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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入空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诡辩式的逃脱。如果真的万念俱灰，生死无虑，那么形体安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呢？不过是心理难以平衡，求得苟安的自慰而已。

要不就是逃避，逃避世事也逃避心灵。更多的僧尼则是杂念纷纭的。崇信来生、寄望来生本身就是欲念未绝，心室不空。释慧远之流共期西方乐土，表面上看是远绝红尘，实质是今生欲望的变形与转移。这只可欺世，使人们疏忘了有生之年实实在在无论大小的作为，真真切切无论甘苦的感受。而这些作为、感受，才是人生的真正内容，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至于隐者，倘若有机会立善，就不当隐；倘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得不隐，那么息绝仕念，安于平淡生活就可以了，无需隐身于名山，远遁于密林。小隐于野，大隐于市，不计荣辱得失，哪里都是真隐；假如不能忘生死成败，哪里都是自欺欺人。有些隐者如伯夷、叔齐，藏在深山，那是为了避祸，为了不仕周朝，少惹麻烦。如果仅仅是跑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只得隐者之形，未得隐者之心。周续之号为十八贤之一，俨然当世高士，可释慧远、刘遗民死后，他就在庐山呆不住了，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去城北讲《礼》。

陶渊明则是完全厌弃了官场的纷乱，厌弃了城市的嘈杂。如果隐者是“气节”的代名词的话，陶渊明不是隐者，他的隐只是一种主观基于客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如果隐是指渗透生死成败、荣辱得失后所达到的一种平静的话，那么陶渊明是真正的隐者，率真任情，是顺其自然的恬达高士。但陶渊明显然更愿意是一个普通的能诗善文、雅意满怀、恬然自适的农人，而不在意隐者高人之虚名。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形影神三首》不唯是对释慧远之流形尽神不灭思想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佛家那种自欺欺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屑，是对那些高士故作姿态、强求超脱的不鄙。

陶渊明的观点也许不够玄深高雅，他的态度也许既不合佛道游离世情之外的虚无意境，又不合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昂奋精神，但那是他从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又不加矫饰地表现出来，不掩饰其希望，不回避其落寞与失望，不欲人赞仰其不屈不挠的雄心与勇气，不图人崇羡其超绝尘世的孤心与远意。率真的陶渊明，比起粉饰、强求的周续之，不是潇洒得多吗？

§酒中隐士

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刘裕急于做皇帝，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作于似醉非醉之中，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饮酒》之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邵生指秦时东陵侯邵平，秦亡后，沦为布衣，非常穷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味道很美，被人称为“东陵瓜”。诗人举这个例子，说明人生衰荣无定，互相转化，达观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贫穷时也能安恬。

《饮酒》之二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苛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伯夷、叔齐这样的大善人饿死在首阳山，春秋隐士荣启期愈老愈穷，诗人联想到自己越来越落魄，悲愤地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是空言。他们名传后世是因为有“君子固穷”的骨气。诗人不指望善有善报，只希望像他们一样保持节操，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安于穷困的理由。

《饮酒》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或者可以说，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如前一首，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

《饮酒》之四云：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彷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

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

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

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

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

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

“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

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

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饮酒》之十五先写诗人庭院之荒芜、冷清，“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久翔鸟，寂寂天行迹”，而后慨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深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诗人成天湎于酒中，极力排斥穷达、贫富之念，连庭院都疏于整治，其精神状态之颓落可想而知。虽然这种近于自虐的放旷不足推崇，但诗人也是无可奈何，其情其状让人怜惜。

《饮酒》之十六与第十内容、意旨接近，也是抚今思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径。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只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潦落、凄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竭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孟公指东汉人刘龚，当时有高士张仲蔚，家境贫寒，善属文，好诗赋，不慕名利，隐居不仕，所住的地方蓬蒿高而密，掩没人身，时人都不注意他，只有刘龚了解他。陶渊明长夜不眠，苦待天明，悒郁之情无从倾诉，所以想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饮酒》之十七中作者自喻为“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而与众不同，“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他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弃官从隐，除重申入仕是“行行失故路”，从隐“任道或能通”外，又觉悟到即使自己淹留仕途能够有所建树，可鸟尽弓藏的前车之覆可鉴，他仍然不会称心如意，反而难免灾祸。“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刘裕清除异己的种种暴行足以证明诗人的选择是对的。

《饮酒》之十八通过杨雄好酒善言但有时不语的典故，含蓄地说明自己只想醉饮、不愿多言以免惹火烧身的苦衷。杨雄“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什么疑难都能解答，可碰到攻伐他国这类敏感问题，就不肯说话了。所以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正，何尝失显默。”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为免口舌遭祸，干脆隐迹酒中。

《饮酒》之十九内容同第十、第十六，回顾“畴昔共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光流，亭亭复一纪”的历程，慨叹仕途艰难，时事多变，无所适从，“世路廓悠悠，杨生所以止”，杨生是战国末时魏国人，据《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蓬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西晋阮藉穷途则哭，是触动人生走投无路的愁绪。陶渊明也无路可走，只有隐居。隐居亦不能像疏广、疏受叔侄，辞职后以皇帝及太子所赐黄金天天宴饮。“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只有一杯浊酒聊以自慰，充满无奈的达观。

《饮酒》之二十，历数诗书礼乐被破坏、遗弃的灾难，含蓄地表达了读书人历代不受重视、满腹诗文却穷困潦倒的愤懑不平。“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淳真朴实的羲农时代已经逝去了，世人变得庸碌狡诈，追名逐利，人心不古。“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力挽世风，虽未出现太平盛世，但也使礼乐暂得焕然一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让天下读书人寒心。“区区诸老翁，为事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书人不受重视，人们都往仕途奔走，不凭智识而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卑俗手段谋取一官半职，不惜以人格的代价博取俸禄。诗人之与时违，性情不合是表面原因，而历代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是根本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又最软弱无能的，其才其知得其用，就能对整个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受轻视受排挤受冷落，他们以其所长不得施展，以其所短处世谋生必定潦倒。而历代王朝只求巩固一家天下的统治，顾一时之利，不以国民长远利益为计，而以知识分子为异已力量，不能拉拢利用就排斥打击。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则是以理想代替现实，不能适世以变世，所以理想未能实现先被现实击倒。适应才能改变，知识分子缺乏适应能力和韧的精神，一触即溃，先从意志上击倒了自己，于是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只能纵情酒中，乐以忘忧。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历代文人都采取这种消极逃避的姿态，他们的命运更注定了百世轮回。但陶渊明虽然无力却是清醒的，他看到即将建立的新朝也不会重视诗书，不会重视读书人，而只会拉拢利用或排挤打击，所以他宁愿沉湎酒中，并且在说出愤激之语后还要托言醉酒以免追究，平生祸端，同时也是不愿看到这种现实，作者悲苦难言，只有以醉人醉语来自我开脱。

在《饮酒》二十首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

§桃花源

义熙十五年（419年）七月，刘裕进公爵为王，十二月加殊礼，代晋称帝已成定局。

局势渐明，兵戈渐息。战火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和伤疤却没有消失。每个人都只渴望平静。诗人陶渊明在目睹了几十年的人事纷争、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心交战之后，更是需要平静。辞著作佐郎不变，就是不愿意破坏这种平静，不想让心河再起波澜。从《五柳先生传》中，可以看出他这时的生活状况与心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起。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饮酒，读书，吟诗作文，全然忘怀了贫困的处境。”结语颇为自赏地说：“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黔娄氏生前缺衣少食，死后衣不蔽体，但他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所以死后他的妻子坚持谥他为“康”。诗人认为五柳先生也是这样的人，饮酒吟诗，自得其乐，仿佛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候的人。无怀氏时代的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垂其生”，“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老死不相往来”，葛天氏时代的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诗人神往那个上古时代，酒中忘情，俨然也返朴归真回到了远古。

诗人对现实完全绝望，便从古人那里寻找自我印证、认同的精神支持，从古代社会里寻求理想的意境，构织心灵世界的美好蓝图。古人古风古代的诗情画意不断从书中进入诗人的幻想和心愿中，他的神思渐渐走向了“桃花源”境界。

《桃花源诗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陶渊明创作的顶峰。它所创造的桃花源社会，是陶渊明在几十年仕途奔波和田园耕种、历尽沧桑之后，在贫困交加、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际，所构织的代表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意愿的理想蓝图。千百年来，它像海市蜃楼一样吸引着在艰难人生颠沛、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之间无休无止地挣扎的中国文人。

《桃花源记》以纪实式的笔调叙述一个捕鱼人的奇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晋太元离写作此文时间相距不过数十年，武陵实有其地，即今湖南常德。武陵渔人也就给读者以实有其人的感觉。从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看，诗人创作带有自慰自娱的成分，愈能托事于真的年代真的人，愈能自欺而自信。而“忘路之远近”又能使幻想摆脱现实的羁缚，因为如果桃花源的地址太确定，它就会被这个确定的地址否决为妄诞，被读者称为无稽之谈。

作者得不到潜在读者的肯定，他的白日梦也就不能继续。既“忘路之远近”，“忽逢”也就合乎逻辑了。

“忽逢”不仅使“渔人甚异之，”也使读者甚异之，于是跟着诗人、渔人继续探寻，“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作者极为从容细致地叙述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唯其从容，唯其详尽，才显桃花源之真实而难求，才能让读者、作者在与渔人一同探奇的过程中逐渐忘掉自己，忘掉现实，进入畅游美好桃花源的世界，留下近乎真实的记忆与体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既处处带着现实世界的影子，其安宁静谧怡然之状又正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热情待客，人情淳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来历分明，避数朝动乱，古风依然，令人浮想联翩，心向神往，作者忘记这只是虚构，而相信在动乱人间真有类似的地方存在，读者忘记这只是在欣赏一个传奇，而认定人间果有桃源。“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害怕平静的生活被破坏，其语谆谆，其情切切。“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谐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武陵渔人无信，让人为桃花源人担忧。而这个美好的幻境，也因人心不古而从世上消失了。“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由忽逢而终杳，令人无限怅惘。而在桃花源的迷失中，又给了人们永远保全它的希望。正因不能发现，它才更让人深信它的存在，而永远怀持重寻它的幻想。

陶渊明以此记为引，在使读者和自己确信了桃花源的存在及其状况来历后，继续以诗来尽情描写桃花源世界的安乐自足，无扰无忧，充分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允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

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这是廖仲安先生所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一些指责。老庄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设想，与梁启超提倡的大同0世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从起因上看，都是针对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从结果上看，都是设计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老庄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规划来表述理想，所以构造出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古代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

假如说老庄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否实的，那只是一种偏激的情绪，老庄希望以绝对的宁静、老死不相往来、寡情少欲甚至绝圣弃智来解除人的纷争与痛苦。马克思从逻辑轨道推理出未来的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来根本解决人与集团与国家的对抗以及由此而生的烦恼与痛苦。马克思比老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严密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情绪或美妙的诗意。但老庄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复古，并非倒退、消极乃至反动，他们也是在思考在探寻在设计。

从这方面说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哲学家。而陶渊明是继承老庄的社会理想而更加具体地描述出来，他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添加了更多时代内容，他没有老庄那样的偏激情绪，没有否定现时代的一切，只是对现存秩序、时代风气加以改造而纳入桃花源理想。要求他或老庄指出社会发展道路，改变现实的良策，那是求全责备。

桃花源的意义不只是在它对时代的批判，对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不只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更在于它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而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化人们永远解不开的生死得失、成败荣辱之心结为一种诗意，从而让人们总能够从任何痛苦、忧虑、恐惧、悲哀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这对于那些心灵焦灼不安的后世文人来说，更是不断重复的提示，或说是此前此后历代文人心境与诗境的冥冥暗合。

§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陶渊明五十六岁。

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元永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东晋灭亡。

值此朝代更替之际，诗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曾经入仕东晋的旧吏，他有失君亡国的悲哀和屈辱，无论东晋王朝多么令他失望，他毕竟曾经是他的一员。

而且，新朝还会给芸芸众生带来什么样的祸患，还会给他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文人带来什么样的烦扰，也是难以预料的。再者，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贫士，晚景凄凉，前途黯淡，行将就木，一切都成为云烟，改朝换代所触发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叹。这年所作的《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等，借古言今，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晋宋易代后感时叹己的复杂心绪。

《咏贫土》七首整体性很强，第一首写贫士的孤高，定下组诗的主题与基调，第二首写自己，而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世贤”作结，借以引出下文，以下五首分咏古代有名的清贫之士，最后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作结。

《咏贫士》之一以“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开篇，既是写贫士像孤云一样无依无靠，被人遗忘，知音难觅，也是指诗人在朝代更替后无所适从，不知往何处去。“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众人都趋附新朝，只有自己当初是迟迟出林，早早归来，现在更是要“量力守故辙”，不仕新朝。“岂不寒与饥？”诗人的选择本身就是答案。“知音苛不存，已矣何所悲！”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诗人也不求世人认同，他要去古代贫士中寻找知音。

《咏贫士》之二描写自己的处境：“凄厉岁月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粒，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残冬荒园，满目萧条，绝酒断炊，披着破衣晒太阳，连诗书都无心去读，落魄之状，不忍卒睹。诗人心中是不平的。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自己隐居的贫困自然不能和当年孔子奔走济世而在陈绝粮相提并论，可还是有满腹牢骚。“何以慰吾怀，赖古多前贤。”唯有古书中那许多清贫守志的先贤给诗人一丝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安慰。

《咏贫士》之三歌咏在《饮酒》之二诗中提到过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及贫士子思。“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苛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荣启期年近九十以绳索缠身为衣，孔子去见他时，他正高兴地鼓琴而歌；孔子弟子原子思穿着裂了口的鞋，还是高唱《商颂》，不减其乐。尧舜之时已去，世代贫士相继，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也想乘车马衣轻裘，但不愿屈曲心志卑躬下节去求取。子贡不理解子思，谁又能理解诗人？

《咏贫士》之四咏春秋时隐士黔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守，原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黔娄终身修身洁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黔娄坚辞不受。齐王又礼遇他，以黄金百斤聘为卿，仍不就。家里很穷，死后停尸窗口，衣服破烂不堪，身上盖着一块短被，头和脚都露在外面。诗人解释黔娄的行为意义说：“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再次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信念。“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诗人言下之意是要做当世黔娄，“朝闻道，夕死可也”，贫穷又算什么？陶渊明力图将自己的辞官归隐上升到古代贤士的孤高气节上，以忧道不忧贫来解决忧贫而无计的尴尬处境。其实，古代隐者的辞官谢禄也有特定的心理原因和客观原因，不是气节二字可以概括，而诗人是着意拔高古代贤士的意义，从而也升华自己守贫的意义，由精神的满足而补偿物质的缺损。这能给诗人以现实痛苦中的精神支撑，比一味怨天尤人乃至为口食而不顾人格抛弃信念自然要高尚得多，所以不能说仅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倘没有精神的自我战胜，那么为一衣一食而向他人向官府下节乞讨，纵然得以温饱，可内心的痛苦却更难以承受。诗人也就不会以其高洁心性成就千古美名，也不会由悲苦、伤感而绽开灵感之花，以心一般清雅、泪一般晶莹、血一般醇浓的诗文传世了。

《咏贫士》之五举袁安、阮公二贫士的事迹说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意旨。阮公事不详，袁安系东汉人，家贫，大雪天僵卧不出，几乎冻死，人家问他为何不去求人接济，他说大雪天人家都饿，不应该去麻烦别人。诗人心中安贫与求富的两种思想经常交战，但“不宜干人”、不能违己的信念占了上风，所以坦然无忧色。

《咏贫士》之六举张仲蔚事迹说明“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的意旨。《庄子·让王》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道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诗人自知拙于人事，所以愿随张仲蔚之后，孤守穷庐而自安。

如果说上述贫士是借人写己、以人慰己的话，《咏贫士》之七咏黄子廉几乎完全是在直写自己了。

“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得。”这正是诗人的经历与现状。“年饥感仁妻，泣涕自成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诗人虽然从古代贫士的处境与姿态中得以自安自慰，但他能守穷志，却不能不愧对妻儿，为他们伤感担忧。这四句一下破坏了《咏贫士》组诗的基调，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酸涩，这是一种根本无从排解的酸涩，诗人愈自慰，愈无以自安，只是强为抑己而已。一个男人，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不仅不能扬名立世，光宗耀祖，反而带累妻儿跟着受饥受困，如何能忘却这一难堪现实而逃到古人的道德境界中去！诗人所列许多贫士，都是一己之身无牵无挂的。而他是欲隐不能，欲忘不能。这正是诗人的至悲之处，又正是他的至贵之处。

始终不能逃脱，始终也不想逃脱，而负起对妻儿、对自己生命的责任，在艰难困苦中极力维持坚定的信念，其情可怜，其神可敬。组诗之结语及全诗之主旨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惠孙一唔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惠孙不受厚赠，守穷并不困难，前贤已经做出了榜样。诗人由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的固穷理由未必值得肯定与欣赏，甚至可说是虚幻自欺、自我安慰的，但他由此获得了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没有被生活击倒，这本身的意义已经比任何虚幻的“道”都要可贵了。

读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从古人、他人那里寻求共鸣和对自我的印证，诗人在读书中尤为关注那些古代贫士，他们是他的知音，是鼓励他在艰难处境中活下去的朋友。他吟咏他们，就是在这种吟咏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沟通，与他们相互支撑。诗人是一只夜莺，用美丽的歌喉安慰自己。所有的贫士都是诗人自身的外化，咏贫士就是咏自身，从这种吟咏中自我认定，从而坚持走自己的路。吟诗作文的意义也即在此。它使陶渊明的内心交战外化为贫士与人生的交战，再把这种交战的结果——贫士的固穷自乐姿态纳为己有，因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拟古》九首或直写古代节义之事，或托事以立志，大都是悼国伤时之作。“拟古”即模拟古诗，主要指《诗经》与汉乐府中那种悲离叹别的作品，实质是以婉曲的笔调讽劝那些中道改节之人，歌咏那些坚贞守节之士。第一首写道：“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抒情主人公与他的朋友情谊深厚，可没想到友人一别之后就变了心，轻率地结交了新友，忘记了旧情。诗人借抒情主人公慨叹：重视情义的人可以为知己者死，哪里会有离别背约的呢？那些变节趋附新朝的人，既然已经离去，再无情义可言，那就由他去吧。诗人的决然口吻，显示了他不仕新朝的决心。

《拟古》之三以类似的手法表达同样的决心：“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借燕子之口表明自己的心比磐石还要坚定不可移转。

“门庭日荒芜”的苍凉景致与“君情定何如”的殷切问询，流溢着眷恋伤感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因为故国已经消逝，更是因为在新朝看不到希望。第九首进一步抒发易代之后身心无寄的怅惘：“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谁欲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晋武帝司马炎曾于直庐植桑一棵，三十余年茂盛不衰，因此晋朝人便把桑树看作晋室兴盛的象征。而桑树种在长江国，根基不稳，枝条未茂山河已改，枝叶已被摧折，根基也飘进大海。诗人以此暗喻晋室依靠刘裕，今日颠覆咎由自取。而自己对晋室一度满怀期望，如今成为亡国遗民，无所依托，悲哀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