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的“专一”。下面再说善疑。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还是朱熹说得好：“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元朝的许衡，曾在当时的国立大学里当校长。他的传记说：“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
所谓“疑”，当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想不到这一招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都被他逗得捧腹大笑。
读书要善疑，并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恰恰相反，古人读书，力求先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想，空虚了心，丢去了种种成见预设，以便使自己能真正逼近文本原有的意思。这叫“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在理解文本的时候，要力求逼近书中的原意，按原书作者的见解去看待他讲述的东西，而不要把自己的主观见解强加到作者身上，或者他的讨论中去）；“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
所以提倡“有疑”、善疑，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包括勇于并善于质疑自己的立场观点。因此朱熹又讲：“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
但是人对于自己的主观有限性，往往难以在骤然间就认识得一清二楚。所以看书若看到无法理会的疙瘩处，就应当小心提防自己的陈旧见解，看它是否阻碍了见识的长进。正像朱熹所说：“到理会不得处，便当涤去旧见，以来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也就是说，“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
所以，毛奇龄式的善疑，不值得推崇。中国学术传统的最高境界是“平实”，即所谓“极于高远，而卒反就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唐明皇迷恋杨贵妃，而那个野心勃勃的边防统帅安禄山又拜杨贵妃为干娘，借杨贵妃的保护来掩盖图谋举兵叛乱的野心。结果满朝都知道安禄山必反，只有唐明皇和杨贵妃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等到安史乱军杀入唐朝统治的心腹之地，这对倒霉的皇帝夫妻只得匆匆离京出逃。半路上护卫皇帝的军队哗变，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皇迫不得已，逼迫杨贵妃自杀。
反映这段故事的白居易的诗篇《长恨歌》，其中有两句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人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非“私语”之处，当改作飞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指出，这种见解的根据出于《长安志》。据该书，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重新命名其中洗浴的宫殿为九龙殿，寝宫为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则名为长生殿（据《唐会要》，该祭神殿此前名为集灵台）。这样说来，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果然应在飞霜寝殿。
那么，白居易错了吗？阎氏接着又征引《资治通鉴》卷九〇七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称长生殿。洛阳、长安、骊山都有长生殿。故而长生殿一词实有两义：一为专名，华清宫祭神宫殿是也；二为通名，唐宫中的寝殿是也。白诗所谓长生殿，即以该名的后一义言之，所以不必改动。经过这一番反复，对白诗的理解，就可能比过去又推进了那么一小步。这个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长生殿”之名的故事，还可以接着讲往下讲。不过到此为止，或也足以说明问题了。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所以“不动笔墨不翻书”的功底，应该与读书时专一与善疑的境界像水乳交融一样地结合起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严耕望等人，自述为学之道，都提到自己用的二十四史，都只是最普通的版本。虽然版本普通，但是他们却在上面下足了功夫。不但边读边校，而且多用几种颜色的笔对人名、地名、重要字句进行圈点。书一翻开，都是五彩斑斓。
谈到读书需有疑，就使人想起古史研究方面一个影响巨大的现代疑古派，又叫古史辨学派。其实疑古派的老祖宗，可以说是孟子。他指出，《尚书》讲述周武王灭商的故事时说，商王的军队离心离德，部署在前面的步兵掉转头来，反戈相向，结果商军大败，战场上“血流漂杵”（地上流淌的鲜血使被丢弃的盾牌都漂了起来）。孟子说，牧野之战中周人投入的兵力，不过“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战争的规模怎么也不至于惨烈到“血流漂杵”的地步。他的结论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古史辨学派揭示出，时代越后，关于上古的传说却越被追述到更靠前的时期。西周时的人们所了解的最古的人是大禹。而生活时代比西周晚了几百年的孔子却在谈大禹之前的尧、舜。战国时的人更把上古史追溯到尧舜禹之前的黄帝和神农。到秦朝，有三皇再加一个伏羲。晚至汉朝，又把苗人神话里的盘古借用过来，追为开天辟地人祖。就像这样，古史辨学派把有关上古的各种神话按照它们最早出现的年代排列起来，向我们证明，古史传说中的故事或者它们的主角，怎样随传说产生年代的由远及近，而从简单变得复杂，从粗陋变得雅致，从地域性事件或人物变成全国性的事件或人物，从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神，然后再从神变成人。例如，禹的原始形象被雕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那是一条有足的大虫。西周时它已演变成上帝派到人间社会来帮助人们治水的神，再后来变成开辟夏王朝的圣王。
疑古派的立场、方法和许多研究结论，在当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于澄清遮盖在中国上古史的真实面目之外的重重迷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后来，这一立场被毫无节制地加以放大，也造成了对古史、古书的粗暴否定，比如《周礼》、《左传》，就曾被认为全是汉代刘歆所伪造。不仅如此，近年来通过出土简帛的研究，我们发现，还有不少被疑古派划入伪书之列的古籍，其实也是被冤枉的。
大家都知道有一则伊索寓言，说农夫老死的时候，想把自己耕作经验传给儿子们，说：“我要离开人世了，你们帮我把藏在了葡萄园地里的东西挖出来吧。”儿子们纷纷挖遍了葡萄园的每一寸土地，却什么金银宝藏也没有找到。但是到了秋天，由于葡萄园被深耕了一遍，却结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葡萄。
所以“善疑”须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才做得。拿朱熹的话说，叫做“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所以他把善疑看作是继“熟读”、“精思”之后才应当下的功夫。
五、入味而贵自得
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在这里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请教。”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否则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
我们知道，人既然要在临死时留下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待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细及“分香卖履”之事，即怎么样分配家里积存的香料（中国香料多为外国进口货，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嘱咐众多婢妾都要学习编织绣鞋，好出售补贴家用等等。对这一类琐细的事情，他说得再详细不过，可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否以魏代汉的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这件事使司马光久思而不得其解。那天晚上他对这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所以老先生问他的学生曰：“遗令之意为何？”他的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吐出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呼不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司马光凭着厉害的眼光，久经思考，总算窥破了曹操遗令中的“微意”。他对遗令的分析，非常符合曹操一贯的思想动态。在司马光看来，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但有一样东西始终牵制着他的行动，这就是他对“名义”的畏惧。所以曹操对自己作为汉室重臣的身份，是还看得很重的。他曾明白表露，自己本来的志向，只是能够封一个侯，死后能在墓前立一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碑，想不到时代把他簇拥到成功的顶峰。他自我赞许说：“奉国威灵，仗钺征伐，处小而禽大，推弱以克强。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志得意满的心情跃然纸上。可是笔锋到这里突然一转：“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所以他说，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最与他的心相通：一个是西周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另一个是被秦二世冤杀的边疆统帅蒙恬，因为他将兵三十万，势力足以叛秦，却接受秦二世的命令，自杀身亡。他说，他每读这两个人的事迹，“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可见曹操虽然明知在他儿子那一代必有代汉之事发生，但他自己还是想保全臣节。简单地把这样的想法斥为“虚伪”、“奸诈”，并不完全符合实情。
司马光对自己能窥破曹操心事颇为得意，他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学生：“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这位被老师视为“有识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宠若惊，连忙反过来恭维老师说：“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吹捧归吹捧，司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也就显得格处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实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存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疑与入味，都应当避免过分的、刻意的人为操作成分，尽可能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实现这一过程，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气，换一个说法，即“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滞”（俱见《近思录》引）。心大，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自然达成，这叫“优游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认为“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这里所谓“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臆测，指过分地依赖于各种人为技巧或手段，对文本作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指拿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间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许我略微离开一点本题，那么我要强调，平心易气，或者“大其心”，不仅是一种读书态度。在宋儒那里，它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古人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此种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个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可以说，这就是宋朝以及后来诸多中国政治家与王安石的根本对立之处。儒家讲“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那意思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是非好恶的基本立场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执著的。但他们反对通过激烈的、颠覆性的社会动员手段去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向来对革命所天生带有的偏激性质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当然，革命在有些历史场合很难避免。在这时候，儒家的立场就显得有点保守。但当革命出现“如决江河”、“校枉过正”的局面时，儒家立场的合理性就较容易被人们认识了。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因为对“不当怀不平之气”一句很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在这里附带说几句。
“贵自得”还有一个意思，即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察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已经讲得极透彻。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体悟，是他人无法代劳的。“如饮食甘苦，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学问要靠自己体会得来，否则即使拿了别人的正确结论来高谈阔论，仍未免变成一种落实不下来的空言，难免于己于人都不济什么事情。朱熹举例说：“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他又举某人评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来概括程颐的《易经传》说：此说固然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
关于如何读书，我们已经进行了五次漫谈。主要是从古人的读书法切入对阅读基本功和阅读境界的讨论。有一个人的议论，反复被我在这个漫谈中引用，这个人就是朱熹。他是中国文化传统完成从唐到宋的转型过程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这次转型的历史成果，也就是所谓程朱理学，曾长期被我们看作是扼杀人性和压制思想自由的封建反动学说，但这样的看法其实是极端片面的！
朱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说过的许多话，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回忆、收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叫《朱子语类》。其中有两卷是专门谈读书法的。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兴趣的听众，我建议你们去把这两卷找来，自己读一读。
读书是我们一生中学习的重要途径。读书本身也需要学习。现在让我把我们在这个漫谈节目中讲到过的看法，编在一首打油诗里，作为这次节目的一个小结：熟读精思手勤动（成诵、不动笔墨不翻书，勤作笔记，用写读法做非常详细的读书笔记），句句钻探不放松（用心专一，看到文本里面）。看出罅缝须善疑，心自宽快气优融（心大则百物皆通；求自得，不过分“安排布置”，培养优游涵融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