丁，以免除身后遭受地狱之苦。雷雨过去了，夕阳把千家万户屋顶上的碎玻璃燃得耀眼夺目，可这一切纽约人却一点也没察觉。

　不啊，这儿不是南方，不是南方那静谧的原野、森林、茅舍和种植园的庭院，这是一座咕咕沸腾、行将爆炸的大锅炉，这是一座烟熏火燎、其大无比的锻造场，人们在这儿顽强地锻铸着财富、荣誉、成就和未来。这是一台火车头，它以每小时20英里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铁轨上隆隆飞奔……

　亨利·温多维不许别人偷懒，他自己也从不躲避工作。他出身“庶民百姓”，深知劳动的意义。每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纽约每日邮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他不穿常礼服，只穿背心和衬衫，卷着袖子在印刷机间穿来穿去。一支铅笔夹在耳朵边，一块绿色帽毡盖在眼睛上。每个职员都可直呼他为“老板”，有权找他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他讨厌毫无意义的饶舌。如果某人想提出某种有道理的改进式发明，那亨利·温多维就肯为您效劳；要是某人只喜欢吹牛或泄露商行的机密，那么，这家伙就会遭到解雇，去自奔前程。一分钟就是一美元哪！

　温多维手下有许多工作人员。不能说他是个悭吝鬼，这不对。对一个埋头苦干的工人，哪怕多付些工钱也值。要是工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也别去向他索要，他不能容忍贪得无厌的人，他会因别人的奢望而大动肝火。

　《纽约每日邮报》自有一套明确的原则：第一版总是醒目地刊印着经常性的题字：“自由、劳动、节制、繁荣”。

　事业就是事业，原则就是原则。排字间的工人对二楼铁梯上传来的大声争执，早就习以为常：

　“就是500美元，我们也不接受，太太！我们的报纸立有明确的原则，不刊登追捕黑人逃奴的广告。”

　“我们不会在钱上面讨价还价，温多维先生，”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女人柔声反驳道，“不过我的丈夫巴林顿先生认为，白人应该互相帮助。这个黑女人一定得找到，她正在纽约，这事牵涉到一个白人的荣誉……”

　“请原谅，太太！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为抓住哈丽特·塔布曼，你难道肯花20000美元不成？”

　“为保障她的安全，我还应允了7000美元呢。我不愿同普通捕奴人打交道，他们身上臭气熏天。”

　“我再次请您原谅，您可以另找一家报纸，对面还有一家报纸编辑部。”

　“不过，我觉得，正是你们这家报纸……”

　“啊，太太，我明白。正是我们这家报纸在读者中颇有声誉。只要我温多维让缉拿女逃奴的广告见报，明天整个纽约都会搜索这个塔布曼了！太太，不行！原则终归是原则。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一分钟要值一美元哪！请向巴林顿先生致敬！对不起，太太！”

　怒气冲冲的杰西登登地跑下楼来，砰一声关上门，走了。温多维俯在栏杆上，向排字工长喊道：

　“英森，在第四版用粗体字排上‘本报恕不登载追缉逃亡黑人的广告’。安排在下二栏，套黑线，要粗些。字母间留空，要搞得醒目！”

　“版面已经很挤了，先生！”英森把眼镜推到头上，生气地回答说。

　“抽掉巴黎时装栏！”

　温多维走了，英森来到排字间。

　“要抽掉巴黎时装栏，”他对拿着排字手盘在铅字盘前忙忙碌碌的一长列人说。

　“干吗要抽掉？”排字工沃什·弗林停下活儿，用汗涔涔的手擦着扑满铅粉的鼻子，不解地问。

　“加一条有关逃亡黑人的声明。”

　“怎么老是黑人黑人的！”沃什光火了，“与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纽约工人有关的事，只字不提。我们的日子可并不比黑人好过！我可瞧不起黑人。”

　“拿起枪到堪萨斯州去不好吗”瘦高个儿的贝茨说，“我们到那儿去吧，沃什？”

　① 1854-1858年间，在美国南方的堪萨斯州，农奴主同反对农奴制的北方农场主发生武装冲突，北方人取得胜利。堪萨斯州遂于1861年宣布为自由州。

　“你到那儿去会有什么事干呢，朋友？”英森问。

　“为自由的土地战斗啊，英森！”

　“这会付给你多少报酬？”

　“我会得到土地，英森。”

　英森把眼镜放到鼻梁上，鄙夷地打个唿哨：

　“你配当什么农场主！”

　“别担心，英森！要是我得到150英亩沃土，决不会手足无措。——你看看这儿是什么空气！”

　英森喘了口气，说确切点，是费劲地伸了个懒腰，呼出一口郁闷的、杂有浓烈铅味的浊气。

　“你说得对，”他心情沉重地说，“在这儿，我们迟早要短命的。不过，温多维付给我们工钱。唉，可真是活见鬼，偏偏他付的工钱比纽约任何一家印刷厂都多。何况他很重视老工人。”

　英森走了。沃什·弗林搔了一阵鼻子，对贝茨说：

　“到堪萨斯州去，是吗？替黑鬼们打仗，是吗？分到150英亩土地，是吗？找到那个黑女人，得20000块赏钱，多得意，是吗？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对不对，贝茨？”

　“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沃什？”贝茨反问道。

　“你这把生锈的英国军刀！你要明白，黑人解放了，老板就会把我们的工资削减一半！这不明摆着吗？到那时，成群的黑人宁愿拿半工资干活，哪怕一天只挣10个生丁，只能喝玉米粥，他们也干！”

　“首先，他们目不识丁，当不了排字工。”贝茨反驳道，“再说，你讲这些都是凭空想象，我们这个国家活儿多着呢，够所有人都来干的。第三，我们可以向黑人晓以利害，他们要是同我们协调一致，收入就会多些。最后，我恳求你别把我称作英国军刀什么的……”

　“愿意的话，可以叫你英国布丁，甚至英国苦役犯人。”沃什说，“尽人皆知，你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我却是美国堂堂自由青年，我父亲也同样是美国自由青年。至于我祖父，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祖父一定是英国人，”贝茨不高兴地说，“他也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

　“呸！我倒忘了，你是个社会主义者啊！”

　弗林断然中止了谈话，拿起排字手盘，动手拣字了。

　贝茨确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头靠在排字盘上，出神地站着不动。他回忆起1848年沸腾的伦敦。当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携带着有300多万人签字的请愿书递交国会，要求实行普遍选举法……警察身穿制服，制服上的扣子闪着银光……一匹匹高头大马，摆动着光滑油亮的屁股，冲进在国会前游行的人群……示威群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议论纷纷，要起来反对工厂老板，要向他们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舒适生活宣战，要摆脱劳工们世世代代饥寒交迫的处境……

　温多维俯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喊了一声：

　“英森，把堪萨斯的新闻全排在第一栏！”

　“老板，请原谅，”英森郑重地说，“那么广告往哪儿移？”

　“第二栏，要不干脆抽掉！”

　“不行啊，”英森有些吃惊，“谁会付钱在二栏上登广告！”

　“英森，你可真是头蠢驴！堪萨斯州付的钱，比全纽约的广告费还多。得照新方法办事啊！”

　亨利·温多维对于“新事物”真算得一往情深。他觉得只有“新事物”才能给他带来进项。他脑袋里每天都产生新的念头，他完善了那些能写会画的外勤记者系统，他开始采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将显要人物的谈话全文登在报上。他搞到了废奴主义者、参议员萨姆纳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再加上一大串惹人注目的标题发表出来。诸如《萨姆纳说：“不，我们决不！”》、《廉洁的参议员揭露堪萨斯州的南方屠夫》、《萨姆纳向本报记者预言：美国奴隶制已危若垒卵》……

　午休时，各车间的排字工出来洗手。贝茨来到黑人门卫拉格斯跟前：

　“老头子，怎么啦，”这个英国人问道，“不大舒服吗？”

　“您怎么知道，贝茨先生？”

　“那位太太离开编辑部后，你就心神不定。别这样疑神疑鬼地瞧着我，我是朋友中的朋友。”

　拉格斯连连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那么，朋友，”贝茨继续说，“假如你手头紧，需要帮助的话……”

　“不，先生，我不需要钱。”

　“这么说，你需其他什么帮助了？”

　拉格斯凝视着这位排字工那双灰眼睛发出的炯炯目光。

　“贝茨先生，”他低声说，“确实需要帮助。你能不能收留一个女人，只一天一夜？”

　“一个女人？这还用问，拉格斯！”

　“不，先生，您得认真考虑，她是个黑人哪！”

　“考虑过了，拉格斯！她值20000美元，是吧？”

　拉格斯打了个哆嗦。

　“别见外了，拉格斯，”贝茨说，“我是什么人，打哪里来，你是知道的。今天我听见老板同那太太在谈什么20000美元的事，老板不愿刊登缉拿这个黑人妇女的广告。她不在你那儿，又在谁那儿呢？”

　“要是那些‘死兔子’也这么说……”拉格斯叽咕道。

　“什么‘死兔子’？你是说五角区那些挥拳舞棒的家伙？”

　“对，对，贝茨先生，正是他们！纽约闹市中的匪徒！”

　“他们要抓黑人？”

　“这种地方，只要肯出钱，什么勾当都有人干，先生。”

　“把她带到我家里来吧！”贝茨说。

　“死兔子”可不如贝茨机灵，他们还不认识拉格斯，追捕也迟了些。当天夜里，哈丽特离开了她的临时栖身之所——她确实住在肮脏、狭窄、挤满黑人的高房子里——往贝茨家去了。

　对哈丽特来说，转移住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她一会儿住在这个城市，一会儿住在那个城市。厨房、马厩、草棚里，她都住过。她总是随身带着在加拿大买的一支小手枪，一出门，就把手插在衣袋里，紧紧握住枪柄。

　贝茨住的地方与布鲁克林黑人区那些蜂窝式建筑略有不同。相同的只是，这儿也横牵顺扯着晾小孩衣物的绳子，壁陡的小搂梯上散发出阵阵猫儿身上的气味。贝茨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小孩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哈丽特就睡在地板上，身下垫着一堆英国的旧报纸，头顶上挂着贝茨夫妇年轻时甜蜜的结婚照。

　第二天，有人小心地敲门，贝茨透过锁孔往外瞧了瞧，然后点点头，打开门闩。门半掩着，拉格斯探进头来。

　“我们那儿昨天来了两个，”他悄声说，“把门也砸坏了。”

　“谁？”哈丽特问。

　“两个‘兔子’，都打着花领带，他们一来就大叫大嚷要抓‘逃亡的女黑人’。他们都带着刀子和手枪。”

　“你没开门吗，拉格斯？”贝茨问。

　“没开。我从窗口招呼孩子快叫邻居来，不到十分钟，赶来一大群黑人。

　‘兔子’大吃一惊，就悄悄溜掉了。”

　“他们害怕黑人吗？”哈丽特惊奇地问。

　“假如有300人对你怒目相视，”拉格斯说，“楼梯上又挤满了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你也会不寒而栗。告诉你，他们倒真像……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他们还会回来。”哈丽特说。

　“不，”贝茨答道，“纽约社会上的流氓，不会老到敌人窝里去。他们会想出新的花招，比如，深更半夜在街头搞突然袭击，要不就……”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走着瞧吧！”哈丽特说，“你怎么不进来呀，拉格斯伯伯！”

　“不止我一个人，”拉格斯说，“这儿还有两个呢！”

　“是谁呀？”贝茨疑惑地问。

　拉格斯说：“一个是索琼纳……”他话音未落，门已敞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她身材高得出奇，差不多像个男人。

　她就是索琼纳·特鲁思，人们简称索琼。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她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发表反奴隶制演说的人中，她还是第一个黑人妇女。

　她总是四处奔波。她在公众面前只能露一次面，因为她的每次演说总以斗殴告终。集会一完，她就赶紧坐上大车，由同伴护卫着，到别的城市去。好几次有人企图在僻街陋巷的十字路口暗算她，但她都安然无恙地脱了险。有一次她正在教堂讲演，一伙醉汉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地闯进来，扬言要将“该死的黑鬼”打个腰断骨折，把附近黑人的房舍烧个精光，可索琼纳毫无惧色，一动也没动。

　她用洪钟般的声音，指着这伙流氓厉声斥责道：

　“请看看闯进来的这伙好汉吧！他们喝得烂醉，六个彪形大汉围攻一位老妇！你们有谁同情他们，可以给他们帮忙，去殴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自由的美国人，有谁愿去？绝对没有危险的！”

　有谁愿意呢？人们高呼着“索琼纳万岁！”护送她离开了教堂……

　“哈丽特！”索琼纳说，“有个马里兰来的人要拜访你，我给带来了。他要离开纽约，想同你见见，有些事……请进，请进，亲爱的。”

　一个穿麻布外套、着高腰猎靴的人进来了。猎靴上沾满了泥污。他戴一顶宽边草帽，帽沿压得很低，一时看不到他的面孔。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一副西部牧人打扮——他常到纽约，把长角牛卖给屠宰场。可是，哈丽特凭着锐利的目光，一下子认出了这位来访者；她猛地扑向客人，一把摘下他的草帽：

　“啊，天哪！你可瞒不住我啊！”她兴奋地说，“这不是戴维吗！戴维·金布斯也在纽约呀！”

　“对，他也到这个该死的城市来了，”索琼纳平静地说，“好在他只呆一天一夜。”

　“你来这儿做什么，戴维？”

　“嘘，小声些，海特，”戴维微笑着说，“派我来搞枪支弹药。最近我们的人手增加了，可小伙子们的武器却只有些棍棍棒棒。”

　“你是说……马里兰吗？”

　“不错，海特，我们在山里有一支很大的队伍，全是黑人。”

　“你是司令了？嗬，戴维，我真为你骄傲！”

　“别忙着骄傲，”戴维说，“我不是司令，司令是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