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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林二首》之二，着重写行役之苦和对故乡的怀念。“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因公务而在外跋涉，这份辛苦作者其实是早就感受到了，只是今日归舟为风所阻，才尤为强烈地体会出来。“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万水千山举步维艰，还有难以逆料的风波，经历了这么多的险阻，于是“久游恋所生”，想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边，却不知“如何淹在兹，”耽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田园美好，官场不值留恋，大好年华能有几多，不必这么忙忙碌碌，身心交疲，还是归还田园，过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吧！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次年即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赴假途中经过涂口，友人临流送别，因作诗抒怀，表明做官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准备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诗人回顾自己出仕前的生活，远离尘事，没有世俗的人情缠绕，诵读诗书，养性怡情，悠闲自得，可不知自己怎么抛弃了这一切，跑到西荆来做官。

“叩点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青青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霄尚孤征。”月亮升起时开船出发，对着前来送行的朋友，诗人慨叹自己公务缠身，顾不上睡觉，半夜里还要孤身远行。凉风萧萧，月光冷冷，辽阔的天空和平坦的大地使诗人更觉凄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诗人认识到像宁戚那样以悲凉低沉的歌声向桓公自荐而被举为上卿，不是他所能和所愿做的，归田隐居，与家人并肩耕种才是他的心愿。“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弃官还乡，决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在简陋的茅屋里修身养性，自己会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从以上三首诗看，当官已成了陶渊明的一种心理负担，一种精神折磨。

显然，俯仰由人的小吏生活，扭曲了心高气傲的诗人的灵魂，他决然要摒弃爵禄荣利的梦幻，回到安宁静谧的精神家园了。

这时节，农民起义军与官军连续作战，五月，义军攻下涞口，与官军激战于刑浦、山阴，官军大败，朝廷震惊。十一月，孙恩又大败官军于余姚，时局更加动荡。陶渊明情知仕途更加艰险，隐心日重。401年冬，生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再度从仕途解脱出来。

§居丧躬耕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三十八岁的陶渊明居丧在家。

这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桓玄总揽朝政，改元大亨。

农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虽然孙恩战败，投海自杀，卢循又被推为起义首领，率领义军继续与东晋王朝及各路军阀争锋。农民起义不论最初是出于何种天灾人祸的原因，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后总是被野心家利用。卢循此时已与军阀无异，给人民带来的只是骚扰、伤害。而且农民起义固然能推翻东晋王朝，可其结果仅仅是促成朝代更换。它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不如它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黎民百姓的危害来得严重。除了出于政治原因的肯定，一般有智有识之士对农民起义不会有太多的认同，至多是悲天悯人而已。陶渊明诗文中根本不提及孙恩、卢循起义一事，既有避免惹火烧身的一面，也是因为他不过把这次起义看成危乱时世的灾难之一，感到厌烦和无奈，懒得去想更不愿去写。

这期间，陶渊明作有《和郭主簿二首》，反映了他二度辞官归来的生活与心境。

《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作于仲夏，写闲适生活的美满和愉快，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冷漠与厌弃。“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

堂前茂盛的林木贮积着清阴，不仅凉爽，而且幽静。

反过来，心静自然凉，只有闲居在家，才可能在盛夏享受到这番清凉滋味。苏东坡“三更待漏靴满霜，不如日高睡足北窗凉”，可为注解。亦见历代文人心情同一。一个“贮”字，更加状出庭木之茂，清阴之浓，虽拈来信手，却不可替换。“回飚开我襟”，南风在院内回旋，其中意趣非深居深户高门、官府朝院中人所能领略，吹开我衣襟，也是吹开我心怀。诗人之安恬心境，仅此四句尽出。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疏有馀滋，田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断绝交游，看些闲书，弹琴自娱，自斟自饮，还有小儿绕膝，呀呀学语的天伦之乐，真是惬意已极。园中有菜，仓中有储谷，不求富足，能过得温饱、舒坦就行了。“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田园生活淳真而有乐趣，诗人忘掉了功名富贵，遥望时舒时卷的白云，不由深深怀念起古圣先贤不慕利禄、轻于得失的胸臆。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对古圣人的仰慕。这里的圣人，当是诗人所好的《庄子》中赞美的圣人。《庄子·天地》篇中写道：“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诗人要为自己的闲隐生活找到一种印证与认同，从他人与古人那里。如此，他才能够恬然自得，并上升为一种美好的诗意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从而肯定自身。因此，他才怀念起古圣人。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枝，卓为霜下杰。”

萧瑟的秋天，已无春之和泽，云气不再低垂，露水凝为寒霜，一派凄凉景象。

但奇崛俊逸的山峰仍然高耸，青松在山峰上仍然傲立，菊花怒放，给天地增添了无限色彩与生机。逸峰、芳菊、青松，都是以比兴的手法引出古代的高士，他们也一样保持着坚贞秀丽的姿色，卓然不群，堪为霜中豪杰。“衔霜念幽人，千载抗尔诀。”诗人在千载之后，还从古代隐者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坚守着他们的节操。“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日”，诗人之心，可惜没人理解，好友郭主簿很久没有来信，诗人郁郁寡欢，十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仍然为时光的白白流逝而感到迷惘。末二句急转前意，真实展露出诗人的复杂心境。毕竟，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隐逸态度都是作者想象、诗意地美化的产物，不可能真正解除他心中的苦闷。所以，末二句似乎破坏了全诗的意境，破坏了后世读者的美感，可这正显出作者真实的心态。

　陶渊明之真，真就真在他不着意将自己诗化，掩藏于诗的意境之中，而坦率地展示出他作为常人的情绪。

这年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即为其外祖父孟嘉所做的别传。

历代文人为他人作传，如果不是应制遵命之作，往往是借自己所欣赏的人来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气性。从陶渊明描写的孟嘉的形象里，不时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这简直就是陶渊明自身的写照。亦可见陶渊明受其外祖父影响之深。

元兴二年（403年）春，年近不惑的陶渊明开始亲自参加耕种。躬耕的体验可由《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得窥。其一云：“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自有人，春光岂自免？”由此几句可以看出，亲自耕种是由于家中贫困，贮谷已尽，再不身体力行就要饿肚子了。但清高的诗人还要以古代贤者隐居躬耕的事迹来自我安慰与美化，雅兴一点不减。这就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夙晨理吾驾，启涂情已缅。鸟瞰欢新节，冷风送馀善。”

诗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农夫，就在于他不仅仅着意于耕作，还能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田园。鸟儿为新春的到来而欢唱，清风徐来，使诗人舒适畅快，这种种美好感觉，都化为了清丽的诗句。“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植杖翁”典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陶渊明不以劳动为苦，亦不以为耻，反而甘做植杖翁，在这远离尘世的地方悠然自得。诚然，以诗人之才，不得其用，却要从事绝非所长的体力劳动，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诗人能够安然于此，不因其鄙而痛苦，也显出其豁达的襟怀。“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躬耕自资虽比不上那些通达者的作为，但它所保全的志节却不浅陋，诗人的这番自询也是一种自励。世事无常，一个人一生不知会沦落到何种处境，但只要在任何一种处境中都能找到一个安然的理由，并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一种幸福。

《怀古田舍》之二继续为自己寻找躬耕的理由。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先师遗训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话：“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从君子立志当高远的角度提倡君子忧道不忧贫，这自然足以为训，也符合社会分工的原理。劳心劳力本当有差别。但是倘若衣食不保，还不自给自足，那就是迂腐了。所以陶渊明虽然早就在熟读《论语》的过程中汲取了先师的遗训，依然坦率承认自己做不到，只有转而立志事农。

现实、真率，这就是陶渊明的态度。饿着肚子去忧道，不是虚伪，就是异化、变态，生活在空中。“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诗人不仅自己劳动，还专门作了一首长诗《劝农》来鼓励农民耕种，这是为生之根本大计。“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欢欣。”由麦苗即看到收成的希望，这正是农民的乐趣所在。陶渊明于躬耕中理解了农民。“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人人劳动，远比像孔子那样为济世而奔走要来得实在。“日入相与归，壶桨劳近邻。”耕作归来，邀邻舍同饮，劳累一天后再事休息，浑身说不尽的舒泰。“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做一个农民，也别有一番美好滋味。当然，由一“聊”字，也看出诗人并非否定“忧道”，只是无可奈何，才以苦以乐。并且可以想见，一旦事农的新鲜感丢失，诗人真正沦为农民，他也会不堪其苦的。

《劝农》一诗写于同时，系四言体，分六节，每节八句。这是一首说理诗。首先从上古人类不知耕稼说起，然后列举后稷、舜、禹等圣贤哲人躬耕的事例，强调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既是为自己的被士大夫视为鄙俗的事农找到高尚的理由，也表现了传统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孔子、董仲舒轻视体力劳动、不问耕耘、超然农务之外的美德，他既表示敬仰，但也婉曲地表示，自己无法仿效，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一些，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生存之本。对于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劳而食之辈，则加以斥责：“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一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人士大夫鄙视劳动生产，要做人上人的传统，到魏晋六朝那些穷奢极欲的士族子弟身上发展到变本加厉，所以陶渊明对“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的赞美，便超出了个人的好恶褒贬，具有了时代意义。“民生在勤”，大圣大贤亦不能例外。

这不仅是诗人对农业劳动的态度，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勤勤恳恳，身体力行，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

陶渊明并不否定“孔耽道德”和“董乐琴书”，相反明确表示“若能超然，投迹高轨。”可既然他没有机会与能力去扬道寄世，那么躬耕自足、独善其身不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吗？

这年十二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浔阳。假如要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来苛求陶渊明的话，那么陶渊明的及时退隐，算是免去了卫道士们的许多微辞厉语。

国事如此，陶渊明的家事也日渐艰难。诗人毕竟不是一个好农夫，他的生活越来越困窘。《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终于一扫初事农务的欢欣，而颇有一些凄意。“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

隐居茅屋一年，远离尘世，知音邈绝，无人问津，柴门常闭，孤寂难耐。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飘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北风凄凄，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连最简单的饮食都成了问题。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

陶渊明却实在乐不起来。室内空空，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唯有书，还能给他提供精神食粮。“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留名后世的志节之士给了陶渊明坚守穷节的勇气，使他暂时从眼前的困境中超脱出来，去理想的世界遨游。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世人共趋的仕途不走，甘心受这份苦楚，没有什么后悔的，但这番心意只有表白给与自己在一块的从弟敬远，别人有谁知道？陶渊明渴求理解、渴求支持。尤其是在他躬耕一年，所得不能自给，心中不免生疑生悔、有所动摇之际，他更是苦思苦想，需要倾诉、表白，听到别人的回音。他做这首诗，已不无自嘲之意。“谬得固穷节”——胡乱求得“君子固穷”

的节操，全然无慷慨激昂之意，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哀怨。如果后世认为他此时仍然隐心不改，强加尊敬于他，无啻于是残酷了。他更需要的是同情，对一名生不逢时的大诗人的穷困潦倒的怜惜与感叹。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陶渊明的三度出仕。

§三仕刘裕

元兴三年（404年），政局发生很大变化。桓玄入建康篡帝位以后，非常残酷专横，作威作福，引起下面许多臣子的反对。二月，建武将军下邱太守刘裕联合文武官吏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的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兵进建康，桓玄败走，从江州把晋安帝挟持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帅各方面军力继续讨伐桓玄。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于湓，进驻浔阳，刘敬宣因破桓歆有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不久，桓玄被杀，刘裕起兵成功，以镇军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和南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

此时的陶渊明，在经历一年躬耕生活后，日感艰难与悲观，经常借酒消愁。由《连雨独饮》一诗，可以想象连日阴雨使诗人更加愁闷，独饮消愁愁更愁。

他由人的关于饮酒可以成仙的说法，想到人终于不免一死的自然法则，无须为短促一生中的成败而伤感。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人生自古谁无死？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都不知何处去了，“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年纪大的人说饮酒可以成仙，初饮果然忘记了许多烦恼，连饮就把天的存在也忘记了。“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仙鹤在天地间任意往来，诗人奋斗四十年却仍然不得施展。“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人的躯壳都要化为尘土了，不甘平庸的心虽还未死，当此时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作者年已不惑，却无所做为，反而为生计而苦，他怎么能不产生生死无常、一切皆空的凄凉感？但这也正表现出，诗人仍然心有不甘。

这期间所作的《停云》、《时运》、《荣木》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同样表达了老之将至而壮心未已、满腹惆怅和百无聊赖的心情。

《停云》自序说是思亲友之作。“停云，思亲友也。湛新（酉翟），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满襟。”

新酒酿好，园中花开，却没有友人对酒谈心，诗人的心如同凝积不散的云，只有深深叹息，以诗来排遣郁积的情怀。“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平路伊阻”，虚指友人因道路阻塞而不能来到，实指世道艰难，心志难遂，知音难求，只有静坐东窗之下，搔首独饮。“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此节与首节头四句反复，但略有变动，深得《诗经》四言诗一唱三叹之妙。有酒呀有酒，可是没有酒边知音，诗人的心情似要爆发，但终于平息在咏叹声中。“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花开得如此烂漫，对苦恼人来说却只是平添愁情，满腹心事，与谁促膝而谈？“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飞鸟尚有好语相和，人却不得不忍受寂寞，诗人如何能不抱恨？

《时运》一诗据作者自序说是暮春记游之作。身上穿着春装，在和煦的春光里，以影为伴，独自出游。

内心交织着欢乐与感慨的复杂情绪。对比《论语·先进》篇中所载，孔子问学生们的志向，曾子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赏。诗人追慕古人的志趣，然而，他却是“偶影独游”，怎么能不“欣慨交心”？“童冠齐业，闲咏以旧”，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昼思梦想古人恬静的风度，但是官场失意，生计艰难，知交远绝，时运不济，“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诗人只有空望兴叹了。

诗人落泊至此，假如没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也就会这样自怜自慰地了此残生了。时事的变化，刘裕的兴起，使诗人看到了一线转机。虽然结果表明这仍然是一场空，但当时形势不明，诗人又在穷途末路之中，所以虽然不敢奢望，还是三度出仕，投身刘裕幕下。

刘裕这个人，固然不如三国时的刘备那么有名，但从他后来建立刘宋王朝的业绩看，也不愧为乱世之雄。只是刘备代表汉家正统，而刘裕则是篡国奸雄，所以史家对他没有好评。而陶渊明的仕裕，也就容易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与其被史家认定的贞洁品行不符，让后世深为迷惑，如不贬责，就要极力为他开脱。

其实，作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诗人，他不可能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楚。他的行动，也不会完全为什么道德准则或政治信念来支配，而往往是根椐自己的心愿、需要来做决定。盖棺论定的结论是后人下的，陶渊明能对刘裕作何原则、立场上的判断？他想要摆脱生活上的困境，想要因时而动，有所作为，这理由已足够了。

刘裕本来是一个出身下层的军人，在孙恩起义后四五年中，就由一个无名小辈，一跃而为都督八州军事的大将，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他攻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凡之处。如东晋王朝的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但是经过刘裕“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既能以身作则，又有威禁的魄力，他在时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这样一个新起人物寄托一些希望是很合情理的。传统学界有两个思维误区导致对陶渊明仕裕的争议：一是今朝光明，前朝黑暗，新社会进步、旧时代腐败的观念，使学者们常把出仕与同流合污混为一谈，而把隐居视为品行高洁，尤其在乱世，出仕就等于是助纣为虐。二是对于历代君主，凡统一天下变乱世为治世者则为正统，名正言顺，像刘裕这等于偏隅之地改朝换代的人不过谮位之君、跳梁小丑而已，有德行的志士应当敬而远之。陶渊明仕于他幕下简直是污点。这些偏见，这些因陈的传统观念，会对品第、理解历史人物构成障碍，导致许多纠缠不清而没有意义的论争。

陶渊明仕桓的原因并不复杂，《荣木》一诗序言中就已表白得很清楚了：“《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木即木槿，落叶灌木，夏秋开花，朝开暮落。诗人由木槿的朝开夕落联想到自己，少年时就学得了儒家的治世之道，老大还没有什么作为，人生短促，老之将至，应该振作精神，有所作为。“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人生有世如同寄居一样短暂，终将有憔悴老死的时候，想到这点，诗人心中无限怅惘。“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坚贞和懦弱在于自己，祸福却没有定准，人应该依循治世之道努力从善。“嗟余小子，禀资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合，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诗人嗟叹自己才资浅陋，岁月蹉跎，学识未增，事业无成，志向虽未改变，但饮酒成了习惯，心中无限不安。“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孔夫子的教诲，诗人仍然不忘。“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诗人信心不减，要重新振作起来，哪怕路途遥远，成败莫测，也义无反顾。本诗由“中心怅而”、“怛焉内疚”到“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千里之遥，孰敢不至”，笔调逐渐高昂，显示诗人的豪情。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诗，亦是睹物生情，由西园花盛将复衰，想到人应该及时有所作为，“感物愿及时”，“逸想不可掩，猖狂独长悲”，诗人建功立业的念头如岩流奔涌，不可遏止，既让他焦灼，也促他奋起。

来到刘裕幕中，欲要再试身手。

但是，东晋并不是汉末群雄并起、三分天下的局面，刘裕也不是刘备那样的求才若渴，礼贤下士，陶渊明更不是诸葛亮那样大势了然、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介文人。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

虽然，从《归去来兮辞》中“诸侯以惠爱为德”一句看，刘裕对陶渊明表面上还是客气、尊重的，但他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视、重用陶渊明。所以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对仕途失望了。

刘裕其人，虽有其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当时他虽然只是掌握了东晋王朝的部分军事、政治权力，羽翼未丰，就排斥异已，杀害了对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及无罪的王愉父。并且凭借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当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极为重要的官职。刘裕属下官吏为非作歹，结党营私的劣迹更是不胜枚举。

陶渊明对这一切都看不惯，并难免有自危之感。官差的劳顿而无意义——对于诗人来说是无意义，不感兴趣，更使他由满怀期望变得失望与厌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反映了他这次的思想变化。

诗中，诗人首先怀恋起年轻时虽然清贫但悠闲的田园生活。“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虽然粗衣淡食，依然自得其乐。“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笔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一个偶然机会的到来，诗人投书入仕，暂时告别了田园。一个“暂”字，表明了诗人还会回来，对仕途不抱太多期望，对田园生活不能割舍的种种心思。“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千里官差，归念在心中回旋，眼睛看腻了异地的山川，神思回到了久违的故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当初怀着率真淳朴的思想，谁料如今拘于形迹，疲于奔命，还不如云中鸟儿，水中游鱼那么自在。诗人无奈地想，暂且就听凭命运安排吧，但最终，他还是要回到隐居之处的。果然，他在刘裕幕中不到半年之久，就一无所获地离开了。

　陶渊明居田园时不堪清贫、寂寞，出仕又苦于奔波、思念田园，陶渊明的这种矛盾心理，不能简单谓之“围城心态”。围城心态有时仅是对拥有的不珍惜，视得不到的为可贵，但有时则是找不到位置或尚未找到归宿。无论城里城外，都是暂寄之所，所以思出思入，总不安宁。这是很多人注定难免的折腾。不到日暮途穷，不会有大彻大悟。陶渊明的心态是偏向于田园的，时世、心性等种种主客观原因决定了这点。但倘若不在另一条道上走到头，直至完全厌弃，他是不会决然归去的，归去也不会有彻底的安宁，不会有找到归宿找到精神家园后的轻松与欣喜。年龄也对人的心态起作用。青年、壮年都不会甘于寂寞，总想再折腾一番，而年纪大了，心也就淡了。

此时，四十岁的陶渊明尚未完全知晓和认同天命，所以他还要继续求索奔波。离开刘裕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跳槽”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刘敬宣就驻军在他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陶渊明既知刘裕帐下不可久留，又不甘心这么快就带着空空的行囊返回家园，只好暂寄刘敬宣帐下。刘敬宣军府离陶渊明的家乡不远，陶渊明可以不必“心惮远役”，而且进退自如，聊持观望态度。这时陶渊明已经四十一岁了。

这年三月，晋安帝复位，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奉命使都，经钱溪时，作了一首诗《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来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以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还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诗人由依然如昔的山川，认识到风云变幻、岁月迁移中也有不变的风景、有不变的人生哲理，再次对自己的忙忙碌碌、勉强从事这种苦差表示怀疑，欣羡大自然中万物各得其宜。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句重复《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真想在初襟，谁谓形迹拘”的意思而又有所转折，一个“似”字表明他的心从来就不曾为形迹所拘，素志不可移的决心已日渐不可动摇。他越来越怀念田园，想着要乘船归田去，像严霜中的松柏那样坚定不移。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的归心虽然日坚，但尚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归心有时只是宦海中人的一种情绪，如苏轼，虽然说“一夜归心满旧山”，却并不立即挂冠而去。人之心念多端，可不一定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陶渊明四仕刘建威的告终，不是他的主动辞去，而是因为赏识他的刘建威告退了。由“诸侯以薄爱为德”一句看，刘建威也是赏识、敬重他的诸侯之一，能够为不谙官场之事的陶渊明遮风挡雨。刘建威一去，陶渊明也就呆不住了。所以此番退仕，客观原因仍是主要的。那么，陶渊明的五番出仕，不论其内心多么矛盾，都不足为奇。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405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所载是这样的：“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

由萧《传》可见，陶渊明虽然不想再在官场混迹，但担心衣食不饱，所以想为归隐生活做好物质准备。

因为陶渊明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归隐在当时又被视为高尚，故此执事者愿意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出任彭泽令，他由此得到上百亩公田，有差役代他耕种。彭泽离家又不远，陶渊明可以悠哉游哉等待“退休”。他还送了一个仆人帮儿子砍柴挑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说明陶渊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文人。但他此时决不是一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官吏。较之苏东坡的在杭州治西湖，在徐州治水灾，在密州甚至收养了几十个弃婴，陶渊明似乎过于注重个人的出隐心情，进退道路，而很少做些哪怕微小但却实在的事情。公田悉令种秫，是为了用糯米作酒，经妻子力求才种些以饱腹用的粳稻谷。好酒若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上进心了，只能为后代文人提供一段雅话而已。是数度沉浮，几番失望，使陶渊明消极沉沦，锐气磨落，只想常得醉于酒以足，此外就是心气愈加孤傲。年终督邮来县视察，陶渊明连束带以见的礼节也要人提醒，可见他诗人的不羁个性根本不适为官，他也只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

既然他本不在乎这个职位，自然不愿束带去见一个小小的督邮。以他昔日为镇军参军、受诸侯惠爱的荣耀，如今为酒食屈就县令，要低下诗人高傲的头折腰向乡里小儿，心理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只有解绶辞去，以维护自尊。欲有所为者是能屈能伸者，胸怀大志者可受跨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尽洗前耻。陶渊明却再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再没有什么新的光荣来增添与补偿，因此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可这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又岂是一般人注意得到、体会得了的！

《归去来兮辞》序中自叙辞官经过与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耻。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节序言中，陶渊明坦率承认，他因为家里人口多，耕种不足以糊口养家，又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谋取生活所需，在亲友劝说下就想谋个小官做做。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其实“文以载道”是韩愈之类高官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说出的，做官也是在俸有保障的前提下才想要有所作为。完全不考虑个人生存只忧虑天下人的人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而且这类圣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不可推偏及全。陶渊明的考虑及作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强加圣贤、高士理想于他后才会替他的微不足道的衣食之忧而难堪。陶渊明的厌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

他一度想做官还求之无门呢，是因诸侯见爱及叔叔陶夔提拔才得几次机会的。只是官越做越小，又要曲意逢迎，劳于公务，受口腹役使而生的羞渐这才占了上风。何时辞去他犹豫不决，县令一职有若鸡肋。正好这时妹妹去世，他又为要束带折腰见督邮而心理不平衡，所以借奔丧的客观动因促使自己下定了决心。几番出入，他再不会对为官抱任何希望、有任何兴趣了。《归去来兮辞》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是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荡，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

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诗人的心已经累了，只想赶快回到安宁的家园。

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从挣脱母腹、挣开母亲怀抱起，就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返家园、叶落归根的一念。陶渊明此时已经四十一岁，跋涉得够久了。他需要真正的彻底的安宁，而不再是那些奇丽而虚幻的信念与梦想。他的归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

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他畅想初归的情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稚子欢天喜地相迎，将要荒芜的家园因主人的归来而顿显生机。诗人自斟自饮，打量着久别的庭院，无限开心。住室虽窄，也可安居，只要知足，就能常乐。没有交游，每天独自在园中走走，自有趣在其中。拄着拐杖走走停停，悠闲自在，有时抬头看天，云朵无忧无虑地从山峦间飘起，鸟儿疲倦后飞回家园。诗人也倦了，如今终得安宁，像闲云一样自然舒卷，真是松快无比。

赋之第三节继续畅想今后的田园生活：“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诗人的心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但这里诗人更认为是世道违背他的愿望。归因虽然不同，但息交官场的一切交游，重驾牛车下田耕作的决心同样是下定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与亲友的闲谈中感到温情的宽慰，在调琴观书中忘却心中的忧愁。除此以外还有农事、出游以为寄托：“农民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或忙于农事、或忘情山水，好一派逍遥自适的隐者情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树木逢春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不息，万物得时生机蓬勃，诗人却将老死，他无限感慨，而尤为珍惜这眼前的风物、这有限的人生，并从中悟到永恒的哲理，将主体精神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得陶渊明赋中这四句的真意，既为自己身同沉舟病树、垂垂将老而悲，更为自然万物的永远欣欣向荣而喜，只有融我于自然，精神才能超脱肉体的约束，摆脱物质的羁缚，而在天地间获得永生。到了这番境界，“吾生将休”又何足道哉？

诗人的心境在体验田园山水，感悟自然物理的过程中得以升华，弃绝尘世的意志也摆脱了最后一丝疑虑而进入了审美的境界：“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成败与生死是困扰人类心灵的两大难题，尤其生死之忧一般人难以化解。陶渊明退隐归来，已经不计成败，如今忘情自然，又不在乎生死，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或趁良辰独游，或于农时劳作，或登高岗纵情呼啸，或临清流慢声吟诗。乐天知命，诗人不再有一丝疑虑，顺其自然，就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陶渊明的忘成败、忘生死是基于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并非是屡遭挫折后的消极沮丧、悲观厌世。他是在认同天命，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必然的前提下，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大喜大悲大惊大忧，而从平凡的田园生活中，从农事、琴书、出游中一点点体验人生的乐趣。他是现实而有寄托的，不是在幻想失落之后倍觉空虚。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但绝不是万念俱灰、心神已灭。看透一切，而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心与物的和谐，在丰富的体验中融我于物，做到物我两忘，这才是真正的隐者。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处境中应当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作为。强求和普遍推行陶渊明的这种乐天知命的隐者心态，实在是对诗人的误解。

《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终生不仕的宣言，也是他创作的又一高峰。这篇赋融叙事、摹景、抒情、悟理于一体，给人多层次的美的享受。他笔下的景物，菊花、孤松、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无不赋予了个人的品格与情操，成为富有灵气和人格的生动形象。该赋文字流畅优美、句式变换自然、音节和谐、感情真挚，是历代赋中不可多得的佳篇。北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此誉当不为过。

人生逢极大转折，易生深思动至情，悟妙理出奇文。《归去来兮辞》产生于陶渊明两种人生的交接点，是诗人前半生全部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在内心激烈交锋而终于悟彻、风平浪静之际的产物。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归园田居

归田初期的生活，还是较为轻松闲散的。这也是诗人聊为弦歌、苦心安排的结果。家里有僮仆、有儿子，他只需偶尔过问一下农事，更多时间消遣于读书、闲聊及游山逛水中。这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以及他这时期的感受，在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中反映得很清楚。

《归园田居五首》作于陶渊明由彭泽令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这组诗历来被视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代表作。其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认识到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于做官，他的生命只属于山水田园。十三年的仕途奔波如今看来就是误落尘网中了。三十是虚指，极言荒废光阴之多，强化他的悔憾情绪。他多年漂泊在外，如同羁鸟、池鱼一样不自由，心中总不能忘怀旧林、故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