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龙袍加身　一统帝国

项羽死后，楚军大部分都被消灭，刘邦派出各路将领分兵收复楚地。不久，各路征战的将士都胜利而归，惟独楚国的鲁城没有收复。刘邦亲自率军包围鲁城，将项羽的人头挑于长竿上，让守城的士兵观看。

城中士兵一看，项王都死了，知道自己也不可能支撑多久，便开城投降，至此，原属楚国的所有土地，全被刘邦收复。

刘邦进入鲁城之后，命人将项羽的尸体收好，将其安葬在谷城西隅，为他修筑了一座很大的坟墓。而且宣布凡项氏的宗亲，一律免罪，原归属楚国的各诸侯国也不再讨伐。

这时，各路诸侯纷纷投奔汉王帐前，愿意听从刘邦的调遣。刘邦见天下归汉，十分高兴。张良、陈平向刘邦进谏：“今天下粗定，各将领都手握兵权，应尽快安顿他们，以防不测。特别是韩信，实力最强，又占据齐地，地产丰富。若齐地归其所据，恐日后不免生反叛之心，不如封他为楚王，让他回故里，也算是衣锦还乡。”

刘邦点头称是，于是亲自来到韩信帐中，对韩信说：“韩将军智勇双全，屡立战功，为我大汉江山的建立出了不少力，乃我的左膀右臂也。今战事已完，民心安定，不必再劳将军征战沙场，我看将军还是交出兵符，回家享受荣华富贵吧。现在楚地已安定，先王义帝又无后嗣可立楚王，将军生于楚国，对楚国风土人情甚是了解，我决定改封你为楚王，定都下邳，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韩信虽心中不满，但出于无奈，一想汉王对自己恩重如山，自己也不必过多地计较名利得失，况且楚国乃故乡，封为楚王，也算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

便同意了汉王的决定，去楚国当楚王了。其他将领也纷纷被刘邦封王，交出了兵权，自此刘邦心中才得以安定。

公元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已被册立的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等人共同上疏，要刘邦当皇帝，刘邦忙找来群臣商议，大家都向刘邦进谏：“汉王乃贤能之才，平暴秦，伐霸项，对天下有功。现海内已定，百姓安乐，诸侯受赏，汉王可谓功比天高，理应当皇帝，一统天下，这样才是百姓之大福。”

刘邦推辞不过，便决定选黄道吉日，登基为帝。

公元前202年二月甲午（初三日），刘邦在汜水南面，龙袍加身，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邦即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

刘邦登基之后，文武百官一齐朝拜，高呼万岁，刘邦宣布：大赦天下，追封先母刘媪为昭灵夫人，立吕氏为皇后，太子盈为皇太子。随后，刘邦又下诏分封长沙、闽粤二王。吴芮为长沙王，无诸为闽粤王。

自此刘邦共封了八个王，他们分别是：燕王臧荼、韩王信、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ruì）、闽粤王无诸。

但刘邦对这八王仍不放心，怕他们拥兵自重，后来下诏，诸王皆罢兵归国，所有部下士卒，除少量援职外，都回家休息，免户赋。诸王都明白汉高祖的用意，便都知趣地依旨行事，刘邦心满意足。

刘邦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各种事情的处理十分繁杂。经过一番精心治理，诸事基本都已安定。已到五月间，正是春夏交接之际，刘邦在洛阳的南宫举行盛大的庆功宴会，宴请各诸侯王与文武百官。宴会上刘邦兴致极好，与群臣开怀畅饮，酒过数巡，刘邦与群臣聊天，让诸位畅所欲言，谈谈为什么他能打败项羽，夺得天下。大臣高超认为：项羽狂妄自大，对部下傲气十足，而汉王对部下宽厚仁义，十分诚信，每占领一块土地，便分赏给有功的将领，能和诸臣共享天下之利，故人心都向着汉王，得天下在情理之中；大臣王陵也认为：项羽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不予人利，打了胜仗，不论功行赏，口头答应封地，实际上却没做到，所以人们都不信赖他，不同他一起谋划天下，必然失败。

汉高祖刘邦听完，笑着摇摇头：“你们两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得天下，在于会用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城池，安抚百姓，源源不断地供给粮饷，我比不上萧何；统率千军万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比不上韩信。但我能很好地运用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而且十分信任他们，这才是我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帐前只有一个范增，他却不能很好地让他发挥作用，不采纳他的建议，甚至猜疑他，致使谋臣们都远离他，所以他注定要失败。”

群臣听了高祖的话都心悦诚服。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难看出，刘邦的确是一个有自知之明，善于用人的贤能君主。

汉朝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邦在制订各项政策时，还是继承了许多秦王朝的传统，但其规模大大超过了秦王朝的规模。在政治制度上，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由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中央一级的机构主要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汉朝初期时称相国）、太尉和御史大夫，他们是政府的主要大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事务。丞相是全国的最高行政官员，主要协助皇帝管理全国的行政事务；太尉掌管全国的军事，是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主要是监察百官，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九卿是：一是奉常（即太常），管理宗庙祭祀、朝廷礼仪；二是郎中令（即光禄勋），掌管皇帝的侍从与警卫；三是卫尉（即中大夫令），掌管皇宫的门卫；四是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五是廷尉（即大理），掌管刑狱；六是典客（即大行令、大鸿胪），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七是宗正（即宗伯），掌管皇帝亲属；八是治粟内史（即大农令、大司农），掌管全国的财政；九是少府（即考工），掌管皇帝的私人财产。

地方政府也基本上与秦朝一样，实行郡县制。汉初，高祖刘邦在全国设置了15个郡。后来，高祖在消灭异姓王时陆续恢复了一些郡县，同时又从秦朝时期的大郡中分设了一些小郡。这样，加上汉初的15个郡，一共是36个郡。郡设守、尉，郡守（即太守）掌管一郡政事，郡尉（即都尉）掌管一郡军事。与秦朝不同的是，汉朝的郡中不再设监御史。郡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令、长之下均设有丞、尉。县令、县长掌管一县的政事，丞协助县令、县长处理政务。尉则掌管一县军事。县下设乡，乡有三志，有秩、啬夫、游缴。三志是掌管教化的，有秩或啬夫听诉讼，收赋税，而游缴则是巡禁盗贼的。乡之下还设有亭，设有亭长、求盗。亭长掌管一亭事务，求盗掌管追捕盗贼。亭下设里，里有里正、监门。里正管一里事务，监门负责防卫盗贼。

最基层的乡村组织有什、伍。十家为什，有什长；五家为伍，有伍长。汉朝的乡组织与秦朝略有不同，规定在各乡的三老中，推选一人为县三老，其作用是要他们“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加强县乡之间的联系。

另外与秦朝不同的是，高祖刘邦除了推行郡县制之外，还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国。汉初，刘邦先是分封了7个异姓的诸侯王，后来除长沙王吴芮之外，其余陆续被刘邦消灭。削平了异姓王之后，刘邦又分封9个同姓的诸侯王，他们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等亲人，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与郡相等，王国的相国（后改为相）和太傅必须由中央委派，代表中央处理诸侯国内的政务，没有中央的虎符，诸侯国不得擅自发兵，诸侯王不得违反中央政令等，严格限制了诸侯王的权力。除了诸侯王国以外，高祖刘邦还分封了许多侯国。这些侯国的面积与县相等，大多是封赏给有功之臣的。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和诸侯王国并行的模式。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之时，定都洛阳。五月间，有一个当戍卒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关中地区背山靠河，形势险固，土地膏腴，是天府之地。劝刘邦定都关中，如果关东发生叛乱，可凭借关中地势，控制天下局势。当时刘邦找到群臣商议，刘邦的部下，有不少是山东（关东地区）人，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故都不同意娄敬的看法，坚持以洛阳为都。张良却对刘邦说：“洛阳地处中原，无山势河川可靠，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进可攻入关东，控制中原，退可依函谷关之天险，坚守稳定，臣认为娄敬的看法乃高见，关中可为都城。”

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劝说，随即命人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这样西汉的都城迁至了长安，后来中国许多王朝的都城也都建在长安。

娄敬的迁都建议被刘邦采纳之后，刘邦为了奖赏他，把他从一名小小的戍卒任命为郎中（皇帝的侍从），并赐刘姓。几年之后，刘敬（即娄敬）又向刘邦建议：关中民户不足，而且北有匈奴，东有六国强族，一旦发生事变，陛下难有高枕而卧之时，故他劝刘邦把六国君主的后裔和地方上的豪门贵族们迁徙到关中，这叫做“强本弱末之术”，即加强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势力的措施。刘邦同意了他的看法。公元前199年十一月，刘邦下旨，用强制手段，把战国时期除秦国之外的六国贵族后裔中，势力较大的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和地方豪强们共十万余人迁入关中，强化关中的政权。

由于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各国的地主阶级，使许多地主们纷纷逃到山泽之中，躲了起来。刘邦为了维护和扩大地主阶级所有制，增强封建统治的基础，在汉朝刚建立的时期，便下了诏令，宣布过去为了逃避战乱躲进山泽的地主们，现天下已定，令他们各归本县，而且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宅。这些地主们听到刘邦的诏令，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接受了封给他们的爵位与田宅。这样一来，就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高祖刘邦承袭秦朝按军功赐爵的制度。爵位分为二十级，最低的第一级为“公士”，最高的第二十级为“彻侯”（即通侯），其中第七级“公大夫”（即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县令，自第七级至第二十级为“高爵”。刘邦还下令，给跟随他作战的吏卒赐以爵位，依军功大小，由国家拨给田宅；“士大夫”以上高爵则“皆会食邑”，成为可以向所属封户征收赋税的特权地主。大量的获爵位的士兵们，成为新生的地主，这样就扩大了当时封建统治的基础。

刘邦当年攻入关中之时，曾与民众“约法三章”，但建国之后，简单的约法三章已不能适应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了。他命令丞相萧何主持制定法律。萧何以秦朝的法律为基础，基本上保留了《秦律》六章，并新增了《户律》、《厩（jiù）律》、《兴律》三章。整个《汉律》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所有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制定各种法律的同时，刘邦派人制定了各种上朝的礼仪。由于刘邦与手下的许多将臣都是布衣出身，不懂得繁琐的朝廷礼节，因此每次上朝之时，大臣们都不拘礼节，吵吵闹闹，有时甚至为了争功在大殿之中互相叫骂，酒醉狂呼，拔剑击柱。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刘邦作为皇帝应有的尊严。于是在公元前201年十月，长安的长乐宫建成之时，高祖刘邦令大臣叔孙通开始主持订立汉朝礼仪，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博士，学问很高，对礼仪方面的事务十分了解。他组织制订了一套十分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命大臣们都来学习朝仪，开始时，大臣们都不能适应，文臣武将鱼贯而行，行礼如仪，有动作不符合规定者当场由御史指出，拉到一边练习，直至整个朝仪完毕，无一敢喧哗的。

　从此，大臣们上朝参见高祖刘邦之时，个个都遵守礼仪，井然有序，突出了专制君主的独尊地位。一日早朝，文武百官身着官服，精神抖擞，按次序入朝拜见刘邦，宫殿外面，旗帜飞扬，威武雄壮的卫士，立在旗旁，显得十分庄重威严，刘邦见到这一切，心中十分兴奋，他对大臣们说：“今天我才真正体验到做皇帝是多么尊贵和崇高呀！”

由于秦末的农民起义以及后来刘邦项羽为争夺天下而发动的楚汉战争，使经济在长期战乱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农业，损失更大。粮食严重不足，每石米价高至五千甚至一万钱。刘邦建立汉朝后，看到了全国经济衰落的情形，下令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注意休养生息，从经济上巩固新建的政权。他下令大批的士兵复员回家，开展农业生产，从军的吏卒留居关中者免除徭役12年，返回家乡的免除徭役6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刘邦又下诏，吏卒在平城战役（后来灭异姓王的一次战役）中参战的终身免徭役；公元前196年六月，又下令，当年跟随刘邦入巴蜀、汉中和关中的士卒终身免徭役。这样一来，大量的士兵解甲归田，在长时间内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对恢复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刘邦是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发展起来的。他深知秦朝的暴政对人民的残害，加上秦末的连年征战，广大劳动人民已疲惫不堪，为了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刘邦在建国初执行轻税薄赋的政策。秦汉之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汉朝建立后，“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只抽农产物的十五分之一为农业税，比起秦朝来，税率是相当低的。当时封建政府的田租是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而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占有。轻租政策的实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扶植地主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当然，轻租薄赋也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汉初户口税是沿袭秦朝的，每户每年交户赋二百钱，另有算赋（人头税），公元前203年起在关中开始实施。规定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钱，叫做“算”，主要用来供军费开支。全国统一后，郡县官吏特别是地方诸侯王们，以向皇帝“献费”

为名，随意大增赋额，为人民所痛恨。公元前196年二月，刘邦下令，“献费”定为六十三钱，不得额外再增，这才削减了地方官吏对人们的欺压。

除了农业经济的问题之外，汉初商人经济力量的迅速膨胀，也成了颇让刘邦头痛的问题。第一，汉初从事冶铁、煮盐和铸钱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隶进行生产，一个占有一百个奴隶的工商主，其财富敌得上“千乘（战车一辆称一乘）之家”的诸侯王。临邛（qióng）（今四川邛崃县）卓氏冶铁致富，拥有僮奴八百，其享受比得上皇帝。富商巨贾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结交地方诸侯王，势力庞大，不利于中央皇权的巩固。

第二，弃农经商的人逐渐增多，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商人们还利用高利贷来兼并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破产，这都有害于农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第三，不法商人扰乱物价与金融，如楚汉战争期间米价贵至一石万钱，长安商人任氏囤粮居奇，大发其财。汉初允许民间铸钱，有的奸商掺杂铅铁，滥造钱币，致使物价暴涨，金融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

鉴于上述情况，刘邦实行了“压抑商贾”的政策：

（一）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加以抑制。不许商人及其子孙为官，不许商人穿锦绣绮絺紵（指不同的丝制品。）等制作的精细的衣织物，不许商人佩带兵器和乘车骑马。

（二）规定商人和奴婢要加倍出算赋，奴婢的算赋由其奴主缴纳。这一规定大大加重了商人特别是拥有大批奴隶的大工商主们的赋税负担。

不过以上压低商贾们政治社会地位和加重赋税的措施，并没有触动基本的生产基础，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商人经济力量的继续膨胀。后来汉武帝强行剥夺了许多富贾巨商的财产，包括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又把煮盐、冶铁和铸钱统统收归国家专营，才有力地抑制侵害农业的商人势力，给了残存的工商奴隶主以毁灭性的打击。

总之，高祖刘邦自称帝建国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行一些新的政策，使国家能迅速从战争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