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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之二、之五、之六、之八进一步抒写诗人在易代之际对新的归宿的寻求。在第二首中他的神思飞向东汉，飞向无终县，那里有一位节义之士叫田畴。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田畴受幽州牧刘虞委派去见献帝，诏拜骑都尉，田畴认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因辞不受。后刘虞为公孙瓒所杀，田畴感刘虞知遇之恩，发誓为刘虞报仇，后率众人徐无山中。诗人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他也爱家爱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无论晋朝多么失意，也不能割舍对它的旧情，不能忘怀对它所代表的国土的热爱。

他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新朝，何况，他在晋朝的失意，何尝不是因为刘裕这些野心家不停作乱呢？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刘裕的新朝。天子未安田畴不愿做官，晋帝被废诗人又怎能出仕？在第五首中，他的神思又“晨去越沂关”拜访那个“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的东方高士，愿意留下与他同住，“从今至岁寒”，要让自己的节操经受严冬的考验。在第八首中，诗人的神思回到少年时代，自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荆轲在易水与知遇者和众友人诀别，前往刺秦王。诗人并未真正去过那些地方，只是表明自己的忠晋之心。他的神思又回来了，因为知音难觅。

伯牙失琴友子期而摔琴，庄周失辩友惠施而缄口，诗人在当世不见相知人，只有坚隐不出，独自吟诗。第六首亦写诗人欲出访高士，寻觅知音而终于无望止念的心理过程，表现出诗人内心的孤独、彷徨。

拟古之四叹息慷慨悲歌之士和野心勃勃之人都已泯灭土中，感慨生前的纷争与荣耀终归是一场空。其七由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之易逝表达了同样的情绪。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暑酣且歌。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诗人心中常有的叹老伤逝之情与此际的悼国悲亡之慨相互加强，笔调便如此的凄美，如此的哀婉感人。

§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祎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祎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

永初三年（422年），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

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

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

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

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

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写得心平气和，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

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不是“浑身静穆”。

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死如之何

诗人最后的岁月，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如《与子俨等疏》中所言：“病愈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治病要靠亲友，可见其困。

从永初三年（422年）至元嘉四年（427年）间，诗人的生活内容，不外乎是泛览经籍史书，吟诗作文。也曾收授门徒。仍然好酒，但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地步，酒更是喝不上了。他的朋友有时送钱周济他，如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就曾送他两万钱，他“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当地长官慕其名而怜其处境，偶尔也接济一下他。

诗人六十二岁时，檀道济为江州刺史，前往探望陶渊明，并赠以梁肉。诗人这时已经饿了很久，连起床都困难了。檀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地，奈何自苦如此？”诗人不想与他争辩世之有道无道，只是看似自贬实含讥讽地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坚持不接受檀道济的东西。

易代之后的局势，仍然不得安宁。422年五月武帝刘裕病死，少帝刘义符继位，424年五月，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废少帝刘义符，六月杀之，八月，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426年，宋文帝杀宰相徐羡之、傅亮和荆州刺史谢晦，把权力收回手中。变乱若此，难怪陶渊明对檀道济“值此文明之世”的话不屑置辩了。

诗人拒受檀道济馈赠那年，贫病益剧。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诗序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

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之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青黄不接，勉强维持才未断炊，时时为衣食匮乏操心。诗人要让后世知道命运对他多么不公，并表明他的心迹。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诗中可见，诗人已到靠人接济甚至向人告贷的地步。嗟来之食也可接受，否则只是徒然挨饿，诗人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向人告贷和接受馈赠是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的，只是迫不得已。末四句表达了他穷不丧志的决心，而他拒受檀道济馈赠的精美食品，也是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和心志。

在饥饿贫困中，诗人的身体愈来愈老了。元嘉四年（427年），诗人疾病加剧，大概预感到死期已近，在九月中神志还清楚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设想自己死后人们送葬的整个过程，再次表现了他的生死观。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素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诗人不信形灭神存，知道死去万事皆空，对于死后荣辱持无所谓的态度，而遗憾在世饮酒没有得到满足。诗人的平静语气里，饱含了辛酸。“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之句，让人既为诗人的至死恋酒莞尔而笑，更为他连这点要求都不得满足黯然而悲。其二云：“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苍茫。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以死后之悲凉之孤凄，抒生前之哀情，“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是诗人一生无奈向死后的投射，生之无奈，死之无奈，诗人欲哭无声的样子浮出字里行间，让千百年来的读者为之泪下。其三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千年不复朝”一句重复，是诗人生前失望向死后的延伸，死后也没有灵魂永存与再生的幻想，没有身后名的憧憬，可见诗人一生的失望是何等的深！亲戚余悲未消，他人早已唱起了歌，人死了还有什么可说，无非是把躯体寄放于山陵。诗人看似把死亡看得平淡，其实心中有无限的悲哀、落寞、怅惘与无奈。

在诗人辞世前两个月，他写下了他的绝笔《自祭文》。诗人以简朴的四言韵文平静地想象着自己死后入墓的情景：“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然后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清贫的家境，辛勤的耕耘，过着与琴书为伴，以山泉为友的平静生活。

　诗人前半生显然做了几任小官，但他活着既不尊荣，死后也不想被人怀念、称颂，所以不以此为荣；而后半生艰苦躬耕，则以“勤靡余劳，心有事闲”而欣慰。诗人一生耿介不阿，光明磊落，“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没有丝毫可愧悔，“从志得终，奚复所恋”，对艰难时世艰难人生没有半点牵挂和留恋。生死问题是他多次思考的问题，从《归去来兮辞》到《形影神》三首以及《杂诗》、《饮酒》等诗中都不断提到死，所以当他面对死亡之时，也就态度自然，洒脱达观，无喜无惧。“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诗人不让家里人为他堆起高坟，不在墓地植树，让他像一个平常百姓那样埋没土中，任自己的形体化为尘土，在时光中消失无踪，不在世上留下任何遗迹。文章结尾，他发出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声叹息：“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生实在艰难，死又能把我怎么样？人一生之不平，都化作了对死的蔑视，也是对人生艰难的蔑视。生也无奈，死也无奈，但是只要能看破生死成败得失荣辱，生前艰难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杯浊酒泰然处之；死后寂寞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支诗笔凛然笑傲。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暝目，亲友们依照他的遗愿，以“省讣却赠，轻哀薄敛”的俭朴仪式安葬了他，并遍询他的生前好友，给他谥号为“靖节徵士”。

诗人的德行一直为人钦敬，其文名虽然在他死后寂寞百年，但到唐宋就有了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至今，他的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身后盛誉若此，诗人如在天有灵，也可聊慰于心了。然而，诚如诗人生前清醒认识到的，形尽神灭，这一切他都不会知道，无足以弥补他生前的遗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虽然一度寄希望于后世的理解，但他无以真切实在地感受到这一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在临死之前已抛弃了这些对后世的期望，这些虚幻的安慰。当后人说他的被理解被尊崇可以告慰诗人在天之灵时，其实不过是在安慰自己，抚平自己因诗人不能享受这一切的无限遗憾。

当后人为诗人惋惜时，就把自己阅读诗人作品时所获得的美感以及对诗人人格的敬意转化为诗人的感受，在这种意境的沟通中为诗人的欣慰而欣慰。“虽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只有理解了美丽的花儿根下凝结的泪血，只有理解了诗人一生的失落与痛苦，只有为他而憾而伤，这才是真正理解了诗人与他的诗文。

如果仅仅满足于把诗人的作品当作审美对象，那是自私而无情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诗人把这样深切的悲哀化为艺术献给了后人，后人怎能仅仅满足于欣赏他的悲哀？诗人吟诗如杜鹃泣血，当后人的心灵感受到了诗人恬然表面下的大悲大喜大惊大忧以及深深的遗恨深深的嗟叹时，诗人的精神生命才得以通过诗的意境在后世延伸。

§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

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

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陶渊明由晋宋时代的一个中品诗人，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陶渊明的创作被其同时代所曲解与埋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洗尽尘沙，散发出真金纯玉的光彩；说他的诗文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如陈年久酿，时间愈久愈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也很合乎人们对陶渊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许多实质性问题。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陶诗在艺术形式上是率意而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有时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规范与技巧。最精美的艺术品，不在于无规范无技巧，而在于合规范而未有牵强做作处，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

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此“无”是不显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讲，真的没有。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体发展到格律，这是一个艺术形式、技巧上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至于格律成为约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极至便难再及的规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渊明的时代，诗歌艺术还是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这是无可避讳的。论到文学之精美凝炼、韵律之优美和谐，陶诗显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诗总量不多而重复的词、意义重复的句子却不少见，大多数诗句节奏感也不强，因而情感缺乏强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诗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

同时，当艺术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人们感到厌烦和无以进一步发展后，人们又开始推崇陶渊明的那种率意任情而为的自如的创作方式。但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鉴以提高，也就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所谓的慕陶、拟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复陶氏的创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拟，或某种程度上的化用。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倘若仅以历代大诗人大作家诗文中对陶渊明的赞慕而来确认陶的地位，很可能会受一次好心的欺骗。

陶诗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平淡，大都是田园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复吟咏，贫士与酒在诗中出现得太多。

这是由其较为简单的人生和趋向恬远的心境决定的。

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沉郁胸怀；苏轼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陆游的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在陶诗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学作为一门人们用心灵去赏析感应的语言艺术，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种魅力，也能触动人们的情怀，闲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壮至情至爱至为激越至为怪戾的东西，陶诗中《咏荆轲》之类金刚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赞不绝口便是见证。人们的心灵总是追求平静也趋向平衡，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都是拘谨平庸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历程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些具有某种极致的艺术品便是对人们波澜不惊的心灵的一种补偿，因而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

只有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思苦虑、心灵焦灼不堪的人，才会向往平静，才会从陶诗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鸣，感到轻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心怀远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天然相通，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是那么欣赏陶诗。绝大多数人不是陶诗的最好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陶诗不是最好的诗。这不是苛求，而应该是比较客观的。陶诗是纯粹文人的诗。中国文人多落寞，陶诗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为落寞文人所爱的诗。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作一番探讨。

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作家，他们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会人，是在宦海沉浮，在变幻无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们首先有个人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理想，因为不得志，因为历经波折，心中有所郁积，于是为诗为文，抒其不平之气，展其雄心梦境。他们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是有过于常人的、理想主义的强求苦索。正因如此，他们的失落也就远远多于常人。他们极易激动，极为情绪化，过分乐观也过分悲观。如李白，口口声声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在六十高龄随永王出征；如苏轼，念念不忘“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也从未曾放弃建功立业的念头。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超现实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

于是，他们便极易变得灰心丧气，便时时生出隐逸之心。刚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忽而又“一夜归心满旧山”，苏轼的这种情绪有如小孩子一样善变。陶渊明与李白、苏轼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隐逸，他的诗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这是由他的客观处境所决定的。陶渊明一生无大的波折，没有多少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亲历铁马金戈和风云变幻的场面，后来贫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园。李白、苏轼等人既然有叱咤风云的机会，就不可能真正归隐，归隐只是作为一种心意存在，他们对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渊明能够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实，他们何尝感受不到陶诗中那种寂寥与怅惘，只不过他们宁愿将此美化，以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在纵横天下与安居田园之间可进可退而已。

他们对陶诗意境的向往与再造，并不能说明他们对陶渊明的创作成就至为折服，仅仅是将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是不屑于陶渊明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为而不敢为的生活态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风尚使后世文人对前人总是不吝溢美之辞，在古人中获取一种惺惺相惜、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凄美感觉。历代文人对陶的态度不足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陶渊明的标准。总的来说，陶诗在某一范围内是极好的诗，陶诗中也有普遍意义上的极好的诗，但综观文学史上的星斗，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渊明愈到后世愈为人们所推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误区呢？当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地位。他的诗与李杜相比纵然稍逊一筹，但在同时代却毋庸置疑是别具一格、凡眼难识的极品。而且他开一派田园诗新风，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表现出来，在一代代作家的心灵中引起回旋不绝的共鸣，这样的诗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本身。所以纵然他的许多诗尚显幼稚、简单，可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贵。

那些在滚滚红尘里挣扎不休的迁客骚人，其诗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尘垢，在饱经风霜之后蓦然回首，这才体会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这才向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田园，这才渴盼追随陶渊明返朴归真。陶渊明的人品心性为人景仰，其诗作为其独特心性和品行的写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这人品与诗品已经混融难分。他的淡泊坚贞融入他的诗中，外化为其诗中那种天然真态的一部分。人们对其人的神往与其诗文的喜爱也一致不可分割。这样的人造就了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奠定了陶渊明一代隐逸宗师、田园鼻祖的文学史地位。

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其独特的内容、个性与风格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历代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他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诗论语》中分析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陶诗的学习与借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于陶渊明的影响，唐诗遂成山水田园一派。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于他诗文中显示出来的心境与处世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后世文人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感染的，或者说是他们与陶渊明的相通暗合，从陶渊明那里找到了共鸣而强化了自己的某些个性、思想。不同的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启示也是不一样的。如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高傲姿态，对李白“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响，而王维从中得到的却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消极教训。

同样的人在不同时期对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反响也不同。如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文人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姿态给予很高评价。在苏东坡精神苦闷或无可奈何之时，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之类的诗句，对他遁世独善、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发展，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政治失意或渐近晚境的时候，往往到陶诗中寻找精神寄托，与陶渊明产生感情的共鸣，而忽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

陶渊明的思想本就存在着积极有为和无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着早年大济苍生到晚年固穷守节的变化。他对后世文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行为，与受影响者本人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也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命运与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是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诗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数中国文人，那些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沮丧消沉、时而豪情满怀时而放诞不羁、时而怨愤不平时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会遂心不会满足不会平静的中国文人。

陶渊明的诗文，作为文学殿堂的珍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他的桃花源世界历经千余年的人事变迁，今天仍像一个童话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泽东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把它变为现实的幸福田园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心。

陶渊明“生也艰难，死如之何”的哀叹已经远逝了，他的诗文却将世世代代流传。他那恬然冲淡、醇郁深远而偶现峥嵘的意境，及其显示出的率真任情的个性，将给一代代人以一种精神的慰藉和鼓励，以及美的启迪和趣的享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