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走后，罗杰斯的助手问：“怎么办，还找麻烦吗？”罗杰斯摇摇头说：“算了吧，周恩来这个人，真是令人倾倒。”
一件可能影响谈判结果的麻烦就是这样巧妙地被避免了。既不提起《中美上海公报》之事，也不说别的，只是一次礼貌的拜访，一句恰当的称赞，一个隐喻的笑话，就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可以算得上是“曲径通幽”。
在不知不觉中解除对方的敌意和不满，还有一个例子也十分巧妙。
那是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第一次秘密访华期间发生的事。当基辛格及其随员到北京后，在他们所住宾馆的每一间房子里都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公报，封面印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把所有其余的公报都收集起来，不加评论交给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响地都收下了。”基辛格这不动声色的一招分明在问：既然欢迎，为何在此地发生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周恩来知道后并没有去当面解释，而是用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表明中国人是欢迎基辛格一行的。
10月22日晚上，基辛格等被安排去观看文艺晚会。当他们在叶剑英、姬鹏飞等领导人陪同下走进礼堂时，惊讶地发现，已经有近五百个中国的中级官员坐在那里了。随即，叶剑英带头鼓掌，观众也跟着大声鼓掌。基辛格回忆说此事“肯定使观众了解了一点：这些美国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他大概不知道，这可是周恩来有意安排的。不知不觉中，基辛格不再怀疑中国人对他们的欢迎了，他感到，中美敌对的坚冰已经融化了，缓和的春风已在中国官员和公民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表现出来。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两句话的协议”一事，更是出其不意、化解矛盾的又一生动事例。
1954年6月15日，这一天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两周前，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于是，美国代表团急忙在幕后活动，采用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内情，仍抱善良愿望，决定在会上为达成某种协议而努力。
这天英国外相艾登宣布开会后，记者退场，大会发言开始。
朝鲜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僵局。
周恩来、莫洛托夫紧随其后发言表示支持。
由于南日的新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十六国”代表出现了骚动，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于是，美国代表团和南朝鲜〖ZW（〗〖ZK（〗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我国与韩国在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本书以当时语境描述，下同。〖ZK）〗〖ZW）〗代表团利用休会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秘密会议，统一思想。
休会后，第一个发言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完全否定了南日和莫洛托夫的建议。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也跟着发言否定。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所讲：“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一句话道出他们的无奈。
史密斯瞧着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也不能说什么。
周恩来在聚精会神倾听发言时，眼睛在捕捉每一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作最后努力，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
原来的建议肯定不能重提了。周恩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其少有的聪明智慧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充满真诚地说：“我完全同意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说到这里，周恩来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放低声音沉缓庄重地说：“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不解地看着周恩来。两句话？不可能吧。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顿地口述出来了：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多么绝妙的协议，既不重复原来的内容，又实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既照顾了受到美国压力的十六国中某些国家的处境，又可以借此暴露美国的蛮不讲理——如果它反对的话。
会场静了几秒钟，便出现交头接耳的现象。立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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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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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浓眉一耸，提高声调：“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响起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都动容动情了。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不意外。出于美国意料的，那些曾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纷纷“叛变”，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表示赞成周恩来的建议。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最后也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失声喊道：“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忘了十几分钟前，正是比利时外长代表他们宣读“十六国宣言”！
与会者此时把目光一齐转向美国代表史密斯，会场一片寂静。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如坐针毡，头冒冷汗，进退维谷。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孤立。史密斯终天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上又一阵骚乱。这恐怕是美国代表在国际会议处境最为狼狈的一次。周恩来则在这一刻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的声誉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谈判面临绝境的情况下，急中生智，提出一个除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就无法拒绝的合理建议，这是多么令人叫绝的谈判艺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家，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上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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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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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判就要准备争论，有争论就有可能相持不下。双方的观点不同而达不成协议就会出现僵局。除非是十分顺利的谈判，出现一两次僵持的局面是十分平常的事。绳子上的死结难解，谈判中的僵局难解。但周恩来却是一位善解僵局的高手。
1971年10月24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钓鱼台会谈，关于中美关系的谈判在他们之间进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口气坚定地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让步：“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是……”
周恩来仍坚持：“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的助手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观点不同，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再说下去空气都要紧张了。
周恩来不愧是一个谈判专家，他不再硬碰硬，话锋一转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随即周恩来微笑着提议：“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吃烤鸭，转移了关心的焦点，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这真是一个解脱困境、双方都欢迎的好主意。
吃完了烤鸭，周恩来拿出了我方公报的草案，并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和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各说各的公报他们还是头一回看到。基辛格沉默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看来，吃烤鸭只是暂时“休战”，问题还是存在。
周恩来耐心解释：“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点到了要害，基辛格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好，这等于已同意“各说各的”，周恩来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进一步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第二个回合，等于周恩来意见被认可了，只是基辛格他们不服气，还想提点别的。周恩来见势收住，再一次提出建议缓解紧张：“我们稍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时间，基辛格的助手既失望又不服气：“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写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基辛格也在动脑筋，他把周恩来的话反复地在脑子里过了几遍，两眼突然放光，禁不住脱口而出：“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就是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对呀，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基辛格的助手也转过弯来了。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接受中方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此基础上作些补充。
僵持的局面解除了，基辛格不得不称赞周恩来高明巧妙的手法。
谈判作为周恩来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和国际公关活动之一，无处不显示着他无与伦比的公关艺术，我们所举尽管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已足以让人感到周恩来是一位少有的国际公关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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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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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位非凡的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
公共关系实际上是一门追求“人和”的艺术。公共关系活动的过程，主要就是一个组织与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的过程。任何组织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都有其目的，即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这也就是宣传。
宣传与传播、大众传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播是对信息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流传及反馈的总称。大众传播则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及电影等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消息、知识、见解、娱乐、广告等的活动。而宣传，是人们传播观念和思想以影响受众并控制其活动的一种行为。宣传与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宣传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归属性、目的性和计划性，宣传者进行信息传播，是为了使受者的心理、行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变化，理解、接受、赞同、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思想、所作所为。任何政府、政党的公共关系离开了宣传，都不可能成功，甚至不能存在。
领导人亲自宣传，是任何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在这方面堪称杰出的公关艺术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创始人和光辉典范，周恩来在近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磨炼中，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世人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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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演讲动人心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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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精于演讲。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是演讲会副会长，曾两次代表学校，参加天津中等学校校际演说比赛，南开学校两次都获得第一名。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精彩演讲，赢得了无数朋友，鼓舞了广大同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用“动人心弦”一词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1936年12月，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奉命到西安。当时的西安，外有国民党“讨伐”派的威胁，内有国民党特务的挑拨离间，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迷惘像浓雾一样笼罩在许多军官的心头。
为了正确引导军官们的团结抗日，周恩来在东北军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周恩来首先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扬了东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逼蒋抗日的正确立场。然后，他语重心长说：
“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决不能上日寇和汉奸特务的当，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样一来，日本人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会灭亡，你们也就回不了自己的家乡，见不了父母亲人……”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军官们的心，报告常常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
演说结束了。军官们还恋恋不舍离去。周恩来爽朗地问：“大家唱个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响应：“好啊！”一个军官很尊敬地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就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这首歌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悲愤，激昂的歌声，把军官们的心，带到了他们可爱的家乡，带到了那惨遭日寇蹂躏的松花江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和反响。当他们唱到：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军官们不禁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握紧了拳头。
周恩来的演讲是一次多么生动有力的政治鼓动啊！
1940年9月后，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由于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中国物价飞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本不坚定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
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
这些问题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
人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1941年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讲。
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演讲会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等，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
会场人山人海。但群众全神贯注，数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周恩来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又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有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对周恩来的演讲艺术永生难忘。她回忆说：
对我个人来说，1941年春天在重庆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就是周恩来发表演讲。演讲的地点是两座小山丘之间的空旷地，旷地两旁都有人工挖掘的防空壕。周来到以前，会场已经挤满了人群，有些人爬到电杆上，有些人从家里带来了桌子椅子，把它们堆叠起来，为了看清楚周……
周解释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对它发动的攻击所持的态度，他清楚地说明，一切要服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不能向那些“决心出卖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向敌人投降”的人屈膝。他说明某些事情暂时要服从抗战的最高利益的政策。他解说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楚，这是一个委婉说明问题的杰作，但其中包含不可妥协的原则……
周恩来的演讲，总是那样迅速抓住人心，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华北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成为许多人焦虑的一个问题。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演讲。他分析上海、太原失守后的抗战形势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继续强调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他说：
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他在分析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后指出：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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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演讲动人心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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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周恩来的演讲，为人们指明了方向，就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呢？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讲话。他劈头就提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这个问题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周恩来接着指出：
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说：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梗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如何解决呢？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他最后呼吁说：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有时，一次成功的演讲甚至能影响历史的命运。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著名演讲就是如此。
1955年4月下旬，印度尼西亚幽静的山城万隆忽然沸腾起来，亚非国家会议在这里举行了。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当时的中国，不仅受到殖民大国的敌视，而且也不为某些亚非国家所了解。有的国家心存疑惧。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某些同美国结盟的国家还有对立情绪，对邀请中国与会都持异议。在会上，有人主张既要反对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共产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同印度、缅甸分别签署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不愿照搬，甚至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是共产党的语言，反对采用。还有人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害怕中国对别国搞颠覆活动等等。这些情况，不仅对新中国不利，而且也决定着会议是否能取得成果和取得多大成果。
4月19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代表团团长要在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将决定会议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一天，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伏在打字机上紧张工作的美国记者们，都忙着把这样的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
上午，埃塞俄比亚、日本、约旦、老挝、利比里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等代表发了言。尽管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对和平、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也有人唱反调，认为亚非会议任务不是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本来就紧张起来的空气，现在更紧张了。许多熟悉联合国情况的人愈来愈担心：这个会议会像联合国大会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在短短的七天会期以内得到什么样结果。
下午，在叙利亚、泰国、土耳其代表相继发言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会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都希望听听中国讲什么。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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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演讲动人心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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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接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开会以来，时常可以感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跑，现在，另外一只更强有力的手把它轻轻推开了。
会场鸦雀无声，安静得连翻纸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
会场上的许多人在点头。
接着，周恩来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他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
“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其次，他说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他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内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政府人民对待一切怀疑以及诽谤的态度。听着这些话，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最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
“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结果，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亚非会议绕过明山暗礁，达成一致协议，通过独立、反殖、和平、合作公报，为当时以及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事业，开阔了新的航道。而周恩来的万隆会议演讲，也载入了史册。
周恩来曾经说：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他的演讲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3月9日，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到达灾区。当天，他在隆尧县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演讲。
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表示了慰问之情，然后说：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做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做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他的这一段话，使灾民们联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受过的损失，情绪迅速从悲痛中安定下来。
接着，周恩来指出：“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过去改造得不错，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
怎么样重建家园呢？周恩来说：
“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过去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方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JP2〗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个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JP〗
他鼓励大家说：
“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周恩来要求白家寨的群众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他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他用恳切有力的语气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大家听了，顿时觉得身上增添了力量。
最后，周恩来带领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他喊一句，群众跟着呼一句。会场上，激昂的口号震天响，沸腾的人群如潮涌，大家决心发展生产，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周恩来的演讲，就是充满着如此神奇动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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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应答妙语生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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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关活动中，随时随地会遇到各种提问。能否对各种提问应答如流，常常决定着公关活动的成败。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会见人接见人最多的主要政治家。他的应答艺术，精巧绝伦，高超无比，可谓空前绝后。
1938年9月29日，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10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写道：“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发动群众抗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10月10日，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巴苏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安娜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与他相识感到骄傲。我补充说：‘干吗这么晚？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确实，周恩来是一位一经相识，人人都会为他的雄辩口才和应答艺术所折服的政治家。
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特务头子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周恩来立即对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说话的戴笠反驳道：
“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论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就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气急败坏的戴笠几乎是喊着说。
“好！”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他说：“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阐述中共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声明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当即作了巧妙的回答。
《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
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是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
周恩来笑一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周恩来机智而且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
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西方记者又提了一个意在讥笑中国贫穷，同时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从容地笑了笑，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值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主辅币，共10种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用讳饰手法，在讲人民币的面值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充分切合语境要求，不愧为才思敏捷、睿智过人的伟大政治家。
在外交和交际场合，为了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有力地反驳对手的观点，主要是根据某些典型的事例，这种方法叫做例证法。周恩来多次运用这一方法。下面仅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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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应答妙语生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