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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以挑衅的口吻问周恩来：“中国这么多人口，是否对别国有扩张领土的要求？”
周恩来不假思索，当即答道：“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四千五百万人，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于全球，美国的海外驻军达一千五百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
在这段驳论辞中，周恩来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了一系列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科恩问周恩来：“我很想知道周总理怎样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周恩来坦然回答：“首先我对此了解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些并不深入的意见。当今世界上，有许多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终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书店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给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周恩来对大家说：“国民党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之情。我说，我们是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串串妙语，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又谈到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赞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
古人说：“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也就是说，运用公关语言，陈述自己意见，既关系到个人得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对于政治家来讲，谈说之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言语妙天下，一语定乾坤。这是周恩来在亲自宣传时的显著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周恩来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明（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
1956年国庆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宴，招待各方贵宾。服务员端上一道由冬笋、蘑菇等组成的图案大菜。
可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竟成了纳粹的图案！友人们吓了一大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图案是何道理，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一边劝酒一边解释：“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围剿，没费多少工夫，就把它干干净净消灭了。
1958年，七十二岁高龄的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此后，每当她生日来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1966年11月，是斯特朗的八旬华诞。在庆寿会上，周恩来风趣的开场白，使主宾们感叹不已。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祝四十公岁诞辰。”
预料到“公岁”这个奇怪的词会使客人都困惑不解，他紧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四十公斤等于八十市斤，因此，四十公岁就等于八十岁。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的巧妙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阵阵欢笑声。
不说八十寿辰而说四十公岁诞辰，多么机智和诙谐啊！它使斯特朗顿时觉得自己真的变得非常年轻了！
周恩来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周恩来的这番话，使整个祝寿宴会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安排尼克松总统访问事宜。周恩来接见黑格时，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帝国主义观念。黑格说，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这些话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为了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华前不能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周恩来决定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
1月6日，周恩来与黑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五十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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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应答妙语生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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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生气。事后，他对翻译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不久，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总统正式来华访问。当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向周恩来伸出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说了一句诙谐风趣而又寓意深刻的话：“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天晚上，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的酒会上，周恩来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
多么绝妙！既让人们意识到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美国侵略和干涉的结果，又不伤美国客人的面子，听者皆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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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以情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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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一种很讲究艺术性的公关活动，生硬的灌输是不能实现预定目的的。对宣传对象动之以情，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周恩来在亲自宣传中是深谙此道的。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宪兵排来当警卫，还派了一个司机来给毛泽东开车。这些宪兵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恩来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就采用了动之以情的潜移默化术。
周恩来亲自找司机谈话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重庆这个地方，车子多，道路窄，不好走，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亲自找宪兵队长谈话，到宪兵住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和士兵一个一个握手问好，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并说：“毛主席到重庆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外面有什么人来，一定要经过我们传达、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进去。”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架子，一言一语都温暖人的心田，宪兵们非常感动，都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跑到这里来关心我们，和我们握手。真是终身难忘啊！”
周恩来还指示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多和宪兵接触，搞好关系。生活再艰苦，也要挤出钱来，保证宪兵每天有肉吃。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对派来的宪兵一星期换防一次，一个不留，全部重新换过。
刚刚搞熟了，又得从头做起。同志们心里很恼火。可周恩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别说他们一个星期换防一次，三天换一次，隔天换一次才好呢。这样，我们宣传的面不是更广泛了吗？”
周恩来身体力行，率领大家把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宪兵中间。这些宪兵不仅听从指挥，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而且换防时许多人洒泪而别，难舍难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个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并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要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请放在“新闻之家”，让一些不便邀请的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与中国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来看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认为，即使是个别人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指示工作人员再放一部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观看，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写成十五六页说明书分发。周恩来批评说：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他出主意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观众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杂着啜泣声。影片结束，灯火复明，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观看者普遍认为，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记者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家中看后，也是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亲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智慧啊。观众们就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中国有了好的印象。
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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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传意胜似有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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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传意胜似有声
在宣传中，文字宣传也是一种重要方式。精彩的文字宣传——公关书面语，常常能起到口头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
周恩来很重视文字宣传。他曾说：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他进行文字宣传的公关艺术，处处闪耀出迷人的光彩。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调途中突遭国民党袭击，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难。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手书题词。
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位置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位置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躲过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清早就冲破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送到了读者手中，轰动了整个重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示。”
1941年9月18日，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强烈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周恩来这样写道：
“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倒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
这一段文字，勾起了读者无限的联想。他们既痛恨疯狂的日寇，也痛恨丧权辱国的反动派；既对历史和现状悲愤羞辱，又对将来充满抗争的企盼。读者的心情，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周恩来接着又写道：
“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轻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他向苦难中的东北同胞，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写道：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铿锵有力的字句，掷地有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相继对日宣战，美国也向德、意宣战，这种局势，引发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国民党官员们认为这会吸引住日本的主要注意力，从而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有些人幻想太平洋战争很快会结束，日本将很快放弃对中国的进攻；苏联就应该出兵进攻日本。
为了澄清种种错误看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除向各方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于12月13日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
他一开始就指出：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但他并非盲目乐观，接着指出：
“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
周恩来提醒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为什么存在这样挫败的可能呢？他指出五种原因：
一、 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 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
三、 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
四、 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军事的优势……
五、 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
周恩来预言：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其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认为，为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要看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
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在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进攻势，自陷错误。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置他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为了使读者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周恩来还指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人力、物人、生产人的全部动员），四是一致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一体），五是阶段性，六是主从性（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
这一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步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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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传意胜似有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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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宣传不仅要从正面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主张、以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更重要的是有时还要驳斥谣言，澄清事实。在这方面，由于文字宣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因而其作用是其他宣传方式所不能企及的。
1942年5月，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一次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在周恩来声明驳斥了这种谣言后，一向标榜中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公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等人，严肃指出：
“我可负责警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能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能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意，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八路、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之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竟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他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坚持团结抗战。去年阜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
“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也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渡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扼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寇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还“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在5月23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引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后来，国民党中央社仍然造谣，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均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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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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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佚名外国评论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没有预料，突然发生的事情。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公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称之为临时公众。每个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都难以预测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产生；有时即使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阻止或处置不当，还是会产生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需要赶紧应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共关系的问题。处理不当，会使组织蒙受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正视社会公众对事件热切希望了解真相的要求和情绪，失去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时机，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好辞职下台。事后，尼克松在总结水门事件的教训时认为，这完全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有个人遇险、组织危机、党内变故、敌人突袭，还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除个人遇险外，当组织发生危机、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发动突袭和社会出现动荡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周恩来都必须面对十分复杂的公众，有同志、朋友，也有旁观者、敌人，即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他们都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形成的临时公众。怎样应付突发事件，实质上就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而避免进一步恶化，围绕已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怎样处理与方方面面的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我们之所以称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方法为艺术，是因为周恩来在采取这些方法时，无不闪耀着他独到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所谓公关艺术，便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公关方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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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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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外事件突然降临时，当事者首要做到的是保持镇静，否则就会慌中出错，忙中添乱，更不说从容应付了。但不是任何人面对“祸从天降”都能泰然自若的。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胆识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是他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表现，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练就的作风。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这样的事例在周恩来身上太多了。1937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三十多个警卫人员乘一辆卡车，由延安赶赴西安，途中突然遭近两百多名土匪的袭击，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周恩来一边指挥警卫员还击，一边指挥大家安全撤退，看准机会冲出伏击圈。经过紧张的战斗，周恩来等四人突围，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了。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周恩来得知廖仲恺被无理扣押了，立即驱车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论理，刚到门口，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打死了司机，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再开枪。处变不惊、急中生智使周恩来闯过了一次次死亡大关。
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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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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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他这次还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场的青年军人鼓起了掌，他们被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征服了。
周恩来面对临时公众——王曲青年军官的不怀好意的邀请，冷静分析军官的思想动态，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心，毅然赴会，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青年军官，充分显示了有效沟通的公关艺术。
杀机四伏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一心想营救西安事变后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不顾大局，竟将主张和谈、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打死在家中。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情况来得突然，危险迫在眉睫。但周恩来毫无惧色，猛地站起，一拍桌子先发制人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几个青年军官原是一时冲动，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救回他们的司令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满腹怒气。现在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不对，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说服了这些人，事情远未平息。此时西安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西安城，杀机四伏。
周恩来沉着镇定，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带李克农、刘鼎赶往被害者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一边慰问王以哲的家人、亲属，一边安排李克农等料理后事，设置灵堂，祭奠死者。王以哲夫人激动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军深受感动，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消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少壮派等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扎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离西安仅几十公里的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肇事者必须离开西安。
怎么处理这些少壮派又成了一个问题。杀害王以哲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此时也慌了，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请周恩来提看法。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便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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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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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平息。首先，周恩来痛斥了杀气腾腾的青年军官，指出他们错误行为是仇者快、亲者痛；其次，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被害人家中哀悼，谴责了肇事者，安慰了生者，又用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对王以哲及东北高级将军的态度，使“中共指使刺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其次，周恩来采取果断行动，让孙铭久等三人离开西安，避免报仇的官兵兵戎相见，酿成内战，又使在西安事变中有功的少壮派其他人相信共产党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这三个步骤，充分照顾到了三方公众的心理要求，理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