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仕
远游归来的司马迁，不久就步入仕途，做了一名郎中。
郎中是汉代官吏中很小的一个官，主要职务是看守宫门，皇帝出行时就担任皇帝车驾的侍从，保护皇帝的安全。官虽然很小，不足挂齿，但可以借职务之便经常接近皇上，算得上是皇帝的亲信，这倒是令许多人向往。
汉朝的时候要成为郎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来源。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以前，只要是父亲的官职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就可以被选送去做郎中，因此富贵家的子弟成为郎中里的主要部分，平民和芝麻小官的子弟都是没有机会作郎中的。董仲舒后来就这件事在《贤良对策》里表示异议，因为高官家的子弟未必都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相反，许多富贵人家的子弟都是玩物丧志，花天酒地的庸俗之辈，皇帝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接受这些人所谓的保驾，又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京城官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并不少，哪能担保他们的子弟个个人才出众，个个都能胜任保护皇帝的重任呢？皇帝一听到这涉及自己安危的问题，就有些坐不住了，后来公孙弘出了一个主意，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可以补博士弟子员，朝廷每年给出50个博士弟子员的名额给民间，这些挑选出来的50个博士弟子员经过每年一度的考试，成绩优秀的，就可以做郎中了。因此到司马迁的时候，就有两种途径去做郎中。他父亲司马谈的官职并不高，只有六百石的官俸，这离二千石的标准还差得远呢，通过前一种途径是没有希望的，司马迁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作郎中的机会。
司马迁童年时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10岁时就可以流利地诵读《国语》、《尚书》之类的古文，到长安之后又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古文大师孔安国求教学问，他的学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广博，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赞赏，20多岁就游遍了大江南北，其丰富的阅历、远大的志向、渊博的学识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顺利地成为了博士弟子员。
离郎中的职位不远了，司马迁不敢怠慢，更加认认真真地学习。从古到今的历史文献，他几乎读了个遍，天文、地理、历史、医学、文学，他无一不精通。
他并不完全是为了当一名郎中才如此刻苦钻研的，他更看重的是自身学识的补充和能力的培养，这不能说没有为将来整编历史资料做准备的企图。
但是毕竟离郎中还有距离，亲友们劝司马父子去拜访拜访达官贵人，特别是要去拜访一下主持选拔郎中事务的要员，司马父子笑着领受了亲友们的好意，但是去拜访的事宜父子俩谁都没有再提起，那类事情是所有光明磊落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何况司马父子呢？
司马迁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开创一番事业，凭自己的学识去争取郎中的职位。果然，他不费什么力气就通过了考试，成了一名郎中。从此，司马迁走上了政治道路。
官虽小，事情却还不少，那些高官人家的子弟很瞧不起他们这一批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郎中，自认为高他们一等，平时总是对他们冷嘲热讽，指指点点，好像是这些平民子弟的介入抢了他们的饭碗，污染了这皇宫富丽堂皇的门庭，却忘了他们自己卑劣的德性才是对皇宫门庭最大的污染。司马迁他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干的活，是最苦最累的，除了整天笔挺挺地站着守宫门不算，休息的时候还得受富家子弟使唤，给他们打扫卫生，给他们端茶送水，甚至还得捶腰捶腿，像个奴仆一般，司马迁他们能反抗吗？那些贵族子弟的后台哪个不是高官厚禄，要给司马迁他们使坏也不过是一两句话的问题。
但是司马迁却又是与一般的平民子弟不同的，想想看，那么漫长的日日夜夜都留在了大江南北，那么多的艰难困苦都忍受过来了，司马迁他还会在乎目前这点苦这点累吗？但是人格上的侮辱有时却叫他无法忍受，那些富贵少年故意刁难他、用难听的话侮辱他，他也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用愤怒的表情表示对他们的不满，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再随便招惹他了。
渐渐地，司马迁的才能显露了出来，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彬彬有礼的谈吐，高人一等的才华，让其他人相形见绌，望尘莫及，那些平民子弟纷纷以他为榜样，把他当作最知心的朋友，亲密地与他交谈，诚恳地向他请教，富家少年也渐渐摒弃了高傲的态度，一改过去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对司马迁敬重起来。尤其当他们听说司马迁只身游历了大江南北的事后，更加钦佩司马迁的为人了。
他们邀司马迁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空余时间跟他们一块去游耍，但是司马迁都一一谢绝了，他要用有限的空余时间，整理他在漫游途中收集到的资料，他还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印证一些历史事件，哪有功夫去游玩呢？一次、两次，那些富家少年见他总不肯去，不禁有些恼怒了，以为他太不识抬举，后来也就不怎么请他，渐渐地也就冷落他了。对于这些，司马迁仍然不放在心上，所谓荣辱不惊，这些小插曲在司马迁的心灵里荡不出什么波澜。
作为皇帝的侍从，当皇帝四处巡游的时候当然也得跟着。皇帝走到哪里，他就得跟到哪里。汉武帝一向喜欢到各地巡游，跟随皇帝跋山涉水，并不是什么很好玩的事，稍不小心，就会掉了脑袋，但是司马迁对此却很感兴趣，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考察更多的地方、收集更多的资料了，从心底说，他巴不得天天有这样的好机会呢！
汉武帝对祭祀天地的事情，是十分感兴趣的，在司马迁作郎中以前，他就出巡过好几次，专门去进行祭典活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一次出巡到雍（雍在长安以西扶风的地方），祭祀上古时代的颛顼、喾、尧、舜、禹五位贤明的君主。颛顼、喾、尧、舜、禹这五帝大多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带有极为浓厚的神话色彩，常常与神啊鬼啊妖啊怪的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这正好也使得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神秘莫测起来。他们能通神、能统领各类神怪，人们心目中的五帝是无所不能、大贤大德的圣人，这也从侧面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理想吧！汉武帝此次祭祀五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抬高自己。
五帝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君，汉武帝对五帝的虔诚态度，是希望臣民把他与五帝联系起来的——“我这么年轻有为，英明无比，威震四海，难道不值得人们像赞颂五帝一样赞颂我吗？刘家王朝的统治一天天地巩固，这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这难道不可以跟当年五帝的功业相媲美吗？”当然，这种想法他是不会公然讲述出来的，他要在臣民心目中树立一个谦虚的、尊重上古圣人的形象。同时，他也想通过祭祀祈求五帝帮助自己去进一步完成各项大业：北方匈奴仍是汉朝边境最大的威胁。就在这一年，他用了王恢的计策，派了30万大军埋伏在雁门关外，然后派少数兵力去将匈奴引入埋伏，然后一网打尽，倒是想得挺周到的，不料却被匈奴识破了，30万大军一个匈奴没逮着，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把汉武帝气得够呛，马上命令左右将王恢推出去斩了！匈奴不平定，汉武帝岂能安心？
还有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民怨纷纷，这也是亟待去解决的问题；有几个诸侯不大听话，虽然几年前废了济川王刘明，其他那些看上去仍旧不怎么恭顺，得好好整治整治；大大小小的事加起来，够汉武帝伤脑筋的了，因而祭祀五帝，祈求圣灵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祭祀以后，汉武帝忙于攻打匈奴、巩固边防和打击诸侯的势力、集中中央的权力，10多年内都没顾得上再出巡去举行祭祀天地的活动。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再次出巡到雍，又将五帝祭祀了一番。此时各诸侯王已被他剪除得差不多了，派到各地的刺史也已将地方势力控制得服服贴贴，平定匈奴也卓有成效了。卫青、霍去病这两员勇将把匈奴赶得东奔西跑，打得落花流水，匈奴单于的叔祖父都被霍去病轻易地斩去了脑袋，匈奴臣服有望，汉朝可望彻底解除边境的威胁了！汉武帝这次祭祀五帝，心情一定与上次大不相同，得意之心，溢于言表。第二年，汉武帝不知什么原因又到雍祭祀五帝。可见他祭祀天地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开始巡游郡县，司马迁首次随皇帝出巡，他的父亲也在其中。武帝照例先去雍祭了五帝，然后转向东北，经过夏阳到了河东。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太守没料到皇帝会来，仓促之中哪来得及准备呢？接待皇帝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弄不好触了龙威，问罪下来，个人死了是小事，九族被诛灭可就惨了，太守越想越急，越急越怕，干脆自杀了。这并不影响汉武帝巡游的兴致。他在汾阴立了后土祠，举行了祭礼，一切仪式都是由太史公司马谈和祠官宽舒商定的。仪式结束后，汉武帝渡过了黄河，从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返回长安。经过洛阳时，汉武帝下诏赏赐30里地给周天子的后代，让他们用以祭祀周天子。周天子就是周朝的天子、皇帝，他灭掉了商朝，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他采取分封制，把原来属于商朝及其所属国的领地都分给灭商中有功劳的亲族或部落，当时周武王威震四海，各部落无不俯首称臣，人称周天子。
分得领地的部落或亲族就叫做诸侯，周武王的时候，慑于天子的权威，各诸侯都乖乖地服从天子的统治，按时献上贡品钱物，后来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减弱，周室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就再也不甘心受周室王朝的控制了；他们纷纷拥兵自立，称王称霸，而且彼此间争斗不断，构成了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主题。而周天子的后代呢，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到周朝末期的时候，各诸侯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而且还随便侮辱周天子，抢周天子的东西，周室王朝的威严一落千丈，再也不能统管神州四方了！想当年，周天子具有何等的声望啊！周室王朝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周氏后代也逐渐不为人所知了，但周天子的四海之尊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仍具有很强的印象，他的英勇、他的贤明、他的才识，许多年来仍受到人们的敬仰。汉武帝此次赏赐周氏后代地30里，也许是出于一种对没落的周氏后代的怜惜吧！
第二年，即公元前112年，司马迁再次随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又到雍去行祭祀，这次祭的是五畤。
五畤就是青黄赤白黑五帝的祭地。一番繁琐的祭祀仪式之后，汉武帝继续西行，越过陇坂（山名，在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内），到了陇西郡。陇西郡的太守只听说皇上去雍祭五畤，没料到皇上忽然有了兴趣要来这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上下乱成一团，眼见得皇上已到陇西郡了，而自己还没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一急之下，也自杀了。他已不是第一个因为来不及迎接突如其来的皇帝而自杀的太守了。汉武帝西登空桐山（即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据说黄帝也曾经到过这座山，司马迁跟随皇帝到了这里，自然又搜集到了许多有关黄帝的传说。
当然作为皇帝的侍从，皇帝巡游的时候，他是不敢乱动乱问的，但是陪同皇帝到了这些古地，他也是有机会能亲眼见一见的，空闲的时候，也可以找当地的人请教一下。皇帝每到一处，当地大官小吏都得候着，司马迁职位固然很低，但是作为一名皇帝的亲随，那些地方官也是不敢小觑的，司马迁要向他们请教点什么，他们还不得搜肠刮肚地讲给他听？有时候，他抽个空离开皇上到老百姓家里去，也能从老百姓那里收集到不少传闻。当然，一身戎装是不能进老百姓的家门的，那只会吓着了他们，家里平白无故地来了一个全副披挂的人，任何平民百姓都会猜疑、都会畏惧的，哪还会讲什么传闻给他听？
司马迁每次都是换上便装再去拜访他们的。
汉武帝登上崆峒山之后，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率领数万骑打猎于新泰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了甘泉。司马迁这次跟随皇帝出游，收获颇丰，尤其是熟悉了不少祭祀方面的礼仪知识，他对这次出游，是有很深的印象的。
二、奉使蜀滇
司马迁多次跟随汉武帝出游，他敏捷的思维、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巧妙的问答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称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博学多识，善于文辞的人物之一。在公元前111年，即崆峒之行的第二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出使巴蜀以南，代表西汉政府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各少数民族。
还是在公元前135年左右，汉武帝就想控制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地区，番阳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说：“想要征服南越，如果沿着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的水路运兵运粮，就太麻烦了，不仅路途曲折遥远，水路漫长，而且北方士兵多半不精通水性，很容易出差错，不如从夜郎（今贵州西部）过了盘江，给南越来个突袭，打它个措手不及。”汉武帝一听这主意不错，不仅可以征服南越，路途中还可以将夜郎一并收服，可谓一举两得。于是就任命唐蒙为中郎将，让他率领巴蜀千人前往夜郎。唐蒙到了巴蜀后，除了按照皇帝的命令征集了千员巴蜀民众之外，又发动民众一万多人替军队转运粮草，胆敢抗拒者皆以军法论处，一下子弄得巴蜀地区鸡犬不宁，民怨纷纷。
汉武帝惟恐激起民变，连忙派司马相如去安抚巴蜀的民众。司马相如是蜀籍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政治上并不得意，后来汉武帝欣赏他的文采，封他为郎官，这次他就是以郎官的身份去安抚巴蜀民众的。到了蜀地以后，他做了《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阐述与西南少数民族通好的重大意义，并向巴蜀民众解释说，把巴蜀地区弄得鸡犬不宁绝不是汉武帝的本意，唐蒙对巴蜀民众所犯下的过错都与汉武帝无关。这一来，民心就安定多了，同时，司马相如也以君臣之礼来告诫巴蜀民众不要有反抗之心，唐蒙兴师动众固不对，民众们又是埋怨又是逃跑的，这也是有悖于君臣之礼的。
唐蒙呢，早领了兵力毫发不损地到夜郎去了。夜郎在汉朝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势力弱小，唐蒙到那以后，不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夜郎国的首领多同归顺汉朝。后来汉武帝就在夜郎建立了犍为郡，这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到公元前130年的时候，汉武帝征发了大量巴蜀民力修筑了从犍为郡治所道到盘江的通道，这样就直接对南越构成了威胁。这条通道附近有不少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国家，他们见西汉王朝如此神威，而自己势单力薄，被汉朝收服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螳螂之臂，岂敢挡车？还不如主动归服算了，一来免得动了干戈，自己部落吃亏，二来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夜郎国的臣服就是先例。
于是，邛（今四川西昌县内）、汉源县内、冉駹（今四川茂汶县内）等地的首领纷纷表示愿意服从汉朝的统治，并请求汉朝马上派官吏去进行治理。汉武帝一听很得意：这分明是我大汉王朝的声威慑服了他们、我汉武帝的贤明感化了他们啊！各邻近小国纷纷俯首称臣，我大汉王朝威望无比啊！不久，他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前往这些地区（统称西夷）播撒大汉王朝的恩泽。司马相如和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坐着马车很快就到了西夷。西夷各国首领臣服之心是早就有了的，因而很快与汉使达成了协议，正式归顺汉朝。
司马相如回朝复命后，汉武帝在西夷设立了一个都尉，下属10多个县，统统隶属于蜀郡。
许多年过去了，西南各民族相安无事，一切太平，各部落都规规矩矩地听从汉朝的治理，不敢有什么异心。汉武帝忙于应付匈奴，也无暇顾及西南地区的事物。但是到了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突然调集兵力，以杨仆、路博德为将，大举讨伐南越诸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汉武帝不是还在跟匈奴周旋吗？怎么会抽出兵力来对付南越呢！这其中的原委还得慢慢道来：当年汉武帝收服夜郎，是想以夜郎为跳板征服南越，因而加紧筑路，加强了以夜郎到盘江的联系，在无意间得到大批少数民族部落的臣服后，不禁十分高兴，减缓了对南越的用兵，加上北方边境没有安定，匈奴的威胁仍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汉武帝为了全力对付匈奴，就把征服南越之事暂时搁到了一边。南越呢？
在汉武帝派兵进入夜郎的时候，尚不知觉自身的危险，当从夜郎到盘江的通道筑好以后，南越王有些惶惶不安了，朝中上下也是一片混乱，主张求和的也有，主张反击的也有，大多数还是倾向于向汉朝妥协，想想看，区区南越一块小地方，哪里是大汉王朝的对手？
当邛、莋、冉駹等地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对汉朝称臣的时候，南越王再也坐不住了，眼见得夜郎诸地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汉军在夜郎诸地屯集，灭南越之势已成，南越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动臣服吧，南越有富饶的资源、强大的军队（当然是相对于其他小国而言）、强悍的将士，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天然的屏障，在军事上不是没有优势，这么乖乖地就成了汉朝的臣民，颇有些不大甘心；不臣服吧，汉朝军队充足的兵力、富强的国力，岂是南越能抗衡得了的。
南越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纷，最后决定先观望一阵，要是汉朝军队不是冲着南越来的呢？要是汉朝军队到时候又撤走了呢？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观望着、等待着，果然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汉朝已放松了对西夷的控制，大批兵力也调回去了。南越王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从此以后，南越对汉朝的态度恭顺了许多，倒也相安无事。但是公元前112这一年，南越内部起了叛乱，丞相吕嘉杀死了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并且还杀死了汉使终军，公然蔑视汉朝，这可惹火了汉武帝，他马上派了大批人马前往征讨。第二年，破了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很快又逮住了吕嘉，将他斩首。
汉武帝见南越已破，于是在南越地区设了南海、苍梧等郡，后来干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一了领导机构，建立了盘郡、越雟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五郡。这些地区的局势稳定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汉朝对这五郡地区的统治，汉武帝派了司马迁去进行视察和安抚工作。
这就是司马迁出使蜀滇地区的背景。
司马迁此次出使的具体经历已经没有详细记载了，但是他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却详细得很，对后代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巨著《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多为后世人所借鉴。唐代大作家柳宗元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是仿照这篇《西南夷列传》而作的。
我们考证司马迁此次游历的路线，大概是南出汉中，然后经巴郡、蜀郡到沈犁郡，再到越雟郡，最远到了昆明。巴郡、蜀郡这些地方在汉朝的控制下，各方面都起了变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汉朝先进文化的传入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西南人民从汉族人民那里学到了不少工艺技术：汉人陶瓷、制绢、制玉等工艺让西南人民叹为观止。其实何止当时的西南人民呢？现代的人们不也常为汉朝文物中那精湛的工艺品，那惟妙惟肖的雕刻、绘画，那精美绝伦的绢帛等等而感叹不已吗？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时的帛画、绢衣，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等等，哪一样不使得现代人眼花缭乱？当然，交流总是相互的，汉族人民自然也吸取了不少西南人民的长处。司马迁出使到这里的时候，应当感受到的是秩序井然的景象。让我们想想看吧！西南地区既然同其他地区一样是汉朝的臣民了，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肯定是日益频繁，各种装束的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共同繁荣着整个西南地区，使得西南诸地各方面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这一切，司马迁应当是感到很欣慰的了，当然，这也是一个收集西南各地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机会，司马迁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然后，司马迁往云南昆明地区进发。
还是在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国的时候，大夏国的集市上就有巴蜀的布匹、邛地的竹杖等物品流通，张骞十分奇怪，要知道大夏国距汉朝有一万多里，路途那么遥远且不畅通，西南地区的物品怎么能在大夏国出现呢？于是他向大夏国的人请教，人们告诉他，大夏国的东南方向有一个身毒国，这些物品就是大夏国的人历经数千里的路程，从身毒国那里弄来的。张骞更奇怪了，忙追问身毒国的情况，大夏国的人将所知道的见闻都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身毒国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湿热，风俗大体上跟大夏国差不多。那里的人以大象为坐骑，连作战的时候都是坐在大象上打的。
张骞对此感到很振奋，他想，大夏国和汉朝的交往一向有道路上的阻隔，汉朝使者出使到大夏国，要经过匈奴的地带或者是羌人的国土，障碍重重，匈奴一向与汉朝为敌，羌地又十分险要，且对汉使不友好。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身毒国，联系着大夏国和蜀地，那么从蜀、邛等西南地区越过身毒国就可以到大夏国了，多便利啊！他回去以后把这一情况禀报了汉武帝，汉武帝于是派了使者从西南地区出发，前往身毒国。一行人到达云南昆明以后，遇上了当地的土匪，钱财被抢了，命也丢了，最终没能打通从西夷到达大夏国的道路。
司马迁出使蜀滇的时候，云南一带还没有归顺汉朝，对汉使依旧没什么好感，司马迁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他在云南可能并没有停留多久，历史上也只有他曾经到过昆明的记载，但沿途留下有关他的传说却不少。比如《云南通志》中就说司马迁曾经到过西洱河，“汉元封间，郎中司马迁到此观西洱河”；《滇云历年传》中记载：“司马迁立讲堂于叶榆（大理），为滇云讲学之始。”说是司马迁不仅到过大理，而且还在那里设堂讲学，开滇云讲学之风，如此等等。
公元前110年冬，司马迁完成出使任务，离开了蜀滇地区，去向汉武帝复命。
司马迁的这次出使，不仅对加强汉朝跟蜀滇地区的联系、保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他补充上次漫游中收集到的资料的不足、观察蜀滇各地的民俗民风大有帮助。到现在为止，司马迁几乎已经将全国游了一个遍，尤其是中国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各地的风俗文化、历史传说，司马迁都已经相当熟悉了。
三、扈从封禅
西南地区各部落纷纷臣服汉朝，北方匈奴之势已日落西山，“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依旧在延续，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的封禅大礼的即将举行成为必然。
有关封禅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封禅仪式之后，就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至尊，因而这种仪式历来为各朝皇帝所重视。“封”和“禅”是两种不同的祭祀方法，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就叫做“封”，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就叫做“禅”。汉高祖时，因为汉朝初建，政局还不稳定，匈奴又不时骚扰边境，汉高祖刘邦忙于诛杀功臣，忙于与匈奴周旋、妥协，没功夫考虑行封禅大礼的问题，而文帝、景帝为人仁厚、体谅民众，也不愿劳师动众，到泰山去行封禅大礼，况且文帝、景帝时期，黄老思想占主导，这两位贤帝对封禅之事也并不怎么重视。但是到了武帝就不一样了，武帝好讲排场，好歌功颂德，祭祀天地的事他很少间断，况且现在国力强盛、政局稳定、边疆安宁，怎么能忽略封禅这一大礼呢？
公元前116年夏六月，汾水附近挖出了一个大鼎，上面雕刻着各种花纹，还有一些怪异的文字，当地太守把这个消息报了上去，汉武帝对此大鼎的出现颇有些奇怪，找了挖掘者来查问，见并无奸诈，于是用隆重的仪式把大鼎抬到了甘泉。汉武帝亲自将大鼎察看了一遍，对大鼎宏伟的构造、怪异的花纹图案、神秘莫测的文字暗暗称奇，以为这是一个神物，于是想把这个鼎运到长安去，运输途中出现了怪异现象，有黄云浮在鼎的上空，一种叫做麋的珍稀动物麃从鼎旁穿过，汉武帝亲自射下了麃，用来祭黄云。自此，这个大鼎在汉武帝及群臣心中更加神秘了。
到长安之后，朝中上下对它更是议论纷纷，均认为这是一个宝鼎，是汉武帝的贤德惊动了上天，才使得这个“符瑞”出现。大臣们纷纷对汉武帝歌功颂德，劝汉武帝马上祭祀天地，举行封禅大礼。司马相如临死的时候都还对封禅之事念念不忘，在遗书中“颂功德、言符瑞”，劝汉武帝封禅。
在大臣们的不断怂恿下，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他命令儒生们筹备封禅的事宜，准备封禅。
皇帝封禅，事关重大，儒生们哪敢草率，又是查古书，又是引用古制的，各抒己见，几年过去了，也没弄出个头绪来。汉武帝干脆自己制造了一套封禅祠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又说同古代的不一样，不能用于封禅大典，汉武帝大为恼怒，“尽罢诸儒不用”。后来儿宽建议说：“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之所能列。”于是汉武帝就自己制定了封禅礼仪。
礼仪既然制定妥当了，封禅的事就该一步一步来实行了。按照古制，封禅先要罢兵，汉武帝于是率领十余万大军，招展了千余里的旌旗，浩浩荡荡地越过长城，到了五原、归绥，在边境耀武扬威，把匈奴震慑了一番。然后到了陕西的中部县，在桥山祭祀黄帝。
传说中的黄帝坟墓就在桥山，汉武帝问左右：“黄帝不是成仙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臣子们答道：“黄帝已经成仙上天了，这里葬的是他的衣冠。”汉武帝对成仙的向往顿时又添几分。
随后，这一行人马东下，东巡海上，礼拜嵩山，然后东上泰山，去正式封禅。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来是一直跟随着汉武帝的这次巡行的，不料到了洛阳以后病倒了，被留在了洛阳。眼见得千载难逢的封禅盛典参加不了了，司马谈又气又急，病势加重了，这时，司马迁刚好从西南回来，准备去向汉武帝复命，路过洛阳时，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迁几乎认不出他的父亲来了！那么瘦骨嶙峋，那么颓废无神，往日踌躇满志的神情哪里去了，往日循循善诱的慈父怎么变了一个人？司马谈见到儿子，眼里有了些光彩，他拉着儿子的手，悲愤交加，禁不住落下泪来，他断断续续地对司马迁说：“我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在远古的虞舜、夏禹时期就取得了显赫的功名，掌管天官的事务。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断，直到我做了太史令，继承了这一世业，现在难道这世业要断绝在我手里吗？
如果你做了太史，就能延续我们远祖的世业了。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要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我作为一名太史令，却因病不能跟随前往，去亲自参与这举足轻重千载难逢的盛典，这是命运吧！这是命运啊！
我死之后，你必然会接替我做太史。做了太史之后，千万不要忘了我所要编写的著作。况且，孝顺是从侍奉父母双亲开始的，然后在做事、在为皇帝效命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使自己扬名后世，以使父母得到显耀，这才是最大的孝啊！天下的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记述、颂扬周文王、周武王的贤德，宣扬、推广周公、召公的风化，实现周太王、王季的理想，以及公刘的主张，使周室社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残暴无道，王道亏缺，礼乐教化之事逐渐衰落，后来孔子修治、复兴了王道，并且编了《诗》、《书》，著写了《春秋》，为历代人所借鉴，当今的学者还以此为准则。孔子死后，自从鲁哀公猎获麒麟以来，已经有400多年了！
这400年间，诸侯互相兼并，时局纷乱，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的记载从此中断了！如今汉朝兴盛，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多少该载入史册的人物啊！我作为太史令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记载，废弃了历史的事业，对此我于心不安，十分恐惶，你要记住这件事啊！”司马迁早已泣不成声，他含悲答应：“儿子我虽然愚笨、缺乏才能学识，但我一定会尽力把父亲您所整理的历史见闻全部论述完毕，不敢有一点缺漏。”司马谈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安慰，他望着业已成人的儿子，怀着种种遗恨，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抚尸大哭，慈父的故去让他痛不欲生。慈父的音容笑貌，慈父的谆谆训导，从此只能在记忆中出现了！他司马迁从此是没了父亲的人了。儿时与父亲在夏阳耕牧，享受了父亲多少的疼爱啊；稍大后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古文，父亲的严格要求现在还记得清；到长安后师从董仲舒、孔安国，父亲的鼓励、诱导给了他多少信心和勇气啊！大江南北漫游的时候，父亲的殷殷嘱托何尝又不是常在耳边响起；出使蜀滇之前，父亲对他的衣食住行，对他此行的安危，关怀备至，叮嘱再三，那些言语给了他出使途中多少暖意？
都不在了！都不在了！这些都将永远成为记忆，也只能成为记忆了！遥想往事，想起父亲的生平为人，司马迁这个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坎坷挫折都不掉眼泪的人，竟哭成了泪人，弄得邻居们心里都酸酸的，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过来劝慰司马迁。过了一段时间，司马迁的心情终于渐渐平复下来，他想起自己此次出使蜀滇还没去向汉武帝复命，不敢多耽搁，于是妥善安排了父亲的后事，匆匆赶往泰山去见汉武帝。
汉武帝到了泰山以后并没有马上举行封禅大典，他听说蓬莱岛上有神仙出现，忙迫不及待地派了好几千人去蓬莱求仙，自己随即也跟了去。司马迁这时应该已经见到了汉武帝，并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也应该跟随汉武帝经历了这次求仙之行。
忍着丧父之痛，司马迁陪着求仙心切的汉武帝向蓬莱岛进发。途中，前面派去的人传消息过来，说他们晚上见到了一个巨人，有几丈高，出现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天亮以后去巨人出现的地方查看，发现有巨人留下的足迹，有点类似于动物的脚印，只是要大得多而已。大臣中又有人说，看见一老头牵着一条狗，嘴里不停地说：“我要见巨公，我要见巨公。”也是一眨眼就没了踪影。很难说汉武帝就全然相信这些，但他求仙之心一日不灭，这些所谓的见闻就一日不绝，这倒是可以断言的。
怀着强烈的求仙愿望，汉武帝在方士们的指引下，到处巡行、祭祀，地方去了不少，希望破灭了不少，方士也杀了不少，但汉武帝的求仙之心丝毫不见减弱，仍兴致勃勃地在司马迁等的陪同下跋山涉水，寻访神仙的踪迹。
漫游也好，出使也罢，即使随帝求仙，司马迁每到一地总是忘不了熟悉当地的地理位置、地形，了解当地的奇闻轶事，搜集有用的历史资料。这成了他精神上的主要目标。至于此次陪汉武帝到处求仙、祭祀，与其说他虔诚地相信这一套哄人的把戏，还不如说他是把这当成他的职责，因为他是郎中，他的职责就是侍奉皇帝，皇帝要祭祀，皇帝要求仙，他就得陪着、侍候着。缭缭香火中，浓浓的宗教气氛下，他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完成父亲的遗愿，继《春秋》而著述。
夏四月，汉武帝率众臣回到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北），准备正式行封禅大礼。封禅礼仪是汉武帝早就亲自制定了的，但封禅典礼具体应当如何举行，众儒生和方士们又各抒己见，意见难以统一，又一次让汉武帝恼火，于是他干脆又一次抛开儒生与方士们的意见，自己钦定具体的操作办法。
汉武帝首先到泰山南面的梁父山上，辟地祭地，举行了“禅”礼；然后到泰山东麓，用祭祀太一（上帝）的形式，筑坛祭天，举行了“封”礼。“封”、“禅“仪式结束后，汉武帝觉得还不够尽兴，还没显示出泱泱大国的气概和他汉武帝的无量功德，于是携了大将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前往泰山之巅，举行第二次“封“礼。这次仪式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隐秘的，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亲随，也未必得以亲眼一见。不过这也是无法考证的了。汉武帝带着霍嬗在泰山顶上呆到第二天才下山，随后又到泰山东北方向的小山肃然山上，参照祭祀后土的仪式，举行了第二次“禅”礼。封禅仪式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
古代皇帝举行重大祭典活动时，总是担心天公不作美，如果天不遂人意，皇帝就会有德行修养不够的嫌疑，当年秦始皇在泰山封禅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仪式不得不草草了事，儒生博士们在背后都讥笑他不配举行这种封禅大典。汉武帝此次封禅，风和日丽，很是让他得意：“我的德行无量啊！否则天怎么会这么助我呢？我的功绩盖天啊！否则怎么连统一了全中国的秦始皇都比不过我呢？”群臣对他的赞誉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在这个时候，头脑清醒的人是很少的，不管受捧者也好，捧人者也罢，头脑里早被各种吹捧之词塞得满满的了。但是头脑清醒的人总还是有的，司马迁就是一个。
司马迁是不信鬼神的，什么封禅、方士、鬼神，对他来说都是骗人的，那不过是方士们为了生存编出来的哄人的把戏。比如说，有一方士名叫少翁，自称可以通神，汉武帝按照他的意思建了甘泉宫，中间设台，祭天神，一年多了，甘泉宫除了人声还是人声，除了人影还是人影，哪有半点神仙的痕迹？后来少翁又写了帛书给牛吃，然后骗汉武帝说牛肚子里有宝贝，汉武帝命人将牛杀了，从牛腹中取出帛书，初见时大喜，还以为真是得到了宝物，仔细一认那字迹，却发现是少翁的笔迹。汉武帝的心情可想而知，堂堂天子，竟然受人愚弄，岂不气极，诛杀少翁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少翁是死了，更多的方士还活得好好的呢，他们照旧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出各种主意各种说法来满足汉武帝的精神需求——求拜神仙，长生不老。
司马迁对这一切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对这类荒诞不经的事，他是很厌恶，很反感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求仙再荒唐，他也得跟着，封禅再愚昧，他也得参与，谁叫他是皇帝的侍从呢？这都是他的职责啊！当一个人天天做着他所反感的事情，见到他所反感的事物时，心里必然是很难受的，加之刚死了慈父，司马迁那时的心情该是多么沉重多么压抑啊！幸好，他可以借此机会游历祖国河山，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倾听各种历史传闻，为著述历史继续做准备，惟有此，他心里才得到一点安慰，得到一点解脱。
封禅过后，在方士们的鼓动下，汉武帝又起驾到了海上，希望见到仙人。世上本无神仙鬼怪，纵使方士们吹得天花乱坠，纵使汉武帝东南西北跑断了腿，仙人依旧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哪能看得见、摸得着？
汉武帝这次注定又是白费功夫，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还没来得及失望就暂时放弃了海上求仙之事，那就霍嬗的暴死。汉武帝很扫兴，遂没了继续海上之行的兴趣，只得怏怏地沿海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巡辽西（今辽宁义县），历北边（北部边陲），至九泉（今内蒙包头市西），然后返回甘泉。此次北地之游，历程一万八千多里，汉武帝一路挥霍无度，给沿途郡县的赏赐无以数记，十分丰厚，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皇帝却毫不吝惜地用于挥霍，用于赏赐，以显示皇恩浩荡，恩泽各地。所经之地，哪一处不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哪一处不是搅得鸡犬不宁、民心惶惶？
这一路一万八千里，人民的苦难又何止一万八千里啊！
司马迁对此十分痛惜，但是作为一名小小的郎官，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司马迁的这次北地之游，弥补了他对塞外边境材料的不足，至此，他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及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历史不甘于几百年的沉默、孤寂，它要寻找代言人；司马家族不甘于世业中断，它要给司马子孙赋以历史的使命；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时已天下大定，局势平稳，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汉武帝生性爱热闹，喜欢四处巡游，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司马迁偏偏又做了侍奉皇帝的郎官。20岁时开始了大江南北的漫游，揭开了他游历祖国各地的序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侍从汉武帝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收获颇丰；奉使蜀滇，又使他对西南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一切一切，都为他以后论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游历并没有结束。
四、负薪塞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滔滔黄河，给人多少感慨、多少向往，又多少迷茫？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生长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母亲的性情又多么令人难以把握啊！高兴时，她一路欢歌，愉快地向人们展示她的丰姿，慷慨地给它两旁的良田沟渠以甘甜的乳汁，哺育它们的生长，人们从她那里得到了生存发展的力量和希望；发怒时，浊浪滔天，呼啸着、喘息着、呐喊着，铺天盖地摧残着树木良田、恐吓着她的儿女们，其狰狞的面目，苍天也为之变色。人们的力量在这位发怒的母亲面前，显得是那么弱小，那么单薄。黄河之水的每一次泛滥，夺去多少无辜生命，破坏多少美丽家园，人们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灾难何其重，痛苦何其深！
但是人们是不甘屈服的，一次一次的灾难之后，人们再也不愿忍受了，他们要奋起抗争，要与洪水搏斗，这宣言里孕含了多少悲壮，又有多少沧桑！人们的声音被滚滚涛声盖住了，人们的力量一次一次被排排浊浪摧垮了，但是人们的意志也一次一次地得到了增强。
大禹治水十三年，疏九川、洒九泽，终于平定了水患，人们对黄河再也不是无能为力了。人们揣摩着黄河的习性，修水渠，建河堤，化弊为利，引黄河之水灌溉农田，形成沃野片片，但黄河又岂肯甘于摆弄？
黄河的威力又岂是能忽视的？她反抗，她要摆脱桎梏，她又一次次发泄她的冲天怨气，但人们再也不惧怕她了，堤垮了，再修起来；渠断了，再接起来；亲人死了，掩埋起来；家园毁了，重建起来！历史就在这样的抗争中前进着，人们就在这样的抗争中成熟着。
从远古时代起，治理黄河就是历朝统治者的必然政务，尧舜时，先后派鲧、禹治水；春秋战国时，西门治水，秦国修郑国渠；西汉汉文帝时，巩固河堤，补漏补缺，到了汉武帝时又怎样呢？
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决了口，滔滔河水，势不可挡，向东南方向注入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一路毁坏农田民居无数，人们苦不堪言，又一次饱受苦难。肆虐的黄河水经过巨野后流入了淮泗，对十六郡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汉武帝派了汲黯、郑当率领十万民夫去堵塞决口，然而黄河之水来势凶猛，将堵好的决口又一次次冲垮，决了堵，堵了又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也没将决处堵住，人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汲黯、郑当遂将实情上告汉武帝，丞相田单向汉武帝建议说：“黄河决口，这是上天的意志决定的，现在派了大批民众去强塞决口，不是逆了天意吗？就是堵塞住了，违背了天的意志，又有什么好处呢？”劝汉武帝放弃塞河之事，顺其自然，汉武帝正一心忙于对付匈奴，听田单这么一说，也就不去管瓠子口的塞河工程了。这一来，这个地区的民众就遭了殃，水患不断，年成歉收，衣食住行全无保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初丞相田单的一番道理，天命倒是顺应了，可人命呢？谁来拯救这多灾多难的人民？要是田单的封地在这个地区，他还会满口天命、天道吗？只怕早就磕头作揖地求汉武帝增援了，就是因为他的封地在离河水泛滥区很远的地方（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收成颇丰，他哪会替灾区的民众想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