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作者：姚大力
内容简介:
有关司马迁的历史资料其实很少。要想了解司马迁，最好的办法是用心去阅读他的《报任安书》和《史记》；要想真正享受蕴含在《史记》里的古朴雄伟以及它无法言传的美，只有自己从“耳食之人”变成原始文本的阅读者。
目 录
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把过程植入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
外一篇 漫谈读书
谈古论今第一人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被下狱的太史令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好也就是武帝封禅之后的第十年，在蒙古草原的西北山地，两支军队遭遇了。其中一方是西汉将领李陵所率领的五千步兵，而另一方则是汉朝的宿敌——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铁骑。
五千步卒面对三万骑兵，这个仗怎么打？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处于绝对劣势的汉军，居然差一点就击败了人数和装备都远胜于自己的匈奴军队。不幸的是，汉军的虚实被一个投降匈奴的俘虏捅给了本来已打算弃战撤军的单于。这支孤军深入的西汉远征部队最终全军覆没。更让人八辈子都猜不到的是，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司马迁后半生的命运。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西汉自开国以来休养生息七十余年所累积下来的雄厚国力，于元光六年（前129）主动出击匈奴，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匈奴战争的序幕。从那时起到天汉二年，每次主要的军事行动，出动的兵力均不下于一万骑兵。其中有两次著名的远征，更是达到十万骑兵的规模。为什么独独在天汉二年，西汉竟会派出一支人数只有五千，而且全是步兵的军队深入匈奴？
这要从率领这支军队的将军——李陵说起。李陵是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家自李广以下，三世为将，具有令名。李广一生都在与匈奴作战，自称“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曾担任右北平的太守，匈奴畏惧，数岁不敢犯边。“飞将军”的外号就反映了匈奴对这位劲敌的畏惧和尊敬。李广之子李敢，曾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的旗鼓，杀敌甚多。他因此获得关内侯的爵位，是西汉二十等爵位里仅次于通侯的最高级爵号。身为名将之后的李陵被武帝任命为建章宫监，骑射皆精，爱士卒，能得人死力。
天汉二年，武帝决定再次进攻匈奴，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这时李陵正好领兵戍守在李广利大军出发的酒泉、张掖一带。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护卫辎重，但是李陵满心不愿意。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李广利本来与他哥哥李延年同为武帝的乐师。他们的妹妹长得很漂亮，是汉武帝的宠姬。这就是说，李广利和他之前的卫青、霍去病一样，是靠着裙带关系才得到汉武帝的照顾，由以成为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在这之前不久，武帝为帮助李广利建功封侯，曾派他做统帅出征西域的大宛国（首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他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因为不爱惜部下，军队的损失很大。虽然可以借这场胜仗封他一个“海西侯”，但连武帝自己都知道，李广利因此封侯，不足以使天下心服。所以武帝接下来又命令李广利带三万骑兵征讨匈奴的右贤王，并让李陵配合李广利的军事行动。
李陵身为将门之后，自然不屑跟在皇帝的这个平庸无能的大舅子后面走。他向汉武帝要求自为一军，单独行动，以分散、牵制匈奴的兵力。汉武帝大概也察觉到了李陵对李广利的轻视，说：“你不愿意受李广利的节制吗？我派出的军队已经太多，再也没有骑兵可以派给你了！”不料李陵豪迈地回答：“不用骑兵，臣愿率五千步卒直捣单于王庭！”武帝被李陵的壮勇打动，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武帝曾指派另一名将军路博德掩护李陵。路博德也不甘心做李陵的后援，七搞八搞，他后来竟被另外调遣。这样李陵的五千步兵就成了一支深蹈不测之险的孤军！
李陵面对的，是由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单于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便下令对李陵的军队发动进攻。不料这五千汉军异常勇猛，非但打退了匈奴骑兵的冲锋，还乘胜追击，杀敌数千人。单于这才知道遇到了劲敌，连忙益兵至八万骑，围攻李陵。李陵且战且走，慢慢向汉朝边塞撤退。匈奴也紧追不舍，战斗最激烈时一天交战数十回。单于越追越没有信心：八万骑兵打五千步兵，非但拿不下，还搞得自己伤亡惨重；更可疑的是，这支小部队似乎是在把自己往南面引。难道汉军在边塞附近设了埋伏？他是否正在往人家的口袋里钻？单于犹豫起来，打算停止对汉军的追击。
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陵的军中出了一个叛将。大概实在没有再苦战下去的勇气，他投奔到匈奴一边。这一来，单于就完全掌握了李陵的底牌：他既没有后援，而且箭也快用完了。匈奴军队现在毫无后顾之忧，死死咬住李陵不放。汉军的箭全部用尽，斩断车轮的辐条作为武器，连军中的文员都手持短刀上阵搏杀。最后一场鏖战后的夜晚，李陵试图突围失败，部队被完全打散。只有三四百人陆续逃回到汉朝边塞。李陵回想当初的豪言壮语，反观眼下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深感没脸回去见汉武帝，便投降了匈奴。
李陵之降，不但给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造成巨大的悲剧，他的案子还把当时正在宫廷里担任“太史令”官职的司马迁也一起牵连了进去。
李陵兵败前，曾派遣校尉陈步乐向武帝汇报军情。陈步乐说，李陵深得士卒之心，这支远征军士气高昂。那时武帝非常高兴，公卿王侯都争先恐后地赞扬武帝有知人之明，朝中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汉军覆亡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变了一副面孔，纷纷指责李陵。汉武帝为向远方的李陵施加压力，所以把他的老母亲和妻子抓到首都看管起来，欲驱促李陵以死报国。但是不久便获得进一步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他非常失望，变得郁闷寡言，食不知味。群臣见皇帝如此，更加惶恐忧惧，不知所措。
面对这样的情景，一种仗义执言的冲动在司马迁胸中像潮水一样地起伏涨落。他与世代出名将的李家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也不是毫无因缘的陌路人。李广在司马迁最初进入汉武帝的内廷担任郎中时，刚刚离开统领郎中的长官，即郎中令的职位；而接任李广、成为司马迁顶头上司的人，就是李广的儿子李敢。李广之孙李陵又与他同在内朝做侍卫性质的官，可以算半个同事。因此可以说，司马迁一直是在不远处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家子所遭遇的不寻常的命运。对李广被迫自杀、李敢又因冲撞卫青而被霍去病害死，司马迁大概一向怀有不平之心。如今李陵孤军深入，作战到矢尽力竭才被迫投降，而那班贪生怕死、卑鄙势利的“全躯保妻子之臣”就忙着对李陵落井下石。这更使司马迁为李陵感到不公平。他的侠义心肠一定是在激励着他，使他不能对此报以沉默。另一方面，看到皇帝一副“惨怆怛悼”的样子，他也很想为皇帝分忧解愁，来报答武帝提拔他为太史令的知遇之恩。
恰恰在这时候，汉武帝问起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司马迁满心以为这是一个替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并且好好安慰一下武帝本人的良机，所以就把自己郁积多日的话一股脑儿倒将出来了。他对武帝的话，大意是说：李陵平素对同僚“绝甘分少”（无争利之心，取少予多），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兵们都肯用命效死。古代名将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他虽然投降，看他的意图，无非是想寻找适当的时机，报答皇帝对他的恩遇。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再说，他击败匈奴的战功，也足以向天下表白自己奋力报国的心迹了。
如果司马迁只是强调李陵有“国士之风”，他的投降不过是留有用之身以图后报，情况或许还不会像后来发生的那般糟。但是司马迁的心里少了一根弦。为说动武帝，他还在那里竭力赞扬李陵的战功。这就正好触痛了被武帝刻意隐藏着的他的一个心病！
和李陵同时出塞进攻匈奴的，还有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他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歼敌一万余人。但在回来的路上中了埋伏，士卒损失十之六七。就像不久前远征大宛一样，李广利又一次白白辜负了武帝一心一意为他创造的建立辉煌战功的机会。这在武帝内心引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挫折感。在司马迁看来，他赞扬李陵的战功是为了告诉汉武帝，李陵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欠的只有一死；而李陵之所以不死，又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在汉武帝看来，李陵率五千步兵所创的战绩越大，就越显得统领三万骑兵的李广利是何等无能。司马迁这么说，分明是为了打击李广利而有意抬高李陵！进一步去想，这也就是在指责皇帝任人唯亲，用人不当，以至于真正有能力的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给国家带来那么大损失的无能之辈却有过不罚，依然享受高爵厚禄。自己心里有了鬼，就难免变得异常敏感。专制皇帝的喜怒无常，很容易地就直接转化成当事另一方的生死之灾。司马迁被下狱了！他的一伙朋友谁也不敢出来奔走营救，甚至连去探一探监都没有勇气。武帝左右的亲贵更没有谁肯为他讲一句话。廷讯的结果，司马迁被定了一个“诬罔”的罪名。这是在天汉二年岁末前后。
但在定罪之后不久，情况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好转。当汉武帝从满腹的愤怒和猜忌中清醒过来时，他发现司马迁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他甚至对自己在当年的调度失当也有了些许反省。他后悔地说，其实当初应该等到李陵出塞之后，再指派路博德作他的后援。这样，路博德就再也不敢寻找借口拒绝配合，而李陵也就不至于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危局之中了。作为补偿，武帝下令慰劳逃回来的那四百多名李陵所部残军。天汉四年（前97），武帝又出动二十万大军，分几路攻入蒙古草原。其中由公孙敖率领的一支，包括骑兵万人、步卒三万，特别奉命要注意寻找李陵，把他接回到汉朝来。可见司马迁的劝说起了一点作用。关在监狱里的司马迁，以及李陵妻子老母的命运，而今全都取决于公孙敖此行的结果如何了！
不幸的是，公孙敖在草原上吃了败仗，因此也就不可能纵横敌方疆域去寻找李陵。更加不幸的是，他非但没有寻获李陵，反而带回来一个坏消息：据一个匈奴俘虏说，李陵已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以专门对付汉军。后来的消息证明，真正帮助匈奴练兵的人，其实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名叫李绪的汉朝降将。但这已是后话了。由于公孙敖的这个并不确切的情报，汉武帝一年多以来正在逐渐平息下去的怒火，一下子又被吊升到顶点。李陵的母亲和妻子被处死。对早已被判定的司马迁的“诬罔”之罪进行惩处，现在终于也提上议事日程了。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就这样被尖锐地搁置在司马迁面前。
二、艰难的抉择
司马迁的所谓“诬罔”之罪，也就是欺君之罪。这在当时是要被处以腰斩的。不过，那时放在司马迁面前的，还可能有三种选择。
一是拿钱来赎死罪。恰巧就在他的处罚将被执行之前，西汉政府公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就是说，犯了死罪的人，若出钱五十万，便可以按照轻一等的处罚来执刑。所谓轻一等，当时指的是用竹杖责打三百杖。这条法令公布在天汉四年九月。司马迁后来回忆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可见上述法令在他受刑时已经存在了。有人甚至认为，它最初就是针对处罚司马迁而颁布的。五十万钱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西汉的官俸，也就是现在所谓官员工资，是按每年多少石谷子来衡量的。太史令是一个每年六百石的官职，实际支取数则是每月七十石。司马迁是在武帝封禅的第三年，也就是元封三年（前108）被任命为太史令的。从那时直到天汉二年被下狱，司马迁一共做了十年的太史令。他在这十年内的总收入为八千四百石，按当日市价折合铜钱，为一百万八千钱。也就是说，死刑的赎金，相当于司马迁做十年太史令所得全部收入的一半。但是他实际上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是不是有人肯解囊相助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许他们怕的还不是出点钱，而是怕因为帮助了直接得罪皇帝的人而招来横祸。因此用钱来赎死，这条路对司马迁根本不现实。
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宫刑来代替死刑。说到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下，宫刑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对汉朝时候的人，尤其是对汉朝的士大夫，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处罚罪犯的刑法种类，一般称为“五刑”，由轻到重分别是墨刑（把犯罪人的额头皮肤割开，然后在伤口处下墨汁，留下终身擦不去的墨印。又叫“黥刑”）、劓刑（割去鼻子）、刖刑（截腿，或是剥去膝盖上的髌骨，所以又叫“膑刑”，后来稍微减轻一点，改为斩断左趾或右趾，叫“断趾”，断趾之刑在秦代十分流行）；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官即睾丸，女子则幽闭在宫中，终生不得婚配；最后一种便是死刑。死刑的执行方式除斩首外，还有“轘”（音“环”，即用四辆车或五辆车对犯人实施“车裂”，把受刑者的身首四肢活生生地撕扯开来）、椹质（即腰斩）、枭首（处死后将首级挂在高杆上示众）等。可见最初所谓“五刑”，有四项属于身体刑，一项是生命刑；其中没有包括自由刑（就是用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来处置罪犯的徒刑）。徒刑要到秦王朝时期才比较常用。将犯人的头发剃光，男人去筑城墙（包括修筑万里长城），女人用来替官府舂谷子。
五刑里的宫刑，在远古时候，曾经是专门惩治淫乱的一种刑法。所以仁井田陞以为，它最初属于“对应处罚刑”。即罪犯使用身体的什么部位来实施犯罪，就用残毁犯人相应部分肢体的方式来予以惩治。古代印度对偷窃者处以砍手、对在高贵的人面前放屁处以在臀部烫上烙印，也都是“对应处罚刑”。后来，宫刑逐渐地不止于用来惩治淫乱。它被视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又叫“下蚕室”。古人相信受宫刑后的疮口若经风吹，便要感染，导致“破伤风”，所以受刑时以及受刑后的一段时间里，必须呆在像饲养蚕茧的屋子那样温暖而不透风的地方。
大约在司马迁出生之前的近三十年，汉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废止肉刑的明令。但从这以后刑罚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停止使用的仅限于劓刑和斩断脚趾的刑罚；黥刑与宫刑仍然在使用，尽管终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盛行了。宫刑最终被废除，还要等到隋朝前期，那已是在7世纪前后。隋唐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五刑”体系，包括生命刑一等，也就是死刑（分斩、绞两种），自由刑两等，也就是流刑和徒刑，身体刑也有两等，即杖刑和笞刑（分别用木棍和竹板责打臀部）。所以，中国取消施加于肉体的酷刑，要比西欧社会早得多。在那里，火刑、车刑、溺刑、剜目刑、割耳割鼻刑、断手刑、烹刑、断舌刑之类五花八门的肉刑，要等到16世纪才被取消。
按中国传统的观念，身体发肤都受之父母，损伤身体发肤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肤发尚且不允许伤及，像宫刑这样对身体的残害，当然就更无法接受了！被施行这样的刑法，成为“刀锯之余”，不仅是侮辱自身，而且是对父母、祖先莫大的侮辱。司马迁说，“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就是这个意思。常人即已无法接受，对士大夫中间的一员，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侮辱。
也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贵为士大夫，本应保持一种比常人更高尊严的问题。西汉虽紧接在暴秦的专制统治之后，但秦历年不久，还没有能把古代士大夫的贵族传统完全消灭。因此当时还多少保留着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贵族观念，叫作“刑不上大夫”，或者叫“士可杀不可辱”。士大夫即使被认定有罪，一般也不肯接受被下狱、受监禁、面对刀笔吏盘问案情的下场。事实上，天子亦不敢轻易地就这样处置他们。高级官员一旦有涉案嫌疑，往往便手捧“盘水加剑”（盘水表示天子执法公正如水，加剑象征自裁），入请罪之室，等待天子发落。无论中罪、大罪，闻天子之命，即自杀身死。皇帝不会对他们加以捆绑、施以刑法，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是莫大的人生侮辱，是比逼他们自裁更为严厉的处罚。有的人一时下不了死的决心，或者没有机会自裁，不幸被下狱。但在这之后，他们也常常面对法官不出一言，拒绝任何答复，最后以绝食了却一生。
比司马迁晚一些，西汉有一个名儒叫萧望之，以皇帝老师的身份被小人告发。朝廷要召他到官府问话，就派首都卫戍军把他的住宅包围起来。萧望之打算自杀，妻子劝阻他。他又向身边的学生征求意见。这学生是个“好节”之士，一口赞同导师本人的主张。萧望之长叹一口气说：“我曾经贵为将相，年纪也已到六十岁。老入牢狱，苟求一命，且不是太卑鄙了吗？”他于是对学生说：“去拿绝命药，不要再阻挡我去死。”他就这样自杀了。
可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对一个士大夫来说，接受宫刑事实上比被处死更加不堪忍受。这样看来，司马迁也许只有走第三条路了。那就是坦然面对死刑，甚至是抢在受刑之前寻找机会自裁而死。
实情情况是，司马迁并没有采取上述第三种选择。就像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并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灭，他还有一件不容放弃的事要做。他需要活下来，以便将父子两代的心血最终转换为一部不朽的巨著。他为此已经花费了近十年的艰巨劳动，自觉离开这个目标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所以现在他还不能死，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个伟大的学者与一个同等伟大然而残暴的专制君王，就这样合演了一幕悲壮而荒诞的历史剧。司马迁终于被执行宫刑。他在同时代人们投向他的怜悯和鄙视的目光下活着。他在充满内心冲突的痛苦中活着。他的《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烈火煎熬之中完成的。
不过所有这些，本来都应是后话。现在且让我们回过头来，从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幼年讲起。
三、从耕读龙门到走进长安
按秦汉时代的风气，经常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里的“山”指华山，司马迁是一个大文人，却出在当时的“山西”。可见特立独行的人，也可以不为风俗所限。
司马迁出生在今陕西韩城，地在黄河之西。黄河这一段由北向南流，把横跨陕西、山西的龙门山一劈两半。黄河水位在这一段有很大的落差，河水形成“龙门三跌”的壮观，然后南流而去。“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最早就应该产生在这里。相传每年三月冰雪融化时，几千条鲤鱼逆流而上，聚集在这里，为的是跃上台阶状的河床。跳上龙门的，便成龙升天。司马迁就是这样一条在艰苦绝伦的逆境中跃上龙门的鲤鱼。他凭他那部不朽的著作《史记》，登上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座巨峰。说他是“谈古论今第一人”，没有人会觉得过分的。
他自己说，“迁生龙门”，小时候“耕牧于河、山之阳”。古时候以河之北或者山之南为阳。他的家乡在黄河之北（其实是西）、龙门山之南，所以说是“河山之阳”。关于他这一段幼年的“耕牧”生活，我们知道得不多，他自己接着上面一句说到的，已是“十岁则诵古文”。所谓“古文”，是指的秦统一之前就流传下来的《国语》、《左传》等书，因为它们不是用秦朝统一后所通行的隶书体写的，所以叫“古文”。
司马迁学习古文，他的老师大概就应当是他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迁十岁前后，他父亲已被汉武帝召到长安去，担任的官职叫“太史丞”，后来又做了“太史令”。太史丞、太史令的职务，主要是观察天象变化、制定历日、为朝廷大事预测凶吉。当时人普遍认为天文现象与人世间的重大事件之间具有一种很神秘、很紧密的呼应关系，因此，连带观察和记录人间社会的重大事件，或许也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围。应该是在十岁上下，司马迁结束他所谓的“耕牧”生活，迁居到了西汉首都长安，去跟在朝廷里做太史丞的父亲一起生活。由于职务的关系，司马谈对古今历史向来十分留意。在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启蒙教育时，他把这种兴趣也深深地移植在少年司马迁的思想里。
是的，韩城对这个十岁上下的少年来说，已经显得太小了一点。幸亏他有机会居住到京都长安。这应该说是他的幸运：在西汉王朝正处于迅速迈向全盛时代的当口上，他正好走进了“天下”的中心。
春秋末叶以后，华北陷入“七国争雄”的战争状态长达两三百年。那时候，战争的持续时间之长，战争动员所涉及范围之广，战争残酷程度之剧烈，都是空前的。所以后来人使用“战国”两个字来概括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好不容易由秦的统一而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秦始皇的暴政，秦末农民起义，以及由秦末农民起义演变而来的楚汉战争，一打又是近十年。秦首都咸阳被项羽烧成一片灰烬。华北是满目疮痍，南部中国本来还没有获得开发。西汉初年，政府穷到连天子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大臣则只好坐牛车代步。
这样一种经济凋敝的局面，逼得西汉前期的政府只好采用“轻徭薄赋”的“无为”政策，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从极度贫苦和疲惫的状况中喘过一口气来。经过五六十年的恢复，形势才逐渐有了转机。国家变得富庶起来，国库里“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积累的钱币因长期不使用，以致穿在钱孔中的绳索都腐烂了；官仓里收来的谷子长期不消费，都一批一批地变成陈谷）。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跟着带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面繁荣。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大批极其杰出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涌现到那时的历史舞台上。其中有很多人直到今天仍是大名鼎鼎的。如文学家司马相如，军事家李广、卫青，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外交家张骞，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音乐家李延年，幽默大师东方朔等等。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档节目的主角、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下半叶，真是一个星汉璀璨的年代。
如今，司马迁可以在帝国的中心，亲身见证这个星汉灿烂的年代了！
在司马迁走进长安城的时候，那里不但生活着上面提到的那一大群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在长安城的天子宝座上，恰巧坐着一个把自己的天才与平庸同时都发挥到极致程度的皇帝。他就是汉武帝刘彻。他比司马迁大十六岁，在司马迁六岁时登上皇帝位，在位凡五十四年（前140—前87），属于中国历史上在位年代最长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
上面已经说过，西汉长期奉行“无为而治”，“六十余年，天下怀安”。武帝当朝时，国家越来越富足，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而活跃多变。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允许政府继续“无为”下去；另一方面，现在要想有所作为，也有了物质和政治的基础。这就为武帝变“无为”为“有为”，放开手去施展他在文治武功方面的雄才大略，提供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时机。
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几个大开边功的时期。武帝朝在南面平定了位于今广东的南越政权。在西南，汉朝攻灭了云贵高原上的滇国。于是就把西汉的南方疆域扩大到今天的中国边界，甚至比它更南面的地方。在北方，西汉在这时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把匈奴驱逐到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草原上。在西面，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西汉派张骞出使今中亚地区。由此，中国人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河西走廊西端以外那个极其广大的地区。
在内政方面，武帝做了三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继承前朝的政策，不动声色地化解了汉初所封的同姓诸侯王的最后势力。二是“独尊儒术”，为后来的历朝历代定下了意识形态的基调。从孔子以来在政治上一直不吃香的儒家学说，至此获得了长期统治中国思想领域的地位。三是通过实行盐铁专卖，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
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就以这样一个“全盛”时代的形象，被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里。
雄才大略的刘彻当然还有他作为个人的另外一面。
他本是一个率性到荒唐的人。即位后的最初几年，朝政实际上还控制在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太皇太后窦氏手里，武帝事事做不得主。在郁闷之中，他竟逐渐迷恋上在月夜乔装，骑马出宫，到民间胡闹的消遣。那时他经常冒用姐夫曹寿的封号“平阳侯”，在夜里带了一帮人，“微服乘马出游”。有一次因为他的马队践踏了太多的农田，激起民愤，被当作流氓团伙受到当地县令围捕。又有一次，他闯进民宅，看中了人家的婢女，就强迫人家陪着他在那里宿夜。结果遭人袭击，差一点丢了命。窦太后死去之后，他确确实实地管起天下来，大概没有再像这般行事。但其实他还是照样荒唐，只不过“荒唐”的形式有所改变而已。
一是贪好女色。据说他自称可以三天不食（他在后半辈子练过辟谷），却“不能一时无妇人”。一时者，一个时辰也。在他之前，西汉皇帝的宫室中，“宫女不过十余，武帝时，取妇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宫人既多，最幸运的人也不过“数年一再遇”。他出游各地时，也经常带两三百妇人，“载入后车”。
另一件荒唐事是希求长生，所以就好神仙。他自己说过，如果能像传说里的黄帝那样不死而升天，那么他丢弃妻子儿女就会如同丢弃破鞋子。《史记·封禅书》就生动地记录了他屡次求仙，屡次失败，至死而不悟的经过。
其三是刚愎而又深怀猜忌之心。秦始皇无理杀人，尚须有一个“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说法来作理由，也就是说，至少还有“巷议”（到街头去散布不满或小道消息）这样“现行”的罪名。汉武帝则可以用“腹诽”的罪名杀人。说人家犯了在肚子里诽谤他的罪，这就真变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武帝时期的丞相，如果从他亲政（也就是窦太后死后）算起，总共有十人。其中有四人病死、一人免职，还有五个都是被他处死的（自杀三人，腰斩一人，族诛一人）。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竟至于惊恐万状，顿首涕泣，不敢接受官印，口称“从今天起，我就危险了”。后来他果然被族诛。
这样一个汉武帝，表面上讲仁义，内心其实多欲而猜忌，就是司马迁即将要侍奉的君主。他既喜爱司马迁的才华文章，又容不得他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因此不难理解，当司马迁被他猜疑为是在婉转地攻击自己宠爱的将领兼亲戚时，他会把何等的怨怒加在司马迁头上。
不过，刚刚到达京城长安的司马迁还不容易看到这里隐伏的凶险。长安城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正在迅速上升的社会财富、国家权力与文化艺术。司马迁成为这一繁荣的见证。他在长安读书将近十年，这期间很可能曾向当时正在首都的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问学。在他后来的思想中，儒家影响的色彩很浓，不像他父亲那样崇尚黄老之学，也许就与董仲舒等人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不但能在各种场合遇到第一流的学问家，而且或许还能因为父亲的职务关系，间接地通过父亲转述，接触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里的各种书籍。那时离秦的禁书令被废除已有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书籍正在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身处在全国文化中心，接触这些书籍的条件，是僻居在韩城龙门这样的小地方所万不能比拟的。
司马迁十九岁那年，他的家庭迁居到距长安城西北八十里的茂陵。汉代有一种制度，把天下豪强富猾迁到京城附近的诸帝陵区居住，好对他们进行就近监视。汉人把这个做法叫做“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族而害除”。到他十九岁时，武帝为自己预修陵寝已有十二年，墓在长安西北槐里的茂乡，所以叫“茂陵”。于是把各地的豪杰以及家产三百万贯以上的人都迁往茂陵。司马谈一家也在这时搬迁到茂陵新居。
在茂陵新居，司马迁亲眼目睹了当时的一位大侠，叫郭解。此人年轻时曾做过很多坏事。与人交接，一不合意便动手杀人，私铸伪钱币，盗墓掘宝也是家常便饭。但他的运气很好。犯了罪，不是侥幸逃脱，便是遇到大赦、免于被追究。年长之后，随着阅历和势力的增加，他的行为发生很大的改变。他开始乐善好施，帮助别人后总是不愿张扬；待人接物往往以德报怨，为人谦恭；生活上也很节俭。但他仗义赴难、扶弱救急的侠义心肠却没有改变。有一次，他姐姐的儿子仗势欺人，聚众酗酒时强行对一个狐朋狗友灌酒，结果打起来，被对方杀了。郭解的姐姐拒不收尸，想以此胁迫弟弟出面干预。郭解派人暗访到那个躲藏起来的凶手，当面问明情况后说：“你杀他本没有错，是我的外甥理亏。”于是放走那个人，把外甥埋葬了事。这件事传开后，他比从前更得人心了。
据说郭解的家产并没有三百万贯，但他还是被列入迁徙的名单中。郭解动员了朝中大将军卫青去替他说情。武帝说，郭解虽然是一介平民，居然能支使大将军替他说话，看来家里不会没有钱。结果仍被强制迁移。他到关中之后，当地豪杰，无论过去与他是否相识，都争相和他结交。朝廷最终还是找了一个罪名把他杀掉了。
司马迁对郭解被处死充满了惋惜。他并不盲目崇拜所谓“侠义之士”。他说，像战国“四君子”那样的“侠义之士”，不过是凭借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就像是“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还有一大批侠客被司马迁称为“豪暴”，专门欺凌贫弱，横行霸道，是游侠中的丑类。但在他看来，像郭解这样的侠客，虽说为人短小，貌不及中人，也不会说话，但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有舍生赴义的气概，所以天下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下，全都仰慕他的名声。司马迁赞扬郭解，很可能是把郭解一类人看作是“在铺天盖地的专制政治巨压下”，为走投无路的人挣扎出来的“一条缝隙”（徐复观语），至少使受压制的人们能喘上一口气。他悲哀地感叹，自从郭解死后，天下为侠者虽多，却再没有足以称道的人了。
在长安读书将近十年后，二十岁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出发，去游历全国各地。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验证书上所提到的种种山河形势和民间风情，去感受那些凝聚了沉重的历史分量的古迹旧地。他要通过行万里路来激发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使从书面记载里获得的知识活起来、丰满起来、立体起来，使它们真正化作能在自己脑海里一幕一幕展演的历史剧。
对司马迁的出游，还不能仅仅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角度来理解。尽管他已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但这个都城所在，也包括司马迁故乡所在的那个区域，当时恰恰又是文化底子较薄弱的地方。
秦汉帝国的核心地区在华北，华北作为核心地区又可以分为两块。东边是黄河中下游平原，西边是渭水平原；这两块之间被太行山、吕梁山脉，以及由北向南流的黄河所阻隔，只有在南面互相连通。在连通两边的最主要一条道路上，有一个著名的关口，叫函谷关（秦汉以后函谷关湮废，它的功能遂为更西面一点的潼关所取代）。函谷关附近，有天险华山。所以东面这一块称为关东，又称山东，西面的渭水平原则称为关中（不大称关西，因为渭水平原四方都有关隘，将它包围在当中。当然，通向关东的，也不只有一个函谷关。如它东南还有武关，也是一处天险要塞。刘邦从关东杀进关中，就没有走函谷关，因为那里有重兵把守，而是走的武关）。古代中国文化底蕴最丰厚的地区是关东。关中虽是秦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但秦在很长时期内被关东六国看作“虎狼之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文化名人，差不多没有出于关中的。这里本来文化底子就不厚。加上秦始皇焚典坑儒，执行得最彻底的，当然是在他统治的根据地，所以关中在文化上一向不如关东。要讲历史文化的沉淀，那优势全不在关中，而是在关东。
在上面所说的核心地区之外，秦汉时代的次发达地区就是淮汉以南的南部中国，当时称为楚地，又分东楚、西楚和南楚。这个广袤的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得极快。从政治军事的实力来说，楚国在对抗秦国的局面里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当时曾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秦始皇死后，起来反秦的人，果然都打出楚的旗号。司马迁因此在秦、汉之间特别插入一个“秦楚之际月表”，按月来记载这“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复杂形势（除此之外，《史记》里的其他表都是按年记事的“年表”）。楚的文化也与关东传统很不相同。老子、庄子、屈原都是楚人。只要比较一下《诗经》与“楚辞”在风格上有多么不同（每句字数的整齐与不整齐，语气词的不同，鬼神气象的有无），就不难体会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之大。汉初推行的黄老之学，它的基础其实就是楚文化。三楚以外，那就是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远了，不去说它。
现在我们知道，关中文化从它的历史根源、历史积淀来说，远不如关东地区来得丰厚发达，甚至也远远落在楚地文化的后面。所以，如果枯坐在关中，尽管有再多的书看，有再多的饱学之士可以请教，总还难免隔靴搔痒，缺乏真实的体验。司马迁的志向，本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著（彰显）…兴坏之端”。所以，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那些著名的故迹遗址，亲耳听一听故老传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即将开始的壮游，将会怎样把有关此前两千年的记载和传说，在司马迁的胸臆间激发成一幕接着一幕活灵活现的历史伟剧！
四、壮游万里，观想古今
司马迁大约从长安出发逾越秦岭东段余脉，经过武关这个被称为“秦头楚尾”的要塞，进入楚地。从那里他溯汉水，抵达洞庭湖一带。注入洞庭湖的沅水和湘水两河流域，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所以他在《离骚》中说过“济沅湘以南征”云云的话。司马迁到那里去，应当就是为了追寻屈原的踪迹。接着他南下九嶷山（在今湖南、广东交界处），为探访传说中大舜的葬地，再折回北面，去凭吊屈原写下《怀沙赋》后自沉的汨罗江。他后来说，当他翻阅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等篇章，想起曾身临他自沉之地的经历，就会看见屈原栩栩如生的样子，禁不住垂泪涕泣。可见他对这一番实地探访的印象之深。
司马迁从长沙渡洞庭湖，现在就可以顺流而下，抵达九江。他自己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从今九江到庐山，确实要往南走一段，但说“观禹疏九江”就不大好理解了，《尚书·禹贡》提到“九江”，但并没有说禹在这里治过水。所谓“禹疏九河”，按文本原意是描写禹在华北的活动。司马迁认为在南方可以找到大禹治水的遗迹，说明在那个时代，最初出现在华北的传说人物尧、舜、禹的活动地域，都已经被极度地扩大了（舜葬于九嶷山之说亦同此理）。这些上古传说里的人物，即使在真实历史中确有原型，那也最多不过是在远古的华北同时存在过的上百甚至几百个小酋邦之中势力较大、较有名的酋长。由酋长而被提升为神话中人，由神话中人再度被“历史化”而变为现实人间的“圣王”。经过这样一番由人而神、又由神而人的转换，被“还原”的已经远远不是转换之初的那个人，而是要比最初的酋长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想象中的“历史人物”。
从庐山下来，再度顺流而下，就来到江南。他所以会在今绍兴寻访“禹穴”，其中的道理也和刚刚讨论过的同样。黄帝跑到浙江南部去“升仙”、大禹南巡死于会稽，还被葬在那里，都属于这一性质的“集体想象”。禹的传说和遗迹传播到江南，很可能与越国的王族自称是大禹后代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想象，在司马迁的时代早已变成为被人们深信不疑的真实历史。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司马迁能够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一眼看穿它们。
从禹穴北上，司马迁到达长江三角洲的吴国故地，访问春申君的旧城。当时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其发达的程度要远远落后于华北核心地区。土著居民是与北方的华夏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他们说的也不是汉语。北方的城市人口拥挤，“车毂击（因为车太多，所以轮子的轱辘互相碰击），人肩摩，连衽（衣服下摆）成帷，举袂（袖口）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所以当时的民谣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是南方呢？司马迁描写他的亲眼所见说：那里地广人稀，盛行刀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因为人口少，日用所需大半靠自然资源直接提供，既没有发展商业的需要，也缺乏通过商业逐利的动机；人们都能勉强混日子，过得懒散苟且，无大贫，也无大富（社会分化程度很低）。正因为如此，春申故居的繁华才会给司马迁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从那里，他到姑苏观看太湖，循江南水道达于长江，又渡江北行，到西汉名将韩信的故乡淮阴。淮阴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贫时葬母，居然选了一块又大又平敞的开阔山地，在旁边预留出可安置万户人家、以便为母守坟的地方，可见他当初的志向就非一般人可比。
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韩信立传，写到过一个著名的“胯下之辱”的故事，应当就是在此时从韩信的家乡听来的。故事说韩信年少时，曾在大庭广众受到当地卖肉集市中一个恶少的欺辱。那恶少对他说：“不要看你人高个子大，又喜欢佩戴刀剑，实在是胆小鬼。你如果不怕死，就拿着刀冲我来；如果怕死，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韩信对这个恶少打量了一番，居然乖乖地伏下身子，跪倒在地上，一声不吭地从恶少的裤裆下钻过去了！说到这里，司马迁写道：“整个集市的人都讥笑韩信，把他看作是一个怯懦的人。”
在这里，司马迁的措辞非常值得推敲。韩信不过是被那些讥笑他的人看作怯懦而已。他这样说的真实意思是，在他看来韩信未必怯懦。那么他这是在不加区别地赞扬卑躬屈膝的胆小鬼，或者赞扬用“以曲求伸”的借口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辩护的卑劣人格吗？完全不是这样！司马迁高度评价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正是仰仗了韩信的智勇，刘邦才能“拔赵、魏，定齐、燕，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韩信终以谋叛被杀，不过失算在“天下已集（已统一），乃谋畔逆”而已。在司马迁看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所成就的奇勋伟业，甚至他后来的谋反，都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心存大志的人。因此，司马迁才会对少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体会得比流俗见解更加深刻。他是从自己甘愿忍受宫刑污辱的悲壮心境出发，去看待韩信的。不加分析地拿“以曲求伸”当作人生教条，经常会把人引向阴暗势利、卑鄙龌龊的心态。这是我们应当加以警惕的。这也不是司马迁赞扬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本意。
自淮阴再往北走，遂进入齐鲁地区。这是秦汉时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司马迁说，在那里儒学传统已化为人的“天性”。他称赞齐地民俗说：“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他在鲁地参观孔子的庙，被其中的车服礼器，以及在孔府习礼的青年学生深深地吸引了，以致流连再三，不舍得离开。从齐鲁南返彭城，那一路走得不大顺利。在路过薛这个地方（今山东薛城）时，他发现此地虽与邹鲁相距不远，其民风却暴烈少文，与邹鲁迥然不同。一打听，他才知道这里是战国时孟尝君家的世代封地。这个以“好客自喜”的贵公子在此地庇护了六万多家“任侠奸人”，所以才会如此。
由彭城西行，进入追随刘邦起义打天下那一帮人的故乡，那里还有许多人记得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事迹。特别是他还遇到了樊哙的孙子，当时失封家居，从后者嘴里听到许多当年的故事。他凭吊了这些功臣名将的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