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杜兰特前揭书，页123引华森（Burton Watson）语。
[68]《淮南子》卷四“墬形训”。至于八极以外又是什么，此说未曾言及。
[69]“内夏外夷”作为一种文化态度，之所以会在诸夏人群中形成，或许与下述原因密切相关。即较早发达的“诸夏”文化，突起在一个地舆极其广袤，然而又因东渐大海、西披流沙、北阻戈壁、南绝崇岭而相对隔绝的空间范围内。这就很容易使得诸夏的人们将这个空间看作就是整个人类世界（“天下”），并把自己相对发达的文化形式看作“天下”唯一的文化。于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差别，就不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而被认为是唯一形式的文化之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诸夏共同体之外的各种人群，都被看成是在人格和品质上低于华夏的不完善的人。于是就在诸夏一方产生了“夷夏之别”乃至内夏外夷的立场。当然，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从公元前20世纪起，中国史前文明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势，为何以及如何被“三代”在华北突起的局面所改变？对此目前还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也许正是由于华北黄土地带易于垦殖而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并且也有可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便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他们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而后者又推动着那里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幅度和技术都以超越上古中国其他地区的规模发展起来，成为将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地提升为一种新文明的最重要牵引力。参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70]松田稔《〈山海经〉的基础的研究》，东京：笠间书院，1995年，页15。
[71]按郭璞注为“肥肠也”，谓“其人穴居土食，无男女，死即薶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是则虽人无继嗣，而其国仍得长久也。据此，两国之名，其意实有互通之处。一谓因与胤字形近而讹，“无胤”即无嗣、无继之意，故此处“可据《淮南》以校《山海经》”。见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485—486。
[72]松田前揭书，页10—13。
[73]清代以来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海外经》、尤其是《大荒经》的写定年代当晚于《五藏山经》。但即使前两者的文本写成于汉代，被采集在其中的诸多传说资料依然可能是早先历史时代的遗存物。《大荒东经》记述东海中的“流波山”时写道：“其上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这一则传说与身为黄帝大臣的那个夔的传说相比，其形成年代显然要更加古老。类似的例证不一而足。该书所采传说资料的古老性，亦是《五藏山经》的特征。它的写成，一般都认为是在战国时期。但是松田稔揭示出，《五藏山经》中记述的有关动物，其构成状况与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构成最具相关度；所以前者反映的，可能主要是殷人有关动物的知识。参见松田氏前揭书第二章第一节“《山海经》的动物群”。
[74]按：与“丈夫国”相对应，同在《海外西经》中的还有“女子国”。依郭注，该国女子不与男交而受孕，若产男，则三岁辄死。所以在女子国中是没有成年男人的。由此可知丈夫国中亦无女子。故郭注谓此国男子“终生无妻，而生二子，从形中出，其父即死”。
[75]狄考斯莫前揭书，页282—283。
[76]《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云，表内所载“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是指以匈奴相国、匈奴王、匈奴东胡王等降而见封者，凡十人。“外国”用指西域诸国，见《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77]《汉书·天文志》王先谦补注。末句所引石申之语，见《唐开元占经》卷十八。
[78]《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谓：“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
[79]如《史记》卷一百十二《主父偃传》记传主谏伐匈奴之语，认为须以“禽兽畜之，不属为人”，更不必“甘心于外国”。又，《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录汉武帝《天马歌》有云：“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歌诗以“降外国”与“四夷服”等。是“外国”即“四夷”也。《乐书》虽非出自司马迁之手，惟其所言，当非出自凿空。
[80]参见狄考斯莫前揭书，页292。
外一篇
漫谈读书
一、前言：书贵熟读
这几年的中国图书出版业，一直非常繁荣。借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
不但书本的题材丰富、数量巨大，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图书形式流行起来。比如主要依赖漫画或动漫图像来叙事的书，文字在其中只作为辅助表达的形式出现，或许可以称它为“绣像版”图书，像蔡志忠的漫画老庄、漫画禅说、漫画论语等；又比如“网络版”图书，让作者在与许多读者不断互动的过程里把他的书写下去；还有一种可以叫“中华鳖精版”图书，由编者把书中各节各大段的中心思想、主要结论、特别精彩的议论见解等等，都排印在正文的边框部分，本意是帮助读者消化，等于代他们作读书笔记，有点像用推销鳖精来抢老鳖生意的样子；再比如“有声版”图书，电子版外文词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两年来尤其火爆的，则是“讲坛版”图书，它不需要由读者自己来阅读，他们只要“听书”，也就是通过靠用耳朵听明星二传手的宣讲去接近名著。
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地铁最拥挤的时段，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乘客读书看报。中国人过去讲究“敬惜字纸”，凡写过字的纸，就要对它加以尊重和爱惜，对书那就更要恭敬了。所以读书之前先要“焚香沐浴”，端正好精神。读书也由此变成一件太庄严、简直还有几分沉重的事情。现在，大多数人不会再这样看待读书，它已经转变为很多人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习惯性活动，构成人们业余时间里更日常、更随意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间也隐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在绝大部分人们中间，现在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应试读书方式主要流行在中小学生群体里。而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大大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应试阶段读书读得越被动、越是疲惫不堪的学生，升学压力减缓后转入休闲阅读状态的意向就越强烈，转变的程度也越彻底。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只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要正在历史系学习的学生说出一种最使他们印像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他们的回答就开始变得不知所云。你可能很明确地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去叙述万历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完全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由此可知，阅读在他们脑海里只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他们是阅读活动里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据我所知，阅读效率低下这一现象，在庞大的读者群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当然，每个人在一生里都会碰到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不同质量的书籍。其中有些可以基本不看；有些可以随看随丢；有些只需要草草浏览一番就行了；有些可能要采用跳跃式阅读法，从当中挑出若干章节来读读；有些值得从头到尾地将它通读一遍；还有一些是需要更加花力气熟读的，要把纸面上的文本印到自己的心里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书，采取一式一样的读书方法或读书策略去对待，或者无论看什么书，都期望自己能达到相同的阅读效果，这肯定不是聪明的办法。我们需要随时根据不同阅读材料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
不过，在许许多多的读书方法里面，有一种方法最重要、最关键、最需要我们去用心加以培育。我在这里指的就是“精读”的方法。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所有的书都需要精读。一个人一辈子能精读的书籍总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没有过精读的体验，还没有通过精读几本或者十几本书籍来训练和改善自己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那么我就会怀疑他已经真正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只有学会了精读，你的速读、跳读、泛读甚至随便翻翻，也才会有充分的效果。古人说：“书贵熟读。”所谓熟读，其实就是精读的意思。
关于精读，朱熹对他的学生讲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老苏（指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他的这两个儿子史称“小苏”，所以把小苏的老爷子叫做“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指韩非子的书）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需着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那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朱熹对老苏非常称赞，但也有批评。要真正读懂他的评论，还需要对他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有一点了解。
我们知道，自从两汉经学衰落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长达七八百年的转型。朱熹正处在这个转型最终完成的时代，事实上，他本人恰恰就是这次思想文化转型的集大成者。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样一次转型，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古人称之为“斯文”，一个美国学者把这个词翻译为This Culture of Ours，经历了一个从“文学”到“文以载道”，再到“直指天理、天道”的漫长过程。这里说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的创造这个意思在内，但远远不止是指文学创作而言，而是指的体现在中国传统典籍里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指礼乐、典章、艺文等等的形式规范。在唐代后期，内在于“斯文”中的“道”被韩愈用“文以载道”这个口号明确地凸现出来。到北宋和南宋思想家的手里，儒学传统终于完成向“理学”的转变；它的关注中心从外在的行为规范转移到人对德行和道德自主的修证问题，所以可以说它是“直指天理”。
老苏和小苏其实都是讲求“文以载道”的，但在朱熹看来，他们还是文学有余，求道不力。因此说苏洵读古代经典，“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但苏洵读书得法，天资又高，所以“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以至于一方面让朱熹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又使他觉得十分惋惜。照朱熹看来，假如苏洵能用他那样读书的方法去追求经典中的“义理”，也就是精神价值，凭他那样的天资，那就没有人还能追得上他。
朱熹用五个字来概括苏洵的读书功夫：“书只贵熟读。”这还不够，他紧接着还要再强调一句：此外“别无方法”！所谓“熟读”，也就是选择少数最要紧的书，“安坐而读之”，不贪多、不求快、不偷懒，反反复复，老老实实，把它们读熟、吃透，变成一辈子学问和涵养的根基。
上面举的是一个古人的例子。接着我还想介绍一点现代人的经验。
我曾经在哈佛大学做过两年访问学者。在那里我碰到过很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流学者。如果有个别接触的机会，我总是喜欢向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请他们推荐一部属于他们各自专门领域里最值得阅读的基本著作。有些人会马上回答我这个问题；也有不少说需要考虑一下，稍后再用电话或电子邮件回答我。所以我以为他们的答复都是很认真的。可是，当我按照他们的提示，到图书馆里去把这些书翻出来看看时，我就有点纳闷了。那些书往往都比较老，粗粗一读，并不觉得特别有吸引力，有些甚至已不再出现在新一代研究著作的参考文献目录里。这是怎么会事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些学者所推荐的，经常是他自己阅读经验中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本书，也可能是对他进入后来的学术领域影响最大的书。可见一个人学问再高、再大，真正奠定他的基础，真正会影响他一生，让他总是记得、总是珍视的，也就是不多的那几种书。但是不是有那么几本书透彻地印刻在心里，对一个人来说，那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所以怎样读书，这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而学会读书，关键在学会精读。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去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在应试式的读书法和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方式之外，自觉地培育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它与应试式读书方法不一样，却又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同时帮助学生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态度，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
有一点需要在这里加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应试式的读书法就那么全无是处。其实老师在讲解教科书时所演示的条分缕析、提纲絜领的分析方法，就十分接近于刚才讨论过的精读法。可惜应试教育中的被动学习情景，使大部分学生很难通过在老师辅导督责下研读教科书的经验去体察自主能动的精读法。所以一旦从应试压力下被解放出来，他们的读书工夫只会不断向后退转。
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看古人怎样读书。毫无疑问，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我们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也就是如何培养精读的能力，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因此，在接下来的漫谈里，我会比较多地结合中国古人的经验，更具体地介绍“书只贵熟读”的一些入手方法，或者说是入手途径。
概括起来，我会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古人所谓“读书须成诵”对我们的启示；第二，“不动笔墨不翻书”；第三，读书要做到专一和善疑；第四，读书须求“入味”而“贵自得”。前两条是关于读书基本功的，后两条说的是读书时应有的境界。如果这四条能落实，“书只贵熟读”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今天讲的，算是一个开场白吧。就说到这儿。
二、“读书须成诵”的启示
上次我们说，“书只贵熟读”。可是“熟读”好像还是一个有点太抽象的要求。那么究竟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熟读”呢？
对古人来说，“熟读”的一个最起码的表现，是能够“成诵”。“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很重视背诵能力。让我举两个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春秋》的本文用一万六七千字的篇幅记载了大约二百四十年间的大事，从文本字数来说，还算不得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籍。可是要用十天就把它原原本本背出来，在今天看来仍然足够让人吃惊了。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诗歌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一览即诵，不一字差”，“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还有些人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
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另外，古书中引文的字句也常常会与原文的文本小有出入。但这只有让我们更加佩服引用这些文字的作者。因为诸如此类的小差错反而可以千真万确地向我们证明，作者写下这些引文时，完全是在直接按照自己的记忆来这样做，而不是像现在的人那样，把一个书面文本摆在前面照着抄。
黄庭坚、苏轼都是名人，所以他们的博学强记比较容易被后人记得。但记忆力的超强，其实是古代读书人的一个群体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它甚至表现得就像是一种“特异功能”。
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到过当时江阴的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士人先已等在那儿，模样显得十分神气活现。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或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给。不一会儿，两人一起拜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已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我。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被捉弄了的可怜虫。“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回家后想想气不过，结果生了一场大病。葛生把自己的特长用来对人施行恶作剧，哪怕因为别人先得罪了他，也不足为取。但用这个故事来证明古人多“强记”，还是有一点说服力的。
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数量、品种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有些客户乘店主丢失了凭据，加倍向他索要赔偿，把老板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
有关葛秀才的上述传闻，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世上哪里有好记性的人个个都去背洗染店账本的事情？这更像是宋元时代流行的一种固定的“话语”，用来形容某些人超强的记忆力。而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则肯定是事实。
这样说有没有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朝人常常说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或者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其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
明经和进士分别是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两个最主要的科目。不过当时人对科举的这两个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主要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义疏、集解都指各种各样为经典作解释的文字），心熟笺注（笺注也指对经典的注释，或者对注释经典的文字所作的再解释）”，所以被古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可见记诵在古代士人群里已经变成一种寻常技能。人们离不开它，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可是另一方面，大家也不大稀罕它，因为能这样做的人们有的是。从这里可见，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为什么古人会在记诵能力方面大大超过现代人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记诵是一般人保存文本的最可行的办法。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朱熹说过：“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地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他举东汉一个名叫吴恢的人为例子说，吴恢准备用竹子制成竹简，抄写《汉书》。他的儿子提醒他说：“你如果真把《汉书》抄下来，所用的竹简要足足堆满两辆牛车。”吴恢听了，才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非有力之家，自己既然置备不起书面文本，那怎么办呢？朱熹说：“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背得，方得。至于讲诵时，也都是背得，然后从师受学。”例如汉人黄霸在监狱中，要想跟着夏侯胜学《尚书》，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先将《尚书》文本背出来，然后才敢请夏侯胜替他讲解。
人身上很多器官的功能，其实都是极有开发潜力、也极有弹性的。我还看见过这样的老先生，在先秦诸子的书里随便提拎出哪一句都能接着往下背。比我年轻的人，大概就很难再见到这样的学者！但是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自己的奶奶或母亲辈，在二十年前她们都还有很强的心算能力，能在菜场上一分钱不差地把自己所采购的副食品价钱很快心算出来。可是自从手掌计算器普及之后，人们的心算能力急剧衰退，现在连卖小菜的人都已经变得不会心算。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手机流行之前，他能记住一百多个电话号码，但是现在因为依赖手机，他连十个电话号码也记不住了。
背书能力的减退，也跟人们有了更多更方便的替代背诵来保存文本的方法有直接关系。所以朱熹在宋朝就已在埋怨：“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皆有印本多了。”既然发明了印刷，书籍的获得比过去已经大为便利了，背诵是否就不再必要了呢？
显然不是这样。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作为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喜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要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中，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仅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更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还是如朱熹说过的：“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
现代人还有没有可能把自己要读的书，哪怕是最需要读的那几本书，全都背将出来呢？当然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还有很多人不仅看汉文的书，也看不止一种的外文书。你要叫他都背下来，否则就说他还没有看得“精熟”，那怎么行？
如此说来，我们刚刚说的古人所谓“读书须成诵”的那些经验、那些故事，对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吗？我以为仍然是有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来说一说。一是读书要进入状态，就需要有一种凝神聚气的专一精神。怎么才能使人具备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状态？背诵就是培养一个人在读书时能很快把自己调理到入神状态的基本训练方式。背过书和没怎么背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是大不一样的。
二是对掌握古汉语来说，背诵最经典的那些篇章，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你如果能熟读背诵一两百篇不太长的名作在心里，你阅读古汉语的能力也就基本解决了。
所以今天的人还需要讲究背诵，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让人能很快进入阅读状态的好习惯。背书大概是现在的学生最头痛的一门功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背诵已经差不多被不少人当成“死记硬背”的同义词。但是最害怕、最讨厌背书的人，常常是那些读书时最容易走神的人。可见把一些最精美的篇章读到能“成诵”，依然是今人学会读书的一项基本功。
三、“不动笔墨不翻书”
前一次节目里，我们谈的是古人关于“读书须成诵”的经验对现代人培养读书基本功的启发。今天我想说说读书不仅要用眼，还必须要动手的问题。当然，读书总是要动手的。你翻书不就是在动手吗？不少的人还有一面看书、一面吃零嘴的习惯，那就更需要一刻不停地动手了。我指的并不是这样的动手，而是指读书还要勤用笔。用一句老话来讲，这叫“不动笔墨不翻书”。让我们从古人的另外两条读书经验谈起。这两条经验分别是“录”和“校”。“录”就是抄书。前面已经提到过，纸张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那要到大约两晋之际，也就是公元4世纪之初。在这之前，一般人很难自备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的书籍。因为竹书体积太大，存放太困难；而绢书又太贵，买不起。所以当时只好靠背诵来保存文本。纸张的使用流行以后，记诵作为吃透文本的一种读书法被保留下来，而靠记诵来保存文本的方法就慢慢地被抄写书籍的方法取代了。虽然从北宋开始，雕板印刷广泛投入使用，但在现代商业出版发展起来以前，人们获得雕板书籍的机会毕竟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抄书成为很多人复制自备文本的一个重要办法。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为什么他“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籍不可轻易借人。正因为如此，宋濂向人借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
但是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古人留下了很多读书笔记，可以让我们从中去琢磨、体会他们是如何读书的。
所谓“校”，是指校勘，就是发现和求证书面文本在被反复传抄或雕刻印板的过程所造成的各种错误，比如错字、漏字、“衍文”（文本中本来不存在的多余字句）、“错行”或“错简”（把文本原来的行列次序或书页次序搞颠倒了），等等。
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写本的形式流传的阶段，而且每种文本都被反复地辗转记诵或抄录了不知道有多少回。在每一次这样的记诵和传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若干差错。结果，年久天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这样方式的传播中变得差异极大。上面说到的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没有改变。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来就各有差异，二是印刷雕板过程中又会发生一些新的错误。
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就是选出一种版本，把它当作标准文本，来发现和订正另一种版本的文字。要把这一步工作做到家，也就是真正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不过，想要做到上面这一步，虽然不容易，但它毕竟还像是一道很机械的工序，只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总还是办得到的。这很接近于现代印书业工艺流程里的“校对”这样一道工序。
校书之难，更难在从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与取舍，这才是一件更加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因为古代读书人在为自己手里所拥有的文本做校勘时，往往找不到那个一字不错的最标准、最权威的文本可以拿来作依据。就很多古代经典而言，这样一种最标准、最权威的文本，甚至早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校勘，就要求读书的人凭自己的学力、见识和经验，在几种不完全相同的文辞中，决定孰是孰非，从而为自己的文本挑选出一个最符合上下文原意、最合情合理的词语。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让我举一个“定其是非之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新亭对泣”。西晋末，北方有“五胡之乱”，西晋政权放弃中原，逃到淮水以南，建立偏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晋书·王导传》说，东晋贵族们每逢闲散日，都互相邀约，在长江边的新亭宴饮。一次，有一个叫周顗的人在座中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他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景色本没有变化；但是举目一望，我们这些宴游人却已从黄河边搬到了长江边上。经他一提醒，大家都伤心起来，“相视流涕”。在记载同一个故事的《世说新语》里，周顗这句话的下半部分有点不一样。其中的“江河之异”被写作“山河之异”。流传到今天的《晋书》各种版本，多已将“江河”改作“山河”。两种写法，意思是有一点差别的。按《世说新语》的文本，意思就变成风景依旧，但山河疆土的归属却已不同于往昔了。那么在“江河”、“山河”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该是《晋书·王导传》原来文本中使用的语词呢？北宋的大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述《晋书》，采用了“江河之异”的说法。宋元之际的大学问家胡三省也不赞成改易史文。所以现代校订《晋书》的学者，据《通鉴》和胡注，决定把《晋书》里这句被误改过的话又改了回来。你们去查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王导传》，里面的“江河之异”一语，就是这样来的。
千万不要把校勘功夫看作雕虫小技。其实从它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术眼光到底如何。有一个代表了“乾嘉汉学”传统的了不起的学者叫钱大昕。他在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时，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与上下前后的文字不相般配），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等“四疑”（四个方面的质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但最初他还只能“质疑”，而无法完全证实自己的看法，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后汉书》的各种版本，全有这七十四个字。他没有直接的版本依据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但在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明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这才断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以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假如不是钱大昕目光如炬，谁能从那么一大片文字里发现混进原文的这七十四个字？
古人把“录”和“校”看作是与“成诵”同等重要的读书基本功，看作是促使阅读者进入文本的重要方法。那么现代阅读者是否有必要完全照着他们的样子去做呢？我想不会有人赞成说，我们还应该把古人的这些读书方法照搬到今天来。尽管如此，它们对现代人培养健康的阅读习惯，还是具有很要紧的借鉴意义。概括地说，虽然我们今天很少再通过抄书的形式来研读文本，而校勘古书的方法也早已变成一种只有极少数专门家才掌握的技能，但是贯通在“录”和“校”中间的一条读书法则，在今天仍然是充分有效的，那就是“不动笔墨不翻书”。
在我刚进入初中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校长、一个老教育家叫李楚材，做过一个如何学习的报告。他对我们说，读书时要力求“五到”。我至今记得他列出这“五到”时的神态。他一面扳着手指一面说：“眼到，口到，耳到，手到，心到。”前三个“到”，其实就是在讲“成诵”的“诵”字，第四个“手到”，也就是“不动笔墨不翻书”。有了这前面的四“到”，才更容易有“心到”，也就是推动着你的心，或者说你的思想，真正进入到文本里面去。
“不动笔墨不翻书”，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读书一定要勤于做笔记。我们最初学习做笔记的时候，往往首先注意到文本中那些吸引人的片言只语，或者也可以把它们叫做“闪光的语言”。看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觉得这个句子好，赶快写下来。又看到“让别人都去战死，你呵，光荣的奥地利，去结婚吧”！啊，这个更好，又写下来。这一类的话，也许充满在我们的第一本读书笔记簿里。
但是我们的笔记可千万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坚持读书时做笔记，不完全是为了在今后好把它当储存知识点的备忘录来使用，而更应该在读书当时就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它不是积蓄已有知识的钱包，而是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的催化剂。因为借助于笔记，最容易促使我们在阅读的同时，就不断清理和消化已经获得的种种初步印象以及阅读者对此的感受，及时把它们转化成更带确定性的判断或认识，从而使得接下去的阅读也变得更有效。寻章摘句式的笔记无法满足这样的需要。
笔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对训练“精读”最有助益的一种笔记方式，也许可以叫做“写读”式笔记，就是把阅读的那本书用“简写”的方式重讲一遍。它要求做笔记的人在认真通读全书的同时，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全书的总线索，以及作者层层推展开来的那些基本环节、基本论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细节讨论，以及全书解释框架的内部逻辑和建构特点。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但特别精彩或重要的地方，也可以尽量采用文本中原来的文字，稍加压缩，重新组织成文。如果我们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择一两种或几种可能“影响你一辈子”的书籍，通过“写读”的方法，眼手并用，认真阅读，那么我们的阅读效率一定会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
在使用“写读”法来从事精读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都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部为他赢得全球声誉的名著，书名叫《历史研究》。很有点讽刺意义的是，虽然知道这部书、并且因为这部书而崇仰汤因比的人很多很多，但真正看完原书的人却少之又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实在是太长了，总共有十卷、三千多页！甚至学术界，主要也不是通过阅读汤因比的原书，而是通过本书的一个缩写本来了解这部巨著的。这个缩写本的作者叫索麦维尔。他大大简化了原书的叙述，把三千页的篇幅压缩到三册共五百六十多页，却巧妙地把原书中几乎全部精华，甚至包括很多非常辉煌生动的句子，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连汤因比自己都承认，这个缩写本做得太出色了，即使让他自己动手，也做不到它现在的样子。
比较一下《历史研究》原书和它的缩写本的篇幅，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概念：用“写读”法来做精读笔记，篇幅大的可以达到原书五六分之一的样子。这是十分花人气力，但又十分于人有益的事情。
四、专一与善疑
在前面两次节目里，我们已经说到，古人读书，高度重视诵、录、校这三项基本功。现在我还想强调，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很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对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可是，等他看到程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蹉（错失）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但后来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
上面的故事说明，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蹉一字”，却又是远远不够的。读书的种种基本功，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良好的境界。但良好的境界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有意识去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专一与善疑、“入味”与“贵自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专一与善疑的读书境界来展开。
读书时，要做到对文本的理解字字到位，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拿朱熹的话来讲，这叫做“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是，一个人若不能定心专一于书中文字，便做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朱熹又把像这般“如止水、如明镜”的心，称为“湛然凝定心”。只有持着这样一颗“湛然凝定心”去读书，才能看得文本的“缝罅处”，才能透彻地寻着文字中的“道理”。朱熹说：“若不见缝罅，无由入得（无从进入文本的内在精神）。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那么所谓书中“缝罅”又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另一段话说：“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指浑然一体，未经剖分）。久久，看作两三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庄子曾记述过一个动作干净利索的宰牛人，自云最初三年，目中所见，无非全牛。此后见得的，只是牛的骨骼构造，宰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即操刀时不再仅凭目测，而是凭着心里对牛的骨骼构造的熟悉掌握来顺势运刀。所以他说，骨头与骨头之间的缝隙虽然不大，但总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而刀刃很薄，几乎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因此他宰的牛超过一千头，所用宰牛刀已经接近使用年限，但刀刃还是像刚开刃时的新刀那样毫无缺损。由此可知，朱熹所谓缝罅，指的是构成文本各部分之间的接缝处。这要靠阅读者定心凝神，才看得破。
然而要养成一颗阅读时的“湛然凝定心”，“使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一件事情。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一边去看文字，一边去思量外事”。结果不但枉费工夫，而且天长日久，养成了走神的习性，就越发没有办法去收束自己的心。被休闲快餐式的浅阅读支配的人，最容易如此。还有一种常见的毛病，把读书当一项带有自我强迫性的任务来完成。才看了几页，就忍不住翻到结尾处，看看离读毕全书又少了几许页。所以他老是不能把心定于正在阅读的那一页上，“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心走到眼睛的前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这样的阅读，最多也只能是心不在焉的低效阅读。所以朱熹指出：“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