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里，他穿越今河南省境，沿途考察名胜古迹。在大梁（即今开封）城的城墙废墟处，司马迁专门打听所谓“夷门”的位置，这才知道就是十二城门中的东门。夷门曾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一段故事而名闻天下。
信陵君是战国时的魏国公子，是那时候以大批收罗侠客知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当时魏国有一个叫侯嬴的高士，穷困潦倒，隐身在大梁充当夷门的看门人。信陵君知道这个消息后，想用很丰厚的馈赠来打动他，但被侯嬴一口拒绝。此后有一天，信陵君在家里大摆宴席，客人都就座后，他却翻身上车，预留着车左面的上席，亲自往夷门去请监门侯生。侯生见了信陵君，提起破衣旧帽子，毫不谦让地坐到信陵君的上首。信陵君恭恭敬敬地拉起控御马车的缰绳，驾车就往回走。在路上，侯生又突然说：“我有个朋友在街上的卖肉店里，请从那里绕一下。”到了那个肉店，侯生下车去与名叫朱亥的屠夫说话，一面不断地察看信陵君的脸色。这时候，在信陵君的家里，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堂，都在等待信陵君举杯请客；他的从骑心如火燎。市民们则好奇地围着亲自驾车的信陵君看热闹。但信陵君始终安然自若，一点没有不耐烦的神色。监门侯生蹭足了功夫，这才辞别朱亥，跟信陵君去赴宴。信陵君把他安排在宴席上座，向全体宾客介绍自己的新客人，并亲自向侯生祝酒。
侯生做信陵君的食客后不久，秦国进攻魏的同盟赵国。魏王先发兵救赵，接着因为受秦的威胁而命令援赵的魏军统帅按兵不动。赵国形势危急。赵国的平原君派往魏国求救的使者“冠盖相属”，信陵君计无所出。这时候侯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之计，即用替魏王爱妃寻获她的私人仇敌作为交换，叫她偷得魏王调兵遣将的虎符。凭着这枚虎符，信陵君来到魏军阵前，依靠侯生推荐的勇士朱亥，对见证虎符后依然不肯交出兵权的魏军统帅实施刺杀。信陵君终于夺得十万魏军的指挥权，“北救赵而西却秦”。那个侯生呢？他对信陵君说：“我受你厚恩，但因为年老，不能随你一起去实现这番策划。我会计算你的行程，在你到达魏国大军的阵地之日，我将面朝你所在的北方自杀。”他果然这样做了。
最后，司马迁大约是通过函谷关，回到关中。
司马迁的行程，总共两万多里，走了有两三年之久。他由此而得以见识了当时被华夏文化所覆盖的差不多全部地区。他还没有走到吴越之地的更南方，也没有到楚西南的边外地区。西汉将版图扩大到这两块地方，还在司马迁漫游关东之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写道：“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翦。”这段话分别说了两件事。南越国未灭亡时，曾用一种“枸橘酱”来招待西汉使臣。据南越人说，他们是从来自今广西、贵州地区的商贩手里获得这种味道特别的土特产的。使臣回到关中一打听，了解到这种枸橘的产地实际是在蜀地。西汉人这才知道从蜀地东南行，有路可以通到今广东。他们要循这条路攻打南越，因此才有不久后从四川经略牂牁等“南夷”之地的行动。这是前一句话的意思。后一句话则说，张骞通西域归来后说，在印度西北的大夏（在今阿姆河上游南、北两岸）看见用“邛竹”，即今川西南出产的竹子制造的手杖。他向当地人询问从哪里获得这种手杖，才知道从今滇西有路可以经由今缅甸等国进入印度，再通往中亚。于是西汉又有了将“西夷”，即今云南各部族括入版图的念头和行动。司马迁后来作为皇帝使臣访问过“西南夷”，是他那个时代最早对这一地区进行实地勘察的极少数人之一。
这一番出游，对司马迁后来写《史记》有极大的帮助。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马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只有司马迁能对此了如指掌，说得一清二楚。自古史书讲战争地形，没有比他更详细的。司马迁胸中有一个天下大势，远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
经过长途跋涉，归家不多几年之后，他即被召去做“郎中”的官，从此踏入仕途，而且是在有不少机会接近皇帝的那个圈子里。他做郎中十年左右。而他进入仕途后的第一个上司，就是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
五、做郎中官的十年
司马迁所担任的郎中一职，实际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员。平时参与守卫宫城门户，皇帝出巡时，就充当随从车骑。侍从官分为三等，郎中属于最低的一等。当时的郎中，或由高级官员的子弟入选，或由博士子弟（有点类似国立大学的大学生）中的优等生充任；此外也有立了战功被选入宫廷的，还有一些是从家中积累了巨额资产的大户中选用的。通过郎中官制度，皇帝可以与社会上有钱有势的家族结成效忠君主的个人关系，很有利于收买人心，当然也能吸收一部分没有背景的青年才俊。这些侍从人员在皇帝身边见多识广，又随时被皇帝差遣出去，慢慢变得对国家大事熟悉起来。经过若干年的熏陶见习，就会被派到朝中或者地方上做官。所以郎官很像就是一个干部培养学校，在西汉属于走上仕宦道路的正规途径。
上面说到，做郎官是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或个人经历的背景的。这些条件，司马迁都不具备，那他又为什么能够做郎中呢？
司马迁自己说，他做郎中，是“幸以先人之故”、“赖先人绪业”。那就是说，因为他父亲做朝廷的太史丞，可能获得了武帝的欢心，所以就把他的儿子任命为郎。
他被任命为郎中的时间，王国维说“其年无考”。后来，诸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最有理有据的一种说法，应该是在他二十八岁的元狩五年（前118）。这样说有两条理由。一是元狩五年武帝重病，命一神巫在甘泉宫作法。紧接着就把他供奉在一个名叫“寿宫”的便殿里。这本是一件很保密的事，局外人绝不知情。但司马迁却自言，“余入寿宫侍祠神语”。他并且明白地说，这个巫师所说，与一般人都懂的常识绝没有任何不同，但武帝就是愿意相信他。是知他显然已在这一年随从武帝见过这个巫师。第二条理由是，我们知道司马迁与任安相知相善，他怎么会认识任安呢？任安恰恰在元狩五年入宫做郎中，而且在那里只待了一年。所以元狩五年时，司马迁必定已经担任郎中的官职。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认识任安的机缘。
他何时担任郎中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
因为恰恰是在这一年，担任郎中的长官，也就是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就是飞将李广的儿子李敢。
李敢在这一年做郎中令，接替的是他父亲李广的位置。当时的李广已经有一点老了，已从地方长官调入内朝，做了五年的郎中令。看到朝廷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他的手又痒起来，再三要求到前线去打仗。所以到元狩四年，李广受命为“前将军”，离开郎中令的职位，从卫青出击匈奴。卫青力图亲手擒获匈奴单于，硬要把李广调到侧翼的方向上去。李广争辩说：“我身为‘前将军’，本应为全军前锋；而大将军你却把要我改调到东道侧翼去。我自从束发成人以来，就与匈奴搏战。现在总算有了当面迎击单于的机会！请把我派在最前面，先与单于死战。”而卫青在出发前曾暗受武帝指示，说李广已年老命薄，恐怕不能成事，不要让他独当一面去对付单于。所以卫青坚持先前的命令。李广只得怏怏离开主攻方向，移军迂回包抄。因军内无向导，他未能及时与卫青形成合围之势，单于由此得逃脱。卫青下令追查迷失道路的战况。李广不愿忍受面对刀笔吏问讯的人身侮辱，于是在前线引刀自刎。“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李广的儿子李敢在那一年也随霍去病出征，元狩五年回到朝廷，遂代李广担任郎中令。他痛恨卫青排挤父亲，还将他逼死，因此寻机会殴打卫青。卫青自知理亏，未敢作声。卫青的亲戚霍去病，很为卫青抱不平，于是乘跟随武帝打猎时，用箭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对此中内情心知肚明，对外却宣布李敢在行猎时触鹿角而死。后来，李敢的儿子李禹又因为与武帝的侍从吵架，被武帝处罚，要他与老虎搏斗。这一家也够倒霉的（西汉皇室好像很喜欢搞这种黑色幽默的恶作剧。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也曾叫一个她不喜欢的儒家大臣去和野猪搏斗。幸亏当时在位的汉景帝、也就是武帝的父亲，偷偷地塞了一把刀给那大臣，才保住了他的命）。
李敢任郎中令的元狩五年，正是司马迁开始担任郎中职务的时间。他对自己的这位上司肯定是同情的。在《史记》所描写的对匈奴战争中的三个名将，即李广、卫青和霍去病中间，司马迁评价最高的是李广。可以说没有一句批评，只有好话。对卫青和霍去病则颇多委婉之辞，说他们虽然有一点才勇，但其实是以外戚贵幸用事，甚至还说，把他们写在《佞幸列传》里，也是可以的。司马迁替李广之死抱不平，对霍去病射杀李敢也心存自己的看法。他写的《李将军列传》，在以“上讳云，鹿触杀之”结束对李敢的叙事后，又加上“居岁余，去病死”这么六个字。如果他不是在暗示，这是对霍去病仗势欺人的报应，那么把这六个字放在李敢的传记里就完全是多余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心态。
除了顶头上司李敢外，在司马迁当郎中的那段日子，他甚至与李敢的侄子李陵也算做过几年同事。当时李陵是在另外一名“九卿”，即卫尉的部下做“建章监侍中”。司马迁所担任的郎官，也是属于侍中性质的一种职务。因而他自己说，他与李陵曾“同居门下”，即同在宫廷里做侍中。我们一向就知道，司马迁后来站出来为战败降敌的李陵说话，是出于他的一副侠义心肠，因为他看不得人间竟有这么不平的事。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还想补充的是，他替李陵说话，其实还不止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仗义执言。他对这一家虽不熟识，却又是熟悉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推动力，促使他在眼看着继李广、李敢之后，他们的族人李陵又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忍不住要挺身而出。没有想到的是，他却为此惹出杀身大祸。
司马迁任郎中前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祭祀神灵和巡行郡国的活动。司马迁作为随行侍从，于是有了不少机会访问名山大川、边障雄关。从前尚未到过的地方，现在有了绝好的机会去一开眼界。这中间，有两次行程特别值得一提，
一次是他三十四岁时，跟随武帝到长安西面的雍县（今凤翔）祭拜青、黄、赤、黑、白五帝，结束后又继续向北翻越陇山（在今六盘山脉中），到陇西的空桐山，相传为黄帝巡游所至之处。向西一直走到祖厉河（在今甘肃东部），才返回。司马迁于是亲身体察了“塞外”的地理形势和苍凉风光。
到第二年，也就是三十五岁那年，他又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那也是以前他的足迹未曾到达过的地方，司马迁奉命出使的这一年，西汉在巴蜀周边的外缘地带，设置了好几个新郡，包括越嶲、牂牁等郡。他出使之后两年，西汉又发巴蜀之兵，攻滇国，滇国降。西汉遂拥有今滇黔全境。司马迁此行，似乎是为了两年后的攻滇行动考察形势。这一次他可能是从长安西行，由关中西边的大散关南行，沿嘉陵江上源南行，然后择取后来所谓“剑门蜀道”到达成都，继续西南行，由此向南渡过大渡江，到今天西昌、盐源一带，再渡金沙江，进入今云南西部，就是当日的“昆明”。司马迁后来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的许多信息，当来自他这一趟长途跋涉的考察。
他从西南返回关中时，应当已是次年岁首。此时，汉武帝已经从长安出游，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去了。司马迁奉令立即出发，去追赶武帝一行。但刚离开长安不久，他就在路上遇到了因重病无法继续侍从武帝东游，而不得不留在周南（即洛阳及其邻近地区）的父亲司马谈。
元封元年（前110）正月，司马迁从西南奉使赶回长安时，汉武帝已经出发东行，正在去泰山“封禅”的路上。所谓封禅，是指由皇帝祭拜天地的最隆重的典礼。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本来是应该跟随武帝一起去泰山的，但是走出关中不久他就生了重病。武帝由此东行，首先去中岳嵩山，举行礼祭。司马谈大约还是勉强随行的。据说武帝在嵩山上拜祭时，群臣在山下好像听见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但司马谈的病这时越来越沉重，无法再一路跟着往东走，所以就回到了“周南”，也就是洛阳。正在洛阳奄奄一息之际，他遇到了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吾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所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史记放绝”，意思是说，经孔子改编的鲁国史记《春秋》，写到周天子“西狩获麟”（前481）为止。抓获了被古代中国人看作瑞兽的麒麟，表示天下将有圣王出世。这本来是大好事。可是那麒麟不久又死了，表示已出世的圣王终于没有机会能真正治理天下。所以孔子非常悲伤，不肯再把《春秋》继续写下去。这就叫“获麟止笔”。两年后，孔子本人也忧伤而死。从此，存录天下大事的连续的历史记载中断长达四百年。司马氏父子一心想要接续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空白。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据司马迁家族的传说，他的先世，曾在舜在位时以及夏朝世世做“天官”，也就是观察天文、推算日历、预卜凶吉的巫师。传到西周，这一支家族中有个叫程伯休甫的，在周宣王时终于失去了世代相守的“天官”一职，改任司马，因以司马为姓氏。这一段家谱是否完全可靠，已无法确切地知道了。春秋中叶，司马氏离开东周去晋，以后又分为入卫国、入赵国和入秦国的三支。入赵国的那一支，就是后来两晋皇族所从出；而司马迁的先祖，则属于入秦国的那一支。在司马谈之前，入秦一支中最有名的人物，要数“司马错谏伐蜀”里的那个主人翁了。秦采纳他的建议；平蜀后，他做了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名将白起的副将。司马靳历五世至司马谈，所担任的都是一些不大的官。司马谈担任太史丞、太史令，所以他自以为是接续了远祖的事业。这个职务需要许多专门的知识，当日常常作为“家学”代代继承。所以司马谈预料，他死后，儿子司马迁一定会继任这一官职。但他更关心的，似乎是他们父子两人已着手从事的一件“业余”的工作，这就是接续孔子“获麟止笔”以来四百多年的历史记录，写一部通贯古今的庞大历史著作。所以他谆谆告诫司马迁，自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愿望无法再实现。他一再叮嘱说：你千万要记得这件事啊！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明白地知晓，司马谈临终之时，司马迁究竟是仍守在他的身边，还是早已经告别父亲，重新踏上追赶汉武帝的路途了。如果司马迁陪伴父亲一直到他咽气，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再归葬关中，料理后事，这样他就可能赶不上武帝的封禅大典。即使他决定暂时搁下丧事，以戴孝的身份参预隆重的典礼也是不大合适的。恐怕父子两人之间当时还不是“死别”，而是“生离”。司马谈应该死于司马迁离开洛阳东去之后。因此洛阳一会，最可能就是司马父子的最后诀别。
六、从封泰山
所谓封禅，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指在泰山顶上筑土为坛祭天，以感谢天的功德，是谓“封”；在泰山脚下的梁父山筑坛祭地，以报答地的功德，是谓“禅”。“封禅”之名，最古的经典（即所谓六经）里都没有提到。究其本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在齐鲁间发展和流行起来的。齐、鲁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位于两国之间的泰山，被这里的人们看作天下最高的山，最接近至高无上的天帝，所以也是祭祀上天最合适的地方。这种观念发展到战国末年和秦初渐趋成熟。按照这种观念，一个政权如果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获得上天的正式承认，上天就会降下各种各样的“符瑞”，亦即表示该政权已获得天赐福运的各种吉祥信号。例如猎获形状像“麒麟”的独角兽、宝鼎显现、夜有“美光”而白天有“黄气”、“一茅三脊”（即一片茅叶上有三根主叶脉）等等。这时候就应该举行“封禅”典礼，以答谢天意，同时也是向人间社会表明自己受到了“天命”，或者叫做“奉天承运”。
从今人的观点来看，封禅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愚蠢可笑的迷信和骗局（迷信和骗局经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治者要欺骗别人，必得先欺骗自己，也就是自欺；自己先受骗上当，再大张旗鼓地去骗人，于是便很自然地由自欺而发展到欺人）。古代的儒家中也曾有很多人不赞成封禅。他们认为，既然儒家最权威的经典中从没有提到过封禅，所以就不能相信这是真正的“古制”。他们坚持说，圣主不需要封禅，凡主（平庸的君主）又没有资格封禅。所以这件事不管怎么样都于理无据。他们很赞许梁武帝，说他虽然是“中主”（才能中等的君主），却能力排众议，“毅然不为封禅之事”。
封禅的提倡者们虽然鼓吹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大典，但一直到秦始皇的手里，才真正想到要把它拿来实行。他做皇帝三年后，带了七十名齐鲁儒生，来到泰山准备封禅。可是这个典礼究竟应该如何举行？临到办事的时候，儒生博士议论纷纷。有的说要用蒲草裹住车轮，以免伤及草木；有的竟然说只要扫扫地就算祭好了，取其简便易行。大家七嘴八舌，根本得不出什么结论。始皇看到他们这么不济事，勃然大怒。于是将他们全部斥退，按自己的设想到泰山顶上行封礼，又到梁父山行禅礼。其礼节大多数参用秦国祭祀上帝的老制度，但对具体的仪式却故意秘而不宣，免得再遭到说三道四的瞎议论。诸儒生因为不得参加，心怀怨恨。恰好秦始皇行至半山遇到大雷雨，躲在树下，儒生就讥笑他犯了天怒。不久秦亡，又有人散布流言说，其实秦始皇当初根本就没能爬到山顶，这是老天在阻挠他，因为他不配主持封禅这样隆重的典礼。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迷恋于封禅这种没有多少历史根据的闹剧呢？这当然同他的迷信思想有关系，不过又不能完全用迷信思想来解释。秦始皇所建立的专制皇帝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与西周、春秋那种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分封体系完全不一样。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向当时的人民解释这种新制度体系、新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呢？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无法仅仅依靠暴力和镇压就维持下去，它总还要尽可能地说服被统治的人们，让他们相信它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决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经典里，找不到可以用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辩护的论据。秦始皇一心要搞封禅，就是要向天下表明，秦的统一已经获得了上天的肯定和保佑。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所以要强调秦始皇封禅没有成功，其实也是在暗示秦帝国缺乏历史合法性。
西汉的国家制度承秦而来。它也面临着同样的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到武帝时，海内升平已六十多年，家给人足。封禅不仅出于汉武帝一个人的奇思怪想，也是汉朝一代大多数儒生的心愿。人们都希望能在几百年一遇的全盛时期，亲眼目睹封禅的大典。大文人司马相如死后，朝廷到他家里征求他留下来的著作稿件，但家里没有留下什么书。问他的夫人卓文君，回答说，长卿未死时，时时著书，才写成，就被人取去。但他确实在死前写成一卷书，嘱咐道：有使者来求书，就将它上奏朝廷。这一卷书，竟然就是请求汉武帝实行封禅典礼的奏文。如果要用打油诗来描写这件事，可以叫“天子诏求相如书，身后惟留封禅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患重病，无法侍从武帝亲历封禅大典，感觉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损失，竟大呼“这是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啊”！因此，他“发愤且卒”。可见这在当时被士大夫普遍认为是极重要、极隆重、极荣耀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司马迁对武帝封禅，究竟又是怎样的态度？不少研究者都说，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是在批评武帝的迷信。这话说得有点含糊。司马迁对封禅，其实也是赞成的。他一字一句地记录了老父亲临死前对不能亲眼目睹封禅大典的无穷遗憾，写得差不多是字字血泪，这里面就隐含着他本人对封禅的肯定和向往。另外，从《史记》所精心讲述的西汉封禅的全过程，我们更可以明确看出司马迁的态度来。
封禅是一种旷世大典。它绝不能随便举行，而必须等到某个特定时机才能进行。这个时机的到来必须符合以下许多条件。首先，立朝建国要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的变化理论。为此，司马迁不止一次提到过“高祖斩蛇而神母夜哭”的故事。建立汉朝的刘邦起兵反秦前，曾经在荒野的夜行路上斩杀过一条当道的白蛇。传说当夜有另外一个人途经刘邦杀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被斩为两段的白蛇身边痛哭。问她是怎么会事，那老妇人回答：“我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当道，如今被赤帝之子斩杀了。所以在这里痛哭。”故事传开来，成为汉代秦的一种预兆。所谓白帝，指五行中的金。金生水，所以白帝之子即指以“水德”为命运属性的秦王朝。而赤帝是火，火生土，土又能克水。当道的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的刘邦杀死，即预兆着由后者建立的新王朝属于“土德”，因此以汉代秦完全合乎以土克水的客观规律。
其次，封禅之前必须先把其他种种神灵统统祭祀过。西汉时的中国，还处于一个对上天与万神充满了敬畏、崇拜和幻想的时代。祭拜各种鬼神的活动从刘邦开始，汉武帝时达到高峰。直到西汉末，由官方祭祀“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的地方总共竟有一千七百多处。祭祀典礼所用的三牲鸟兽共达三千多种。后来不能都备齐，以至于拿鸡冒充鹜雁，拿狗来当作麋鹿。无论如何，到封禅之前，这一条也算基本做到了。
再次，是朝廷必须把举行祭天活动的天下最重要的名山（“五岳”）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汉初分封了很多同姓王，当时认定的“五岳”中，有三座（包括最重要的泰山在内）不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内。汉武帝通过削除藩国、迫使他们献出名山等手段，才将它们统统夺回到自己手里。
最后是用德政治理天下，而且已年深日久。从西汉建国到武帝中叶共八九十年。在这么大的疆域之内安宁承平如此长久，这在当时中国人的记忆里还没有过。所以象征着上天赞许的各种神异、“祥瑞”迹象也在此前后不断涌现。捕得神兽，因此改年号叫“元狩”；宝鼎从地下浮出，因此改年号为“元鼎”；此外还有“美光”、“黄气”、“一茅三脊”之类。
司马迁不厌其烦地讲述以上种种情节，一点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讽刺之意。他接着描写的封禅活动也很是顺利。与秦始皇在泰山上遇到雷雨不同，武帝登山举行封禅大礼时，“泰山无风雨灾”；晚上夜光闪烁，天明时“有白云起封中”；江淮之间，还出现茅草连续三年不枯的奇迹。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显然都表明武帝封禅是很成功的。
上面所说的，是否就意味着司马迁毫无保留地赞成武帝封禅呢？
当然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武帝的心目里，封禅并不完全是为着维护西汉朝廷的政治合法性，更是为了实现自己求长生不死、化为仙人的痴心妄想。为此他屡屡上当，却终身不知后悔。司马迁对这一点颇不以为然。这种情绪当然也流露在他的《封禅书》里。
据《史记·封禅书》记录，武帝亲政后祭拜的第一个神仙，是战国时一个冤死的女子，叫“神君”，大概死于乳腺肿瘤。不久他又弄来一个活神仙，叫“李少君”。此人声称：他能靠祈祷和火灶烧炼出宝物；再将它掺入丹砂一起烧，可得黄金；用这样烧炼出来的黄金作餐具，便能延年益寿；于是就能见到蓬莱海中的神仙；见得神仙后再举行封禅大典，就能够像黄帝一样化作仙人而不死。据说他还有辟谷防老的技术。武帝自称能三日不食，表明他练过辟谷之术，不知道是否从李少君那里学来的。正在大红大紫时，这个李少君却病死了。武帝相信他没有死，只是“化仙而去”，继续命人按李少君的方子捣腾炼丹求仙之事。这一来，引得“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一个，是“齐人少翁”。当时刚好有一个武帝的爱妃死去。传说少翁就用法术把她召了回来，让武帝可以隔着自己的帐子看见她。因此他被武帝封为“文成将军”，要他设法把神仙召来。折腾了一年多，什么成效也没有。“文成将军”慌张起来。于是他预先让牛吞下一条写过字的绢帛，然后装模作样地声称，牛腹中必有奇物。剖开牛腹，果然找到那条“帛书”。汉武帝是个聪明人，发现绢帛上那些字，竟然全是“文成将军”本人的笔迹。武帝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
但不久他又后悔起来，于是找到一个与齐人少翁出于同一师傅的方士，叫栾大。此人“敢为大言”，向武帝推荐自己的老师，说他“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汉武帝这时正愁黄河决口、炼金屡屡失败，对栾大的话深信无疑。一个月里，连续给他“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等四颗印；接着把宗室公主嫁给他，又给了他“栾通侯”和“天道将军”两个爵号。这个骗子名利双收，“贵震天下”，乃打点行装，威风凛凛地到东海去寻找他的老师。这一来就惹得齐燕之间的方士们人人心痒，莫不跃跃欲试，争相自言有秘方、能招致神仙。但是这个“五利将军”像他的前任一样，既找不到他的老师，所说的情形又都经不起验证。弄来弄去，武帝终于由怀疑而发怒，把五利将军也杀了。
汉武帝杀五利将军，或许也因为在身边成群结队的说神仙方术的骗子里，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受他相信的人。他也是一个齐人，名叫公孙卿。此人向汉武帝献出一部书，据称是他的老师申公留下的。里面有两条预言特别中武帝的意。一条说，汉朝将在高祖的曾孙时代兴旺发达，那将是复兴黄帝之业的时代。另一条则说：那一天到来时，将有宝鼎出世；汉主应当用封禅来与神沟通，就能登天做神仙了。两条预言把当时已闹得沸沸扬扬的宝鼎出现、封禅舆论以及黄帝铸鼎升天的传说都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据后一则传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完工后，有一条垂着长胡须的龙从天上来接引黄帝。黄帝和他的七十多个亲信骑上龙的身子。其余诸人骑不上去，都紧紧拉住龙的胡须，结果拔断龙须掉到地上，眼睁睁地望着黄帝骑龙而去。这个公孙卿宣称自己在河南遇见过仙人，又说在东莱海边见“大人，长数丈”，刚想靠近他，却马上看不见了。凡此种种，都无法验证真伪。公孙卿的下场如何，不是十分清楚。有人推测说，他跟“文成将军”少翁和“五利将军”栾大一样，因为“术穷诈得，诛夷伏辜”（骗术用尽，露出破绽，遂被处死）。不过汉代的史料里，似乎没有留下有关此事的明确记载。
《史记·封禅书》说，自公孙卿求仙而不能得仙，汉武帝对于方士们连篇累牍的鬼话日益丧失信心。但他仍然把这批人优养在那里，任他们胡言乱语，总希望还能碰到一个真正有神通的人。像这样姑息养奸的结果便是：“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司马迁不敢对他的“今上”有更多的微词，但是《封禅书》收尾之处的这六个字，字字千钧，已经把作者对武帝求长生不死的讽刺和不满，表达得淋漓尽致。
七、痛诉辛酸报任安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总算可以舒坦地吐一口郁积多年的长气了。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自从三十八岁担任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以来就着手写作的《史记》，终于在经历十八年的呕心沥血之后完成了！这十八年里的头十年，他过着志得意满的顺心日子，一边继任父亲的太史令之职，一边满心欢喜地调阅国家图书馆里的各类书籍档案。但是接下来却是饱经痛苦与煎熬的八年。受宫刑之后，汉武帝仍然欣赏他的文才，把他调到内廷担任“中书令”，即皇帝的机要秘书。在为司马迁写传记的班固看来，那叫“尊宠任职”；而在司马迁本人看来，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尤，过也。受宫刑的人往往不能完全控制小便，需要时常操着尿布行动，因此无时无刻能忘记自己被阉割的事实以及之所以会被阉割的罪名。说“动而见尤”，一点也没有过分或夸张的成分）。“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整整八年来，唯一能支撑着他的精神还不至于被摧毁的，就是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如今，苦难的传奇似乎已将近落幕，他有点累了。这时他想起还剩下一件事需要做。
他的朋友任安曾于两三年前给他写过一封信，大意是敦促他不要自暴自弃，而应该守职自重、尽忠献言。这番话勾起司马迁的满腹辛酸。他曾打算写一封长信，向老朋友倾吐心头的委屈。不久之后，两人曾经匆匆见过一次面，写信的事也就被搁置了；但其实他们的会面又太短暂，“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旨意”（匆忙之中，找不到一点点时间，以便将自己的意思清楚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司马迁一直把那些话深藏在心里而无由发泄。这一等就是两三年。而此刻他发现，必须抓紧时间向任安表白。因为任安被牵连到一个政治案件中，已被投入死牢，正在等待秋后处决。
任安究竟是何等样人？
他是河南荥阳人，出身低微，为人赶车来到长安。当日长安城的豪华与繁盛是汉帝国的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但如民谚所说，“长安居，大不易”，一个毫无依靠的外地人要在那里立住脚跟自然很不容易。不过武帝朝正处于内政外交大事更张的时期，需要从各个阶层吸收人才。平民子弟凭借自己的才干、军功获得提拔，或在城市中结交豪杰、公卿，靠他们的举荐进入政界，都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正值少年的任安决定留居长安。
最初，他在长安之西不远的武功县内谋得一个代理“求盗亭父”的职务。汉代在县以下设立“亭”的地方基层组织，以十里为一亭。每个亭有两个首领，一个是亭长，负责在官府与地方之间上传下达；一为求盗亭父，掌管地方治安。他们都不算正式官员，当时称为“少吏”，是协助官府处理民政的办事人员而已。任安处理份内事挺卖力，在民间的口碑很好。他由此而逐渐被提拔为县里的一个低级官吏，可惜随后又因一点小过失被免职。
不过他这时已经算有了一点小名气，于是被招入大将军卫青门下为舍人（属于贵族私人的家臣）。其实他并未真正得到卫青的赏识，因此被派去喂养劣马。有一次，任安与同样怀才不遇的田仁两人侍从卫青路过平阳公主的家。主人安排任安和田仁与自己府第里的奴仆同桌吃饭。两人大怒，竟拔刀将饭桌砍坏。任安为人刚烈，却讲究信义。当骠骑将军霍去病得宠后，卫青的势力逐渐下衰。大将军门下的随从纷纷改换门庭去投奔霍去病，很多人靠新主子的举荐做了官。任安却并没有因此离开卫家。
但是卫青既不爱惜部下，也没有知人识才的本领。所以司马迁说他尽管以外戚之尊而权倾天下，在士大夫中间却根本得不到称赞。任安始终不能引起卫青的注意。汉武帝派使者到他的府里选拔担任郎中的人才。他从自己的“舍人”中点了十几名富家子弟，让他们穿戴得华丽高贵，骑上高头大马，供使者挑选。但这些人都被使者批评为穿着华贵的木偶人，竟没有一个能通过“面试”关。使者重新召集大将军家里的百余名舍人，逐个面谈，最后挑选出来的，竟然就是任安和田仁两人！任安入宫做郎中，恰与司马迁担任相同的官职在同一年。在司马迁眼中，任安无疑具有从战国一脉而来的“幽并游侠儿”的气概，在处世立身之际强调个人的自尊，而对待他人则以信义为重。他的个性，多少代表了司马迁所赞许的传统士大夫的操行准则。或许正因为性格上的这种相互投缘，司马迁才会在不过一年的时间里与任安结下深厚的友谊。
任安陷入武帝晚期的一桩著名政治大案，完全是身不由己，甚至可以说是无辜的。这桩大案以“巫蛊之祸”著称于史册。
所谓“巫蛊”，就是用木偶人来代替欲加害的对象，对它施以针刺、诅咒、刀剜之类的象征性伤害，然后埋入土中。当时人普遍相信，通过巫术或祭拜祝祷，木偶人所遭受的上述种种伤害就可以转换为被加害对象的实际危害。武帝一共活了七十岁。他晚年身体有病，常常怀疑有人在用巫蛊之法加害于他。这时候有个叫江充的人很得武帝信任。此人是一个美男子，却有毒蛇一样的心肠。他专门用侦破巫蛊案件的藉口陷害他人，审讯时用烧红的铁钳来烫烙被审问者，逼使他们胡乱招供。不出数年，“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武帝临死前五年，江充抓巫蛊犯居然抓到皇太子头上去了。他指使胡巫，断言宫中有蛊气。汉武帝遂命江充入皇宫侦查。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上面写的全是想谋害武帝的话。随后他们到太子宫内“掘蛊”，果真找到了六个针刺桐木偶人。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想与当时住在郊外甘泉宫里的武帝联系，以便辩明情况。然而，“皇后（卫皇后，太子生母）及家吏请问，皆不报”（没有回应）。太子周围的人开始怀疑武帝是否还活在人世。太子的老师石德提醒皇太子说，要防止秦末的悲剧重演。他指的是秦始皇死后，赵高隐瞒消息，矫旨令法定接班人扶苏自杀的故事。于是太子听从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闻变，马上命令包围长安城，严厉镇压太子军。面对政府军的进攻，太子被迫动员数万市民守卫长安城。“巫蛊之祸”就这样发展成一场父子相煎的内战。汉武帝回到长安近旁，进驻城西的建章宫，下诏调集关中驻军攻城，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出城东逃，在被追捕中自杀身亡。
江充迎合武帝的猜忌心理，靠诬陷无辜者邀宠，固然是巫蛊之祸的一种重要起因。但是他胆敢诬陷到皇太子头上，实在很难看作是一桩没有其他更加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偶然事件。班固写《汉书》，把这件事同卫皇后因色衰而失去武帝的宠爱相联系。他以为，汉武帝企图废去卫夫人而另立正宫皇后，因此才栽赃于卫夫人生养的皇太子。结果，太子和他的母亲双双自杀，正好符合武帝的心意。但是，按照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巫蛊之祸的背景，更像是武帝与皇太子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导致武帝企图更换法定接班人、也就是皇太子的人选。它与卫皇后倒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武帝时期，西汉国策实现了从“无为”政治向“有为”政治的转变。这里面既有不得不如此的成分，也有因国力强盛而催发的骄逸奢侈的动机。于是因广开边功、兵革数动而国库虚竭；因国用不足、卖官鬻爵而使吏治渐坏；因垄断盐铁、专注搜刮而使言利刻薄之臣布列朝廷。这一系列的政策环环相扣，越来越严重地破坏着西汉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武帝中叶，天下户口减半，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之多，社会险情已极度表面化。后来的人回顾这段历史说，汉武帝的穷奢极侈，幸亏是发生在文帝、景帝的大治以后。人们还没有忘记文、景“遗德”，所以人心不乱。如果汉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
面临这样凶险的局势，汉武帝并不是毫无意识的。封禅之后不过数年，他就总结自己前三十年的作为说：“我过去所做过的很多事，是不得不为，因而也就不得不劳民伤财。但是如果后世再像我一样地行事，那就是在重走亡秦的老路了！”他意识到，形势已发展到必得扭转整个治国方向的关头了。但是真要转过这个弯子来，又谈何容易！这会牵涉到太多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现实利益；另外，他骄奢淫侈、好大喜功的习性也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西汉帝国就像一艘航行在茫茫海面上的大船，找不到北，在那里漂浮不定。
既然理应转弯子却又转不过来，或者转得太迟缓，自然就会有人不满意。这些不满意的人物中，有一个就是皇太子。他是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个性“仁恕温谨”，对父亲不断兴师动众非常不以为然，所以经常成为武帝决策的反对者。武帝曾回答儿子的劝谏说：“就让我把该做的事全做完。好留一个安逸的局面给你。这不是也挺好吗？”父子两人政治主张的分歧，逐渐发展为互相间的疏远、猜疑和算计。卫青死后，卫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根极重要的支柱。此后不久，汉武帝就好像开始为更换自己的接班人预作安排。他先后翦除了卫氏集团的很多成员。“巫蛊之祸”发生时，武帝与皇太子以及卫皇后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不通消息的地步。江充把巫蛊之罪安到皇太子头上，即便没有受到武帝的直接指使，一定也是他看准了武帝的心思，因此才会有这样的胆量。也正因为如此，皇太子对江充的怨愤爆发，才会立即引起武帝的激烈反弹，以至于他会直接把它当作一场叛乱来镇压。
现在让我们转回来再说任安。在巫蛊之祸发生时，他正担任“监北军使者”的职务，控制着调动首都卫戍部队的大权。皇太子用兵符命令他发动北军参战。任安接受了皇太子的发兵符节，回转身来却紧闭军营大门不出。他实则是不希望事态失控。但这种做法却被武帝看成是“有两心”。事平之后，任安被判死刑，关入死牢，等候处决。所以才有司马迁给他写信这回事。
如今，《报任安书》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千古传诵的名篇。这封信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借着对本人蒙冤经过的回忆，为李陵大声叫屈，同时也控诉自己所遭致的不公正的审判。信里说：“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廷，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弩，冒白刃，北向争死敌。”司马迁以为，像李陵这样能使部下效命死战，“虽古之名将不过也”。至于他力屈投降，则“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说到自己，司马迁为他的“拳拳之忠”不能被武帝理解而一再哀叹说：“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另一个地方，他又用重复句法为自己的命运高声呼喊：“悲夫！悲夫！”说他的这封信，是在用血泪控诉汉武帝，也是不过分的。
第二层意思，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甘受宫刑之辱而活下来。他这样回忆当年在牢狱中所体验过的卑贱屈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笞”；“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徒隶，指其他犯人；惕息，惧而喘急）。他说，每当他想起自己作为“刀锯之余”（受刑人）所蒙受的耻辱，想到没有面孔再上父母的坟墓，总是肝肠寸断、虚汗淋漓。那他又为什么没有抢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毅然自裁呢？司马迁先回答说：“人情莫不贪生恶死，顾父母、念妻子。”但是也有一种人不是这样，“至激于义理者不然”。司马迁用以下这句著名的话来概括后一种人对待死的态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必须在赴死或求生践义（即为实现某种义务和责任而顽强地活下去）之间作出选择，那他就要衡量在两者中哪一个的分量更重。当赴死更重于践义时，他的死就具有重于泰山的意义。而如果当时环境还需要他活着践义，那么他就不应当轻生；在这种情况下随便去死，其意义便轻于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