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时代

陕西韩城县附近，有一座龙门山，它横跨黄河，双峰对立，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而开凿的。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代，龙门山将黄河从中截断，挡住了黄河水的去路，致使洪水泛滥成灾，生灵涂炭。尧派鲧去治水，鲧采用堵塞的办法，治了九年也没有成效，尧一怒之下，命令舜将鲧杀了，并命令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禹考察了龙门山的地势，决定开凿龙门山，以疏导黄河。龙门山被劈开后，河水畅通无阻，水患日渐平息，人们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此龙门山也就隔岸相守，犹如两扇大门一样对峙在黄河两岸。黄河在此处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气势十分壮观。传说每年都有许多大鲤鱼游集到龙门山下，争先恐后地跃龙门，跳上去的，就变成龙升天了，跳不上去的，只得垂头丧气、抱憾而归，养精蓄锐，以待来年再试。民间广为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龙门山在人们心目中，充满了神话色彩。公元前１４５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就诞生在离这个神秘的地方不远的芝川镇。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祖先世代执掌史官的职务，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局纷乱，曾经中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重新开始了司马家族的“史官”世业。我们先来谈谈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西汉王朝的文帝、景帝时代，他学识渊博，自小就立志出任史官，献身于史学方面的事业。古代的史官叫做“太史”，除了记录史事，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等职责之外，还要掌管天文星象的观测，阴阳吉凶的占卜之类的事情。要做史官，就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谈首先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学习观测星象；然后又向《易经》专家杨何学习有关《易经》的知识，掌握阴阳占卜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具备之后，司马谈并不满足，他知道仅仅凭着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官，于是他又向黄老学派的黄生学习道家的哲学思想。黄生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曾记载了他与当时儒学大师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对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事件的辩论过程。辕固生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汤武伐桀纣，是顺应天命，顺应民心的事，那么商朝、周朝的各自建立也是合乎民意，合乎天理的，以此推出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的必然性，推出汉王朝出现的合理性；同时也提醒统治者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笼络民心，以免重蹈覆辙。黄生则从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出发，为防止大臣和民众们不服从统治，起来反抗，提出不同的见解——汤武伐桀纣并不是顺应天理、顺应民心的事情，商、周王朝的出现不过是汤武反叛君主、不安分守己的结果。黄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统治者怎样残暴，怎样腐朽，臣民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丝一毫的叛逆思想，一点一滴的反抗言行，都是要不得的。黄生反对动乱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建的汉王朝很实用。试想一下，秦末农民起义后，刘家坐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统治者用不着再考虑汉王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还是叛逆君主的问题，反正王朝的建立已经是事实，但是汉王朝建立之后会不会又有民众起来反抗，会不会重蹈秦王朝的命运，被其他王朝所取代呢？这正是汉初统治者所担心的，所以黄生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者汉景帝的重视，成为封建政权统治的正统思想。对于民众，黄生以汤武伐桀纣而夺天下的不合理性，告诫民众要安守本分，万不可存动乱之心；对于统治者，黄生又主张“清净无为　”，减轻剥削和压迫，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利于生产的发展、民心的安定，最终达到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历史证明，黄生的这一套思想对于汉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司马谈向黄生学习黄老思想，逐渐成为了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１４０年——公元前１３５年），司马谈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太史令”，从此一步一步实现他献身史学的理想。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封建统治者对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外需要反击匈奴的掠夺侵扰，因而已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办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一代儒学大师的学说被采纳，其思想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了当时的统治思想。持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常常感到很压抑、苦闷，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其文章《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学说分别进行了评述，大力推崇道家思想。思想上与当时统治思想的悖离也并没有使司马谈放弃献身史学的理想，一方面，他跟随汉武帝参加各种祭祀典礼，并和祠官宽舒共同制定了祭祀后土的仪式，履行他作为“太史令”的职责；一方面，他抽时间整理古籍古史。在整理过程中，司马谈常常感叹自孔子之后，史事零乱，无人著述，因而撰述历史逐渐成了司马谈的夙愿。

司马谈致力于史学的态度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司马谈还未做官，在家乡芝川镇以务农为生，但他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农民，他有从事史学工作的美好愿望，他向唐都、杨何、黄生学司习知识，学识渊博，因而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小时候的司马迁，常常跟小伙伴们去放牧，在广阔的芝川原野上，小司马迁和伙伴们对周围的景象产生了美好的遐想，尤其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龙门山，对司马迁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和小伙伴们说起龙门的古老传说，遥望着北面耸立的龙门山，不禁引发了对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浓厚兴趣。

司马谈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希望司马迁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当上史官，为社会的史学事业做贡献。因而在司马迁很小的时候，就督促司马迁学习以历史为主的知识。司马迁１０岁的时候，就能诵读《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代史籍了。汉朝的时候，一个学童想步入仕途，不仅要能背诵一些制度条文，能理解、发挥这些条文的意思，而且要会写９０００个字，会八体的书写，这样才有被一级一级推举做官的可能。文字的书写在当时要求非常严格，一个字写错，就有可能丢性命。在如此严厉的文字制度下，小司马迁要有多大的恒心和毅力才能学会八体的书写，才能会写９０００个字，才能会诵读诸如《国语》之类的古文啊！

司马谈做了太史令的这一年，司马迁随父亲来到了长安，从此，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京师长安一片繁华景象，金碧辉煌的建筑星罗棋布，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小司马迁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孩童天然的贪玩之心也使他对一些游艺场所跃跃欲试，但是在父亲严格的督促和教诲下，他排除了一切外来诱惑的干扰，一心一意地学习。

长安人才云集，给司马迁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司马迁曾经向当时有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又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　》。孔安国和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几乎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

董仲舒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他少年时学习非常刻苦，钻研古籍，到了一连几年都不向园子看一看的地步——人们常说的“三年不窥园　”，即是由此得来的。他后来名气越来越大，被举荐做了博士。博士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名称，在当时没有什么权力。董仲舒大量的散闲时间仍旧用来钻研儒学、讲授儒家经典。此时的西汉，已经是国强民安，一派强国景象，公元前１４１年，汉武帝登基。汉武帝是推崇儒家学说的，但其祖母窦太后却好黄老之术，窦太后在世时，汉武帝不敢违背太后的意愿，他公开推行儒家思想是在窦太后去世以后（公元前１３５年），此时司马迁正好离开家乡，随父亲来到长安。汉武帝推行儒家思想的最后障碍消除了，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实行他的计划。可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思想呢？依赖这种思想，又怎样很好地治理臣民呢？怎样让人民永远服从我汉王朝的统治呢？……汉武帝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公元前１３４年，汉武帝采取贤良对策的方式，招集人才。贤良即为有学识的人，对策就是在皇帝面前发表自己的见解，接受皇帝的提问。董仲舒在这次策试中脱颖而出，受到汉武帝的器重。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内容全部涉及天人关系（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董仲舒得到这个抒发见解的机会，马上不失时机地宣扬他的思想。他说，君王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君王统治人民，这是天上神的意愿，因而君王有主宰一切的权利；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就要废除其他思想学说，独尊儒术。君王的权力既然是上天赋予的，必然也要受到上天的限制，因而君主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天的意愿即天道。这些思想正好迎合了汉武帝一直想加强君主专制的想法，也解决了他原来考虑的一系列有关统治思想的问题，因而立即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贤良对策之后，董仲舒担任江都易王的国相，后来由于小人拨弄是非，被降为中大夫。中大夫是郎中令的一个属官，权力不大，只能在宫廷中提提建议。

遭到降职后的董仲舒在长安以讲授《春秋》来宣扬他的学说，减缓心中的忧闷之情。司马迁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向董仲舒学习《春秋》的。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的一些思想，但是董仲舒的思想并没有在他心中占主要位置，在他后来的巨著《史记》中，也只把《董仲舒》归入《儒林列传》中。

勤奋刻苦的司马迁，在良师的指导下，学识越来越广博，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具备了入仕的条件，更使他成了一个年轻博学的人才。

公元前１３９年，汉武帝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园，地址选在他母亲王太后的原籍槐里县茂乡。汉武帝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风水，但是嫌这个地方太荒凉，他可是个爱热闹的人，死后也是不甘寂寞的，于是他改茂乡为茂陵县，并鼓励人民迁往茂陵，凡是自愿迁移到茂陵居住的人家，每户赏赐钱２０万、田二顷，如此丰厚的待遇，吸引了不少人往茂陵迁移。此外，汉武帝又在渭水上面架起一座便门桥，连通长安和茂陵，方便了两地之间的联系，茂陵逐渐繁盛起来。公元前１２７年，汉武帝听取了主父偃的主意，将各地的豪强地主和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富裕之户迁到茂陵，这样不仅有利于茂陵的繁荣兴盛，而且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对豪强地主的管制。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司马谈也迁到了茂陵居住，从此司马迁开始了他在茂陵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