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史记》

《史记　》，原名《太史公书　》，因司马迁做过太史令而得名。东汉时始有《史记》这一说法，后沿用此名。

《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规模十分宏大，究其具体内容，包括：

十二本纪：《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吕后本纪》、《　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　》。

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

八书：《礼书》、《乐书》、《律书　》、《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

三十世家：《吴太伯世家》、《　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　》。

七十列传：《伯夷列传》、《管晏列传》、《　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　商君列传　》、《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樗里甘茂列传》、《　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　》、《　孟子荀卿列传》、《平原虞卿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范睢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　李斯列传　》、《蒙恬列传》、《张耳陈馀列传》、《　魏豹彭越列传》、《　黥布列传》、《淮阴侯韩信列传》、《韩王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丞相仓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傅靳蒯成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季节栾布列传》、《　爰盎朝错列传　》、《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田叔列传》、《扁鹊仓公列传》、《吴王濞列传》、《　魏其武安列传　》、《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主父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　儒林列传》、《酷吏列传》、《　大宛列传　》、《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

共计１３０篇，５２６５００字。其中，本纪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的政迹、言行的简史，同时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变故。因帝王为天下本统，所以写帝王的事迹称本纪；表是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作为纪传的补充；书是各种制度、各种专题的记述；世家讲述的是各诸侯国的兴衰史；列传是各类人物的传记，记载了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在全书之中，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后人也因此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

《史记》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为中国的历史竖起了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光芒万丈，它照亮了前代的历史，也为后代人献身史学照亮了道路。它取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俗，本国人文、异国风情，无一不涉足，无一不包揽，可谓是记述中国历史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是继《春秋》而著述，以填补孔子死后，历史记载上的空白。他效法孔子当年编订《春秋》的初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等等，都寄寓于对历史的评点，褒贬世事、表明是非，以供后人明鉴，也作为后人行事的准则。同时，他也吸取了《春秋》的创作方法，即从人事的角度来叙述历史，并将这种创作方法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纪传体例。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由人类的各种活动组成的，人类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并非像历代统治者们鼓吹的那样：圣贤创造了历史，天子主宰着历史。古今之中所有重大事件、重大变故，都是各种人物活动的结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各种人物扮演着各种角色，行使着这种角色的权力，履行着这种角色的义务，从而表现出这种角色的特点，于是这段历史时期总的特点，就是这些角色特点的交叉、重合、或者是冲突。

纵观《史记》全书，１３０篇之中，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篇目占了１００多，是绝对的多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从王侯到将相，从权贵到平民，从君子到小人，从政治大家到文人学士，如此等等，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位置，这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巨著的成功之处，因为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由各色人物的活动贯穿而成的。——如一根项链，人类是点，人类也是线，几股线绞到一起有了点，一个点散开便成了线。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是超过了他以前所有的学者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叙当中，平民的位置得以抬升，得以重视。在此之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平民，是所谓的“卑贱之人　”，在哪一部文献当中都是没有得到如此抬举的。布衣的孔子、佣耕的陈涉，有了与各代诸侯王同等的地位；看守城门的侯嬴、市中卖肉的朱亥、四处漂泊的游侠，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下层小人，而是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同样有喜有悲、会哭会笑的得到历史承认的人！

司马迁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奉献给了我们，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应当是公正的、不存在什么偏见的，历史是任何权贵、何种势力都无可更改的。　基于此，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　”，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不囿于传统观念。项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手下败将，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一向是汉朝统治者讥笑的对象，司马迁却将他列入了本纪，位在汉高祖刘邦之前、秦始皇赢政之后，与这两位皇帝鼎立争雄，这也是古时任何一位学者做不来的，何况司马迁著书之时，正是西汉兴盛之期，如此大逆不道，颂扬汉朝败将，岂不是不要命了？司马迁不怕，他已经经历了比死还厉害的刑罚，难道还怕死吗？他不争名、不争利，只求还历史以真实，现实中的弱肉强食、恃强凌弱，也见得多、听得多了，他可不想将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贯以现实的污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贵贱评古人。项羽败了，但他在推翻秦王朝的战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项羽死了，但他的冲天豪气、他的凌云壮志永存，项羽虽败犹荣，项羽虽死犹生，在司马迁心中，他虽然鲁莽，但仍不失为一个大英雄，而司马迁对英雄人物，一向是崇拜之至的。相比之下，对于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司马迁言辞之间，早对其人品流露出鄙视之意，这个好酒色的无赖，上不孝、下不亲，为了当皇帝、得天下，父亲、儿子、妻子、部下的性命安危可以一概不管，却偏偏骗得了那么多良将的信任，得到那么多将才的辅助，虚伪的面孔掩饰着他的言行，他成功了，成功之后的他，歹毒之心表现得更为明显，诛杀功臣，血流成河！阴险残忍，比那秦始皇又差得了几分？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流氓，司马迁是没有一丁点好感的，即使身为汉朝的臣子，他也不愿弃了真理去替汉高祖的行为粉饰。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也就只有他，才敢如此大胆地对汉武帝的祖父大加评论，才敢蔑视权贵，让真实在作品中任意驰骋！

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司马迁的态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陈胜、吴广起义，昙花一现，然而就是这“一现”的瞬间，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火焰，所谓“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司马迁不看陈胜吴广的出身，不看陈胜吴广的财力，他只看到了陈胜吴广起义最关键的一点——“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他给了陈胜、吴广应有的历史地位，把他们列入“三十世家　”，与历代诸侯王平分秋色。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抬高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无异于与统治阶级公开对抗，于是这就成了后来各封建政权、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攻击司马迁的一大借口，同时，这也是今天我们大力赞扬司马迁的原因之一。

３０００年的历史画面，是多么庞大；３０００年的历史脉络，是多么复杂，３０００年的历史，叫人如何把握？然而司马迁成功了！他不仅把握住了，而且把握得极好。在庞大的历史画卷上，在复杂的历史脉络面前，他就像一位能工巧匠，不慌不忙地取舍着、权衡着，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剪裁得当、详略有法的精典名篇。这名篇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自然不必说了，我们再来看看篇中的天文、地理、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首先来看看天文学。司马迁身为史官，是有很深的天文学修养的，史官掌管天文星历的职责使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以至于后来被汉武帝委以重任，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史记　》之中记载了司马迁天文思想的，主要集中在《历书》和《天官书》中。其中《历书》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发展史，司马迁在此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历法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有些虽然是根据传说来推定的，但也都与我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相符，他有关历法的叙述，在许多古籍中都可以得到旁证，这不能不说明司马迁是本着极大认真的态度来叙说历史的。为了得到最确切的说法，他不知查阅了多少资料、收集了多少传闻。从最远古时期的物候历（以动植物的生理变化为参照物的历法），到西汉时他亲自参与制订的《太初历　》，在他的《历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司马迁尽可能地把历史留下来的一切，把他能收集、整理出来的一切，经过细心剪裁之后虔诚地奉献给他的读者。

《天官书》中，司马迁充分发挥他的想象，把枯燥的星象变得十分有趣起来。原来观测星象，是根据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的星官体系，观测起来费劲，记忆起来拗口，许多人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司马迁不仅完善了这一星官体系，把它发展成为五宫二十八宿，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绝妙的给星官命名的方法。他把各星官想象成同地上的人一样有生命、有血肉、有喜怒哀乐，并且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职责，这个掌管北宫，那个把持西宫，这个是将，那个是王，这个是车，那个是马，如此等等，司马迁几乎把整个地面社会照搬到了星空，读《天官书　》，犹如观一幅社会画卷，人们在轻轻松松的气氛中，就可以受到深妙的天文知识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这种给星象命名的方法，中国人沿用了１０００多年。

除了其独特的给星象命名的方法外，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还以一个天文学专家的高度，将有关恒星、大气、彗星、行星、月食等等方面的知识一一展示给了大家。《天官书　》中有各种天文星象的记载，有关于恒星亮度、色泽的记录，有关于大气散射、消光的记录、有关于星象突变的记录等。同时　，《天官书》中也对行星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研究，首次发现了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采用了先进的观测行星的办法，为后人做了示范；不仅如此　，《天官书》对月食的规律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月食周期。

司马迁否定了那种处处以星象的变化来与人世间事物相联系的方法，认为所有的星象、天体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考的，但同时，他也没有走出星占的窠臼。星占就是利用自然现象特别是星象来占卜人间祸福，星座之间的位置、星官的色泽，日食、月食，都成了星占家们推测世事的依据。司马迁处在那样一个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类的认识水平都很低，他终于还是摆脱不了这一历史背景，在他的《天官书》中，星占思想还很浓厚。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司马迁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人，我们不能奢望司马迁从那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中脱离了出来，喊着无产阶级的口号，誓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都是愚不可及的。实际上，相对于当时众多的学者来说，司马迁的思想已经相当进步了，他相信星占，但在星占与现实之间，他却往往选择现实，他星占的前提就是尊重现实，这是当时的许多星占家都做不到的。

地理方面，司马迁的学识更是让一般学者望尘莫及，且不说司马迁地理方面的书籍钻研了多少，仅凭他那对全国各地的实地考察，就够让人佩服的了。叙述历史事件、讲述历史经过，司马迁都辅以实际的地理环境，哪儿有山，哪儿有水，绝不凭空捏造，这没有详细的实地考察，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描绘那些复杂的场面时，一沟一坎，都是敷衍不得的，司马迁对此，从来都不含糊。

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具体体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是传说中的神医，也是司马迁崇敬的人物之一，他医术高明，不慕权贵、不崇名利，对病人一视同仁，并且奔走各方，为四处的老百姓治病去疾，深受老百姓的敬仰。司马迁亦是抱着敬仰的态度来记述这位神医的事迹的，在叙述扁鹊生平的同时，他自然融入了他的医学观念。他认为，诊断病情比治疗疾病重要得多，高明的治疗技术，要建立在对病情的正确分析、正确诊断之上，在对待“望、闻、问、切”四诊法的态度上，司马迁看重四诊的合力，认为只有将这四种方法都好好把握了，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对中医脉诊有着精辟的论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高深造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司马迁在此列传中首次记载了我国古代中医临诊病案记录的标准模式。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史记》的内涵极为丰富，在此我们无法一一表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　，《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在此之前的史书，或是历史材料的堆砌，或是一两件事的记述，或是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记载，或是没有详细事实作根据的世系，都远远不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历史的全貌。司马迁的《史记　》，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其写作方法、写作态度、写作体例，都为后代人著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时，《史记》文章精美，又被冠以“无韵之《离骚》”的美称。这并不夸张。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佳作，全文精简得当、条理清晰，笔墨酣畅，跌宕有致，结构严谨。有的文章气势宏伟、豪放雄辩，有的文章饱含激情、苍凉悲壮，有的文章精炼简洁、十分率直，有的文章细致形象、感人肺腑，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件，记人叙事各具特色。其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报任安书》等等，都是汉代散文的名篇，为历代人所传颂，是为传世佳作。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的风格特点。

司马迁虽然学了不少儒家经典，接受了不少儒家思想，但他思想的本质仍是道家，这同他父亲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父亲司马谈是西汉黄老之学（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道家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没专门地去对司马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且也是希望儿子学儒学，成为像孔子一样的儒学大家的，但耳濡目染之中，道家思想已对司马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深深地扎根于司马迁的头脑之中。他崇尚自然无为，顺其自然，承认自然、客观力量对人的影响，《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管晏列传》等之中，都有这种思想的直接流露，道家学说中的自然主义，普及于《史记》全书，使整部《史记》凝重之中不失舒缓，悲壮之中透着浪漫，或感情奔放，意到笔随，如泻江河，或朴实无华，清新朗丽，感情真挚。司马迁用道家的观点来评点历史。他欣赏张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对张良遇黄石老人而得奇书一节，写得尤为精彩，给《留侯世家》（留侯即张良），蒙上了浓浓的奇丽效果。他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家观念贯穿于史事之中，李斯当了丞相之后门庭若市，前来贺拜的人络绎不绝，但事情总是“盛极而衰　”，而后来落得个赴刑场的下场。

合理想象的运用，亦是《史记》的传神之处。钱钟书先生曾说过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史记》融３０００年历史为一身，３０００年的人物、３０００年的事件，到司马迁时早只剩下了细枝末节，为了让人物丰满起来，让事件详实起来，司马迁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去揣测当事人的心理、去捕捉当事人的举手投足的神情，使人物形神兼备，呼之欲出，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比如在《绛侯周勃世家》中，汉景帝召见周亚夫并赐食的一节，汉景帝对周亚夫已不赏识，并且存心想捉弄他，赐食周亚夫，却又不给周亚夫置箸，周亚夫心里愤愤不平，自己取了箸来吃，汉景帝笑他　：“此非不足君所乎？”一语将其心态活灵活现地体现在纸上。司马迁根据事情发展的情形，来模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细小动作，几乎没有什么偏漏，堪称史家叙事的典范。

另外　，《史记》中语言的运用，也是很精彩的。司马迁常常采用歌谣、谚语、俗语等来叙事或评点，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如《货殖列传》中引用谚语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引用了“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春申君列传》中也以俗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评述春申君的悲惨结局；《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楚元王世家》中，“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平原君列传》中，“利令智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关的，口语的大量运用，也是古代文献的一大开创。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古语时，都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上古语言晦涩拗口，使人难以理解，司马迁就代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仅好懂，而且也使远古的人、事鲜活起来。　比如《尚书・尧典》中有一句　：“畴咨若时登庸？，”在《史　记》中，司马迁则使它通俗多了——“谁可顺此事？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叙述史事时，司马迁也是尽量要用淳朴的口语来达到一种清新自然的效果。如《　汲黯列传》中，“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司马迁抛弃了晦涩的说法，力使人物的言行与性格达到统一。又如《陈涉世家》中，陈胜旧日的佣耕伙伴说的就是：“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张丞相列传》中，口吃的周昌说的是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中此类贴近现实的，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显示了其广泛的人民性。

除此之外　，《史记》中也常常引经据典，司马迁就像一位动作娴熟的烹饪大师，把上古经典一勺一勺巧妙地添加到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中去，使之风味独特，更添意味，竟看不出添加的痕迹，经典之言早已和他的历史融为一体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司马迁在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通过《史记》一一显露了出来。除语言的运用之外　，《史记》的句式、语调结构等等，也都各具奇采。

拿《史记》的结构来说，《史记》就如一座宫城，里面宫厅楼阁、庭院水榭，皆错落有致，而每一宫殿、每一楼台的设计，又是各具特色，连庭院中花草的布局，也都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全书的设计来看，司马迁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天文、风土人情、日者龟策、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等等几乎是全社会的概括，有详有略地在《史记》中一一体现出来，并保持着各体之间的联系，如宫城中联系各个建筑的宽窄道路一般。并且在总体上寻求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划，以“通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在这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不少积极的东西，也会出现不少弊端，传统的内容反映了历史，也体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认识与创造，人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否则就把握不了历史的全貌；历史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活动又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自然、传统等制约着人类的活动，因而看待历史时不仅要重视人的作用，而且要注重对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研究；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史学著作就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各类人物，都能在其之中找到归宿，各类事件，都能在其之中找到踪迹，当然，史学著作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堆砌，它需要挑拣，它需要取舍，将有代表性的人物，将典型事件记述出来，就足以反映社会的全貌。因而司马迁在对整个历史材料的取舍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或述帝王将相，或述儒林学士，或述游侠刺客，或述佞幸滑稽，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无一不包，或讲风土人情，或讲政治文化，或讲天文地理，或讲医学家教，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无一不揽。

《史记》从各篇来看，也都脉胳分明、条理清晰。如《项羽本纪　》，全文从项羽的家世写到项羽兵败自刎，其中涉及到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可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司马迁剪裁史料、或详或略，重要片断，加以重彩描绘，使楚霸王这一形象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呼之欲出。　全文浑然天成，其中“会稽起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片断最为精彩，皆可独立成篇。《项羽本纪》成为历代传记文学的典范。

选材方面，司马迁立足于文章的主题，或详或略，或抑或扬。同一历史事件，在此处是长篇详述，洋洋洒洒几千言，在别的地方则一笔带过。同一历史人物，在这个场合唱主角，尽展人生风流，到那个场合就成了别人的陪衬。这些都是服从表现文章主题这一整体需要出发的。

《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双重成就，使它成为历代关注的焦点。

唐宋古文运动时期　，《史记》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肯定，司马迁的散文，被古文运动倡导者推为正统。叶盛说司马迁“在汉为文中之雄　”，李维桢认为“三代而下，文章之美，无如《史记》”。韩愈在评论柳宗元的文风时，说他雄深雅健似司马迁；柳宗元则以一个“洁”字评论《史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苏辙认为《史　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如此等等。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

此后，对《史记》的评点不绝于案，历代的人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对《史记》或褒或贬，或抑或扬　，《史记》就在一片议论之中渐渐走向了大众。

明清两代，对《史记》的艺术评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明代，以茅坤、归有光为代表。茅坤认为《史记》“疏荡遒逸”，其文风飘逸而不柔弱，亦不乏刚健之气，此外，他还大大肯定了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方面的独到之处，认为其“言人人殊，各得其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对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都有全面把握。归有光对《史记》更是推崇之极，他提倡学习《史记》的表现手法，但对《史记》的精髓，却没有真正把握住。

到了清代　，《史记》评论达到鼎峰，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尤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方苞讲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此来衡量《史记　》，方苞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刘大着眼于艺术方面，认为《史记》有“大”、“远”、“疏”、“变”这四大特点，“大”——气势宏伟；“远”——文辞含蓄；“疏”——跌宕有致；“变”——善用词语。

各派人士，对《史记》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顾炎武对司马迁在记人叙事时，对地理方位方面的准确把握很是钦佩，同时他对司马迁变化多样的叙事方法也十分推崇；梁启超对司马迁记人叙事的手法，也作过专门的评论，肯定了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之中以小见大的方法；曾国藩亦以为《史记》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　。”以“奇”来概括《史记》的特色。

近现代对《史记》的评论就更趋成熟了。鲁迅认为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颉刚认为司马迁“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也。”赞《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　。”

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给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有关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书目越来越多，对于司马迁，历史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对于《史记　》，也将永远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宝库中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