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司马迁向他的朋友倾诉了自己当初没有慨然引决的原因，同时也公开了一个已经被他保守长达十多年的个人秘密。十四年前，他曾向自己的一个同事、天文学家壶遂透露过这件事，当时它还处于刚刚着手进行之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现在，司马迁告诉任安，他之所以接受宫刑，因为他需要活下来，继续完成早已在写作之中的《史记》。而到了给任安写信的此时此刻，司马迁肯定已经写完了《史记》。所以他自豪地向任安宣称，此书“凡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说，他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给后人，让它在大都市里流传。从今往后，就是被杀一万次，他也绝无后悔！
懂得了《报任安书》中的这一层意思，我们才可能对《史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才能懂得，为什么鲁迅要把《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
八、“无韵之离骚”
《报任安书》为我们解读《史记》提供了一把钥匙。司马迁不但畅抒了他郁积多年的委屈和愤懑，更向朋友袒露出他此刻的心情。这就是信中的第三层意思。司马迁写道，如今自己心愿已了，所以他可以对过去所忍受的种种侮辱做出总答复了。什么样的总答复呢？他在信的末尾宣布：“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要以死来澄清周围的人们对他身残处秽、隐忍苟活的误解和蔑视，以死来控诉自己所遭遇的不平和不幸。所以对这封信，决不可作寻常书信来读。它既是司马迁告别人世间的遗言，也是他经过七年的忍辱负重之后，终于昂起头来抗议暴政的一篇战斗檄文。
《报任安书》传达了司马迁的心声，但它也给后人留下若干永久的谜团：像这样一封写给死刑犯的信，究竟是如何可能保留下来的？对操纵特务政治得心应手的汉武帝看到过这封信吗？司马迁之死究竟与他写了这封信有没有关系？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老是喜欢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验我们的想象力。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虽然不能说是字字血泪，但它确实耗费了司马迁十八年的心血，这还没有把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准备撰写《史记》所花费的精力算进去。就写作字数而言，司马迁似乎远不及当代许多“著作等身”的教授（形容著作之多，若把它们一本本地叠起来，竟能与作者的身高相当。这当然是有点夸张的说法）。然而就是这部《史记》，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笔最光彩夺目的遗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被汉武帝阉割的人，却因为他创作了《史记》而成为中国的“历史学之父”！
《史记》杀青，对司马迁的精神是莫大的解放。他对此生已一无所求，所以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挺直脖子说话了。《报任安书》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他毫不掩饰地说，现在他最不甘心的，是在这辈子里“不得书愤懑以晓左右”。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特务政治盛行的时代。汉武帝到处安置“线人”，连自己亲儿子的身边也不放过。对这样的局势，司马迁绝不会漠然不知。既然如此，给一个牵连在“谋逆案”中的死刑犯写这么长一封信，难道他不担心走漏其中的消息？正是从这样的推断出发，一个文学史专家提出，司马迁在写《报任安书》时，他预期中的读者其实远不止是任安，而恰恰就包括了汉武帝其人；不只是汉武帝，而且还有天下所有知道他的人，以及后世所有读到《史记》的人们！
这当然是一种十分有见地的猜想。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两汉之际曾流传的一种小道消息，说司马迁后来因为“有怨言，下狱死”，那么上述猜想好像就变得更有道理了：所谓“怨言”，是否就是被武帝读到的《报任安书》里那些“愤懑”之言呢？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人类认识自己生存环境的过程里，“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甚至比理性和科学还更加重要。这看来非常对。
不过，想要就此断定《报任安书》实际上是一篇《报今上皇帝书》，也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困难。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不但直言无讳地透露了自己当年之所以不肯死的真正原因，而且明明白白地宣布他此生的目标业已完成，也就是说，《史记》已经写完了。汉代的太史令并没有写历史的职责。司马迁写《史记》，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这部一直写到当代的著作（而且越是写到当代就写得越是翔实），会让汉武帝喜欢吗？如果这个喜怒无常、猜忌而刻薄成性的皇帝看了这部书不高兴，《史记》还能逃脱他的追缴和焚毁吗？要知道，在一个只能靠数量极有限的手抄复本来传播书籍的时代，著作遗失而不能传世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大；如果还有专制皇帝动用国家机器来对它进行搜缴销毁，《史记》的命运不就更加岌岌可危了吗？司马迁忍辱苟活近十年，就是为着写完这部著作。他怎么可能置《史记》的安危于不顾，自动把关于它的消息报告给汉武帝？从这一点考虑，他在写《报任安书》时，绝不可能以汉武帝为假想中的读者。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疑问？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把它当作一个“开放性”的、还无法彻底地予以答复的问题来看待。古人说，读书时应力求“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所谓“阙其疑”，就是对一时还弄不清楚的问题不要强作解人，方凿圆枘，而宁可持一种开放性的存疑态度。
说完了《报任安书》，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史记》上来。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比较好懂，赞扬《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巅峰之作。后一句话又把它比喻成《离骚》，这应当如何解释呢？
《离骚》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贵族屈原所写的一首体裁特别的长诗，这种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楚辞”。秦汉统一以后，楚辞的影响越来越大地波及到北方；秦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屈原，也开始从楚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性人物，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司马迁之前有一个人叫贾谊，曾被贬官到长沙，在那里写了一篇《吊屈原赋》。这篇著名的文学作品一经流传，屈原作为一个孤芳自赏、怨天尤人的文人骚客形象，便被深深地印刻在一般人的心里。但是从司马迁的眼里看出来，屈原还不止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把屈原的悲愤自杀，看作是他向黑暗势力的绝望控诉和最后反抗。他描写了一个具有道德英雄主义气概的屈原。
我们或许都知道，楚国最强大的时代在楚庄王到楚平王时期。著名的典故“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就发生在庄王时。屈原生活在楚怀王和顷襄王的时代。那时候，楚国虽然已不如从前那般强盛，不过它仍然还有力量东抗齐国、西敌强秦，保持着第一等大国的地位。东汉的刘歆描写当日的形势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如果秦国的“连横”战略成功，秦就能实现它的帝业；如果六国的“合纵”战略得势，那就造成由楚国王天下的局面）。可见他把楚国看作是能与秦国相抗衡的最后敌手。
司马迁把屈原放回到这样一个机会与凶险形影相随的时局里去进行分析，于是对屈原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屈原一度踌躇满志，但因为遭到小人的妒嫉毁谤，被楚怀王削去了官职。《离骚》就是在屈原被罢官后创作的长诗。它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怨”字。司马迁为屈原辩护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直到这里为止，司马迁的见解与贾谊相比还没有什么不同。他区别于贾谊的地方，是司马迁把屈原的这种“怨”表现得非常大气。屈原把自己的怨与“忧”，也就是对楚国一方山水之存亡命运的忧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就完全超越了个人得失的狭隘感情。司马迁评论说，《离骚》从上古的圣王说到商汤、周武王，乃至春秋最早的霸主齐桓公，为的是对时政进行批评，揭示道德的重要以及治乱之道的法则。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屈原虽然被污秽所包围，但他的志向却可以与日月相争辉。
从《离骚》判断，屈原周围的人们大概都劝他离开楚国，到别的国家去谋求个人发展。见用则留，不用则去，这在百家争鸣、“士为知己者用”的当时是士大夫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做法。为此，屈原曾先后找过好几个人替他算卦。《离骚》里提到三个这样的人，分别是屈原的姐姐“女媭”，以及“灵氛”和“咸巫”。占卜的结果都说他应该从楚国出走。但是思来想去，屈原还是不愿意离开楚国。他的《离骚》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结篇。彭咸是传说中的殷代贤臣，向殷王谏言被拒绝，乃投水而死。可见在创作《离骚》的前后，屈原已经产生了以殉死来表明自己心迹的念头。不过此时他的这个念头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强烈而已。他为什么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呢？司马迁在屈原传里安排了一个屈原与江边渔夫对话的故事，来表明屈原拒绝与陷害他的黑暗势力妥协的心迹。
故事说，被楚王流放的屈原来到长江边。他“披发行吟泽畔（披头散发，在江滩上来回漫步，口中还念念有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江边一个渔夫见了问他：“你不是屈原大夫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屈原回答：“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说：“圣人应该随时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应对方法。怎么可以空怀绝世的才能却让自己被废逐呢？”屈原完全不理会渔夫的劝诱，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表白说：“谁能忍受自己洁白的身体被世俗的污垢所玷污？我宁可跳进长流不息的江水，而葬身于鱼腹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与渔夫的这段对话，来源于相传是屈原创作的楚辞《渔父》。这篇楚辞即使真的是屈原所写，那也不过是作者“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一种文学性质的描写（假设客主之间一问一答的场景，从而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所以是不能把它当作真实的事件来对待的。但是这个场景对司马迁来说是太重要了。他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道德理想。司马迁的心与屈原紧紧相通。他说，屈原被楚王从身边赶走，因而才会有《离骚》这等伟大的作品。他一定要把这一点充分表现出来，其实也就是在寄托自己蒙冤发愤、气冲斗牛的情怀。鲁迅最懂得司马迁对屈原的这种独特解读，所以他才会把司马迁忍受着巨大的身心残害而完成的《史记》，比作无韵的《离骚》。
鲁迅将《史记》与《离骚》相提并论，不仅因为作者的遭遇或作品的写作背景十分相像，而且也因为《史记》除了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高峰，同时又和《离骚》一样，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史记》刻画人物的细腻生动，表现出司马迁极高的文学造诣。他写楚汉两军对垒，项羽一方用弩机射出的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刘邦痛得不由自主地将身体收缩起来，但他突然意识到在阵前暴露出主帅胸部受伤，很容易动摇自己一方的军心。可是他已经弯下腰去了，怎么办呢？于是他急中生智，就势伸出手去抓住自己的脚，嘴里说道：“老贼伤了我的脚趾。”司马迁只用十二个字就把这段经过表现得栩栩如生：“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
《史记·平原君列传》讲述著名的毛遂自荐的故事，在说到毛遂要求陪同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的时候，司马迁这样描写两人的对话：“平原君曰：‘先生处胜（平原君自称）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最后还是跟从平原君去了楚国，而且也全靠了他的辩才，才说服了楚国参加抗秦联盟，使平原君得以完成使楚的目的。这时候《史记》又记载平原君的话说：“胜不敢复相士（识别人才）。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前面一段反复直呼“先生”，后面一段则反复以“毛先生”为称；前面几次反复“三年（或几年）于此矣”，后面则重复强调“不敢复相士”。其行文的气势，就像骏马冲下千丈之坡，又好比风行于上而水波跌宕起伏于下。
又如描写韩信胯下之辱，《史记》说他“熟视之，俯出胯下，蒲伏”。“熟视之”三字深有意味，突出了韩信内心激烈的冲突；而“蒲伏”两字，则把韩信忍气吞声的样子交待得活灵活现。《汉书》抄《史记》的这段文字，删去“蒲伏”两字，文章色彩也就变得单薄多了。《史记》的文字“言近旨远，辞浅义深（语言明白易懂而含义深远）”。叙述刘邦听说萧何离去后的感觉，称他“如失左右手”。描写汉军的死伤惨重，说“雎水为之不流”。形容董仲舒的精神专注，则说他骑马三年，还没有弄清那匹马是雌是雄。阅读《史记》，真正可以令读者“如直见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的文字是否也有不那么精当的地方？或许不能说绝对没有。《项羽本纪》讲述项羽死前勇战，说“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披十余创”。两句话都指项羽一人而言（项羽名籍），却好像在说两个人的事。刘知幾在《史通》里批评“史之烦文”，共举十四例，其中有十例出自《史记》。他的标准非常严格，曾批评《汉书·张苍传》里“年老，口中无齿”一语是“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以为应当删改为“老，无齿”。可见真的要把一部书写得“字字珠玑”，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之，鲁迅说《史记》是一部不押韵的长诗，也有表彰它崇高的文学价值的意思。
九、“史家之绝唱”
虽然《史记》的文学成就达到辉煌的程度，它本质上却还是一部求真求实的历史学著作。所以鲁迅首先表彰它是“史家之绝唱”，然后才说它还是“无韵之离骚”。既要真实，又要有文学性，要做到两全其美当然非常困难，但还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史记》即为一例。
《史记》内容的真实可信，最令人吃惊的证据之一，是它对于商王世系的记录。司马迁当时一定是依据了某种古帝王谱牒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今天一点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他关于殷王谱系世次的记载究竟是否准确，或者准确到什么程度，后来的人几乎根本无从加以考察核对。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人们偶尔从被当作中药材用以熬制方剂的“龙骨”上发现了商代刻辞（即甲骨文），再追寻到出产这种特别的“龙骨”的河南，这批刻写于晚商的甲骨文才在被掩埋三千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19、20世纪之交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另一项同样重大的发现则是敦煌文献的重回人间）。根据甲骨卜辞，可以将商代二十九王的世次复原出来。再拿这个复原结果与司马迁的记录一比对，人们惊讶地发现，司马迁的记录竟然与在他之前一千年就已经被埋入地下的殷商甲骨资料出奇地一致！这件事甚至使得人们有理由进一步猜想说，《史记》关于殷商之前夏代十七个王的系谱记录，大概也是有相当根据的，只不过我们至今还无法找到其他旁证材料来对它进行核实而已。
《史记》内容的真实性，也反映在司马迁总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情况，而一点也不会为了替尊者、替有权有势者遮掩什么而使用所谓“曲笔”（用隐晦含糊的话将不便直说的情形支吾过去）。中国人在记录历史时一向强调“直笔”，但是因为各种人情或利害关系的牵制，有时它甚至还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完全的“直笔”是很难做到的。司马迁却勇敢地做到了“直笔”。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多数出身低下，周勃靠为人吹箫送葬为生，樊哙是杀狗人的儿子，栾布是酒店里的跑堂，灌婴稍微好一点，是贩绸缎的小买卖人。司马迁身为汉人写本朝的历史，却对这些都一概直书，毫无忌讳。甚至对皇家的丑事，他也照写不误。刘邦贫贱时被他父亲骂作“无赖”，审食其与刘邦的寡妻吕太后不清不白，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司马迁写进他的《史记》。《汉书》对武帝以前的纪事多照抄《史记》，但《史记》中“无赖”、“得幸吕太后”一类的话，在《汉书》里却是绝对读不到的。
甚至对于当时已被圣人化的孔子，司马迁也不肯放弃直笔的原则。他说，孔子由他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而生（野合者，不符合礼的规矩也）。叔梁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了。孔子一直到死，都不知道父亲坟墓的确切地点。孔子大力提倡孝道，怎么可以连自己父亲的坟墓在哪里都弄不清楚？司马迁还描写说，孔子为与齐景公拉上关系，去走齐景公宠信的一个叫高昭子的小人的后门，居然做了高昭子的“家臣”（私人随从）。他在卫国，为接近卫国的君主，又去走卫夫人南子的后门。两人隔着帷帐互相行礼，南子“环佩玉声璆然”。这都是以卫道自命的正人君子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说，司马迁的这些描写，都来源于“诸子杂说，不可取也”！还有人因此把《史记》说成是一部“谤书”（带有诽谤的书）。
以上所说，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凡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必定都是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实际情形也不完全如此。我们说司马迁能够做到“直书其事”或者“直笔”，主要是说他对自己所记录的事情不愿意加以故意的隐瞒或篡改；是说他知道某事如何，就一定照着那样子把它讲述出来。他自己总结《史记》的写作原则，叫做“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意思是把有关过去的种种传说组织成一个系统，放在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里重新讲述，尽可能使这些来源不同、讲述立场和讲述角度不同的故事能够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映衬。有些传说，例如天人感应、圣人的种种神异事迹之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真假掺杂，而在古时候却长期被大多数人信以为真。司马迁当然也做不到例外。他说舜六十一岁代尧践位，统治天下三十九年，死于今天的湖南。古人对此老早已经提出过怀疑。他记载楚国王室的起源，说祖先中有一个人叫陆终，妻子“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上古的人是否做得到采用剖腹产来接生，已经十分可疑；至于一胎产六子，那就更加无法让人相信了。可见司马迁最多只能做到“以信传信，以疑传疑”，要求他说的必得完全真实，那对他不是一种苛求吗？
另一种情况是，《史记》讲述的故事中，肯定加入了不少由讲述者添加在里面的想象成分。我们都知道，刘邦阵营里最会打仗的人是韩信。当刘邦被项羽射中胸口、接着又被楚军围困之时，韩信却在项羽分封的齐国大打胜仗。因为自己差不多灭了齐国，韩信从前线送一封信给刘邦，要求刘邦封他一个“假齐王”（负责代理镇守齐国的王）。刘邦读完这封信勃然大怒，骂道：“我被楚军重重围困在此地，从早到晚盼望你来救我。你却只想到要做什么‘假齐王’。”坐在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一听急了，连忙在桌子底下踹了刘邦一脚，把嘴附到刘邦耳边，轻声对他说：“目前形势对我们不利，韩信如果自立为王，你能禁止得了吗？不如顺水推舟，封他一个王，把他笼络起来，使他不至于反叛。否则很可能会有麻烦。”刘邦一下子明白了，连忙接着前面的话转弯说：“大丈夫想做诸侯，就应当做真王，还要做假王干什么？”他立即派张良赶到韩信军前，封他为“齐王”，同时调发韩信的援军来解自己的围。不消说，这个故事十分精彩。但是张良、陈平在桌子底下踩刘邦的脚，这是谁看见的？两人贴着刘邦耳朵说的话，又是谁听见的？在场的人们真正能看见的，至多也只是张良和陈平与刘邦交头接耳的情景而已。其他情节无非是讲述者根据事态演变的逻辑线索补充进去的。
再有一种情况是，《史记》在“发掘”某些当时已所知很少的事件或人物时，由于素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李代桃僵乃至化虚为实。前面说到过《史记》塑造的屈原形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直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屈原在人们的印象里，包括在贾谊著名的《吊屈原赋》里，不过是一个过度敏感和自尊而偏偏又怀才不遇的文学家而已，他在先秦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所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竟对他一字未提。司马迁要为屈原写传，最大的困难便是材料不足。他的依据无非有这么两种：一是由屈原本人所写、也包括后人依托屈原之名创作的那些被称为楚辞的作品；二是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遵照武帝命令撰写的《离骚传》。他要把屈原在楚辞《渔父》里虚拟的“主客答问”当作他的一段真实遭遇写进传记里去，其实跟屈原的故事实在太少也有密切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史记》中提到的陷害屈原的楚国贵族“子兰”其人，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离骚》在极言世道衰乱、风气浇薄、人无操守时，用了一个比喻，说百草不香，连兰、椒这两种最有代表性的香草，其气味也都变臭了。而《史记》所谓“子兰”（此人在《汉书》里又被写作“子椒”），很可能就是从楚辞的“兰椒之语”里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屈原的形象在历史上至少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变化。他先从贾谊《吊屈原赋》里一个牢骚满腹的冤死文人（我们可以把他叫做“贾谊版的屈原”），变成司马迁笔下以勇于一死来向黑暗、罪恶的社会势力进行抗争的道德英雄（“司马迁版的屈原”）。再后来，他又变成对自己国家爱到近乎痴情程度的一个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但那已经是现代的事情了（“郭沫若版的屈原”）。
最后，司马迁其实还特别爱好讲述生动曲折的故事。他既讲究“实录”，但也抑制不住“爱奇”的心性。《史记》关于战国历史的叙述，有将近一半可能来源于一本类似于《战国策》的故事集。它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看来司马迁并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在这本书所记载的许多巧妙的阴谋故事里，究竟哪些才真正经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写进严肃的历史著作里去。古人因此批评司马迁“大胆莽撞”。有一个当代西方学者称，司马迁既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又是有一点华而不实的轶闻编纂者。他认为，在《史记》里，历史学的标准经常被“故事本身的打动力”所取代，从而使司马迁“失去对书写的控制”。
这么说起来，《史记》到底还能算一本可以被我们信赖的历史著作吗？回答仍然是绝对肯定的！已经过去的经历一旦成为口耳相传或者记录成文的某种叙述，其中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本人主观上对那段历史的想象、理解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做不到完全客观地去“复原”某一段历史，或者所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司马迁做不到，别人也一样做不到；古人做不到，今天的人也一样做不到。衡量一部历史著作的好坏，不是看其中有没有掺入作者的主观想象和理解，而是要看这种想象或理解是否来源于历史事实，并且是否经得起所有已知历史事实的验证与核查。
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曾利用他做太史令的职务读遍了“石室金匮之书”（指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但是除了古帝王的谱牒之外，他在当时能看到的书籍，其实并不比我们今日所能掌握的资料更加丰富多少。秦汉用于地方治理的各种行政文书，似乎也未被他充分利用过。而要凭这点原始文献写一部通贯两三千年的全面历史，他所面临的素材和资料短缺的困难是极大的。据日本学者的解析，《史记》关于周文王之前的早期西周历史的记述，实际上就是由得自各种古书的三十七则片段叙述拼凑而成的。其中有九则源于今日已遗失的古帝王谱牒，二十四则资料来源于《礼记》、《尚书》、《诗经》、《孟子》和《韩非子》等常见著作，只剩下四则资料来源不详。他撰写的孔子传把《论语》的五分之一都作为孔子的言论抄了进去，引用的范围涉及《论语》全部篇目的六分之五。秦始皇烧书，把除了本国以外其他六国的资料都销毁了。因此除了非常简单的秦国编年史，还有前面说到过的那本故事集，关于《春秋》纪事结束到秦统一的这一段，也就是关于所谓战国时期，更是缺少可资参考的史料。所以《史记》战国部分的写作，只好先根据相对来说还稍微丰富一点的秦代史料编成“秦本纪”，而后将“秦本纪”中与六国相关的信息分散到有关各国，制成“六国年表”。再据年表、各国君主谱系和战国故事写成韩、赵、魏、楚、燕、齐等世家的战国史部分。我们所以要指出司马迁的种种苦心经营，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这部历史书的写作，在把尽可能多的资料和作者个人对这些资料的认识尽可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方面，已经达到了何等了不起的程度。《史记》创立了一种综合的历史叙事体裁，分别由本纪（编年史）、表（按专题制作的历史年表）、书（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性记载，后代改称“志”）、世家及列传（王族家庭史和一般人物传记）等四部分构成。它成为历代王朝在此后两千年里编写“正史”的标准范式。
在司马迁以前，纪、表、书（志）、传这四种书写历史的体裁，其实都已经分别存在了。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将这四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综合复杂的结构框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创造从来就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突兀而起；它总是以某些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作为起点而实现的。不过，《史记》最大的贡献，或者说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综合性叙事体裁的创造。《史记》对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它第一次把一种“过程”的脉络，埋置到对于过去的历史书写之中。司马迁提出他写《史记》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在司马迁以前起码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了。这些记录虽然也被按年代的先后排列起来，却像账本一样既简单、又零碎散乱，看不出在那一大堆事情的变化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或线索。比如某年“陨石于宋五”（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某年某月“赵盾弑其君”之类。为了弄明白那些简单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把相关的故事情节用口耳相传的办法一代代传承下去。人们不关心这一连串的事件或故事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历史书写的目的是拿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单独来进行道德的批判，用作后人的教训。孔子删改《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突破了这样一种支配中国人上千年的历史思维方式，要把过去当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变迁过程去探究和说明。也正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目标，他才必需要发明一种崭新的综合性的叙事体裁来重现过去。这不是最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伟大的创新精神吗？
写完《史记》，寄出了《报任安书》，五十五岁的司马迁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从此再没有留下别的什么形迹。他的晚年将会如何结局？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历史再度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
十、身死之谜
征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1年之后，司马迁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记载里。在此之后的第四年年初，汉武帝病死，那年他刚好七十岁。临死前，“望气者”（通过察看天象及山川形势来预言大事的巫师）声称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气”（意即狱中有人将代武帝而临天下）。结果关押在京师各监狱中的囚犯不论所犯轻重，一律被处死。但这一招还是没能帮助武帝逃过一死。汉武帝与司马迁这对内心已严重对立的君臣，究竟谁活得更长一点，从而得以亲眼目睹另一方的死亡？现在没有确切的凭据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关心司马迁命运的人们，曾经对此作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们早就说过，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一直担任“中书令”的官职。现有的资料似乎可以表明，武帝最后一年在中书令位置上的，是一个叫郭穰的人。这就是说，司马迁当时已经离开了中书令的职位。那时他还未到六十岁，不像是告老离去，所以很可能是死于任上，因而导致中书令的职务必须另易他人。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倾向于这个说法。他写道：“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始终，当无大误也。”总之，司马迁大概死得比武帝略微早一点。
如果司马迁真的死在武帝稍前一点，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更加费人猜疑的问题：这个“稍前一点”，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与武帝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很多“稍前一点”的事例，都很让人觉得带点疑案的性质。如光绪死在慈禧“稍前一点”便是最著名的例子。汉景帝在本人死去的“稍前一点”逼死名将周亚夫（说详下），也属于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司马迁真是被武帝晚年害死的吗？
关于这一点，两汉之际就曾有人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段话所包含的消息，至少不完全都是准确的。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举李陵”而获罪（举，举荐也），他被“下蚕室”，是由于他力图要替已经战败投敌的李陵说话，那时候根本就谈不上举荐不举荐的问题。可见说这段话的人，对发生在八九十年前的那件事只剩下一个很含糊朦胧的印象了。不过也不能因此断定，他所说的就全然不可信。消息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倒是很有可能的！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一条很有力的旁证来。
东汉前期的班固，在《史记》有关西汉纪事（终止于武帝后期）的基础上，补写昭、宣、元、成、哀、平六帝时期的史事，作成一部完整的西汉断代史，叫《汉书》。《汉书》有《司马迁传》，但对他死于何时、如何死去这件事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根据《汉书》为人列传的一般体例，凡善终之人，班固大都会在传记的末尾交待该人死于何年，终年时有多少岁。《汉书·司马迁传》对这一点未加交待，不能看作是班固的偶然疏忽。他避免谈及司马迁去世的消息，很像是在为尊者讳，即故意向后人隐瞒司马迁最终被武帝处死这个事实。这里所谓“为尊者讳”，其实不一定完全是在捍卫司马迁的名誉，而更可能是为汉武帝着想。班固称赞“孝武之世，文章为盛”（文化灿烂）。一个卓越绝伦的大历史家，怎么可以被这么一个追求“文章为盛”的皇帝处死？这样的事，对后代如何交待得过去？班固决定保持沉默，实在是深有用心的。
说到这里，关于司马迁的死，有两点相信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死于武帝末期；他是因为“有怨言”，所以被下狱而死。
然而上面的结论马上又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司马迁是因“怨言”而再度触怒武帝，所谓“怨言”，是他写在《报任安书》里的那些话吗？换言之，司马迁在生命的最后被下狱，是他的那封《报任安书》惹出来的祸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若想事事洞穿历史的吊诡之处，实在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做的，无非是将它安放在一个开放性的讲述框架里去对它加以认识。那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设想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用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种答案是，所谓“有怨言”的罪名，果然是由《报任安书》引起的。就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司马迁本人恐怕无意于通过《报任安书》直接向武帝披露心胸。但是汉武帝还是通过自己的监视系统弄到了这封信。武帝与司马迁相处多历年所，以他的精明识人，不会不对司马迁的内心活动毫无察觉。现在，多年来深藏在他内心的狐疑终于被信中一行行的白纸黑字所彻底证实。他恼怒司马迁辜负了他的“尊宠”；他更受不了司马迁在“从俗浮湛”（在世俗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外表之下那一副蔑视他的至高权威的傲骨。为此，他要再度惩治司马迁。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武帝读到了《报任安书》，他必定还会去设法追寻《史记》。他最关心的，应当是司马迁将会如何描写他这个“今上皇帝”。前面提到过的传说透露了一条有关消息，因此也就十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它说，武帝读了《史记》中的《景帝本纪》（这里似乎还应该加上《今上本纪》，也就是武帝朝的编年史），对司马迁毫不遮掩地暴露汉景帝、武帝父子二人的短处大为光火，因此把这篇本纪销毁了。班固在写《汉书》时说，流传世间的《史记》已经缺失了十卷（《史记》总共有一百三十卷，今本中有十卷是西汉后期的人补入的），而其中恰恰就包括景帝和武帝的两篇本纪在内。看来上面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只不过它把武帝“怒而削之”说成是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在时间上弄颠倒了。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只说《史记》总共一百三十篇，丝毫没有提到它被武帝强行删削之事。所以武帝“怒而削之”，只能发生在这以后。于是我们可以说，假使司马迁“有怨言”的罪名果真起因于《报任安书》，那么他的死大概还不仅因为这封信，而且也因为《史记》对“今上皇帝”以及与“今上”有牵连的一系列人与事的描写太不称汉武帝的心。
武帝追查《史记》的事情，还在司马迁的家乡陕西韩城被演绎成一系列动人的民间故事。据说司马迁被下狱后，妻子柳倩娘回到家乡，守护早已被女儿司马英暗地里转移回家的《史记》正本。后来，司马迁的长子司马江被李广利诬奏，被迫从边关上太行山造反。柳倩娘听说司马江造反，恐怕被官府灭门，遂命后辈改名换姓，离家避祸，她自己携带《史记》入庵为尼姑。她在庵中修道四十年，终于成仙，乘龙而去。司马迁的三叔司马厚，则在与前来搜查《史记》的官军搏斗中被杀死。
韩城民间还传说，司马迁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八。而他的妻子柳倩娘，又被说成是李陵的姑表妹。故事说，李广利要纳柳倩娘为妾，倩娘不肯，李陵也不同意，为此他遭到李广利的忌恨。所以后来李广利坐视李陵陷敌而不救。柳倩娘则经李陵介绍，拜司马迁为师学艺，遂由相互爱慕而终成婚配。
这些传说反映了民间的感情和想象，但并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司马迁应该是有儿子的，名字已不可考。他的女儿十分有主见，嫁给一个地位不低的官僚，也没有留下名字。她生了两个儿子，叫杨忠、杨恽。最早把司马迁的书传布开来的人，正是司马迁的这个外孙杨恽。
不过汉武帝怒删《史记》的说法也未必能使人完全相信。理由至少有三条。
第一，《史记》之所以缺少十篇，也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压根儿就没有按原计划真正把它们写出来。或许我们只能说，司马迁生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但他还留下若干篇章始终没有写完。《史通》作者刘知幾就持这种看法，即所谓“十篇未成，有录（目录）而已”。清代前期负责编辑“四库全书”的一批大学问家，认为“当以知幾为是也”。王国维也批评武帝删书之说“最为无稽”。
第二，《史记》有目而无书的共达十篇。其中大多数内容与汉武帝无关，根本不可能是被他删毁的。既然其他篇章的遗失都可以与汉武帝没有关系，又有什么理由断定汉景帝、汉武帝两篇本纪的丢失就一定出于武帝之手？事实上，西汉一代既无印刷术，纸张也还未曾代替丝绸或竹木片成为书写的最主要材料（这要在两晋时才发生）。一部五十多万字的书，整本抄写既不容易；即使抄出来，要把它全部装钉在一起也不可能，故当时只能一卷一卷地分别装钉。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往往按阅读需要被拆散开来，分卷抄写并分卷流传，叫做“写以别行”。在这样的传播过程里，有若干卷失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非要找出一个为这类偶然事件负责的人物，有时反而显得牵强无据，真正变得“吃力不讨好”。
第三，武帝如果因《史记》“极言其短”而毁去记载景帝和他本人时代的两篇本纪，那么他必得要以同样的手段毁去《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章！景帝朝用晁错的“削藩”策来收拾刘邦当年分封的同姓王后裔（同出刘家一门骨肉的同姓诸侯），弄得宗室人怨沸腾，最后逼出一场“吴楚七国之乱”。西汉朝廷削藩自有其理由，但景帝在这个过程里显得刻薄寡恩也是事实。尤其无情的是，七国之乱刚刚爆发时，他一时慌了手脚，竟把一心为朝廷的长治久安着想而被诸侯切齿痛恨的晁错当成替死鬼，把他斩杀在长安东市，以求与叛乱的诸侯妥协。景帝在那天一早派人到晁错家里传唤他，晁错还以为是召他进宫问对，把朝服穿戴得整整齐齐才出门。万没想到的是，他被直接领到东市受刑，连再见一次景帝之面的机会也没有。唐朝有人写诗说：“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前一句里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景帝做过的另一件刻薄无情的事，就是在自己死前先以冤案逼死周亚夫。周亚夫是汉初功臣周勃之子，自己也在镇压吴楚七国叛乱中立过大功劳（“周亚夫军细柳”），一直做到丞相。可是他却因为反对景帝废黜既定的皇太子、改立日后的武帝为太子而得罪景帝。景帝很快与他疏远。不久他请求辞职，获得批准。景帝在宫中请他和新立的太子一起吃饭，大概是想补救或协调周亚夫与新太子的关系。奇怪的是，在周亚夫的筵席前只放了一块大肉，却没有筷具。周亚夫心里不高兴，脸面就上了颜色。坐在他身边的太子不断地向他张望。周亚夫实在忍耐不住，便离开坐席，冷峻但不失礼貌地告辞了。景帝望着他弓腰曲背的后影说：“此人心中怏怏不服，将来绝不是少年天子能使唤得了的臣下！”周亚夫随后就被一个冤案缠身，在狱中绝食五日，吐血而死。后来有人说景帝对待臣子太少恩情，用法又太过深刻，“大抵得于晁错者为多”。此说十分到位。
司马迁若要在《景帝本纪》里“极言其短”，他可以说的，无非也就是上面这些。这些故事也被他写入《史记》的其他有关部分，如《周勃世家》、《晁错列传》等等，而且只会讲得比在本纪里更翔实。如果武帝为此要销毁《景帝本纪》，他不是也应该甚至更应该销毁另外的那些篇章吗？这样的分析对质疑武帝销毁《今上本纪》的猜想也一样有效。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如果武帝没有怒删《史记》的事情，那么断定他见到了《报任安书》的看法也就失去了几乎是唯一的重要旁证。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读到《报任安书》里的那些怨言。可是司马迁既然已经决心要用从容就死来洗清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巨大侮辱，他一定还会在其他场合毫无顾忌地倾吐自己的怨言。他终于实现了这一番心愿。可惜其具体情节到底如何，今天的我们对此已经丝毫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要说武帝是因为读了《报任安书》以及《史记》，才会第二次迫害司马迁，还缺乏充分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司马迁因“有怨言”而断送了老命，则很可能是历史事实。我们或许有把握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结局。因为司马迁早已明白，他如果想要真正地被人们认识，那么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十个字写得毅然决然、斩钉截铁，难道不正是表达了司马迁以死明志的强烈心念吗？
有关司马迁的历史资料实在少得可怜。要想了解司马迁，最好的办法是用心去阅读他的《报任安书》和他的《史记》。要想真正享受蕴含在《史记》里的古朴雄伟以及它无法言传的美，也只有把自己从“耳食之人”变成原始文本的阅读者。这篇文章至多只能帮助你走近《史记》。而要真正走进《史记》，还得靠每个人自己去直接感受原著才能做得到。那是任何别人都无法代劳的。
把过程植入历史书写[1]
——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
一
由《诗经》中的“大雅”及“颂”可知，至晚西周中后叶，当相关诗篇被创作出来之时，上古中国人把发生在过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置于连续的时空范围内，并将它们当作一个互有关联的变化过程来予以理解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了。若按《生民》（“大雅”第十一篇）、《公刘》（“大雅”第十六篇）、《皇矣》（“大雅”第七篇）、《文王有声》（“大雅”第十篇）和《大明》（“大雅”第二篇）的排列先后将这些诗篇通读一过，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组史诗，从而生动地展示出自姜嫄履大人迹而产弃，直至文王受方国、武王牧野伐纣的早期西周史。在实际的庙堂音乐歌舞表演中，它们或许很少有机会被全数采用。但这样一个追溯西周建国历史的叙事框架一定是周人所熟悉的。鲁僖公时代（前659—前627）为修庙告成而创作的颂祷之辞《閟宫》是《诗经》里最长的一篇作品（《诗经·颂·鲁颂》，共八章）。它的前两章专述周人先祖故事，是即《生民》、《皇矣》和《大明》三篇内容的压缩，其中不过省略了《公刘》居豳以及《文王有声》所讲的作邑于丰和武王迁镐的故事而已。《商颂·长发》则是展示商王朝先世事迹的一部歌舞剧的唱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