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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到大自然中，就完全解脱了，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是道家的思想，即保持愚直的本性。诗人在南郊的田野边开荒躬耕，返朴归真回到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由此句可见陶渊明家的产业状况和居住环境，尚能让诗人自足无忧。“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前四句写静景，此四句写动况，以动衬静，生机顿显，在我们眼前现出一派恬然的农家气象。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子在这里已隐约可见。“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田园环境优雅，空气新鲜，生活节奏缓慢，如流水缓缓，诗人的心情也平平静静。庭院中没有灰尘杂物，既暗示交游少，也比喻没有世俗杂事缠身，人在空寂的居室，常有余闲，也说明心境沉静安闲。诗人喜爱这种恬静的生活，欣幸自己像鸟儿挣脱牢笼一样摆脱了官场的诱惑与羁绊，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如果说《归园田居》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农村图景的话，那么，《归园田居》之二则真切地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个农民所有的交往与话题。“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诗人平素不与农民往来，只在田头地里相遇时，拨开草丛走到一块，谈谈农事。“时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二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怎样穿过山间荒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二句又仿佛让我们听到诗人如何在与农人议论庄稼长势，预计收成状况。诗人此时的心愿已与农人一致了，他同农民一样为桑麻日长、开荒垦出的地日广而喜，又与农民一样为突降的霜雪可能毁坏庄稼而忧。正因诗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农民同甘苦共喜忧，所以才能将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态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使今人宛见其景，若逢其人，似闻其声。

《归园田居》之三用白描手法记载了诗人一天劳作的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初看平淡似水，用词浅白，短短八句，说家常似的叙述到南山锄草的目的或原因——“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和过程——清晨即去锄草，到月亮上来才荷锄返归，又信手拈来两句——道路狭窄，草木丛生，露水沾湿衣襟，写出归路上的情景，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感受——衣襟沾湿没关系，只要收成的心愿能够得遂。每个浅白的字眼都那么富有表现力，每一句平常的话都是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五言八句构织出如此淡泊而悠远、简朴而淳郁的意境。当读者的目光随着诗人的笔调流动时，诗人便映着月光从一千五百年前向今天走来了，那么悠闲，那么自足，又淡淡地散发出一丝忧郁、一丝怅惘。

有些论者认为“但使愿无违”是指隐居之愿无违，这是不符作者当时情景的，是牵强附会的推测。

破坏了这首诗浑然着意生活本身、淡然不拘于心的浑然意境。

《归园田居》之四记载了一次携子侄出游之所见所感。“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诗人多年来离开山泽外出做官，如今可以在林野间纵情漫游了。此二句写他出游的心情。对照《归园田居》之一“羁鸟恋旧林”、“浪莽林野娱”句极写出羁鸟归旧林的轻松与欢畅。“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诗人踏上一片过去村落的遗址，砍柴人告诉他这里的人都死了。

对着一片废墟和坟墓，诗人又思考起生与死这个无所谓因果，找不到答案的题目，感慨人生变幻无常、生死不定。“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生前忙忙碌碌，苦苦求索，死后又能留下什么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种人生如梦的虚无观，虽然悲观消沉了些，但它是诗人在尝试过、努力过之后的真实感受，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任自然、等闲生死。

　可以指责朝阳初起的青少年悲观消沉，不可以强求历尽风霜的中年老人还那么豪情满怀。况且这里诗人并非在鼓吹虚无空幻的人生观，而是在慨叹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世间留不下什么有光彩的东西，将来也不过埋没于一片荒丘，同时，三十年而朝市异，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诗人也在探寻追索一些不变的东西，能使生命永恒的东西。

《归园田居》之五写诗人劳作一天归来后的生活情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怅恨”估计是因庄稼长势不好，更兼劳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对自己沦为农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脚，也可以洗去心中烦闷。此句既淡且雅，淡者，农人收工回来，遇水洗洗足，这是多么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诗人于不经意间，既写出了情状，又写出了心境。笔调而后渐转欢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人同乐，其乐无穷。燃薪代烛，欢夕达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诗人这种着意追求的尽欢，这种借以消忧解愁的放浪，也是怅恨的一种变形宣泄。

《归园田居》五首，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归田之初的各项生活内容、生活情形，也写出了他情绪由欢快转为平静、并淡淡生出一丝怅惘的过程。总体上来说，诗人的心情还是恬静的，欢愉或怅惘都只是暂时的波动。从同期所作《旧鸟》一诗来看，“岂是天路，欣及旧栖”，作者已经绝了飞黄腾达之念，“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他已不敢再作离开丛林的设想，只愿从此安居在田园。

诗人对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望子成龙是每个作父亲的心愿，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义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实现。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作《命子》一诗，历数陶门光荣历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现在，四十四岁的陶渊明又作《责子》一诗，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诗人早生华发，肌肤不再丰实，渐近衰老，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完结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五个儿子都不爱读书，真是让诗人无可奈何。但他不是严加训斥，勤勉督导，而是“天命苛如此，且进杯中物”，以酒消忧，忘记这些不顺心的事。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的消沉、嗟怨、贪恋杯中之物，浑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为一个父亲，陶渊明确实不称职。一个好父亲，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为自己心愿的延续，也为子女的前程。

所以，陶渊明消极厌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为正常的诗意来触动落寞者的情怀，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但作为一种为人立世的态度，却不值得推崇，也不应当归咎于时世以为其开脱。痛苦出哲人，但我们不必为了哲理而强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经验来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凄美的诗意，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失意而去寻愁觅恨，而应在与这种落寞情怀的沟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现实世界的风物而有所实际行动。诗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结果：思想的、艺术的作品而去赞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华、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赞美也是无法仿效的，其为人也不能与其作品的奇异光环混为一体。历代中国文人中有实际作为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奇篇丽句是由他们独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来的，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又是因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世俗的冲突造成的。

假如要有所归咎，那决不只是时代的过错，而也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缺点有关。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受难者的泪与血浇开艺术的花朵。可这花朵掩盖了泪水与心血，掩盖了艺术家的心灵、性格上的斑点。后世以其对艺术的景仰，进而衍生为对艺术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对其一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与称颂，这是合情却不合理的。具体到陶渊明来说，于国于家于身于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诗文还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归隐是无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诱后人，为懒散、消沉、畏惮找一个美丽的借口，为他们的不负责任、放浪形骸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是，既然隐者的情怀可以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个依托，为他的遭贬谪后的信念找一个支撑，那么它也就有了长存的理由。

话说回来，一事无成，心灰意冷、无德无能、仅有舞文之长的陶渊明，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当此群魔乱舞、百姓谋生未易、求进无门的时世，除了借酒浇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责子》一诗姑且作为一篇风趣的作品来欣赏，而不必深究诗人对子女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态度。十六岁的长子懒惰无人可比，十五岁的次子不好诗文，十三岁的阿雍、阿端连六和七都不认识，小儿子更是只知道寻觅吃食。夸张形容，充满了戏谑，流露出无奈，命运如此，陶门败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绪千愁，都让它融化在酒中吧！

从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到归园田居后的《责子》，诗人由夸宗耀祖到斥责儿子，由谆谆祝告到认同天命，笔调由高昂到低沉，由满怀热忱转为无可奈何，这是诗人十三年迷梦颠落的结果，是他归返田园后的心情写照。而无论有望无望，不敢奢望却是自始至终贯穿诗人心迹的。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态。寄望之前先降温，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渊明责子何尝不是希望儿子好读书、求上进呢？只是此事，这种愿望是以无望的方式表达的，与《命子》中以低调的希望表达强烈的心愿异曲同工。

诗人这样的心性反映到诗中，便没有那种李白的浪漫激情与蓬勃热力，亦无杜甫的那种大悲大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缓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诗人诗作中一以贯之，而在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天灾人祸自悠然

义熙四年（408年），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诗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

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

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

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

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

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

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409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410年），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

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四体虽然劳累，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

此时，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

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独步高士之林

义熙七年（411年）至义熙十二年（416年）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三月，卢循率部退还根据地广州。七月，卢循战败，投水而死，历时十二年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军阀间继续互相倾轧。刘裕剪除异己势力，先攻荆州刺史刘毅，使之力竭自杀，次年三月又杀死当初与他共讨桓玄的诸葛长民等将领。七月，晋军破成都，成都王谯纵自杀，东晋收复益州。

义熙十一年，刘裕讨伐东晋宗室、荆州刺史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联兵抗裕，兵败后投奔后秦。

这期间陶渊明的生活仍如流水一般缓慢平静。义熙七年八月，从弟敬远亡故，在诗人心中激起一些波澜。诗人作《祭从弟敬远》一文，满怀深情地悼念他。

敬远比渊明小十六岁，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两人的母亲还是亲姐妹。陶渊明居丧躬耕时，按礼制不能与妻子同居，而与敬远住在一起，情深意笃。“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实欢，冬无雪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尤其诗人弃官退隐后，这种亲情更给他莫大的安慰：“敛第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我偕行，舫舟共济。”

天伦之乐是人间至乐，天伦之情是人间至情。亲情是人抵御一切风霜的港湾，是心灵最可靠的依托，是无论穷通贵贱都不会失去的最后安慰。然而，诗人八岁丧父，三十岁丧妻，三十七岁丧生母，四十一岁丧从妹，如今又丧从弟，不断失去至乐至情，不断失去心灵的依托与安慰。他怎能不“望眺翩翩，执笔涕盈”！

对比程氏妹服制再周时所作的《祭程氏妹文》“黯黯高云，萧萧冬日，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及四年后访旧居时所作《悲从弟仲德》诗“衡哀过旧宅，悲旧应心零”，“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再看此文中“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之句，诗人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隐隐可见。

义熙九年（413年），诗人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作《形影神》诗三首，从形尽神灭的宇宙观出发，表达了人必有一死，委任自然的生命哲学。同年作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表达了同样的旨意。另有一首《止酒》是一首颇有特色的俳偕体诗，每句都有一个“止”字，其中心思想不是止酒，而是酒难止：“平生不止酒，止酒性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诗人并不打算止酒，但以玩笑的口气说：“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快桑溪；清颜止宿客，奚止千万祀？”实际上这是作者的反问：止酒难道就可以成仙吗？还是随心所欲吧。

义熙十年（414年），诗人五十岁，到了知命之后，叹老伤时，感慨万端，因作《杂诗》八首。旧编《陶集》中杂诗题下共十二首，从第九至十一首各诗中“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我行未云远，日顾惨风凉”等句看，是写行役之苦的，约作于诗人仕玄、仕裕、仕刘建威期间，最后一首“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依？养色含精光，粲然自有理。”诗意隐晦，推测不出作于何时。前八首诗意切近，从第三首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看系作于诗人五十岁时。

《杂诗》八首之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

写诗人聚众邻狂饮，想到人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命运难测，表达了少壮时应当勉励自己有所作为，而不在此时空叹盛年已逝的感慨。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写一个清凉的月明之夜，诗人一夕无眠，独自饮酒，想到岁月抛人而去，志向未得施展，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其三“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怙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诗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想到人死不能复生，抚今思昔无限感伤。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诗人又不屑于世人追逐虚名浮利，只愿安享天伦之乐，忘情酒中，欣然不知老之将至，反映出诗人心绪的矛盾、烦乱。其五“忙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知。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行，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诗人无限怀恋少年时的神思飘逸，豪情满怀，如今气力日衰，再也不能有新的幻想，坐待死期到来，不由满腹忧惧。

其六

“昔闻长言者，掩耳每不喜。

奈何五十年，忍已等此事。

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

去去转复速，此生岂再值！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

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

由过去的不愿听长者谈人之亡故，变到如今的不得不正视这个将要临及自身的现实，诗人虽然尚未解开死亡情结，但坚持行乐此生之念，不屑于为来世布施。

其七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诗人把家比作旅舍，把自己比作过客，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面对死亡的无奈之情。

《杂诗》之八写诗人耕种无方，家计日困的苦恼。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躬亲末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御冬足大布，粗稀已应阳。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诗人想不通命运为何如此逼迫自己，只有以酒相忘。

《杂诗》八首回荡着悲凉之气，反映了诗人大济苍生之志未遂、独善其身之计亦难，而身衰心老的辛酸。同样的情绪在次年诗人回到故居时所作《还旧居》一诗中也流露出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在人们心目中恬然自安的陶渊明，内心其实是苦楚、落寞、迷茫的，恬然姿态既是他参透人生后的心理状态，更是他主体精神外化、物化藉以自慰自励的支柱。诗人之高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以当时流行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来麻醉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来生，而是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极力挣扎，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因此，诗人才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由《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桑田舍获》一诗可见诗人的情绪好转了。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终于以苦为乐，而这正是诗人努力耕作带来的，也是自我调适的结果。

虽然日后还将时有所叹，但冲淡而偶显壮气却已成了诗人风格的主导方面。直面现实，把握现实中每一点微小的东西，正视心灵，不断自我安慰，自我激励，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些，是古往今来的许多“高士”所做不到的。那些“高士”，逃避现实，逃避真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失意，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寞、凄苦，只有寄情于玄理，耽溺于清淡，忘身忘心于高士的虚名。而一旦当权者相招，就受宠若惊，不知是为人所役，反认作天生我才必有用，卑躬屈节，哪里还有人格的尊严！远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近如周续之，都是着意标榜，实无隐心。至于嵇康，不听孙登之言，表面上有隐逸之志，实际上性情刚烈，不能顺应世事，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刘伶则完全醉于酒中，至死都在逃避。陶渊明虽与他们同列于隐逸之林，但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处世风格。他始终在审视内心，自省人在世间，在生死之间的哲理，化落寞、悲苦、忧愤为平淡，渺生死成败荣辱而从容，其为生也真，其为诗也真。他这种心态及其形成过程，在《形影神》组诗并序里集中表现了出来。

　《形影神》组诗是作者与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被誉为当代高士的僧徒、学者来往，思想交流、交锋的产物。

释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377年）奉师命南下荆州传教，次年到庐山，后江州刺史为之修建东林寺。他的名声很大，不仅南方远近僧徒都来庐山求教，就是东晋政权要人也很尊重他。

桓玄对佛教不满，曾经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晋安帝曾经致书给他，甚至卢循北上攻晋时也上庐山相见。

元兴三年（404年），释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宣扬人死后灵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论。义熙九年（413年），慧远在庐山立佛影，作《万佛影铭》。铭立之后，当时文人歌咏者甚多。义熙十年（414年），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在佛像前发誓，要决心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希望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民众苦于战乱，需要精神寄托，忘却现实痛苦，所以非常崇信这一套学说，白莲社因之影响甚广。刘遗民为这次结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声望极高。为当世推崇的有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贤。

陶渊明与刘遗民素有交往。关于他和释慧远的关系，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不让饮酒就不去，可见陶渊明不像一般人那样对释慧远一帮人怀有敬意，连好感也谈不上。皱眉而去，可见陶渊明与慧远等见解不同，言语不投。元人李公焕注陶诗说陶渊明与慧远为方外交，不愿入白莲社：“远公郑重招致，竟不可。”虽然陶渊明、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等在时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渊明却独步高士之林，不屑与莲花社十八贤同列。

在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形尽神不灭论》，誉声四起，吟咏不绝的情况下，陶渊明独持形尽神灭的观点，作《形影神》三首，针锋相对地向众高士阐述了他对生命哲学的见解。他在诗中对人为形役、为影迷、为神扰的误区一一加以解说，劝诫时人也鼓励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强求生前高贵和死后声名。其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顾惜生命是人之本能，这并没有什么可劝解的，但过于忧生惧死地追逐生之荣华富贵，强求功名利禄，又孜孜不倦煞费苦心地追求长生不老，或者灵魂不灭，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渴望有万世轮回不绝的幸福，反而忽视了此生平凡细微处的每一点体验，与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错身而过，这就是囿于尘心迷于妄念。所以诗人根据释慧远宣扬神可以离开形影独存的逻辑，将形、影、神各自独立拟人，分作《形赠影》、《影答形》、《神辨》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共同得到启发。

《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形即人之肉体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多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辞。”影对形的回答表现了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灭；但是如果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

“有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形和影本来无分，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辩，幻化为独立的两种个体，而成佛理逻辑运行的两个范畴。

诗人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思想在诗人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对抗着的两方面，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诗人现在也不时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不安，他是如何来消释这种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使人可以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天天醉饮或许短寿；行善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徒然自伤，不如放任自然。

“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里，诗人表白说他不是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没什么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似乎过于消沉。

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这实际上流露出诗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不为，是不能。面对这种无情的客观现实，只有听其自然。诗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准确地说当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无所不安。这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一致认定的人生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

回过头来再看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之流的思想与行为，似乎超尘脱俗，其实是生死成败的情结未解，隐身而未隐心，即使遁迹空门，也未能弃绝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