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工作汇报看得很仔细，总要圈圈点点。同时，他不仅听部长司长的意见，还常常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我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刚刚结束国庆二十周年宴会，就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报时”问题。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稿件，报道中国“报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稿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决定先征询有关方面意见，调查研究后再批示。
在会上，周恩来先问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什么叫标准信号？标准时间在科学上怎么解释？那位同志站起来，坦率地说他也不清楚。
“好吧，坐下来。”周恩来看看参加会议人的名单，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文台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他询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职务后，高兴地说：“我们就请这两位青年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上海天文台的同志由于是第一次和总理见面，说话有些紧张。周恩来和蔼地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紧张嘛！今天我是向你请教，我是你的学生。”这位青年同志消除了紧张情绪，侃侃而谈起来。周恩来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标准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精度是多少等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国报时台是使用石英钟，每天定时收听日本东京报时台来校正时，严肃地说：“你们播放东方红，可是它的精度来自日本，你们又说我们报时精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家揭穿了，说东方红来自日本，你们怎么回答？”
沉寂了片刻，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矛盾没有解决，矛盾在于我们的标准钟不先进，不要靠洋拐棍来校正，你们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赶上了，超过了他们，甩掉了洋拐棍，到那时再发布，不要急嘛！”
最后，周恩来对在座的同志亲切地说：“我有很多重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都放下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标准信号还是来自日本。”又说：“这件事本来不用我来管，国家科委没有搞清楚就上报，为什么要在‘十一’发表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抓紧研制铯原子钟、更先进的原子钟。我们解决了，确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再发布消息有什么关系！说定了，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
散会时，周恩来对上海、南京天文台的两位青年说：“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学到了知识。”散会后，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有关负责人嘱咐：“安排这两位青年同志到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是我请的客人。”他想得这样周到，使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过了十五年，我国的报时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如实给予了报道。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
决策离不开发扬民主。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都集中起来。
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是执政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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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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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
1954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诗篇。一时间，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争论双方，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考察了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反面。他在成都主持通过的关于三峡工作的决议，是会上通过的唯一没有“大跃进”味道的决议。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很稳健。
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执不下。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将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楼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很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争更加激烈。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蓄水拦沙改为滞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者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请民主人士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是从。
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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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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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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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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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周恩来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去看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谈起会上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赵丹自己持小说好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向赵丹借来小说阅读。
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比小说好。但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7月1日，当周恩来和代表们共度党的诞辰时，赵丹又和周恩来议论起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
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
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两人意见统一不起来，谁也没说服谁。赵丹最后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后来很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认为，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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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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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发表了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他原计划在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他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他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的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他在3月16日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进一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公开政策共商决策
决策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决策的实施也要靠人民群众。能不能把决策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也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的内容。
周恩来一贯强调要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实行政务公开化。这样，使人民更多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各种情况，增强人民议政参政意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提高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人民自觉服从政府的领导，主动配合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里最早主持政权工作的人。1925年11月2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地区的行政工作。他主政东江时间虽短，却多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人民参政作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也请人民代表出席，这种作法在当时相当引人注目。1926年2月1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图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第二天，他提出了“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的行政方针。从此，这种引导人民参政议政的做法，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
周恩来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他强调：“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不仅善于把政策适时交给群众，而且善于与群众共商决策。
1962年6月的一天夜里，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只有市区的点点灯火，和大海的波涛伴随着这深沉的夜色。但是，周恩来不顾一天视察的疲劳，仍在灯下为国为民忙碌着。
服务员小刘给周恩来送水来时，周恩来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到家里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攀谈起来。
周恩来问她：“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小刘回答说：“基本够吃。”她接着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好。”周恩来对她的回答表示满意，接着又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
看着小刘那副惊异、激动的面容，周恩来满面笑容，缓缓地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回答：“我们保证做到。”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一人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中共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提出了城市人民节食支援农村夏锄的办法。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他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并再三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周恩来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东北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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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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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共关系系活动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对于执政者而言，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几乎不存在提高知名度的问题。因此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美誉度，树立起为公众所喜欢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包括沟通信息，使民情上述、国情下达，相互理解，彼此沟通；另一方面是做，包括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既为民造福，自身又廉洁无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人民政府的新形象。在他的二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把自己主持的政府称作“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认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的世纪到了”，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执政期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很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很高。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是值得称道的。请看一看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新中国政府的形象：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这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包括许多内容。为避免与其他章节重复，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
勤俭节约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就在中南海的老式平房里办公。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也是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扩大这个会议室，周恩来不同意。
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动手，将室内隔墙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同志提议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并作了规划，找好了地方。他们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提出了在府佑街两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后，就把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也主张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就这样，国务院办公大楼的建筑计划被撤销了。
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究”、“排场”的思想作风。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对会外宾的会客室，他要求布置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了“四菜一汤”原则。
1951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送给周恩来审核。7月8日送去，当天就批下来了。他指出，接待所用“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具体内容批示了具体意见。例如，《办法》中提出“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他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办法》中提出“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他指示：“数量亦不宜大。”《办法》中提出了用酒的品种，他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朴素节约的精神掌握的。1953年国庆前夕，政务院负责专家的工作部门向周恩来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周恩来审查时，除对宴请程序和宾主名单做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
有的单位在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时，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用当地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这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准备工作的全面情况。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要搞点地方特色，并说：总理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便饭。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
周恩来的行动，在中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了人民政府勤俭节约，廉洁无私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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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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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周恩来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周恩来临时召集的工作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周恩来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周恩来请人吃饭，一般都是一个大锅菜，四周摆几小盘小菜，再加上主食。1963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留大家吃饭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入席后，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他看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周恩来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自己吃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他吃饭，桌子上特别干净，只要桌子有饭粒，他就一颗颗拣起来吃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吃完饭，碗里还剩下一些菜汁，他总是要拿开水泡着喝，尽量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浪费。
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他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和一个汤。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1951年做的。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穿破了就补，再破就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每次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穿旧鞋，夏天是穿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也是一穿就是二十几年。他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恩来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一直到去世。从60年代起，凡属大的国务活动，他也总是使用国产汽车。
周恩来住的是多年失修的老式旧平房。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1959年，主管的同志趁周恩来外出，对住房进行了修缮，添设了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周恩来回京发现后，立即严肃批评，并退回新添的东西。他对主管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我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