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安全警告》
作者：金磊
内容简介：
是一本让中国6亿城市市民全面认知家园“灾事”的普及读物。湖南衡阳大火悲剧、重庆开县并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件、京民大厦火灾惨案、北京大雨交通瘫痪、“云娜”台风灾难……我们拷问的不仅是在以往的灾难中付出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们能不能少付一些代价？少做一些错事？整个社会的安全，才能保证个体生命的尊严。中国城市减灾研究的著名专家、中国专家顾问团减灾顾问金磊先生，为我们解读中国城市防灾的态势，在评价事故灾害案例中，让全国4亿多的城市公众感受公共安全与城市防灾的发展，让更多人学会应急避与安全逃生。本书的意义更在于告诫各级政府管理者，对于城市防灾不仅要在“防与避”上下功夫，更要全力增强城市公众的防灾文化意识，尤其要使“危机是常态”的忧患意识与加快治理城市薄弱环节相结合，从根本上促进建立中国城市应付快速、组织科学、运转高效的防灾应急机制，让未来城市从容应对疾风暴雨式的隐性与显性各类灾变。
出版前言
为什么要组织出版这本书
这是第一本让中国城市公众全面认知家园“灾事”的普及读物。它不是艰深玄奥的概念推理，没有激昂慷慨的情绪化论述，作者积20年中国城市灾害问题钻研之功力，通过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冷峻地展示了中国城市灾害的全景，中肯地提出了综合防灾减灾的忠告。
我们的城市危机四伏。城市生命线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让我们的城市半瘫痪；我们的家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仿佛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游荡着幽灵般的杀手，断水和停电更是时刻高悬在头顶的利剑；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一系列的灾难害得我们骨肉分离：每天死亡300多人的交通事故，动辄死伤数百人的火灾、空难，年均死亡近20万人的灾难事故，假酒毒食品的泛滥，突发恐怖主义的滥觞……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灾变已如脱缰之马。
我们的灾难大多是人为的因素。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我国交通事故的致死率也是世界最高的，为27.3%，而美国为1.3%，日本只有0.9%。同级地震，我们的伤亡也要比日本多得多。美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一年死亡仅30多人。而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产煤国家事故死亡的总和，仅2004年上半年就死亡2644人，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就有近3名矿工兄弟遇难。我们烧的哪里是煤，烧的是自己同胞的血和他们亲人的泪啊！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而恰恰这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缺失了。我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我们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我们还能放心地吃什么？SARS凸显了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不安全感已成为严重的城市病。
本书作者金磊先生是中国城市减灾研究的著名专家，作为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减灾顾问，近20年来，他竭力为中国综合防灾减灾鼓与呼，呼吁我们再不能就火灾说火灾，就水患说水患，就交通说交通，而要树立一个综合防灾减灾观，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政府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社会救援保障及公众安全文化能力等在内的综合体系。
为了尚不知晓的下一次是什么类型的灾害，为了中国城市还没有建构起来的综合减灾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为了让更多的城市公众增强防灾文化意识，中国城市出版社约请金磊先生撰写了这本书，希望它能够成为促进建立中国城市防灾减灾应急机制的催化剂，成为城市公众走出忧虑灾害侵袭阴影的希望之光。
洪灾与水害暴雨拷问脆弱的城市（1）
我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频繁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
2004年入夏以来，全国十多个城市因大雨的沥涝和瘫痪，已让人们一次次反思，如何让城市从“水来土屯”走向“未雨绸缪”已成为问题的焦点。此外，是全力关注雨灾，还是关注城市安全；是应对季节性洪水，还是站得更高些，设想下一次袭击城市的是什么灾害……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安全为我们提出的挑战性课题。
2004年7月10日下午，恰逢周末，一场十多年罕见的暴雨突袭北京城，片刻功夫整个北京城变成水乡泽国，交通顷刻间处于混沌状态。各路段相继告急，十多座立交桥下的积水超过两米，一辆辆熄火的汽车犹如一只只瘫痪的水牛，趴在水中央动弹不得，堵车时间平均达到5小时之多，行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水中探索着回家的路。
这场暴雨，不但造成北京交通严重拥堵，也使城区房屋遭了殃。仅漏水、进水的房屋就有近5000间。家住前门同乐胡同的魏大妈和她92岁的老母亲住在两间小小的平房里，百年老房经不住暴雨的冲击，一间平房的顶棚塌了下来，另外一间的顶棚只能依靠一根铁丝勉强维持。
为何这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现代化城市交通竟是如此弱不禁风，一场大雨的袭击就足以使它崩溃？气象灾害击中了北京城市气象服务、市政应变能力、交通疏导、防灾系统等多处软肋，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又岂止这些？
应该说，在这场暴雨中，北京各个职能部门出动是及时的，工作是尽心尽职的，但多是单打独斗，缺乏联动机制，因此效果并不明显。气象专家预测到了此次降水却没能料到是一场十多年罕见的大暴雨；市政部门及时出动参与排水，无奈一些排水管道老旧、设计不合理导致排水不畅；北京警方出动三千警力指挥交通，但到达现场却只能在水中无助地望着一个个拥堵地段……“就像火场一样，到处是火，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救起。”
2004年7月28日晚9点到29日早7点北京又降了大雨，导致继“7·10”后再次造成部分立交桥及道路积水、交通拥堵，已造成京津唐高速路北京段、机场路因交通事故的大拥堵。2004年8月27日下午5时许，一场大暴雨使西北四环一亩园桥下大量积水，造成西北四环路及万泉河至西苑方向主路交通拥堵达6小时。面对北京所表现出的城市“雨交通”灾害，我们不可再从城市为什么泄洪能力如此差等技术上找原因，而应连同自入夏以来，成都、上海、哈尔滨、武汉、郑州、广州等城市发生的暴雨洪涝作一番分析。事实上，上述城市无一例外，在不大的大雨中，不同程度地出现房屋倒塌、交通中断、路面被淹，甚至人员伤亡事故。近年来各种事故灾害频发年复一年，我认为，2004年夏季暴雨问题的大暴露是继2003年“非典”后我国大中城市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又一次“失败”教训。
上述灾难难道仅仅是突发暴雨所致吗？它暴露出了什么？能说明我们现有的城市防洪综合性应急预案有效吗？为什么在进入雨季大雨到来之前，我们没有将重点放在城区道路及立交桥下面的早已知道的隐患中呢？为什么我们在制定预案时，不按照城市最大降雨量考虑实际可能达到的排水量呢？如果不可能，我们该怎样综合应对？多年的缺水给城市留下的负面影响是“防汛抗旱，旱为先”，是不是过多地考虑了要留下城市宝贵的雨水，但殊不知一场并非罕见的大雨又一次考验了城市。考验了什么呢？考分高吗？如何评价呢？以下是与此相关的12个方面的联想。
“7·10”暴雨是否大到足以造成如此局面
第一，7月13日正值北京“申奥”成功三周年，距召开北京2008年奥运会仅仅剩下不足四年，北京的夏秋季极端天气状况必须研究透彻。此次大雨至少警示我们“安全奥运”的环境尚未准备到位，一场大雨就令我们再次措手不及。如果再叠加其他突发事件，又该如何应对呢？为什么我们的警觉意识如此之差？
第二，北京“7·10”的城市暴雨有多大？是不是大到足以造成如此局面？回答是否定的！7月10日的暴雨是十多年来少有的高强度短时降水，可从100多年的北京日降水资料看，仍然属于一般性的大暴雨过程，一小时内的降水强度仅40～50毫米，此种情况在历史上常有发生，与北京城区一小时降水126.4毫米的极值（1959年7月31日，海淀五塔寺）相比还差甚远。其对，北京2004年的主汛期才刚刚开始，要充分认识到“7·10”大雨仅仅是2004年城市洪涝的一个序幕，应有防更大城市洪涝灾害的准备（包括城区洪涝和小区泥石流地质灾害等）。
第三，由“7·10”事件令人想到北京又重演了一次2001年12月7日降雪灾害事件，那次灾害让整个城市陷入史无前例的交通大瘫痪。事实上，近几年北京发生的突发事故、灾害不少，但往往是滞后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效应对的，这说明我们的整体应急体系是欠完备的。因为迄今，我们尚未成立全市综合减灾管理机构，面对“7·10”暴雨，积极应对的绝不能仅仅是水务局和市政管委，它们在这场事件中的作用来的太迟了，有效的对策必须是呼唤全市层面上建立综合减灾应急机制。
第四，危机往往亦是破题时，愿这次暴雨带来的交通大拥堵给交通部门再来一个警示，是不是每每面对“灾害”事件，都该超前行动呀！是不是应格外关注节假日及上下班高峰时发生在交通上的非直接交通事件呀！暴雨造成了部分城市断电是事实，但并非路灯系统也坏了，为什么在黑夜视线仅50米左右的南城不及时启动路灯照明系统呢？路灯对暴雨、大雪、大雾“天已很暗”的路况是多么大的安全需求呀！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没能体现出预案的应急作用呢？
洪灾与水害暴雨拷问脆弱的城市（2）
多年积累导致减灾体系功能降低
第五，北京市各级领导近来十分关注城市综合减灾的安全建设，“十一五”计划战略研究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都将综合减灾纳入其中。笔者作为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深刻感到：为了让城市远离这些事件的阴影，让决策科学化落到实处，必须从“体制、机制、法制”三大支点上去关注北京城市综合减灾体系建设。在正视城市事故灾情现状的同时，探寻城市安全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事件扩大化的趋势。愿我们多一份更全面的“市情”认知，预在市民中晚多地普及一些安全自护文化知识，不仅为“安全奥运”，也为可持续发展的北京及中国城市带来更多科学思考和责任心。绝不能让北京再在世人面前丢脸了！绝不能再由此而影响北京的国际形象了！
第六，事后有很多市民埋怨天气预报不准。我认为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即使是美国、日本，对局地暴雨的预报准确率也在24小时内，每提高一步要靠大量的科技投入，而我们这些年才刚刚开始重视科技减灾，缺口很大，所以这次“7·10”暴雨灾害给中国气象科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七，必须承认，目前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设计标准太低，如交通干线排涝能力只按“5年一遇”考虑，北京不少河道如通惠河、坝河等也只有25年一遇标准，这与国外大城市“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标准相差太远。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城区不透水地面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地面径流系数大大提高，强降水，对城市交通威胁很大，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交通“栓塞”的节点。北京市正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对此应彻底地予以考虑。
第八，这些年城市建设大干快上，但不少市政道路施工留下了许多安全隐患仅1年内北京市区就发生多次道路突然坍塌事故“7·10”暴雨的外因又加剧了城市道路本底质量差所诱发的事故。所以，“7·10”给我们的施工安全与管理一个大警示，要实施“道路质量责任”，必须还百姓一个放心安全的环境。可进一步讲，公路管理部门应特别加强平时路面的维修，它的行动应是主动的，而不该是被动的。要逐步形成一个制度：公众举报道路长期坏损，无人过问要有追究制！
第九，以上已讲了，这次“7·10”城市暴雨短临预报很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它的预报问题，同时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将这个警报及时告之北京市民及城市公众。按现有的信息系统及机制，无法让市民通过移动短信、电视台播放文字等方式得到该信息，这也是城市管理部门综合考虑的。
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了吗
第十，进行公共安全建构的缺失分析，我们绝不应忘记“7·10”。中国人和北京人对于事故灾害的感性认识已经很多了，特别由于媒体的知情权及监督作用下，更多的灾害事件被揭示了，但也要思考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吗？我们不可将事故总当成故事讲。当今的公共安全问题中，公共安全应急资源要整合，预防、应急救援及事后处理是应对公共安全的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怪现象：一边不少部门在讲自己的力量如何的不足，一方面却又有庞大的救援队伍。仅以城市公共安全为例，就至少有：城市急救、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队伍。可问题在于救援力量仅仅是行业自己的，从而在条块分割情况下造成力量分散，无合力而言。所以，无论从体制、机制、法制哪方面都呼唤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公众不可缺少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更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传统的安全观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
第十一，呼唤公众的公共安全文化教育。自2003年末迄今，井喷、火灾及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防灾预警的觉醒。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距，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是“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是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精神”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其二，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其三，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其四，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为例，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近50万人参加的近800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第十二，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1)城市灾难，带给人类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应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2)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3)城市灾难，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比如“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特有的警策性作用。
洪灾与水害暴雨冲开淮河治污“十年之丑”
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暴露淮河治污“十年之丑”。据新华社合肥站报道，淮河部分支流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当地居民目睹了怵目惊心的一幕：5亿多吨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带，“扫荡”淮河中下游。同时，淮河治污“十年之丑”顿时暴露无遗！
污染物拥塞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1994年由国务院牵头，涉及1.8亿人口，历时10年，投入数百亿元。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治污法规、第一部流域治污规划，都因淮河而诞生。 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支流沙颍河、涡河等上游降下暴雨，洪水顶托使原本藏于各种闸门之后的污染物被集中下泄，拥塞淮河干流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水利委员会和环境监测部门监测发现，污水先头部队氨氮超标10到60倍。随后是工业污染和其他污染。污染水体总量达5.4亿吨，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蚌埠等沿淮城市自来水厂被迫停产。
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1％。氨氮超标是生活污水所致。沿淮四省37个地级市159个县市，生活污水处理按10年前制定的法规必须全部处理后排放。据了解，全流域建成污水处理厂不到应建的10％，建成厂实际运营量仅为能量的10％。即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约1％。现生活污水占淮河污染60％以上，如此“书面治理”，治愈遥遥无期。
环保水利数据大相径庭。本次污水团仍以工业污染物为主。7月26日，经数十亿立方米湖水稀释后进入长江水道，仍使未经意的渔民手脚溃烂。工业污染源治理是淮河治污重点，10年成效如何？记者看到环保、水利部门竟是截然相反的数据：主要污染物COD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为70万吨，10年降低了约50％，“逐年下降”；而隶属水利部的淮河水资源管理局测定2003年排放量123万吨，“快速反弹”，接近治理前水平。
“河蚌死了，野鸭死了。鱼虾全死光了。十年治污，今又如此！”盱眙县环保局局长胡爱华说。在淮河干流、洪泽湖上采访，死鱼虾的腥臭让人窒息，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渔家女抽泣声不绝于耳，一个个负债累累的汉子绝望的神情令人心颤。盱眙县6亿元价值水产品，半数化为乌有；国家投入数百亿元付诸东流。
洪灾与水害水中泡着的传说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神话传说中，都有洪水的神话传说。世界上诸多创世神话的共同主题是：先有水后有大地。滔天的洪水是如此深刻地映遗在先民的脑际，洪水的传说流传在各个民族中。
传说上古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自然界的大灾变，天崩地塌，大火燃烧，洪水泛滥，恶禽猛兽残害人民。女娲熔炼五色石块去修补苍天；斩断鳌足代替天柱，树立在大地的四方，将天撑起来。还杀死了兴风作浪的黑龙，以拯救中原的人民。然后，把芦苇烧成灰，堵住了滔天的洪水。补天神话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于治水。女娲也可算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只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淮南子·本经训》“共二氏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等记载。尽管情节略有差异，但所涉及的均是这泛滥洪水。由此可以推知，“洪水泛滥”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共同遭遇。
台湾的洪水神话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洪水的起因往往与地震、巨鳗、大蛇有关，它们发动了洪水，洪水淹没了平原和小山，冲走了家园和庄稼。阿美人有个洪水与人类再传的神话：大洪水的到来使人类百无一存，只有当地一对兄妹坐在木臼中飘流到山地而幸存下来，为了繁衍后代，这对兄妹结为夫妻，后代便成为“木臼传人”。另一对姐弟则凭借壁板死里逃生，他们在山地重建家园，最后也成为夫妇，他们的后代便成为“壁板传人”。“木臼传人”与“壁板传人”形成了阿美人的两大体系。
彝族的洪水神话是“竹子的儿子们”。故事讲的是忽然洪水泛滥，淹没了村子。水中漂流着一支长竹筒，有一个女子紧抓住竹筒，一起不知漂流了多少日夜。洪水消退了之后，单独留下来的女子，寂寞地边哭边吹口笛。悲伤的音调打动了竹子和飞鸟们，与她成为好朋友。不久，女子的脸红了，她抱着竹子，沉思着想要生孩子。飞鸟们告诉女子，用石头打破竹子的一节，结果婴儿从竹子里生出来。女子因没有乳汁喂婴儿，感到悲伤而哭了，婴儿却吸吮泪水，立刻长大。女子把剩下的竹子节打破，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后来都成家，传下彝族的子孙。迄今彝族同胞们还很喜欢竹子，都认为自己就是竹子的后人。
徭傀族的洪水传说是：七天七夜的黑云又九天九夜的暴风，江水盈到天边，人类都灭绝了。只有花葫芦里的两个兄妹没有死。经过九天九夜，江水消退之后，找不到对象，两兄妹便结婚，生了十女九男，成家之后，分成徭傀、汉、怒、独龙、藏、彝、白等七种语言七族的祖先。
这些神话质朴、真切，透露出人类早期同族血缘成婚的历史真实与大洪水后开拓荒野、繁育后代的艰苦历程。
纳西族的洪水传说中讲：九个男神和七个女神创造了天地。天声和地气结成三滴白露变成大海，海中产生一位神，神的第七代就是人类的祖先。当时五个兄弟和六个姊妹，因找不到对象，就兄妹通婚，因此触怒了神意，发生大洪水。人类的祖先求神宽恕，神告诉他用生牛皮做鼓，带羊、狗、雄鸡和九种谷物、刀和打火器，藏进皮鼓里，漂流了好几天，只有他没有死，碰到山腰，才跳出来。然后遇到一位天女，经过天神的难题测验，终于和天女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三个不同的地方，乃做三个族的祖先。
苗族的洪水传说是：有个勇敢的父亲，因村民害怕雷雨，就去捕捉天上的雷关在篮子里，告诉儿女不能拿水给雷公喝。父亲出外时，兄妹不忍心雷公的要求，只滴给雷公一滴水润湿舌头。雷公得了活力跳出篮子，拔一颗牙齿给兄妹埋在土里，只一个晚上就发芽、长大，结一个大葫芦。雷公掀起滔天洪水进行报复，兄妹幸亏葫芦得以生存。
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可以看到较多历史的印记和质朴的民风，而较少有宗教的解释。对于大洪水的起因，人们很少有自身罪恶的意识，而认为是自然现象；对于大洪水的过程，也是模糊在一片惊恐而茫然的气氛中，不知所措；而对于征服洪水，开垦新的土地，重建家园和部落的叙述却是具体而清晰的，并一直流传下来。这让人们感觉到，在洪水洗劫过的土地上，幸存者显示出的顽强的生存意识与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这一切，使这块土地笼罩上了一层刚强坚毅的精神色彩。
汉卡克在《上帝的指纹》一书中，收集了大量的这类神话，除了中国著名的大禹治水与犹太人的挪亚方舟，还包括中东苏美尔神话、中美洲阿兹台克族印第安人神话、玛雅族《波波武经》的洪水神话、阿拉斯加神话、马来西亚神话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腊等地的神话。据葛瑞姆统计，全世界已知的洪水神话与传说有500多则，其中62则各自独立形成，与美索波达米亚及希伯来文化传统无关。
挪亚洪水约发生于公元前2448年或2345年；“大禹治水”，据推断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后期。地球上的“岸边”文明，正是从这泛滥洪水之后，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圣经》中“洪水灭世”记载，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如何在洪水中毁灭，又如何在洪水退去后再生。上帝见不得人世罪恶弥漫，便决意用洪水毁灭地上的一切生灵，惟“义人”挪亚蒙上帝宠爱，得造长形柜，率家人及每种禽兽各一对，避开洪水袭击，做这一轮文明的始祖。巨泉喷涌和四十天连降大雨，告诉我们那时的人类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使洪水泛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结下了如此不可分割的渊源。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人被普罗米修斯造出以后，经过了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和铁时代，生活越艰难，人类也越堕落，于是宙斯下令用洪水把人类消灭，只有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利翁得到父亲的警告而建造方舟，同妻子躲过浩劫。
人生总是时时会遇到各种痛苦和苦难，如果把它们同人自己的过失联系起来，就很自然会形成一种自我批判的传统，而上述一些民族的洪水传说与人类从洪水中二次诞生的传说，就变成全民族忏悔意识的萌芽，并转而表现出要通过苦难净化生命的思想。
对于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经历，按生物进化过程，只不过是某种水生物上岸歇息的短暂一瞬。好比是一个长距离游水的人，免不了要爬到岸边喘口气，人类这种生物也正是在上岸喘气的当儿，如孩童游戏一般，“创造”了引以自豪的陆上“岸边”文明。人类说自己是起于泥土又归于泥土；但从生物进化的全过程去看，实际上只能说人类起于绿水又归于绿水。水是生命的起源，则又是生命的归宿。
人类过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在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严酷的现实已使得人们开始扭转对于自然界的掠夺和蹂躏，人们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然，可能有一天滔天的洪水还会淹没人类在“岸边”歇息时“创造”的文明，也说不定还会再靠幸存的一叶方舟，留在下一轮文明的种子。
洪灾与水害高悬在头顶的河
我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频繁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占全国县市总数34％，人口5亿多，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0％。
进入2004年的6月，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据有关部门综合分析，前阶段水灾造成的损失高于20世纪90年代同期平均水平，而这对是入汛以来超警戒河段最多，发生洪水最为频繁的时期。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在内的一些地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7月20日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2人死亡，48人失踪，参加营救的60多名武警官兵被困。
湖南沅水上游各支流及干流区间相继出现洪峰，致使五强溪入库超过20年一遇。7月21日凌晨两点，长江第三大支流沅江特大洪峰通过湖南省辰溪县城，洪峰超警戒水位近6米。
7月20日上午，湖北省十堰的暴雨致使山洪暴发，泥石流涌泻，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大片农田被毁。
广西暴雨洪涝灾害严重。7月18至21日，广西有37个县市遭受洪灾袭击，造成27人死亡。大暴雨造成公路专线多处塌方，由于交通受阻，许多车辆改走高速路，票价上浮。交通事故发生率增加了20%左右。一些不法企业利用雨季江河水量增大，厂房建在江边的有利条件，将废水违法直排江中。
８月２８日始，陕西省连续遭受３次区域性暴雨、大暴雨袭击，局部地区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给陕北南部、关中和陕南地区部分县乡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民政部灾情统计显示，截至９月１日，陕西省连续的区域性暴雨已造成３８人死亡，３４人失踪，受灾人口累计为４９２.４万，其中成灾人口３５９.５５万。民政部的统计表明，暴雨还导致陕西省４.８万间房屋倒塌，１１.９万多间房屋损坏，４８９.７万亩农作物受灾，另外，该省的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在这次灾害中损毁严重。
截止2004年9月7日18时30分，四川省因暴雨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89人，另有41人失踪。重庆开县特大洪灾抢险救灾指挥部的最新消息说，截止7时19时，已确认这次洪灾造成54人死亡，16人失踪。开县的灾难连连，难道仅仅是天灾吗？
从历史上看，长江、淮河、海河发生的大洪水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包括房屋倒塌、设备损毁、工矿企业停产停业、生命线工程设施破坏及引起的次生灾害等。
1915年，珠江洪水，广州城市被水淹没7天，死伤近20万人。
1917年，海河大水，天津城被淹。
1931年，长江河水陡涨，大水直奔武汉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相继溃决，堤内禾苗田庐被冲洗一空；武昌滨江城区亦成泽国。汉阳共有45个堤坝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水高七八尺，一时间，人畜漂流，房屋倒塌。三镇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受灾16万户78万余人，待救济灾民23万多人。据事后统计，死于此次水灾的共有33600人。
1932年，哈尔滨市区被淹月余，淹死、病死者两万余人，经济损失两亿银元。
1935年大水，全国灾民约2000万，直接死于水灾者约15万人。
1938年，国民党决黄河堤淹死89万之众，损失约11亿银元。
1939年，海河洪水再淹天津，死亡万余。
1949年6月，广东水灾淹死7万余人。
1954年，长江、淮河大水，死亡4万余人。
1959年，珠江洪水淹没广州。
1963年，海河洪水，死伤56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
1975年，汝河洪水，死亡约9万人。
1983年，洪水冲进陕西安康城，由于交通堵塞，城内居民不能及时撤出，导致死亡870人，仅安康城损失就达4亿元。
1991年，全国大面积洪水，死亡5113人，直接经济损失约800亿元。
1992年，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市遭遇水灾，死亡241人，直接经济损失70亿元。
1994年，全国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0亿元。
1996年，为保北京和天津的安全，河北做出巨大的牺牲，直接经济损失456亿元。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全国有近2亿人不同程度受灾，因水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0亿元。
在洪水灾害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城市，所以城市是防洪的重点。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城区处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山区处在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台阶，境内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据资料记载，从明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80余年间，北京共发生洪涝灾害387次，永定河5次溃堤造成洪水入城，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50年来，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些工程对确保首都50年无大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1）城区不透水地面（道路和房屋）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百分比由过去20％～30％猛升到80％左右，使城区降水的地面径流系统高达50％～70％。（2）排水管道工程已控制城区排水量的90％，这两个原因使得城区一旦出现大暴雨，城区的排水河道洪峰流量要比50年代高3～4倍，北京历史上1893年、1959年、1963年的洪灾都是因河湖淤积、排水不畅而积水造成的。为此，北京市政府一举投入10亿元，从1998年4月开始，进行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治河湖工程。待城市中心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城区防洪标准和近郊河道防洪标准可大大提高一个台阶，体现“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原则。北京的防洪重点是永定河，而永定河左堤是重中之重。自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1.2亿元用于永定河卢沟桥的下段堤防治理，这项工程完成后，将使永定河抵御洪水的能力显著提高。
洪灾与水害我国洪水灾害的种类
洪水可分为河流洪水、湖泊洪水和风暴潮洪水等。其中河流洪水依照成因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暴雨洪水
暴雨洪水是最常见威胁最大的洪水。它是由较大强度的降雨形成的，简称雨洪。我国受暴雨洪水威胁的主要地区有73.8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333万余公顷，分布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7大江河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河流洪水的主要特点是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灾害波及范围广。近代以来的几次著名水灾，都是这种类型的洪水。具体说：
珠江。珠江流域洪水频繁。1915年7月珠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西江、北江洪峰流量皆达200年一遇的最高峰。西江与北江洪水相遇，东江也发洪水，北江大堤溃决，梧州三楼上水，广州被洪水淹没7天，珠江三角洲受灾农田648万亩，灾民378万人，死伤十余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
长江。建国以来1949、1954年洪水最大。1954年洪水淹没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淮河。自1194年淮河下游被黄河截夺后，淮河成为我国洪水灾害最严重的河流之一。1957年8月由于台风影响，该流域范围内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淹没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1700万亩农田被淹，11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100亿元。
黄河。解放前的1000年中黄河决口达1500次，大改道26次。1117年黄河决口，淹死100万人。1642年水淹开封，全城37万人中，死亡34万人。解放后，由于加修了黄河防洪大堤，50年来安然无恙。
海河。海河是易发生洪水的河流。解放后水淹面积达到或超过5000万亩的年份有1949、1954、1956、1963年。其中1963年洪水最大，三大水系决口2400处，有104个县市遭灾，淹没农田6600万亩。保定、邢台、邯郸市水深2～3米，倒房450万间，受灾人口2200万，死5640人，2254个工矿企业停产，京广铁路27天不能通车，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
辽河。辽河历史上洪水频繁，近800年发生洪水81次。解放后1951年、1953年都曾发生特大洪水，1985年因受台风影响连降暴雨，辽河、浑河、太子河同时出现洪水，决口4000多处，受灾人口1200多万人，倒房17.4万间，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47亿元。
松花江。1932年松花江大水，哈尔滨被淹，水深平均3米，38万人口中24万人受灾。1985年8月松花江大水，受灾农田3500万亩，倒房91万间。
山洪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暴落的洪水。由于山区地面和河床坡降都较陡，降雨后产流和汇流都较快，形成急剧涨落的洪峰。所以山洪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强等特点，但一股灾害波及范围较小。这种洪水如形成固体径流，则称作泥石流。
融雪洪水
融雪洪水主要发生在高纬度积雪地区或高山积雪地区。我国新疆大部地区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极易引发融雪洪水。
冰凌洪水
冰凌洪水主要发生在黄河、松花江等北方江河上。由于某些河段由低纬度流向高纬度，在气温上升，河流开冻时，低纬度的上游河段先行开冻，而高纬度的下游河段仍封冻，上游河水和冰块堆积在下游河床，形成冰坝，容易造成灾害。在河流封冻时，也有可能产生冰凌洪水。
溃坝洪水
溃坝洪水是大坝或其他挡水建筑物发生瞬时溃决，水体突然涌出，造成下游地区灾害。这种溃坝洪水虽然范围不太大，但破坏力很大。此外，在山区河流上，在地震发生时，有时山体崩滑，阻塞河流，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溃决，也形成类似的洪水。这种堰塞湖溃决形成的地震次生水灾的损失，往往比地震本身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1933年8月25日，四川叠溪发生7.5级地震，崩塌物堵塞岷江，形成四个地震堰塞湖。大震后45天堵体溃决，造成下游水灾，水头高达20丈，受淹人数在2万人以上，冲毁农田5万余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