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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作者：胡海

内容简介：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传世。

§乱世出奇才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诗人和大散文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引人注目之处一在于他的五度出仕而后坚隐不出，二在于他的诗文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三在于他的长期被埋没而后又被奉为一代宗师。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

奇才怪杰的诞生，常常有赖于两个条件：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人生。正常的时代普通的人生，人的思想融入生活之流中，不会有多余的意识来反观生命本身。只有在得失、成败、荣辱、幸运与乘蹇之中惊喜、向往、痛苦、迷惑，在心理的不平衡中追求和谐，又从和谐中产生新的裂变，这才有了美到极致的情感和意绪，有了深到极致的哲理认识，这才产生了诗人、作家、哲学家。所谓愤怒出诗人，痛苦出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超越于凡人，并不是因为天赋灵气，所谓“天才”只是一种美誉，一种羡叹，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天的不平凡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砺炼。而时代，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心态和生命历程，将其不平凡加诸于个人，并常常以文学或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乱世出奇才的必然性。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48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

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399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

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

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

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

　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

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官宦世家

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

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

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

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

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职责系于一身，这远比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剌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

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

§乞食少年

陶渊明的早年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是如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为家贫而到处借贷，可见多么困窘。陶渊明经常陈述自己的贫穷困窘，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洪迈《容斋随笔》所言：“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堪堪冬陈；其居，则环境萧然，风日不弊；穷困之状，可谓至矣”。陶渊明的自述，当然是据实而言，有感而发，但一旦形诸笔墨，便难免渲染夸张，这不是惑众乞怜，而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他这种着意渲染的笔墨，却使人们对他生活状况的估计远远脱离开他的实际水平。唐代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说陶渊明“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渐也”。

对于陶渊明的经济地位，既不能仅凭陶渊明诗文自叙，忽视文学描写与实际状况的距离，也不能从君子固安贫乐道的观念出发，将对陶渊明人品的敬仰与对其窘况的同情混淆不分，仿佛陶渊明只有和农民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方更显出其高风亮节，仿佛平民地位、平民立场能增添他诗文人品的光彩，使诗人的形象更加伟大。

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理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目前存在的误区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穷益显坚贞，所以宁愿他是一生贫寒，并为此寻找依据；二是陶渊明的大多数诗文名篇作于退隐之后，家境日衰，诗文中穷气日盛，怨气日浓，所谓文穷而后工，他的生计与创作都经历了一些转折，不能由后期诗文中的自叙贫状而得出他一生困窘的印象；三是贫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是相较而言。陶渊明温饱难持的日子并不多，较之当时的达官贵人，较之陶侃、陶延寿，他自然是贫穷不堪，可是较之许多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农民，他还是优裕有加的；四是陶渊明晚年的诉穷，也是悲其命运之穷，穷途末路，状生计之穷而泄其心志难展的郁闷，假如仅仅是生活的穷苦，又有什么好大书特书的呢？今人从中欣赏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失意、落寞，而只是温饱难持的哀怜，那又有什么艺术美感可言？五是历代论陶，常常为论证某一观点或从某种观点出发，具有一定随意性，其结论不足为今人凭据。

王维举《乞食》一诗为例，说陶渊明经常乞讨，“叩门拙言辞”是写其难为情之状。“乞食”二字仅从字面上看确实很能迷惑人。一些人说陶渊明晚年穷得“沿街乞讨”，就是从这个诗题的字面意义附会出来的。诗人晚年更贫苦，所以一般认为这道诗系晚年之作。

但是，一者，《乞食》一诗作于“投来去学仕”之前，写的是陶渊明出仕前“东西游走”的情景，由“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一句看，他此时正是一个欲有所为的青年，二者，作《乞食》诗时，作者大约二十七八岁，时南方连年饥荒，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暴雨成灾，其后两年大面积蝗灾，陶渊明早年丧父，又无长兄，在青黄不接时向他人求借，也不是太奇怪的事。借有门，并蒙主人留饮，丝毫不见晚年时的窘状和凄意。三者，“乞”在此时是一种诙谐幽默的说法，往熟人、朋友家讨杯水酒喝，岂是真的乞讨？

那么，陶渊明早年境况究竟如何呢？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陶渊明在当世又不受重视，其生平记载一般较为简略，截至二十八岁陶渊明出仕前，其经历及当时时局大致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是年晋废帝司马奕即位，前秦慕容氏攻占洛阳，实可谓生逢乱世。陶渊明四岁时程氏妹出生。

七岁时桓温率兵入建康，废司马奕，立司马显为简文帝。八岁时，陶渊明丧父，是年简文帝病死，子司马曜继为晋孝武帝。桓温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前的一种荣典。九岁时，桓温病死，谢安执政，前秦攻取东晋梁、益二州。十二岁时，陶渊明的庶母去世。前秦攻凉州，灭前凉张氏。十三岁时，东晋政府任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北府兵。十七岁时，从弟敬远生。十八岁时，前秦吕光进驻西域，至此前秦统一北方。十月，秦主苻坚拟率大军南下灭晋。次年，始兴、南康、庐陵水灾，南方大旱。七月，苻坚南犯。十一月淝水之战，晋军大破秦军。二十一岁时，南方大面积水灾、旱灾。谢安病死，司马道子为相。

其后南方连年饥荒。至二十九岁，陶渊明出为江州祭酒。

陶渊明出仕前的岁月，与诸葛亮有所相似，中等产业，衣食无忧，可以读书会友，并时时萌生雄心。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作为仕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藏书甚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颇为悠闲自在。他并无雄才大略，不似诸葛亮精通兵法，这也因为东晋不似三国，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东晋是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民族在纷争中融合，王朝在专权中更替，再加上天灾不断，陶渊明作为一个普通平民，能维持中产者的生活状况，保持观书弄琴的悠然心境已然不易，没有多少腾龙飞凤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兴风作浪的只是那些大官僚大贵族，陶渊明不可能得遇明君圣主。不过，既然陶渊明有机会“历览千载书”，学了当时在一般士大夫间流行的《老子》、《庄子》，研习儒家六经，学识超于常人，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必然也超于常人。

儒家大济苍生的宏愿使他也具有志士的胸怀，豪侠的热血。“大丈夫因时而动”，他也在等待机会。《乞食》一诗，既是他早年悠闲自在，无乐自欣豫生活的写照，也流露出他不甘沉寂，欲有一番作为的心情。

《乞食》写的是陶渊明向亲友求借，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他把在亲友家的这顿畅饮诙谐自嘲地称为“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作者自谓是饥饿驱使人到处奔波，不知到哪里去借贷，走了又走来到这个村落，叩开门后难以开口。“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看样子，陶渊明之所以“不知竟何之”，是因为许多亲友家已经求借过了，不便再次相扰，所以才走了很远，来到一个可能沾亲带故但平素疏于往来的人家。这家主人非常热情，他知道来访者的意思，赠给东西，不让他空跑一趟，并且还摆酒款待，二人言语投机，谈至晚上，每次举杯都一饮而尽，酒酣情畅，高兴新遇知音，于是陶渊明欣然作诗，表示要像韩信一样报答这一饭之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韩信少年潦倒，一漂洗衣服的老妇给他一顿饭吃，激励他要求上进，后韩信拜将封王，不忘漂母，赠以千金。陶渊明说感谢主人这番如漂母一般的恩惠，只愧自己没有韩信那样的才能，谢意敛藏于心难以言表，哪怕是死了也不忘报答。言外之意，正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志：我也要争取像韩信一样干一番事业，而像韩信那样报答漂母之恩。

《乞食》一诗，丝毫看不出陶渊明有饥馑劳顿、沮丧愁苦之状，相反是交结新知推杯畅谈的欢情。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次乞食看作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出来游逛，至饥肠辘辘时叩开一户也许是素昧平生的人家，与好客而意气相投的主人一番畅饮。陶渊明倜傥才子，游手好闲，找人讨一顿饭吃，并以其谈吐博取人家的热情与敬意，并不是什么难事，况且他那时志趣并未固定，性情浮华，虽不能说有似纨绔，也还在寻觅思考阶段。人生何去何从，何求何为，他尚没有下定决心。这种游移不定的心态，导致了他的迟迟出仕，时进时隐。从《乞食》末四句看，他并不是决心要作韩信，对自己的才能、机运都没有自信。他的性格是倾向于消极、闲散的，关于人生前途，“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念头在他心中并存。

但是，青年的心总是容易激动的，在未一试身手之前，他决不会甘心终老林泉，悲守穷庐。人有天赋的智慧和聪明，凭着三正五行而永世留名，在年轻气盛的陶渊明心中，力求大有作为救助黎民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不满足于居处乡野闲散游戏自得其乐的生活，不甘于做一个乞食少年，而要投身政治风云，奔波求索了。

§初仕归来赋闲情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因为陶渊明出仕本不只是为了挣得一份俸禄，而是想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期望过高，而心中又先存了一份不敢奢望的悲观念头，所以极易受挫、退却。

过高期望而又担心失望是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这种脆弱的心理是经不起宦海风波的冲击的。从小官做起，小心翼翼，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奴颜卑膝，一步步攀上高位，陶渊明不仅受不了这份委屈与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然而，有几个人又能像伊尹、傅说那样从奴隶起为国相，像姜尚、孔明那样由隐士出为军师呢？东晋亦不如隋唐，有科举取士之制，给读书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陶渊明注定在仕途上不会有远大前程。自汉以来一直流行征士制度，将那些有名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征聘为官员，不过到东晋，由于门阀森严，征为幕僚、辅官还有可能，登上高位，据有实权的机会微乎其微。

陶渊明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薄，他不仅对这个小官职不感兴趣，对出仕后究竟能有何作为也不抱希望，所以拒绝了。这并不是他主观上的不肯同流合污，也说不上什么气节坚贞，仅仅是不适其性，不遂其心而已。但客观上，这对后世仕途失意及感于宦途艰险的人来说，能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钦羡他能主动、坚决地远离尘嚣。

陶渊明的个性有其刚直、坦率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群、不适世的一面，这既可作为一种品行来称羡，也可以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弱点。在一个污浊、黑暗的时代，孤傲及至偏执是一种反抗的力量，能够升华为美德。但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时代，不要认为东晋果然是黑暗无比、鬼魅狰狞，同时应以普通人的尺度衡量诗人的为人，只有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弱点，才能明白他是如何不能和普通人一般生活在那个时代。不是他着意追求与众不同，而是他的心性、气质决定了他只能高标独立。所谓奇人怪人，往往不是其心所愿而只是无可奈何，既被人视为奇怪，干脆益发放旷不羁，不拘时俗，不循常情。于是奇行怪径内化为自觉意识，处处要违时脱欲俗，奇才怪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一篇在他的诗文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言情之作——《闲情赋》。

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其特点是注重铺陈排比，讲求节奏，音乐感很强。陶渊明的这篇赋是他作品中唯一一首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它以始激越终淡然的笔调抒写了那种对美好感情挽留不住、寻觅不得的伤感怅惘，也流露出他闲居期间精神无所寄托的迷茫、无奈。

该赋另外一层深意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影子附着在他塑造出的理想化的美人身上，融入他的顾影自怜、怅然若失的情绪，而最后达到自我平衡。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闲情赋》题名“闲情”，“闲”是防闲，即检束感情，使人归之正道。如其序所言：“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

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检束放荡的文辞，尊崇恬淡寡欲，以放任情怀始，以雅正终，以此抑制邪念。陶渊明空怀才情，一事未成。闲得无聊，难免想入非非，神思恍惚，自我困扰，所以用创作来排遣情怀，安定思绪，也是慕前人雅意，一试笔力，遂成这篇绝妙好辞。

《闲情赋》的第一节极尽夸饰之能事描写美人之容貌与品行：“夫何飘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容貌举世无双，德行也远近闻名，“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既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又有深谷兰花的芬芳，情怀超世出俗，志趣高尚入云。

这与其说是写美人，不如说是在自我表白。这位美人就是作者理想的外化，是作者心志、情怀的投射与再造。屈原《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然是陶作的样板，只不过屈原是自赞自怜，而陶渊明含蓄地用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一位美人而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美好时光易逝，人生旅途艰辛，百年之后都将同归尘土，何必郁郁于心！这是在劝慰美人，也是在劝慰自己。“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一步状写美人的情态。

第二节写诗人对美人欲亲近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

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一系列四字句，短促顿挫，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平素持重淡泊的男子，此时面对仪态万方的绝代佳人，心脏在急剧跳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慎冒礼为諐。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

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有心无胆，犹豫彷徨，正是陶渊明性格的写照。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魂不守舍，须臾之间几番往返，末二句极得恋爱中人心之真态，令人好笑又感动。

第三节是全赋的高潮，一反作者朴素淡远的风格，炽热无比。“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云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天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之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连翩，一气呵成，要化己身为美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美人，陪伴美人。一连串拟物手法的运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十种物事，寄托同一个美好心愿，十番转折，十种设想的结果，表达同一种担忧，尤为衬出心愿的强烈。

空怀十愿，无以表白，作者情绪渐渐变得低沉。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讷，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轻松之余阴。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悄想以空寻！”抒情主人公过分消极，仅仅停留于心愿，不敢付诸行动，很有无故寻愁觅恨的味道。凭空设想出一个情人，本就只是为了抒发心中那份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本就只是枉自嗟怨，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有什么结果。

第五节诗人由美人乏不可求回复到自己平生志愿之不得遂上来。“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徒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

思宵梦以从之，神飘瓢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悼，譬缘崖而无攀。”这里梦中情人已退居次席，作者开始比较直接地表现自己不知路在何方的迷惘，一事无成而时光易逝的惆怅。坐卧不安，神魂飘游，是为了那始终追求不到的梦中情人一般美好而又缥缈的理想。

赋之末节，诗人经过一夜辗转苦思，终于在无计可施中放弃了追求，也平复了烦燥不安的情绪。“于是毕昴盈轩，北风凄凄。久久不寐，众念徘徊。”四字句的再次夹入，表明情感的再度转折。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运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

尤《蔓草》之为会，诵《郡南》之馀歌；但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诗人极力使自己认为没有希望，万种相思只是徒然自寻烦恼，以让自己完全放弃努力也放弃心愿，让他胸中的郁闷与梦幻付诸清风流水。

发乎情而止乎礼，浮想联翩的白日梦终究没有什么意义，诗人要摒除各种杂念，保持一片纯心。

《闲情赋》表明作者并非“浑身是静穆”，内心也有过激情。

不过，通观全赋，总体来讲作者的情调还是低沉、消极的，即是“十愿”，也把那股火一般的情感深深压抑，以悲观的情绪来淡化。末几节更是将其消解至无，诗人之心仍然回复为一汪死水。

男女情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共同主题，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是他们的共同态度，不论是虚伪也好真诚也好，不论其心思如何，表面上是要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自吹面对绝代佳人的逗引毫不动心，司马相如作《美人赋》禁绝邪念，张衡作《定静赋》，蔡邕作《静情赋》，陈琳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张华作《永怀赋》，都是同一主题，同一格调。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的“奕代继作”。他自称是“复染翰为之”，似乎是因袭前人，但实际上，这篇赋深深打上了他个人性格、情绪的烙印。文中的美人是作者缥缈思绪的幻生物，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抒发了自己的无望、悲哀情绪，炽热的表白、尽情的宣泄正是为了释放身心蕴积的生命力，从而达到火山爆发后的死海般的平静。

这篇赋结构新颖，想象丰富，辞句清丽，灵活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中的十愿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荡除了汉赋那种着意铺排、堆砌辞藻、典故、用语生涩的积弊，清新自然，因此被人们久诵不衰。

陶渊明的才能本在为文而不在从政，但以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不能不一试锋芒，熟料初仕即告挫败。回家闲居的岁月，他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痛苦中孕育而成。《闲情赋》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产物，这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并不足以补偿他心灵的缺憾，他仍然郁郁寡欢，苦闷彷徨，可对于今世读者来说，却不能不为文学史上多了一篇千古绝唱而倍感欣幸。

§再奔仕途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至隆安四年（399年）间，陶渊明的次子俟、三子份、四子佚先后出生。

这一段政局依然动荡不已，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安帝年幼无知，司马道子以太傅摄政，引王国宝为心腹，使之参予朝政，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397年，南兖州刺史、北府兵首领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在京口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响应。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请求王恭退兵。398年，王恭再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延期、广州刺史桓玄起兵响应，沿江东下，会攻建康。北府兵前锋刘牢之倒戈反击王恭，王恭兵败身死，刘牢之伐王恭统率北府兵。桓玄、殷仲堪退至洵阳，共推桓玄为反晋联盟的盟主，桓玄自任为江州刺史。399年，桓玄火并殷仲堪、杨延期，占据长江上游，东晋政府被迫任命桓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马道子昏醉多病，其子司马元显掌握中央实权。元显鉴于桓玄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自己指挥的新军，于是强征兵役，导致孙恩起义。十月，义军攻下上虞，人数很快发展到数万。

就在桓玄兼任荆州刺史的这一年，三十六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

千余年来，论陶家对陶渊明的仕玄评价争议甚多。

从诗人崇尚儒家名节的角度说，桓玄这么一个利用王室与士族间矛盾，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家，陶渊明对他应该是不以为然的。

所以，历代论陶家多以为仕玄是陶渊明一生之斑点。颜延之《陶征士诔》中对此事以“初辞州府之命”

一言带过，绕过要害，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则“力辩先生未尝参仕桓玄。”

南宋的叶梦指出：“盖浔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知自足以全节而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已。”这种解释，应当说比较合理。历代易朝之际，但凡稍有名望的人，往往被新朝征用，以稳定人心，巩固新政权。而亦常有志节坚贞或迂腐不堪者坚决不肯合作，惹来杀身之祸。桓玄取东晋而代之的野心已久，陶渊明这样颇有才华的人他必然要想方设法收罗门下，而陶渊明没必要“犯其锋”，触怒这些说变脸就变脸的军阀。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人自危，仕于桓玄幕府，不失为一条苟且偷生之道，无可厚非。强求每一个人都为名节去死，实在是不通情理。

人人有求生本能，只要不伤天害理，不祸及他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至于陶渊明此番出仕，是否还有假群雄纷争之机有所图谋的念头，已不可考。假如有，也可以理解。

当时时局混乱，陶渊明这么一个读书人，也辨不清形势，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踏上这条道路。不论他后来文名多么显赫，在当时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微小的一个，常常是身不由己。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把他出仕的原因探究得那么复杂。人首先是为生存而生存，不是为功名利禄，更不是名节道义，如果先认定了他是一个伟人，强加今天的理想和立场于他，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一生。他自己经常承认他是因为家贫而出仕的，这种目的似乎太不高尚，太无可夸可羡之处，但这比大济苍生更来得真实。人的社会理想起源于个人理想，首先是为了自身，才推己及人，因为个人需要清明世道，所以才想为清明世道的实现而努力，因为自己需要救济，才想到要大济天下。

这是个人心愿的一种变相表达与满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因为自己亦乃一介寒士，才发出呼吁，他也是承大庇者之一。龚自珍“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由自己心愿出发，渴望有晋身之路，才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如果认定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才伟大，认定了兼济天下的无条件的高尚，一味高歌“人民性”而忽视个人的心愿，就会曲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陶渊明就是为了一饭一食而出仕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他后来的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小人，只是心气高傲，而且厌官已久，不必上升到气节坚贞的高度。况且，此番仕玄，他也许还是受尊重的，所以虽然多有不快、不适，还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不论陶渊明仕玄的动因如何，他心情的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小吏，文人的闲散性格也不适合于为杂务奔波，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他这个时期的心境，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三首诗中得窥。

《规林二首》是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返途中经过江西，准备顺道省亲而被风所阻时写的。其一，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起句，既写出他归心似箭，想要早点见到慈母、亲友，“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的心情，也流露出他对仕宦生活的疲累和厌倦。“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归路弯弯曲曲，太阳又早早西坠，“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一语双关，写出作者对世道艰难、前途莫测的忧虑。“凯风负我心，戢戢守穷湖”，南风违背我的心愿，使我只好停船困守在这荒僻的湖上，言外之意，既是嗟叹生不逢时，在仕途无所作为，看不到前程，又是愁苦生计艰难，寻不到一方清静乐土，进退两难。“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

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越过繁生草木，家园已经在望，却不能够投入她的怀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是到家也不能久留，还得怀持一线希望，去宦海浮沉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