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历史时的过程意识之发育，也表现在《尚书》的编撰，即根据流传下来的片段材料去“复原”过去时代官方文书的持续数百年的努力之中[2]。关于今本《尚书》各篇的写成年代，诸家考订多有不同。不过他们一般都同意，“《尚书》各篇所记的事越古，编成的年代越近。但后世所编定的各篇《尚书》本来不是伪书，只是不是当时所作，而出于后世的追述和编定罢了”[3]。如果最大限度地综合各家见解，那么也许可以说，如今辑入“周书”的那些文献的主体以及部分“商书”，大体编定于西周时期；“商书”的剩余部分成于春秋；“虞夏书”则多写定于春秋末和战国之时。除去《尧典》等极少数篇章的例外，《尚书》诸篇大都采取记录性文书的形式，差不多不含有对长时期历史过程的直接叙述。但是，从《尚书》文本形成经过之本身，从它的编集者们为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填补”记录空缺的良苦用心，我们多少能够看出，这部古典文献的众多作者本身，对那一段极其漫长的岁月还是抱持着某种通贯理解的。
中国思想史上针对以往各历史时代更迭变化之宏观走向的思考（为提说方便起见，以下姑且称之为“历史哲学”），最早似见于周人以“罔德”、“用德”来解释天命转移的观念[4]。由春秋至于战国，诸子在阐述制度变换、文化起源、兴亡治乱的转变法则等方面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系统见解。根据倪德卫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窥见“道德的历史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分析批判哲学”的倾向，以及“关于社会与道德的契约论审度”[5]。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论说又全然不具备历史叙事所应有的翔实性。它们有时好像是基本不涉及具体历史事实和情节的纯逻辑推导；有时虽然也包含了若干在论说者看来是具有知识方面真实性的历史证据，但它们经常是跳跃性的，在时代上相隔遥远。与那时业已积累起来的数量巨大的历史知识相比，这些议论未免又显得有些单薄或粗疏。
以上三项事实也许足以表明，在试图观照并重现以往的历史时，人们几乎天然地就能感受到它所具有的过程特征。奇怪的是，尽管先秦时代的历史书写已经足够成熟并达到了非常高的成就，尽管这时候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所呈现的过程性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感知和颇为深刻的意识，这两者却一直未曾真正获得结合。在由刘知幾所界定的史体“六家”中，有四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和“国语家”）出于先秦。我们今日在观照历史时所带有的习以为常的过程意识，事实上却全然没有进入四家的历史书写。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便更容易看清，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最重大的突破，就在于唯有到他的笔管下，历史叙事的过程性格才被悉心地植入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之中。
因此，本文的以下各部分拟先揭示出，在考察过去时专注于“断其义”、“骋其辞”的趋向，如何障碍了先秦史学著述对于历史过程性的探究及其呈现。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而就可以较翔实地讨论如下的问题，即《史记》是怎样开创一种得以充分展示历史变迁过程性的史学书写新范式的。
二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当人们记忆过去并试图保存这种记忆的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就是历史学的活动。这样的历史学至少从商代已经开始了。虽然甲骨卜辞，包括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在内，或许都属于对帝或诸神的交待，所以不能算是有意识的历史记录，但出于祭祀先王需要或其他动机而保存、流传下来的商王世系，至少可以看作具有历史记录的性格。西周的金文，更是绝大多数都被当作自觉的历史记录而刻铸的[6]。
追忆往事的动机是各式各样的。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亚洲［在波斯人手中］的统一，该帝国把疆域扩大到大陆之外的企图，以及此种企图之如何失败”；同时，希罗多德还想从自己的描述中阐明这段历史之所以如此发生的两个重大原因，即人类“不公正的行为”，以及人对自身成就的骄傲与神为此的恼怒之间的因果报应[7]。
撇开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历史书写的种种意图不谈，自春秋开始直到孔子以前，在人们记录历史的诸多目的中间，有两样动机已经变得特别明显。其中一个是把过去看作处理当前重大问题的经验或教训。据《尚书·康诰》，成王（实际是周公）教训往监商人故地的康王，要他“绍文衣德，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人民”，亦即除了继承文王衣钵外，还应广求殷商先代的贤王之道，以安定其旧有百姓。《尚书·酒诰》则把殷的灭亡视为警戒：“今唯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乎时？”无论是从正面或是反面，殷的历史对周代政治都是重要的借鉴。在《尚书·召诰》中，寻求历史经验的对象更上溯到“有夏”：“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无逸》也以商史为鉴，谆谆然提醒当道者“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并以“呜呼王其监于兹”的恳请口吻结束全篇文字。上面列举的例证也许很可以表明，在古代中国，历史意识发生、发育的驱动力，不在于对纯粹知识的好奇与追求，而是直接与对现实局面的关注，或者用后来的话说即所谓“经世”，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对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无论正面或者反面，作出裁判并且传之后世。春秋时代晋国的赵穿谋杀了他的国君灵公，太史董狐却记载曰：“赵盾弑其君。”董狐的理由是，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他应是这次弑君事件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左传·宣公二年》）。这里显然蕴含着后世所谓的“书法”。时人对历史审判的畏忌，生动地表现在宁殖因驱逐卫君的行迹被记入史策而发生的深刻焦虑：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徐复观写道：“宁殖（惠子）逐了卫君，使他死后的鬼，宁馁不食的，不是在鬼神世界中所受的审判，而是‘名在诸侯之策’的这种史的审判。所以他嘱咐他的儿子（悼子）的，不是为他向鬼神祈祷，而是要迎入卫君以掩盖他‘出其君’的行为。”徐氏又引述齐国的崔杼为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而杀死三个史官，并使另外两人“走向生死的边缘”的著名事例。他说，这是因为崔杼意识到，“这五个字是对他作了绝望的审判”[8]。
上述两种动机被结合、归并在一起，初步形成为一种观照历史的特定道德角度，恐怕是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删定的《春秋》，则把历史学所承担的道德批评的功能极度地扩大了。所谓孔子笔削而使“乱臣贼子惧”，正是这个意思。甚至《春秋》中若干处“有年”的简略记载，也被有些学者看作不仅仅是关于年成的报道，而以为它也许隐含了孔子对当时政治的批评：世局昏暗却遇到丰年，这与寻常的丰收大异其趣，所以他要特地志其怪异。在儒家最先将古代文献经典化的过程中，道德批判也就越来越突现为历史书写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春秋》一类具有官纂性质的各国大事记，它的原型，或许保留在“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中[9]。睡虎地秦简“大事记”就是这样的体裁。它纪事殊少写明月份，记日的例证则一个也没有；但同时它每年必书，即使连续三四年不书具体事件，仍要将纪年载录在册。是证它以年为纪事的时间单元。而以“春秋”名史的意思则是：“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因而“立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10]。这样说自然不错。不过更准确地讲，今本《春秋》其实不是以年，而是以四时亦即季度作为记事的基本时间单元。试看下列典型例证：“（僖公）十一年（前649），春，晋杀其大夫郑父。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这一年四时各记一事，但唯秋季记事书月。正因为以“时”作为基本的时段划分，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看来有点奇怪的“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纪时”的体例。全书中有一个年份的记录三时无事：“（定公）七年（前503），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11]孔子之前，鲁国国史即名“春秋”。但以四时为记事之基本时间单位的编史体裁在当时是否已经成立，颇有可疑之处。它当时更可能仍以编年为体[12]。章太炎推测，西周共和前尚无纪年之牒。“始作《春秋》者，宣王之史官”。尔后又有晋、郑等国“依中兴之法以纪年”[13]。以“春秋”作国史名称的，除鲁国外似还有周、齐、燕、宋等诸国[14]。其他列国当然也都有大致按年代顺序编定的大事记。此即章氏“依中兴之法以纪年”之谓。
经孔子改编的《春秋》，与它原先的文本，或者与形式类似的其他年代记相比，有两项相近之处。其一，它们的记载都极简略，叙事直指最终结果，极少细节或过程描写，以及其他必要的补充说明。刘知幾提到汲冢竹书说，其纪事之烦省，“与《春秋》不别”。再从前面引述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从睡虎地秦简“年代记”里的“四年攻封陵”、“八年新城归”，乃至“不修春秋”所云“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等语[15]，应可断定记事简略的确是当时各国编年史的普遍风格。
由是又引起另一项相似之处。即这样的文本体例足以把当时人认为重大的事件记录在册，也很适宜于用断制式的言辞表达记录者对此的判断、评价甚至情感上的好恶。但它一般不鼓励对事件全过程的具体观照，而被记录的诸多事件之间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中所可能具有的内在关联或曰过程性，则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它过滤掉了。历史书写体裁，不仅被动地反映出书写它的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而且还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这种思维取向。在二者的反复互动中，先秦的人们对历史之过程性的意识逐渐被抑制的趋势，或许在孔子之前已然发生了。但是孔子的道德批判史观，则肯定是决定性地增强了这一趋势的扩张[16]。
仅凭留传至今的一两条“不修春秋”的遗文，我们现在已无法具体、直接地感知孔子的删定本与鲁《春秋》原有文本之间的差异究竟如何。但先秦、秦汉时人都相信，孔子对文本的改动，主要是删节部分文字以及所谓“属词比事”，即通过个别字句的修饰调整来微言大义，表达自己对所述史事的立场和看法。通过刻意删削与“属词比事”，并辅之以对弟子的口传旨义，孔子赋予《春秋》以某种贯通始终的新解释和新精神。这就是用礼和仁的轨度去论定春秋一代重大史事，或曰“黜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书法”或“义法”，达到“惩恶而劝善”的目的[17]。钱穆因此给予《春秋》以高度赞扬，说它已“崭然成为一部新史”[18]。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仅用“纪录性”来概括包括《春秋》在内的先秦历史著作的特征，似乎就有一点不够准确了[19]。我们勿宁说，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历史观，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历史事实的“纪录性”，而是对各项历史事实及有关历史人物在道德、政治和文化上善恶是非的评判。正如顾颉刚所写的，孔子“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徐复观也明确地指出，“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的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凡德伦（Piet Van der Loon）则认为，中国历史编撰学从前孔子时代向孔子时代的演进，乃是从“礼仪性”史学走向对历史的“道德化”利用[20]。
这种“史的审判”经常会导致被考察的事件或人物从它们的时空背景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堆互相孤立的、只是在价值评判的意义上才可以进行比较的“个案”。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儒家在作“史的审判”时，丝毫不理会特定事件或人物所处的具体时代及其历史环境。《春秋》“桓公三年”谓：“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即互相致约会面。《公羊传》说，这是孔子赞许齐国君“近正”。“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榖梁传》也有相似的解释：“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四十多年后，形势变化了。春秋初霸齐桓公盟诸侯于幽地，《春秋》纪之。此事虽然违反“古者不盟”的旧制，但孔子似仍有赞许之意。《榖梁传》说：“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21]可见儒家并不僵硬地拘守“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这样一条死教条而闭眼不问历史实情。然而，这种“假事张义”的评判眼光[22]，对于其一系列审视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严重缺乏观照，则仍然是明显的事实。这种被后世称作“据经发义”的历史学取向，经过孔门的代相传授，在先秦时代的历史思考领域内成为最有影响的风气之一。在此种思维定势影响下，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对于历史沿时间维度所展现的过程性长期缺少探求意识，似乎也就不是特别难以理解了。
三
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的先秦历史著作，固非《左传》莫属。刘知幾拘执于上古左右史分记言、事的旧说，把《尚书》、《春秋》分别当作记言、记事之史。他在看来，只有《左传》，“言之与事，同在传中”，因而才成为后世编年之体的“的准”。
不过《左传》的最重要意义似乎还不在这里。孔子可以把他的道德批判寓意在“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春秋》里，但他绝不可能仅凭那部“不修春秋”以及与之同样简略的其他诸侯国的编年纪就作出他的一系列断制，为此他还需要其他来源更翔实的历史知识。而后来的儒家在领会孔子的微言大义时，同样需要这等翔实的历史知识作为辅助。赵汸说：“古书未焚，策牍具在。不修春秋一一可考，诸侯之史又存。则此时《春秋》争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终得仿佛者，是亲见国史故也。焚书之后，旧史皆无可考，则《春秋》自是难说。”[23]顺着赵汸此语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后人是靠着保存在《左传》里的诸国“旧史”等材料，才能做到对《春秋》一书“终得仿佛”的。除《尚书》、《诗》以外，《左传》还直接引述过《周公之典》（“哀公十一年”）、《周文王之法》（“昭公二十九年”）、《志》（“昭公三年”）、《前志》（“成公十五年”）、《军志》（“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史佚之志》（“成公四年”）、《郑书》（“襄公三十年”、“昭公二十八年”）等策牍。刘知幾认为它还采纳了《郑书》以外的其他列国年代记。僖公十五年晋君因败于秦、韩而被俘。这件事《春秋》经文据鲁历（即周历）记在十一月壬戌，《左传》却系之九月壬戌，是为《左传》采用了行夏历之晋国史书的明证[24]。
但是赵汸仍然只说对了一半。《左传》所采，不仅“古书”、“策牍”、“诸侯之史”，而且还包括大量具有生动的细节描绘的“故事”即口述叙事。平隆郎在他的《左传之史料的批判研究》里，将全部《左传》的文字（不包括附在每一年之前的《春秋》经文）按其内容分解成以下八类：春秋经引文、经文诠释、经文转述、故事、故事解说、君子曰、君子、凡例（后三类分别以“君子曰……”、“君子……”、“凡……”起句）。兹按他对《左传》文本的分解，将隐、桓、庄三公，成、襄二公，昭、定、哀三公（哀公迄于十六年）纪事部分的构成成分进行统计并列表如下[25]：
隐、桓、庄公
（共61年） 成、襄公
（共49年） 昭、定、哀公
（止于哀16年）
（共63年）
春秋经引文 137则 210则 206则
经文诠释 137则 159则 103则
经文转述 79则 135则 122则
故事 197则 492则 518则
故事解说 8则 27则 10则
君子曰 10则 12则 8则
君子 10则 16则 3则
凡例 18则 8则 3则
平列入“故事”类的段落，未必全部符合口述叙事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可能采自列国年代记之类资料，有些在洪业看来属于与今本《春秋》不同的“左传经”。另外一种情况是，在许多场合，以“一则”故事计入表内的，其实也可能是被“春秋经引文”、“经文转述”等隔断的一大段叙事之中的片言只字，而不是一则完整的故事。但即使将上述因素都考虑进去，上表仍有力地反映出，与春秋前期相比，《左传》编写者对时间更晚近的春秋中后期有关口述资料的掌握，显然要丰富得多。若以各部分所占据的篇幅论，则对口传叙述的记载构成《左传》的主体更是不待说的事实。正因为它们刚刚从鲜活的口头传承进入书面，所以《左传》对许多历史场景的描写带有“某种未经修饰的、自发的讲故事的假想，某种直接感知到历史的假想”[26]。《左传》是中国早期历史编撰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它以后，我们需要等到司马迁的时代，才能重新见到这样光彩夺目的对历史事件的叙述。
对口头叙述的采用并非始于《左传》。孔子以后，儒家传经即不能不以之为辅助。《孟子》引用的这类口头传说中，有一个尹公他、庾公斯追射子濯孺子的故事（《孟子·离娄下》），它应该就是《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述庾公差、尹公佗追击公孙丁之事的另一种版本。《左传》的不寻常处，是依年月顺序把它们与采自其他各种书面记录的大事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部被《困学纪闻》准确地点评为“传事不传义”的编年史。就其大部分篇幅为口传叙述的记载而言，说它的主要部分由编年的轶事集构成，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与在它之前的史著相比，《左传》是否体现出对历史的过程性之意识的明显增长呢？
在最近三十年的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一种可以徐复观为代表。他说：“《左氏传》的最大成就，是在孔子所修《春秋》的提挈之下，把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变迁、成就、矛盾、冲突，都以让历史自己讲话的方法，系统地、完全地、曲折地、趣味地表达出来。”他又说，《左传》“以行为的因果关系，代替了宗教的预言，由此而使历史从一堆杂乱的材料中，显出它是由有理性的人类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大秩序、大方向”。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汇而为一个时代演变的整体因果关系；于是历史乃以有机体的构成秩序，复活于吾人之前，此之谓史学的成就”[27]。
综观徐氏所论，有三点似乎值得提出来重加辨析。首先，徐氏极其强调，历史之秩序“是由时间的秩序所规定的”，因此编年纪事本身就已“由时间而得以使事实有条不紊地呈现”。他说编年方法是“史学的基石”，这话当然不错。历史研究须从按年代顺序搜罗排列的史料长编做起，本来是一种常识。但历史研究不能止于史料编年的原因，恰恰是内在于一系列事件的逻辑联系并不必定会自发地从经过编年的史料中呈现出来。编年体的记录形式可以没有开头或结局，它本身不能证明记录者已经具有明确的主观意识，要把他所记录的种种事件当作一个整体过程的展开来认识。刘节说，《春秋》一类古代国史，像简单的日记本，“只是有意识地、又很简单地收罗的史料”[28]。就《春秋》缺乏按时间维度展开的过程意识而言，他的看法显然比徐复观盛赞《春秋》“由时间而得以使事实有条不紊地呈现”更切近历史的实相。
其次，《左传》的历史叙述当然体现出作者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它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每个历史事件或者若干个直接相关联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如此发生、那般结局的具体因果环节，《左传》往往有很清楚的交待；二是它似乎还力图寻找出埋藏在所有那些具体历史叙事背后的、支配着行为者命运乃至观测者预言的某些更基本的法则。有人认为，这个更基本的法则为执行礼仪是否正当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它涉及“报”的原则[29]。从第一个层面来看，个别事件内部的、或者涉及若干直接相关事件之间的具体因果元素，并不会自动地“汇而为一个时代演变的整体的因果关系”。从第二个层面看问题，如果历史真的被理解为只是“报”的法则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反复显现，那它也只能表明按这种“整体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历史的人，对“时代演变”的轨迹本身仍缺乏充分的自觉关注。
第三，后来的研究者可能而且应当从过去的历史文献中寻觅到隐藏在该文献之中，却还未曾为其写作者所意识的种种史的实相。徐复观似乎不曾留意于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引述吕祖谦、顾栋高等人论《左传》阅读法的言论，即表明了他忽略前述区别的结果，如何使他把后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阅读心得误植于历史文本作者自身的意识之中。
关于《左传》性格的另一种看法，其最新近的主张者当为夏伯尔格。他认为，《左传》基本上是一部按编年结构组织起来的大型轶事集。它基本的叙事单元是一个个的轶事，或者若干轶事的更大一点的组合，后者将关涉同一人物或同一国家的几个事件（经常延续数年之久）组合在一起。他说，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有一些简短的、不连贯的有关轶事的叙述。但它们都被包容在更大的、对历史法则进行“科学”的、目的论阐释的“大叙事”之中。而在《左传》、《国语》里，关于轶事记录本身就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它排除了几乎所有非轶事的言说，其中也包括作者对历史演变的一以贯之的解释在内。
如果需要对上述论断略加修正，我们或许应该说，《左传》实际上兼有从《春秋》那里继承来的（无论它是否为传春秋经而作）编年史成分，以及大型历史故事集的性格。编年史和故事集的形态混合也发生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写作中。13世纪时，出自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吉尔维斯（Gervase of Canterbury）写道[30]：
编年纪作者应当计点主复活的历年及其月日之数，简略地记述发生在这期间的国王或王公们的行为，同时也记录事件、恶兆和奇迹。可是，许多写作编年纪或年代记的作者超出了上述诸限制，……尽管他们旨在编纂一部编年纪，他们却像历史学家那般行事，对本当以简明的文笔予以概略叙述的事，他们都竭尽文辞铺张之能事。
当“简明扼要”的编年史式叙述在某些地方滑向细节描写时，它就离开讲故事的风格不太遥远了。怀特因而把“编年纪事”和“故事”一起划为“历史论述之初基”，称它们“皆以某类特定读者之兴趣为念，从而将未经剪裁之历史记录予以筛选、整次，俾使其更易为人领悟”。他把这两种历史写作概念同样地位置于其他三种更发达的层次之下，应当是很有道理的[31]。
四
除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尚书》、《春秋》和《左传》，被刘知幾列入先秦四家的另一部代表性历史著作是《国语》。此书按国别来辑录有关资料，故得自为一体。但与此同时，刘知幾也明确指出，“其文以方内传（按此指《左传》），或重出而小异”。被他归入同类的，还有著名的《战国策》[32]。他说：“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33]很明显，无论《国语》、《国策》，其特点也全不在对历史过程的展开铺叙方面。
据《国语·楚语上》，在申叔时为教育楚国王子而开列的书目里，有一种叫做“语”，意即“治国之善语”。《国语》应当就是一种与它相类似的传授政治语言技能的教科书。这件事表明，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应对场景或与之相关的其他故事，都可以被当作以往人类经验的某种例证，用来作为现时代的参照和借鉴。事实上，拿过去的事迹或古人言论当作论证本人主张的一种知识上的资源或者“数据库”，在战国诸子中是一种极普遍的文化取向。
百家语中充斥着关于从前或近于当日的各种历史故事的片断。除《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的讲述相对完整详细外，诸子的大多数著述对这些故事的描述往往极其简略。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同一个故事总有不止一种的版本；有时候雷同甚至完全相同的情节会发生在不相同的主人翁身上。这些版本不同的故事有时也会出现在同一段议论中间，如《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六篇，即以“一曰”的方式记载了许多版本两两相异的故事。引用者多不注重于对故事情节本身的辨析求证，而只是把它们当作业经确认的事实或现成的“言说”，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兹就文化起源的话题举一事以为例证。《吕氏春秋·勿躬》一口气数出二十个中国文化的始“作”者：“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34]在这里，作者主要想说明的是，圣王不必亲躬“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他根本不在意对“二十官之事”本身一一考证质实，尽管对其中很多始“作”者，当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35]。不过，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而把出现在诸子议论中的故事，统统理解为只是他们为说明道理而随意编撰的寓言，恐怕仍然是不能使人同意的[36]。我们毋宁把它们看作是被诸子所充分采用的一种极丰富的口传史料资源。
面对积累得越来越庞大的口传历史信息，除了孔子所谓“纣之不善，如是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或者孟子言及“尽信书不如无书”等感想慨叹式的议论，在先秦并没有发展起一种为验证其历史可靠性而对它们进行甄别证伪的必要努力。诸子不一定都会有意去凭空杜撰作为他们论据的那些历史故事。但他们会在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中选择这种或那种最适合自己需要的说法加以引用；在许多场合，他们讲述这些故事与叙述寓言具有相同的功能；他们甚至还完全压缩了作为口述叙说最基本特征的情节性而仅仅把它们用作隐喻的符号。因此而获得强调的，仍然是个别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而不是那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现在我们看到，历史学在先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乃至历史知识本身的积累、编集与传习的方式，如何受到把历史视为道德批判的特殊形式，以及在借古喻今的议论中间把它用作举证比拟的固定言说这样两种取向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其实早已由司马迁指出来了。他在评论诸家对《春秋》一书的各种阐发时写道：“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37]
在这段话里，以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学解释被他划分为两组。后一组倾向于从历算、谱牒和阴阳休徴等在当日看来是极重要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但司马迁大概是不满于它们对人事作用的忽略，因而认为实不足以凭之“一观诸要”，即认清历史中最要紧的那些大关节。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来说，被纳入前一组的那两种取向更值得注意。所谓“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难道不正是指儒家的道德批判的历史观，和诸子以数量庞大的历史轶闻片段及历史题材的修辞来增强其论辩说服力的风气吗？司马迁指出，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不务综其始终”。他难道不正是在批评这样两种论说历史的思维定势都忽略了对历史过程的观照与表现吗？他强调应当着重揭示历史盛衰的大旨，其所欲针砭者，难道不正是流行已久的“断其义”、“骋其辞”的史学取向之弊端吗？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因秦始皇接受法家建议，执行灭绝文化的“天下安宁之术”而结束。也许可以认为是“焚书坑儒”政策的一种始料所不及的历史后果，当西汉惠帝时代正式废止挟书律之时，对历史过程的意识在摆脱了历史学领域中断义、骋辞之风严重约束的情况下，反而很快被激活了。贾谊的《过秦论》对秦国兴亡的讨论体现了明显的“综其始终”的历史意识。陆贾在《新语》卷上“道基第一”里对文化起源的思考，也比以前的同类议论远为精致，并且更带整体论的特征。而涌动了数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论思潮，终于在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那里成为突破旧式历史学范式的主导观念。《史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
所谓历史学的范式，是在史学体裁和史学观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同一种史学体裁也可能被用来表达差异很大的历史观。但在另一方面，新史学观的确立，有时确实需要找寻到某种能够支撑它的新史学体裁，方才得以实现。《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构成（后世“正史”将之调整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就各部分的体裁或其命名而言，大部分并非全然出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创造。本纪、世家不必说，就是赵翼所谓“八书乃史迁所创”，恐怕也只就确立“书”这一名目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八书“述典章经制”的体例，在《尚书·禹贡》的写作时代已经相当成熟了。《国语·楚语上》谓：“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这里的“故志”，也应当是记述典章制度的文献。被郑樵高度评价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的诸表部分，其形制也因阜阳双古堆汉简的出土，被证明是有更早先的祖型作为借鉴的，只是“表”的名称似尚未见前例而已。赵翼又说，“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38]这个说法也久已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史记》的贡献，其实并不在于它独创了以上种种记录体裁及其名目，而是在于对它们加以创造性的利用，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综合的历史叙事，构成一种有意识地展现其变迁过程的、多层面的、并且包含着不同文化实体的多元历史。
因此，本文以下部分要着重探讨的问题便是：借助于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叙事新体裁，司马氏父子在《史记》中表达了怎样不同于过去的历史观念[39]？
五
《史记》关于先秦的历史记载，绝大部分来源于此前业已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书面文献。兹将《史记·周本纪》有关先周史的叙述及其知识来源比照如下表[40]：
《史记·周本纪》记事 知识来源
1．始祖弃的系谱 《大戴礼·帝系》
2．姜嫄履巨人迹而怀弃的故事；弃成年后教人耕稼 《诗·大雅·生民》
3．帝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 ?
4．舜任弃为后稷 《尚书·尧典》（今本《舜典》）
5．弃封于邰，别姓姬氏 系谱资料
6．后稷卒，子不窟立 系谱资料
7．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国语·周语上》
8．不窟、鞠、公刘的世代继替 系谱资料
9．公刘的业绩 《诗·大雅·生民》
10．公刘至庆节的世代继替 系谱资料
11．庆节居豳 系谱资料
12．庆节之死至古公亶父即位 系谱资料
13．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国语·鲁语上》
14．受薰育戎狄之攻，迁居歧山 《诗·大雅·緜》；《孟子·梁惠王下》（《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尚书大传》三；《毛诗传》；《淮南子·道应》）
15．古公三子，少子季历生昌 《诗·大雅·大明》、系谱资料
16．太伯、虞仲相继为让权于季历而逃 《左传》“僖公五年”、“哀公七年”；《论语·泰伯》；《论语·微子》
17．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 系谱资料
18．季历的业绩 《诗·大雅·皇矣》
19．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系谱资料
20．西伯的业绩 《尚书·无逸》
21．伯夷、叔齐之归服 《孟子·尽心上》
22．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帝甲之归服 《尚书·君奭》
23．纣王因崇侯之谗而幽闭西伯 《尚书大传·西伯戡耆》；《淮南子·道应》
24．纣赐西伯弓矢斧钺 《礼记·王制》（？）
25．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 《韩非子·难二》
26．虞、芮相争，如周求质，未见西伯即自惭而还，诸侯皆谓西伯“盖受命之君” 《诗经·大雅·緜》；《毛诗传》；《尚书大传·西伯戡耆》
27．伐犬戎 《诗经·大雅·緜》；《尚书大传·西伯戡耆》
28．讨密须 《诗经·大雅·皇矣》；《尚书大传·西伯戡耆》
29．伐耆，祖伊谏纣 《尚书·西伯戡耆》并序
30．讨邘 《尚书大传·西伯戡耆》
31．伐崇侯虎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左传》“僖公十九年”；《诗经·大雅·皇矣》
32．建丰邑，自岐迁都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33．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系谱资料
34．西伯盖在位五十年 《尚书·无逸》
35．文王作六十四卦 《易》说（？）
36．文王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 《诗》说（？）
37．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礼记·中庸》；《礼记·大传》
根据上表，《史记·周本纪》所见先周史，实由三十七则从先已存在的文献记载中摘引出来的片段联缀而成。表内所谓“系谱资料”，并不是指今天广为人知的著名的《世本》。就《世本》佚文与《史记》内容存在不少抵牾来判断，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中称司马迁引用《世本》的说法或许难以成立。但他一定还有与《世本》类似的其他系谱资料作为追述先周世系的根据（或许《史记·三代世表序》提到的《尚书集世》就是这样的系谱资料之一）。剩下的二十八则之中，第三则、第三十五则和第三十六则的具体史源不克详知，但它们一定是来自于当时流行的对《诗经》及《易》进行解说的资料。第三十六则被司马迁作为“诗人道”加以称引，或可看作该说出于《诗》说的间接证据。第二十四则的史源也难以确认。《礼记·王制》称，“诸侯受王赐弓矢以行征伐，赐钺以行刑杀，赐圭瓒以行祭祀”。《史记》所言，或即本此。除了以上四则，还有二十四则记事的资料来源都很容易确定。在这些史源中，除《尚书》、《诗经》而外，其成书年代都不早于战国。吉本道雅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周本纪》关于先周时代的记述，很难被完全看作是先周史的实录；在很大程度上，它所反映的其实只是战国秦汉时代对于先周史的认识[41]。
如果说对上面这句话还需要稍作修正，那就是《史记·周本纪》不但反映了战国先秦时代对先周史的认识，而且也是对此前先周史认识的一次重要提升。司马迁超越前人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零散地存录在主题、体裁、详略程度、议论角度都大相径庭的各色各样著述之中的值得采信的信息，一一予以搜检和甄别，并将它们置于年代的序列中予以通贯、系统的理解和表述。这样，从弃的出生和他见知于帝尧，到不窟在夏末率部离开中原核心文化区而西迁于“戎狄”之间，再经公刘复兴祖业，到文王使诸侯臣服并引起与商王的磨擦，周人早期的事迹在一部历史著作里第一次得到这样完整而连续的展开。西汉前期所积存的历史文献的总量并不太大。司马迁的卓越之处，似乎还不在于他删拾捃摭旧文的功夫，而恰恰在于他那种力求原始察终的历史学意识。
将过去作为一个变迁过程来把握、认识和表现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对先周史或者其他某些特殊论题的叙述当中，而是全部《史记》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有些历史过程因司马迁的发覆之功而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看似简单的事实在司马迁之前其实并非那般不言自明。《史记·周本纪》的结语写道：“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迁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如果西周、东周之分在当时早已是一种历史的常识，司马迁为何还要写这样一段话来结束《周本纪》？
《史记》采用了很多方式，来突现历史变动的过程性。
想必主要是由于资料不足的缘故，《史记》对周以前的历史着墨不多。因此，除了被司马迁包括在“近世”内的西汉前期以外，《史记》的周、秦二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和六国年表，从时间上大体覆盖了《史记》所要重点加以描述的那一整个阶段，而它正是理解和把握秦汉历史局面诸特征及其大体走向的根基和前提。因此，司马迁力图展示对长期历史演变之动态的用心，也特别清楚地显现在上述二纪及二表序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二纪及二表序可以说是《史记》全书的关键性篇章。
《史记·周本纪》对先周史的记载，已见于前文分析，此不赘。在武王灭周、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并归政成王之后，司马迁写道：“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接下去是一长段下坡路：“昭王之时，王道微缺”，而穆王时代则最先显现“王道衰微”的迹象；其间虽稍“复宁”，但因穆王不听谏而执意伐犬戎，遂使“自是荒服不至，诸侯有不睦者”。这时周作“五刑之属三千”，表明社会内部关系亦渐趋紧张。至懿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及至厉王时，司马迁更借谏臣之口，一再宣示“王室其将卑乎”，“民不堪命矣”。这一趋势因国人逐走厉王、共和行政而得以中止。“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但宣王中兴不过维持了三四十年。幽王即位后，“西周三川皆震”，周太史官感叹“周将亡矣”。结果是幽王见杀于犬戎，平王东迁于洛邑。司马迁用简洁的语言归纳平王在位五十一年的局势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秦楚晋始大，政由方伯。”但这一切在平王时代不过刚刚开始而已。本纪关于桓王时期一共记载四件事，分别为郑庄公朝天子而桓王不待之以礼、郑与鲁易许田（亦即《史记·楚世家》所谓“郑侵天子之田”）、鲁国杀隐公、郑拒王师而射王中肩。这全是封建礼制从上到下崩溃的信号。接下去是齐桓公始霸，晋文公以诸侯召天子会于践土，楚庄王问鼎轻重。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显王时，“诸侯皆为王”。全篇本纪以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结束。
如果说《周本纪》是鸟瞰式历史叙事的比较翔实的文本，那么前述二表序言则是其更精练的简写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概括西周末至鲁哀公获麟时期的史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