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漫漫仕途.2

平定匈奴之后的汉武帝忙于四处祭神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忙于兴师动众，泰山封禅，几乎把这一带的灾情给遗忘了。直到他巡祭山川，为封禅大典做准备时，才想起这件事来，为了不影响封禅时国泰民安的气象，营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的景象，他派了汲仁、郭昌征发数万民夫赶往瓠子口塞河，民心重新大振，塞河现场又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祭完泰山之后，汉武帝亲临濮阳的塞河工地，先是祭河，“沉白马玉璧于河”，然后命令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去负薪塞河，司马迁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塞河不是说塞就能塞得住的，几捆柴草、几担土石，转眼就会被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人们想了办法，先在决口处一排一排地打下竹桩，然后在竹桩之间填上土石和柴草。土石和柴草自然要填得多，填得快，否则又会被激流冲走，几万民众奔走于大堤上，景象十分壮观。文武百官混于民众之间，情愿的、不情愿的，都在为塞河而奔走着。

司马迁自幼耕牧，后来又奔波于东西南北，背几捆柴草，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比起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来，他干起这活要轻松多了。他感受着这一场人与自然搏斗的壮观景象，内心汹涌澎湃，思绪纷纷：自然力是强大的，然而人民的力量更强大！自古以来，人们为这黄河流下了多少血泪，洒下了多少汗水，可是总不能够彻底治愈水患，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免受这水灾之苦呢？但愿这一次能堵牢了这个决口，让遭难了２０多年的濮阳人民多过几年安宁日子吧！心里这样想着，脚下的步子愈发加快起来。柴草一捆一捆地从他的背上送到决口，他的激情也一点一点地在膨胀，几乎忘却了一切疲惫、饥寒，只知道一刻不停地为这一伟大的工程奉献着他微薄的力量。

然而柴草并不是能源源不断地供应的，时值春天，当地民众又要烧柴草取火，因而柴草很缺乏，塞河工程进行得很艰难。汉武帝担心这一次塞河不成，于是作了“瓠子之歌”以抒悲壮之情：

瓠子决兮将奈何，

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

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驰兮离离常流，

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反兮水维缓。

河汤汤兮激潺□，

北渡污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沉美玉，

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楗石淄。

宣房塞兮万福来。

数万民众、文武百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为害多年的瓠子口堵住了！整个工地一片欢腾，人们为就要脱离苦海而欢呼不已，司马迁欣喜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慈父去世之后，他沉重的心情第一次得到舒放，他再一次品尝到了劳动之后的甘甜、生活的甘甜。

决口堵住之后，汉武帝在大堤上修建了宣房宫，以纪念这次塞河工程，此后８０多年内，这一带再也没闹过水灾了。

司马迁对这次塞河工程是感触很深的，汉武帝的《瓠子之歌》也让他深受感动，他想起自己在祖国各地领略到的湖光山色，考察过的水利工程，不禁十分感叹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后来他作了《河渠书》来纪念这次塞河之事。

五、太史令

公元前１０８年，也就是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应了他父亲的遗言。从此，司马迁开始了论著历史这一伟大的工程。

太史令在西汉时与州刺史、县令等是一个级别的，享受六百石的官俸，实际月俸七十斛。在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府机构中，太史令的职位自然是很低的了，名义上相比郎中是有所提升，实际上等于从皇帝的近臣降到了普通下级官员的位置，反而是不如郎中的，但司马迁已经很满足了，他觉得自己能担任太史令，一方面是父亲的缘故（父亲也曾是太史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武帝对自己的信任。不是吗？太史令官职虽小，但也不是说谁想当就能当的，除了记录史实，整理古代文献古籍，太史令还得负责阴阳吉凶的占卜、天文星象的观测，这可不是一个普通人能胜任得了的。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对这一切知识早就烂熟于心了，可以说他在成为史官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史官了。

司马迁得到这个职位后，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一心想着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投入到这个职位中去，希望能有所作为，像他父亲临死时嘱托的那样，“以显双亲”。不仅如此，他还劝他的好友挚峻、长安的一名隐士也出来做官，但是被挚峻婉言谢绝了。

司马迁之所以以这样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太史令这个职位的本身。前面说过太史令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整理古代文献古籍，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以后，得以进入石室金匮（国家藏书的地方）阅读、整理各种历史文献，这对于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原来收集的历史资料毕竟是零散、不完整的，缺少一个整体的轮廓，就像一个人的躯体缺少骨骼和经脉一样，各部分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因此司马迁早就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参阅历朝历代的文书古籍，国家藏书处中极为丰富的藏书，无疑让他如鱼得水，从此他尽情畅游于这些古籍之中，几乎忘了一切身外之事。

石室金匮中的藏书真多啊！但又仅仅是多而已，由于缺乏管理，各种藏书随便堆积在一起，没有一点秩序，十分杂乱，而且许多竹简（古代在纸未发明之前，都是将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牛皮绳把竹简一片一片地连起来。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其所用竹简要用牛车拖才行）都损坏了，串竹简的牛皮绳也断了许多，零散残破的竹简到处都是，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老鼠们的乐园。司马迁对这一切是很痛惜的，除了重新整理，已没有别的办法。他仔细地一片一片地阅读、归类、整 理、登记，有时为了一片破残的竹简，他得花上几天几夜的工夫去推断其已损坏的内容，态度十分严谨。日子就在考证、校对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司马迁忘了白天，忘了黑夜，只是全心全意地整理着、整理着，石室金匮成了他的家，竹简为友，竹简为枕，竹简为案，司马迁头脑里满是竹简，满是竹简上的列列文字，别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几乎忘了他还有一个家，忘了家中的大小事务，与亲友之间的交往、应酬，也逐渐断绝了。什么叫废寝忘食？司马迁比废寝忘食还要废寝忘食得多啊！

万籁俱静时，藏书处的司马迁仍在忙碌不息，东方未晓时，司马迁又早已竹简在握，伏案疾书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司马迁躬身简中，“　为伊消得人憔悴　”，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健壮的司马迁，显得更加瘦削了，但那双眼睛，却依旧闪烁着刚毅的光采，尤其当他发现了某种新的宝贵资料时，那双眼睛就更加明亮了，灼灼神采，似乎能将它穿个透。

有时，他也到藏书室外面的走廊上散散步，透透气，活动一下倦怠的筋骨，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又是好久没回家了！”　司马迁掰着指头想算一下到底有多久没离开过书室了，一个指头还未掰下去，却已是满脸苦笑：他连今天是什么日子都不记得了！无奈地摇摇头，只得又往前走。

阳光柔柔地洒在屋檐上，又顺着屋檐倾斜下来，将几株翠竹的影子送入了司马迁的视线，司马迁抬头望去，高出墙头的竹枝在阳光中随着微风轻轻拂动，似乎一位淡泊红尘的世外高人在品味人生，是甜？是苦？是辣？是酸？在高人的眼里，都不过是一道道风景罢了，只是景色各异而已。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啾啾叫着从司马迁的视野中飞走了，留给了司马迁整片的天空，任他思绪驰骋。天空中飘着几簇懒懒的云朵，淡灰色的，和那浅蓝的天空一样不怎么明澄，太阳看上去并不耀眼，用不着把手搭在额头上去仰望它的姿采，它正慢慢地向西边滑去，身后跟着一群云朵，云朵的边缘被太阳的余辉染成了绯红，如同系了一圈美丽的丝带，终于，这丝带越来越红，越来越艳，终于将整个云层燃烧了！司马迁的心底莫名地激动起来，有一种赋诗颂词的欲望，可这欲望在脑海只闪了一下，转眼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书室成堆成捆的藏书在召唤他，父亲的遗命在鞭策着他，时间有限，历史浩翰，他得在有限的时间内整理出浩瀚的历史，为继《春秋》而著述做准备。时候不早了！司马迁舒了口气，慢慢地踱回了书室。身后，已是红霞满天，太阳和云彩做了最后一次对视之后，慢慢地没入大地，只有余辉仍在天空倦恋，渐渐地，它也累了，它也褪去华衣，在已经发灰的天空中睡着了。

书室并非世外桃源，纵然这里在司马迁看来也是书香扑鼻，充满情趣。身为太史令，司马迁是脱不开俗务的，他得向汉武帝禀报书籍整理的进度，他得抽时间记录朝廷内外发生的大事，他得掌管阴阳吉凶的占卜，他得负责天文星象的观测，六百石的俸禄不是好拿的啊！论著历史是他的理想，也是父亲的遗愿，可是阴阳占卜星象观测之类的事也是他的必要工作，为此，他常常不得不忍痛放下心爱的古书，去做这些事情，到底他自己信不信这些呢？我们现在都无从说起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经常陪汉武帝去四处巡游、祭祀，作为西汉时的太史令，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历史上记载着，从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汉武帝频频外出巡游祭祀，达到十次之多，历经今宁夏、河北、山西、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等诸多的地方，或是游玩，或是祭祀，或是巡视，或是封禅，总之让司马迁不能安心地去钻研他的古书。但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考察名山名川，丰富史料的机会，司马迁对此倒感到了几许欣慰，这样一边整理古书，一边出来印证古书上的记述，不是更好吗？或许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呢。司马迁有些安心了。

但是巡游是按照汉武帝的意志前进的，去哪里，去干什么，都是汉武帝一句话的问题，巡祭天地诸神是汉武帝的目的，因而去的，都是些与祭祀有关的地方，行的，也是些祠后土、修封泰山、郊泰 、祠五之类的事，烟火缭绕的神坛让汉武帝及其侍臣陶醉，却让司马迁有点不耐烦，那一屋的古书还等着他呢！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人之臣，就得失去自己行动的自由，就得看人脸色，听人使唤，全国上下都得听他支使，看他脸色，何止他司马迁一个人呢？

抛开这些祭神活动，司马迁倒是也有点时间考察一下民风民俗，收集一点史料的。在这一连串巡祭活动之中，也不是没有使他印象深刻、受益颇深的事情：

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司马迁扈从北巡。这一年的冬十月，他随汉武帝在雍祭了五 之后，沿着中道，北出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一路到了独鹿山（今河北涿县西）、鸣泽（今河北涿县西）、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南）等地后返回，后来又到了河东郡（今山西夏县东北）。

还有一次是元封五年冬（公元前１０６年），司马迁扈从南巡。这一次他们先到了盛唐（在今庐江），又去九嶷山祭过了虞舜，然后登上天柱山，在山上留连了一番之后，从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沿水路到了枞阳（今安徽桐城县东南），一路帆樯林立，船舻相接，繁华之中透出几许威严，让沿途的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百姓也是纷纷驻足观望。汉武帝站立在船头，如潮的“万岁”之声涌来让他很是心醉，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江岸让他很为自己的业绩得意，若不是自己这么兢兢业业，体谅爱民，臣民们能过上这么富足的生活吗？地方上能拿出这么多华丽的绸缎、鲜美的果点、艳丽的鲜花吗？这都是我汉武帝治理有方啊！得意之色溢满了汉武帝的面容，众臣也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司马迁心里暗暗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叫苦，龙船过后，他们不知又要为此受到多少盘剥，伪饰的繁华，让地方官吏出尽了风头，可这都是以对民众更重的剥削为前提的啊！苦，百姓苦；亡，百姓亡！

这两次的随帝巡游，涉足广泛，对他丰富史料，熟悉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是很有帮助的。

整理古书的工作就在断断续续中持续着，渐渐地，各方面的古籍都理出了个眉目，司马迁正待进一步进行钻研，又有一项重大的任务落到了他头上——修改历法。

西汉自建立以来，一直沿用的是秦朝时候的《颛顼历　》，“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很不准确，而且也不符合西汉的实际情况。汉文帝即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提出改历的建议，却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汉文帝让鲁人公孙臣制订改历的计划，但直到他驾崩，改历仍然没有被提上日程。汉武帝即位后政务繁忙，无暇谈及修改历法的事，直到北疆平定、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国内太平之后，他才想起这件事来，尤其泰山封禅大典之后，他更觉得历法是很有必要修改的了，但究竟什么时候改、怎样改，倡哪一德，崇哪一色，却是有点犹豫的。

自战国以来，就流行着齐人邹衍最先倡导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认为，王朝的盛衰是按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生克的顺序进行的，这五种物质也叫“五德　”，谁要得了其中一德，就是真命天子，就具有了无上的尊威。五德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紧密联系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体。同时又有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五德之间又是对立的，可以说各不相融，邹衍就以此来解释王朝更替和时事的变迁。五德是和各个朝代的制度相对应的，它们轮番替代，不断循环，因而就有了朝代的变迁。当某一德在某个朝代兴盛时，这个朝代的统治者就具备了这种“德　”，就说明他代表了天的意志，是真命天子，其证据，就是应天命而出现的各种符瑞。邹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说黄帝时兴土德，因为土是黄色的，因而崇尚黄色；大禹时兴木德，草木四季繁茂，到了冬天也是郁郁葱葱，木气很胜。因为木是青色，因而崇尚青色；商汤时兴金德，因金为白色，因而崇尚白色；周文王时，有火赤鸟衔丹书，飞到周朝的领地，周朝就崇尚红色，兴火德。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所接受，他按照五德终始的原理，推断出秦朝应当兴水德，——水胜火，秦代周，自然应当是兴水德了。于是他按照水德订立了一套制度：以十月朔为一年的开始；数字以“六”为吉利数，许多物品都以“六”为标准尺度，比如符为六寸，步为六尺，车轨为六尺，皇帝外出乘车时配集的马匹数也是为六，等等。全国上下，都崇尚黑色，衣服以黑为贵，旌旗也都是黑色的，皇宫内外，黑色成了权威的象征，代表着天子的威严。

汉朝建立之后，“汉承秦制”，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动。汉高祖刘邦自认为得水德，跟秦始皇一样，因而制度也毋需大的改革，并以青年时斩蛇一事来做为依据。

据说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沛县时，一次酒后见一大蛇挡道，随后将它斩杀了，后来遇到一位哭哭泣泣的老妇人，刘邦问她为何啼哭，老妇人哭道　：“有人杀了我的孩子啊！”刘邦乘着酒兴，拍着胸脯说：“谁杀的？我去给你报仇！”老妇人摇摇头，“你替我报不了仇。我的孩子是白帝子，今天变成了蛇，躺在路上，被赤帝子杀了，此仇无法报啊，所以我只有哭泣。“刘邦一听，暗吃一惊，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汉兴秦亡后，刘邦想，白帝子赤帝子想必都是可以变化成蛇的，既然如此，汉朝与秦朝同兴一德又有什么不对呢？加之汉朝初立，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汉初基本上就承袭了秦朝有关水德的说法。

现在到了汉武帝统领天下，局势大定，修改历法重新被提上了日程。自元封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人上书提议修改历法后，改历工作就逐渐进入了实施阶段。

司马迁受命主持改历工作。历法的改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对此十分谨慎，除了汉武帝指定的公孙卿、壶遂、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外，司马迁还邀请了许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学士专家来参加改历工作，如邓平、司马可、侯宜君、儿宽、洛下闳、唐都等等都被请来了，官府的、民间的，甚至连隐士高人统统被请到了皇宫，参与这一举足轻重的改历工作。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唐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向他请教过观测天文星象的观测方法，论辈份，司马迁该叫他“师祖”了，资历自然是十分老成。

几十位专家经过精密推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了新历，即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汉书》中对此历大为称道，说它“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其科学、精密程度，自然是远远胜过那《颛顼历》的了。

《太初历》将一年的开始定在正月，并一改旧历中以冬至月（今阴历十一月）为正月的传统，将正月定在建寅之月，即现在的阴历元月，称之为“夏正”。直到今天，阴历还叫做“夏历”。这种夏正制，贯通了二十四节气，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十分有利的，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汉武帝对这《太初历》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了，他下诏将元封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改为太初元年，并按照当年贾谊、公孙臣等人的建议，下令改制：颜色以黄为贵，数字以五为吉，定官名，协音律。自此，汉朝建立百多年来，终于完成了改制，正式以土德自居了。

《太初历》对后世影响是很深远的，它是我国古代历法变革的一项重大成果，为后来历法的发展，进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以阴历元月为一年开始的做法，其对晦朔弦望的准确订正，直到现在，还被人们采用，可以说，它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几千年的影响。

《太初历》的制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者，司马迁又当作如何感想呢？《太初历》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他承担的，采用夏正制的做法，也是他提出来的，做为自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此后又刻苦钻研星历知识的司马迁，在天文方面的修养、造诣丝毫不逊于其他专家。对于《太初历》的成功，他应当是很满意的了，而实际上，对于自己为之付出了诸多汗水的新历，司马迁并不觉得十分如意，甚至在后来的《史记》中，对这《太初历》也提及得很少。在他看来，《太初历》还是有许多缺陷的，比如汉武帝采用了邓平等人的建议，以音律起历，将本来与　历法风马牛不相及的音律牵强附会于《　太初历　》，而且汉武帝还接受了邓平等人提出的８１是一日之分的说法，将《太初历》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历元的安排上，他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因而虽然作为《太初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对此历并不是十分推崇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太初历》仍不失为一部好历法，作为此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的功劳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在新历问世的这一年，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也开始了。

从２０岁漫游大江南北算起，司马迁扈从巡游，足迹遍及祖国东南西北，对各地的地形、气候、人情、风俗了如指掌，对各种历史遗闻、历史传说，经过了实地的考证；从１０岁诵古文时算起，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后又得以进入国家藏书处博览群书，古今知识早已烂熟于心；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的历史发展概况，他也有了个清晰的轮廓。汉朝改制已经完成了，国内太平，是论著历史的时候了！

司马谈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司马家族世典周史，周公死了五百年后，孔子出世，著《春秋》载述历史，从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应该接续孔子的事业，到了将历史的载述继续下去的时候了！

上大夫壶遂问　司马迁：“孔子当初为什么要作《春秋　》呢？”司马迁曾经跟董仲舒学过《　春秋　》，董仲舒的观念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因而他先用董仲舒的观点来回答：“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王道废颓，人心不古，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的时候，宣讲他的“礼”、“仁”等主张，对人们的言行提出道德要求，却被众诸侯视为对他们的危害，他的主张被众诸侯抛弃，连本国的大夫们，也给他设置障碍，不让他顺利地在鲁国普及他的观点。孔子见天下混乱，自己的主张不会被采纳，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施行，就将自己的理想寓于对２４２年历史的评论中，褒贬时事，表明是非，作为以后天下行事的标准。孔子贬斥诸侯，声讨大夫，讥评天子，都是为了阐明王道、宣扬王道啊！孔子他曾说：‘与其把是非曲直挂在口头，空发议论，还不如把它们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中，这样就明显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接着，司马迁又对壶遂谈了自己对《春秋》这部书的看法，他认为　，《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则可以分辨人世间的纲常伦理，可以解释疑难事理，明辨是非，可以判断犹豫难决的事情，还可以表扬善良的事物，谴责邪恶的现象，尊敬德才兼备的贤良，鄙薄无耻的不肖之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残补缺，振兴已经颓荒的事业，这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这一著述，是十分推崇的　，《春秋》在他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圣书。

司马迁又将《　春秋》与《易》、《礼》、《尚书》、《诗》、《乐》等一一比较，来向壶遂阐明《春秋》一书的特点。他说：“《易》是讲天地、阴阳、四季、五行的关系，长于表示各种变化；《礼》是用来安排人世间的伦理纲常，长于指导人们的行动；《尚书》记录的是上古帝王的史迹，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之类的事情，长于体现各地风俗人情；《乐》是礼乐产生的基础，长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心情舒畅和美。与这些相比较起来　，《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就用来节制人的言行举止　，《乐》

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引发人们对礼乐的爱好，《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吐露心意，《易》用来解释各种变化，而《春秋》呢，则是用来阐明仁 义道德，指导人们按照仁义道德来做事。如果要治理乱世，使世道恢复安定的秩序，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的文字共有几万，其精髓有几千，万事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可以在《　春秋　》之中找到依据。”

司马迁显然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来，在壶遂面前来回走着，壶遂对他的学识见解和滔滔文采十分赞叹，正要开口说话，司马迁忽然转过身来，满脸激愤的表情，接着说　：“你知道吗？《春秋》中记载的谋杀国君的事件有３６起，灭亡的国家有５２个，失去了政权，不得不四处逃亡的诸侯更是多得无法计数，这都是因为失掉了仁义这个根本啊！正如《易》上面所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臣子杀了君王，儿子杀了父亲，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恶果，这是长时间内仁义不存所导致的结局！所以，一国之主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既辨不清面前进馋言的小人，又不知道在背后叛逆作恶的贼子；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　》，否则就不能妥当地处理事情，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遇到变化了的情况，也不知道怎样变通处理。作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要蒙受首恶这一不好的名声；作为臣民、儿子，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会因为弑君弑父而被判以极刑。他们犯了恶，却不知晓，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好事，是光明正大的事，这都是因为他们不通晓《春秋》的大义，没有掌握做人的根本啊！直到恶事败露，受到应有的惩罚，即使人家给他加上空造的罪名，他们也是不敢推卸的，谁让他们不明大义呢？不明大义，以至于君不像君的样子，臣不像臣的样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不像儿子，简直乱了套。君不像君，他的权威就会受到触犯，臣子就会对他不尊敬；臣不像臣，就会遭到被诛杀的命运；父不像父，就没有了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大逆不孝，遭到众人耻笑。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把‘天下最大的过失’这个罪名加到他们头上，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有所推卸。所以说　，《春秋》是礼义的本源。礼是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防范，法则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去施以刑罚，加以惩处，这哪一样更明智呢？但是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礼的潜移默化的防范作用却往往受到人们的忽视啊！”

壶遂连连点头称是，对司马迁的这一番议论佩服之极，但同时他也有点疑惑：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上没有贤明的君主赏识他，下没有人重用他，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他的观点得不到认同，所以才将自己的观点融于几百年的具体历史事件中，让后代的人们去评判是非曲直，让后代的人们明白事情真相。现在汉朝兴盛，上有贤明的君主，下有固定的　职守，太史公司马迁　干吗还想著述历史呢？现在国家繁荣兴盛，人民生活安定，各项事物都被安排得妥妥贴贴，难道还有论述的必要吗？

司马迁对他的疑惑做出了解释：“不全是这样的。我曾经听我父亲说：‘伏羲氏时代民风非常纯朴厚道，有《易》、《八卦》流传下来；尧、舜的盛世，《尚书》中都有详细记载　，《礼》、《乐》也因尧舜的贤德而兴盛起来；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赞颂；《春秋　》宣扬善事，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繁荣、民心的纯朴，并且对周王室大加赞扬，它并不仅仅是对世事的讥讽啊。’汉朝自建立以来，到当今圣明的天子掌管国事，得到了上天降下的祥瑞，设坛祭天地，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又修改历法，改变衣服、器具的颜色，将与土德相适应的黄色推到了至尊地位，这都是受命于上天的啊！天子的恩泽像流水一样滋润着无穷无尽的土地，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派来了懂汉语的使者叩境，请求上贡礼品，请求拜见天子，使者多得数都数不清。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英明贤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者说来，贤能的士人没有被重用，这是当权者的过失，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贤德但他的德行没有被广泛宣扬，这是官吏的失职啊！我担任太史令，如果抛开了圣明天子的英明智慧而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去加以表述，背弃了我父亲的遗愿，这是莫大的罪过啊。我所说的论著历史是记述历史事实，整理、编订世代相传的历史材料，并不是什么创作，而您把它与《春秋》相比，是有些误会吧　。”

对壶遂的一席话，既是说给壶遂听，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自此，他就开始了继《春秋》的著述。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即公元前１０４年，司马迁４２岁。

筹划已久的事情，一旦付诸现实，该是以多大的激情投入啊！４２岁了！人到中年，著书的热情在司马迁心中燃烧，他看上去显得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神采奕奕，哪像个４２岁的人呢？历史的使命鞭策着他，父亲的遗命督促着他，宏伟的理想激励着他，司马迁日夜奋笔疾书，挥毫洒墨。满腹经纶，恨不能立即化成行行文字篇篇文章。

可是著述工作常常被汉武帝的出游打断。汉武帝是不安于呆在皇宫里的，他要出游、他要巡狩、他要祭祀，几乎每年都不间断。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也只得放下手中的笔去迎合汉武帝的爱好。

据《汉书》记载，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汉武帝的车辇几乎没有休息过，太初元年冬十月到泰山，秋八月到宁夏；二年三月到河东；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修封泰山，……司马迁只能在汉武帝出游的间隙去继续他的著述。每次都是来不及拍去身上的尘土，来不及放松一下疲惫的筋骨，他就走进书室开始构思他的著述。

著述工作就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东奔西跑很辛苦，虽然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并不多，著述毕竟在继续着，直到有一天，大祸降临，司马迁陷入了痛苦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