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一部分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要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
其次，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感情。
周恩来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针对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有的不承认指导机关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因为京东四县笼统地反对省委，大家便也笼统地主张解散省委，等等情况。批评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如不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极有说服力地教育大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基层支部，把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实施。
周恩来批评了在反机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他针对有人把反机会主义变成专门攻击个人，以为把犯错误的个人打倒了，或把工作换一下，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因而放松了对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和指出产生的根源与正确的解决办法。指出：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绝不是排除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说，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造成党内无穷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像的。”他申明：“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总之，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原则性和纯洁性，而决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的泛滥。
周恩来批评了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当时，顺直省委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而且分配工作和提拔干部，只相信自己头脑中的几个熟人，尤其错误的是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认为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要不客气地排斥党内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严肃批评说：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要求大家破除狭隘观念，维护党员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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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乱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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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克服经济主义的偏向，周恩来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剖析了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的方针，不是用命令的手段，也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而是依靠政治上的说服。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做法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928年12月底，周恩来在天津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分析了革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给顺直省委以指导，并采取有效步骤，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报告。1929年1月10日左右，宣布了新的顺直省委名单，顺直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麻团”是江苏省委问题。
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全省和上海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时，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争执。1929年1月初，根据向忠发、李立三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从原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但这一决定暂未通知江苏省委。周恩来返回上海后，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立刻觉得是不正确的。他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经过他的说服，政治局决定不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了。但是，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误认为中央对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并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周恩来等开会重新研究时，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事态发展得严重起来。
周恩来坚决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也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他认为这破坏了党的组织，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会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直接危及党的生存。政治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中央要有坚决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随后，他同向忠发、项英等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严肃指出：江苏省委对中央派人来参加工作持不同意见，但“未向中央抗议而先行向下级机关报告与讨论”的错误做法，危害了党的团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会后，他与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江苏省委在1929年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等三人。次日，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一场轩然大波，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教育说服办法，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
顺直省委问题和江苏省委问题两大“麻团”的解开，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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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红四军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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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2月7日，根据对红四军处境艰危情况的了解，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曾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随着红四军境况的好转，经周恩来修改过的中央第二次指示信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改而提出“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传达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1929年5月，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不熟悉，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6月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就连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当时争论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重新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争论的问题也没得到正确解决。于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再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1929年8月下旬，根据中央要求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人出席各地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的精神，陈毅奉命到上海。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陈毅的汇报，弄清楚了红四军面临的危机，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解决红四军因内部分歧而产生的危机。
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地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央“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并着重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信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说：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经过周恩来的正确处理，红四军摆脱了危机。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报告中共中央说：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红四军胜利地渡过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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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派别纠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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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主革命时期，派别纠纷曾经严重地阻碍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周恩来也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处理派别纠纷上，以至于有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称他为“中共的和事佬”。
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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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派别纠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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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许多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对象，牵连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有的地方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周恩来对苏区出现肃反扩大化十分焦虑。他在1931年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情况，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他一进入苏区，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谈到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他曾向苏区干部耐心地解释道：“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1932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还指出了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就这样得到了制止。
就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取得东征胜利时，又被“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打击。“左”倾领导者召开了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右倾、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有组织观念的错误。周恩来大力维护毛泽东，他指出了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提议仍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并为毛泽东对待批评的态度作了辩护。当“左”倾领导者们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后，周恩来仍尽力保护毛泽东。正是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后来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及会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
周恩来处理派别问题是很有艺术性的。张国焘在长征中曾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分裂活动。1936年11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心怀叵测。处理上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周恩来从容沉着。他除了热情欢迎张国焘并介绍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形势的巨大变化外，花了更多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则是到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有：第一，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第二，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第三，介绍形势。周恩来热情而诚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说，语言艺术水平是许多人经过磨炼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周恩来营救被张国焘迫害者的斗争艺术和讲话水平之高超，恐怕是空前绝后的。那时，张国焘关押了一批反对他的重要干部，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恩来一直在打听这些被迫害关押者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时说：这下可有希望了。结果，张国焘立刻下令把他秘密杀害了。周恩来为营救廖承志，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一天，周恩来在路上遇到了被押送的廖承志。对早就熟识、而现又处于危险之中的廖承志，周恩来装着若无其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话，但同廖紧紧地握了手。当晚，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找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里人很多，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知周恩来认识廖承志，但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做了回答。周恩来便将廖承志留下来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丝毫不理会廖承志。吃完饭，周恩来仍不动声色地叫廖承志回去了。
从此，廖承志的待遇明显改善了。不久，他就获得了释放。后来，廖承志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道：
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
这个在特殊环境下营救被迫害者的办法，可以叫做“欲擒故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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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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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创立了丰功伟绩。然而，他总是把功劳归功于党，归功于党的领导集体，归功于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唇枪舌剑说服了各派政治力量，出生入死挽回了内战局面，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建奇功。当他从西安返回延安后，同志们都祝贺他打了个大胜仗回来，周恩来却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呵！”他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并和毛泽东合影留念。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至今还在毛主席旧居陈列着。周恩来在离开延安近三十年后，又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看到这幅照片，他谦虚地对外宾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全国解放后，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送周恩来审阅时，他主动提出不把“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列入名单。1959年，周恩来去军事博物馆审查，讲解员介绍序言时，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的，他一听到，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径直去看以后的内容了。1961年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大家要求他谈谈南昌起义，他却说，要宣传井冈山，当时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作的。在讨论怎样表现南昌起义的情节时，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专列一场表现南昌起义，他说：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对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立下的革命业绩，周恩来也在《东方红》做了细致周到地安排和表现。因此，陈毅同志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周恩来只是笑一笑，又一次拒绝了这种重复提了多次的意见。
对于南昌起义，他不仅从不表现自己，反而常常严格地、认真地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审定《八一起义》编写提纲时亲笔写道：
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农村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使起义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周恩来对待所有的外交使命，都能以对历史事件所需求的勇气和艺术，负责地、灵活地、彻底地完成。因此，每次出访胜利归来时，同志们向他祝福，他总是婉言谢绝，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1964年他出访亚非十多个国家，取得外交的丰硕成果。许多同志热情祝贺他凯旋归来，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一同出国访问的陈毅副总理积极努力的结果。
周恩来身为新中国的总理，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仍很注意自我约束，从不越位。有一次海战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情况，总参指挥机关为应付意外，提出了一个方案。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凌晨3时亲自打电话给总参机关，他说：你们的意见是积极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超出了毛主席过去规定的原则，我不能批，等天明后我请示再定。但为了使总参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他在电话里耐心地讲了四十分钟，才放下电话。
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时，周恩来不仅从不擅作主张，而且总是尽力在不影响毛泽东休息的情况下才作汇报。在1969年9月进行核试验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国防科委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清晨，周恩来到国防科委和有关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此事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他先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秘书，关心地问主席已经睡了几个小时，直到毛泽东起床后，才将此事向他汇报。
毛泽东每次要会见外宾或有重要会议时，总要事先想很多问题。这样，中午就不能很好休息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就一再提醒有关人员，一定要等主席休息好了以后，再去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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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照顾，战友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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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在领导群中，他处处关心照顾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总是以战友的浓厚挚情处理领导群内部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详细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好不好。有些什么吃的东西，他总要先送给毛席和朱总司令。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了点水果，他马上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听说送去的比这还多还好，周恩来才高兴地吃了。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行前，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指示电，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在毛泽东外出时，他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就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物。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
毛泽东到重庆时，最初住在国民党安排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和休息，周恩来指示大家收起了木板拖鞋，把住在楼内的孩子们也迁出来了。他亲自检查给毛泽东准备的床铺，到炊事班告诉炊事员注意饭菜卫生，嘱咐说：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你们每餐要准备一小碟。他自己特意搬到毛泽东住室对面的房间，随时协助毛泽东工作，照料毛泽东，同时还组织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加强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检阅、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凡是毛泽东要出席的，周恩来总要对场地、道路、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连地毯平不平，地板滑不滑，椅子稳不稳，他都要亲自走一走，坐一坐，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着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批评说：我不是要你守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吗？快回去。
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一般都要拍照拍电影。周恩来常常先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记录片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主席的镜头。
摄影必须要有强光照射。周恩来担心灯光损害毛泽东的健康，就指示有关部门改革灯具。他还亲自过问灯具在毛泽东会客处的安装角度。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既能照片，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灯具。
有一次，毛泽东患了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回答后，他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2年后，周恩来自己身患绝症，仍时刻将毛泽东的健康记挂在心。毛泽东患病后，他经常探望守候，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指示。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的友谊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一直住在成都外婆家。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周恩来在1938年就派人找到了朱敏，准备亲自带她到延安。邓颖超专程去成都接，但由于外婆舍不得而未成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到朱敏外婆家搜查，并抓了她的姨妈，试图查出朱敏的身份。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设法将她救出虎口。他还亲自出面，为朱敏准备了国民党签发的从四川去延安的通行证。此事他从不对别人讲，甚至连朱德本人也不知情。
全国解放后，朱德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战友更是精心照顾，体贴入微。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子孙多，便把他安排住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子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较远的房子里。
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条红色毛毯，是周恩来和朱德之间浓厚情谊的纪念品。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常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当时正值严冬，冰封雪飘，朔风呼号，朱德便把董振堂将军送给他的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就这样，一条普通的毛毯，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转来转去，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党内其他许多老同志，同样非常尊重，十分体贴。董必武、吴玉章在重庆时，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他们房间里，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立即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在革命斗争中，许多重要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对烈士的后代，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抚养。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从小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成长。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上前方去，他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当周恩来知道李鹏已经入党时，很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父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和邓颖超把朋友特地从重庆捎来给自己的一床丝棉被套送给了李鹏，而自己仍然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军用被。
周恩来处理领导群内关系就是这样：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时刻牵挂在心，桩桩件件安排妥帖。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丝毫代价。一旦别人做了好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也始终铭记在心，永不相忘。
在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上，周恩来得了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当时，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饥寒交加，干部战士也都身体无力。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十分痛惜抬担架的同志，他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去世，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的葬礼，而且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真切的战友情、同志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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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苦撑危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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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周恩来是在风尘仆仆地忙碌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起初，对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尽管这样，他仍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从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不久，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摆在他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前者从个人角度看，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曾对一位老战友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