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危机意识教育应从安全文化入手
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防灾时，大多谈的是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却较少谈到防灾减灾安全的文化价值。有些人以为，文化不就那么回事嘛，它的价值能有几何？这实在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我们固然应对安全防灾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防灾的文化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何为防灾的文化价值？防灾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的客观文化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大则文化价值高，反之则文化价值低。说得通俗点，就是人们在日常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用了多少防灾？起了多大作用？这“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以防灾安全的消防文化为例：消防的文化价值，有着它的特殊意义。消防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极其重要。消防文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是社会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涵、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消防文化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的文化价值，绝非仅仅是保护了几座名胜古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价值更在于导向人们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灵魂。试想，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蹈火者们，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观、神圣的利义观、悲壮的生死观，怎能面对烈火浓烟，舍己救人，义无反顾？从此我们不难看到安全防灾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我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命运动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需要指出，现在倡导的大安康观的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简单的“翻版”，也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北京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教育及建设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项极艰巨的事业，它建筑在应知应会之上。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特殊的科普内容，之所以说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
市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新追求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前行的。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为世界开辟了工业安全文化反思的新路，到近年来国内安全减灾专家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上的，才使得中国安全文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创生并有今日之良好发展势头。我以为，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事故灾难与危机事件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如何从安全文化视角予以认知呢？
第一，城市灾难，带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第二，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积重难返，落伍的文化习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亟待扬弃并重铸。2003年面对SARS，国务院在仅仅20天之内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抗非”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行政与制度的种种欠现代化行为统一到应急的安全文化的新层面中。
第三，城市灾难，在“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重铸。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同所有事件一样，灾难及减灾过程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都需要做出理论阐释及精神总结，只有这一步，它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彰显，并成为一项真正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从此种意义上看，市民危机的安全文化教育计划及目标应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城市减灾忠告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应培养纪律意识
“城市灾难健忘症”要不得
松花江两岸，每至寒冬，雾凇长垂，晶莹剔透，婀娜多姿。在人们的零星记忆中，吉林市的印象是那般美好──北山公园、丰满水电站、陨石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也开始为这座美丽的江城曾经遭受过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若干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座城市的一座博物馆，使大量珍贵的远古恐龙骨架化石付之一炬。如今，令人震惊的“2·15”特大火灾又在这座城市的一座百货商厦肆虐，造成53人惨死的又一人间悲剧！
这是怎么了？狰狞的火神何以一次次向江城下手？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死去的人悲伤，为活下来的人感到幸运，也为当地党政有关部门在处理这场火灾时的果断和沉着而感慨。毕竟，如今我们在处理这类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的态度和能力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以求实的态度从容面对，尤其是不再回避灾难发生的真实情况。
尽管媒体报道说，这场大火发生后，当地省市的有关领导已向广大群众表示道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省“问责”制度落实得如何。但是，当一遍遍地反复浏览报纸、网页，除了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火灾各种消息外，却没有发现有一篇反思前后两场大火的文字，心却不由得凉了一半。看来若干年前发生在吉林市博物馆的那场大火，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座城市在那场火灾后并没有“长了记性”，或者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要知道，一个城市在并不长久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起国人尽知的大火灾，绝不是一件有多光彩的大好事，但也不见得非要忘记它！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一旦大难临头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相同的灾难？
细究一下，“城市灾难健忘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灾难驾到，感慨万状；灾难消遁，记忆全无；空谈预防，不舍一金。换句话说，就是平日里不记得一座城市曾经发生或有过的灾难，不汲取曾经以血换来的诸多教训，使得没有多长时间又有相同的灾难来临，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损失。应该说，许多自然灾难固然难以预料，但是许多人为造成的灾难却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就看你这座城市是不是平日就有了准备，市民是不是都为“有心人”，而有关主管部门也是不是在灾难未来之时舍得花些本钱，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予以抵挡和防范。客观地说，现在这种“城市灾难健忘症”仍比比皆是，好好地查访和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各种灾难隐患，你不能不感到心惊胆战！有了病就得下决心去治。“城市灾难健忘症”并非是不治之症，而是有办法治愈的。至于治疗措施也不外有三：一是时常“忆忆苦”，告诫人们记住这座城市过去所经历的各种“天灾人祸”，培养一种应有的灾难忧患意识。二是“思思甜”，多算算防范灾难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鼓励有关部门舍得花大本钱投资，以防患和减灾。对每个家庭来说，花点钱购买一个消防灭火器，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件事不能光鼓励，有时还得来些硬措施！第三个措施最难办也最重要，就是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实际措施，棒喝“城市灾难健忘症”！你不是屡屡犯这个“城市灾难健忘症”吗？你不是不肯为防范各种灾难做一些实事吗？那就请你腾出位置，让愿意有作为的人去大胆地干事，使其有所作为。反之，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犯罪，贻害无穷！
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迫切呼唤纪律意识
200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北京密云群众在元宵晚会上，发生人群拥堵踩踏事件，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这是北京1949年以来罕见的特大事故，震惊了京城，震惊了全国。
密云踩踏事故这个深刻教训提示我们，大力提高国民纪律意识已刻不容缓，它关乎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密云重大伤亡事件固然有组织方面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讲，这是对于我们长期忽视纪律性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著名记者萧乾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直在伦敦。谈到其自身经历的两次伦敦大轰炸，萧乾先生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战胜两度空袭，英军的战斗和防空设施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民众素日养成的良好纪律：在空袭躲警报时，市民仍保持镇定和秩序。他回忆说，“我记得，只有一回，在地铁入口由于秩序乱了，一个人倒了，后边就全堆了起来。结果没人被炸死，却因拥挤，许多人压在底下窒息而死。所以每次见到北京人挤公共汽车的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我就想，万一打起仗来，这可怎么得了？”
城市减灾忠告安全减灾的GDP
绿色GDP的启示
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当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巨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1992年之后，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而且实际已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最硬的指标，这是由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所决定的。应该看到，GDP的效果是多方面的。2001年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可持续，而不仅仅是发展。可持续不仅是当代的可持续，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可持续。
GDP也被发达国家所采用，似乎没有带来对资源和环境明显的负面作用。这与我国具体国情有很大关系。首先，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尚未摆脱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污染物的排放率比较高。其次，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像我国这样高。高消耗、高排放，高增幅，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排放──如果长此以往，发展将难以为继。
再次，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
当前，对于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虽然这一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但也不乏警示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把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可以说，实行绿色GDP是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
实行绿色GDP，面临技术挑战，但并非不可跨越。实行绿色GDP面临现实的技术挑战。主要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再比如，物种的灭绝也是这样，你很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源、环境无价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定价？因此，我们在呼唤绿色GDP的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实行绿色GDP确实存在许多难题，但并非不可跨越。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有产权就会有市场交易，定价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近年来我国许多资源的产权越来越明确，比如土地权、林权、水权，随之而来的租用、买卖等交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土地、树木、水等自然资源也就有了具体的价格。有形的自然资源是这样，无形、无界的环境又如何定价？
相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价格似乎更难确定。从目前来看，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排污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是与市场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的逐渐形成，实行绿色GDP的控制时间表会越来越近。
安全减灾的GDP
先看加大事故经济处罚力度。2003年3月22日，山西吕梁地区孝义市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35万元。对于这起特大事故，处理结果如下：事故主要责任人、孟南庄煤矿总经理孟昭康等５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等18名责任人受到相应处分；孟南庄煤矿被处以2118万元的行政罚款，被吊销了有关证照，并被实施关闭。对这样的事故，有关专家认为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制约手段，带有隐患的小煤矿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其生产成本太低、所获的利润太高。尤其是煤炭价格回升后，一些小矿主更是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超能力突击生产。虽然我国目前已对采矿单位收取矿产资源补偿和资源税，但却是依据生产量甚至销售量在事故后收取的，不是依据资源蕴藏量而进行事前的有偿转让。这样的税费额度并不很大，导致“准入门槛”过低，给小小煤矿“遍地开花”大开方便之门。由于对事故经济处罚的力度不足，很多小煤矿的矿主荒唐地认为，即使出了事故，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全然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就罚款数目而言，这是近年来对安全生产事故处罚最重的一次。有关专家解释：这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等相关法律的有关条文做出的行政处罚，对于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单位，应处以其非法所得１～５倍的罚款。其实，这种规定在《煤炭法》中早就明文列出，但以前基本没有严格执行过。对于孟南庄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由于这次矿难死亡人数多、经济损失重、社会影响大，故处以最限额即非法所得５倍的罚款。鉴于该矿非法所得多，故罚款随之增多。结此，有关人士表示，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单位，都将依法按最高限额处以罚款，要罚得这些非法生产的矿主“伤筋动骨”，罚得他们心疼不已，罚得他们没有能力再恢复生产。在事故能力方面，必须提高事故的经济成本，即除了严格执行地方行政领导责任追究制外，还应强化生产企业的经济制裁手段。目前，企业出了事故，赔偿太少，处罚太轻，在一定程度上使不法业主无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企业开工前，收缴足够的事故自理保证金，规定较高的赔付额度，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让企业“再也死不起人”。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安全投入成本，淡化了安全经济观。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投入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置安全生产于不顾，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导致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接连不断。纵观所有的重大事故，无一不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过事先的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安全生产建设之路。研究成果显示，安全保障措施的预防性投入效果与事故整改效果的关系是1∶5的关系。这一安全经济基本定量规律是指导安全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安全投入搞得好的企业不仅事故少，而且经济效益也好；相反，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或者干脆不顾安全生产的企业，即使一时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终归不会长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轻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重则毁掉一个企业。正像有些企业内部流传的俗语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次事故全玩完。安全就是效益，这是所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的“安全经济观”。加大安全投入，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先进的设备、设施，是有效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根本所在。
城市减灾忠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看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和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和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一个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愿望；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GDP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惟一性，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好地球这个今日惟一可供生息的家园。二是主动适应的思想。牢记人类对于自然界绝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类民族一样，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之前首先想到自己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学会调整自然界本身的平衡。三是环保第一的思想。强力发展绿色科技，并将绿色科技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发展经济、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绝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而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时修复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格防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二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坚持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三是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必须从精神文明建设着手，紧紧围绕弘扬生态文明观和文明发展观、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重点，大力建设生态安全文化，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以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质量效益型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观。四是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城市减灾忠告少一些“征服自然”的愚蠢悲剧
由清华大学学生黄德与北京大学毕业的两位朋友王荣涛、张伟华组成的登山队抵达贵州省六盘水市，攀登六枝县毛口乡板瓶村的老王山，距崖顶100米处黄德因手中所抓的石块受力脱落，坠落百米山崖，当即丧生，时为2004年7月2日。人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自然会想起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昆仑山海拔6178.6米的玉珠峰。来自广东的王涛、邝君咏、周虹骏和北京的任玉昆、王海亮五名登山队员永远长眠在那里。这些执意登顶显示人本力量的勇士，最终被沉默寡言的玉珠峰接纳为己有。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2002年8月7日，5名踌躇满志的北大山鹰社学子林礼清、卢臻、雷宇、杨磊、张兴柏在攀登海拔7292米的西藏希夏邦马西峰时，因恶劣气候长眠于海拔6000多米的西峰白雪下。自然与人生又一次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彰显了神秘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人们在追问攀登的意义，人们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省察一次次登山悲剧背后的社会心理诱因。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结在作祟？
20世纪人们最爱说的就是“征服自然”，还爱说“显示了人类的力量”。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把五星红旗插在了珠穆朗玛峰上，当年的媒体曾经这样写道：此举“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吓不倒压不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在那个“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年代并非夸张的语言，而与此一脉相承的是至今人们不能忘情于这种“征服自然”的情结。在挑战某峰超越极限的喧嚣中，甚至在电视台播出的某协会的慰问信中，还出现了“人类征服自然”这样的语言。其实，人类的这种“征服”情结可能与生俱来，诞生于人类早期的困境、与自然的血肉相搏之后的短暂的愉悦和长远的利益回报。而随着科学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创新，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力空前绝后：几百年长成的参天古木，人可以只消三分钟让它轰然倒地；几万年才形成的一片热带雨林，人可以几天之内将其化为焦土一片；大自然要花几百万年才能养育的物种，人可以几十年令其断种绝迹。具有数十亿年龄的地球在出现才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面前日益显得软弱可欺。
就说2000年春天的那次登山悲剧吧，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就敢当登山队员，一个中途加入的没有野外装备的队员愿望最为强烈，因为5月10日是他的生日，他把生日和登山的成功疯狂地联系在一起。一个队员在因天气变坏队长要求下撤时，不愿放弃即将到手的登顶的荣耀而执意前行，“如果今天不登顶，这次就没有机会登顶了”。另一组也是不听指挥，继续攀登，失去了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机。盲目、浮躁、冒进、轻敌，人性的脆弱酿成了这次事故。事实上，大自然更像一个大智若愚的长者不屑于与人类斤斤计较，因为他只要动一个指头，就可能让人类碰得头破血流。沙漠化、水源枯竭、干旱、洪水、气候变暖等，这些灾害只是自然对人类无知狂妄的一种回敬、一种惩罚。因为自然与人类总希望和谐相处，相互依存，而只有这种相互依存才是双赢的结局。这里应记忆住一份“珠峰日志”的话“也许登山者来时抱的是一颗征服自然的心，但走时带去的却是一颗被大自然征服的心”。多次走过地球三极的李乐诗，无以表达对自然的挚爱心迹，竟说出：“大自然，是我的情人。”意大利女探险家独自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后，面对沙漠跪下静默良久，回答记者提问时她说：“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我是在感谢它允许我通过。”
正是这样，面对一座圣洁的高山，人们放弃登顶，而是停下来欣赏她神秘且宁静的美丽；面对一棵参天的古树，人们放下斧锯，而是铲除杂草堆肥浇水，让它长得更大更高；面对一泓清澈的净水，人们拒绝排放污秽，使之“春来江水绿如蓝”，只有到那时，人类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力量，什么叫征服，什么叫智慧，什么叫和谐。
城市减灾忠告面对事故灾难，最可怕的是麻痹
一座“险”了几年的大桥终垮塌
2004年6月10日清晨6点50分左右，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田庄台镇村民胡韬突然听到辽河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水响，他发现眼前的305国道大辽河田庄台大桥的一段桥面已经消失了，桥下水面还在波动。6月12日，胡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听到声音时就想，肯定是这座险桥塌了！”大洼县平安农场曹菜村村民何秀云亲眼目睹了大桥垮塌一刻。她告诉事故处理指挥部：当时，她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到河对岸的营口市水源镇上班，骑到大桥中间时，看到前方桥板开始平行下坠，导致一辆四轮农用车也随之落入水中。而何秀云当时距桥板断裂处不足3米。此时，她又发现对面有一辆农用三轮车卡在断桥边缘，同时发现河里有人浮出水面奋力挣扎。她立即高喊“快救人！”等到落水者上岸后，她才离开现场。发生事故的305国道大辽河田庄台大桥连接营口与盘锦两市，大桥北起第15孔桥板脱落，桥板脱落处距水面8.4米，河水水深14米。
事故发生后，由于目击者反映共有三辆车落水，当地紧急组织盘锦、营口两市及鲅渔港的潜水员下水搜救，海军旅顺保障基地防险救生船大队也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事故现场搜救人员达到200多人，并采用了彩色图像声纳设备进行探测，搜索范围共7万平方米左右。通过连续两天的水下搜寻，没有发现落水车辆。根据当地公安部门对目击人员重新进行核实的结果，加之未接到寻车寻人的报案的情况，事故处理指挥部认定大桥桥板脱落造成一辆农用车落水，两名落水人员逃生，是一起无人员死亡的意外事故，搜救工作也告一段落。当地发布的无人员死亡的结果无疑让人松了一口气。这座大桥早就是一座险桥，但一直未得到有效整改，并且来往超载车辆只要缴罚款，就畅通无阻。一直这样险下去，垮塌是迟早的事情！有人这样评论：“田庄台大桥垮塌不是意外，零伤亡的结果才是意外！” 305国道大桥垮塌让人震惊，无人死亡的结果让人欣慰，但事故本身的背后却再次让人思考。
安全是人类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类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在一次次事故之后，管理部门对责任人“严肃查处”，具体部门“痛定思痛”、“停产、停业整顿”，但已发生的悲剧却已无可挽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法司司长黄毅说：“305国道田庄台大桥垮塌事故虽初步认定无人死亡，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可避免。这起事故让我们看清楚在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方面还存在不少隐患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整改。”一个几年前就存在安全隐患的大桥，直到垮塌才引起各级部门的重视。黄毅司长对此评论说，这说明在安全问题上，各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还有很大距离。在最近的督察中，仍然发现各地有不少已经发现安全隐患，但缺乏整改措施的情况。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但愿这次大桥垮塌事故给我们实实在在敲响警钟，绷紧心中的安全弦，杜绝类似“意外性事故”的发生。
最不该忘记的却最容易忘记
2004年1月出版的星河著科幻作品集《空间错落有致》给我们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因为某种原因——也许是自己的核战争，也许是天外飞来的小行星，也许是别的什么突发的灾难——面临崩溃时，人们会如何去面对？莫非真的会像科幻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有英雄献身去阻止灾难的发生；或是通过随机选择的方式让部分人进入地下防护设施，由冷酷无情的计算机扮演遴选幸存者的上帝角色？而幸运获选的人们与不幸被排除在掩体门外的人们竟能平静地接受这种抽签的结果并严格遵守？真的十分怀疑。因为灾难的来临永远是那么突然，就像飞机在天空中蓦地撞上飞鸟，就像汽车在小雨里身不由己地冲向护栏……很多时候灾难根本不在我们的预测之内，却又是那么真实迅速地发生了，而那时的人们几乎无法用理性来思考问题。
也许面对突发的灾难，《潮啸如枪》中的场景才是真实可信的：严厉而睿智的部落长否定了以抽签方式发放应急所用的“营养面罩”的意见，而是发到谁就是谁；幸运的人们亲眼看到另一群同类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着死去；一个好心助人的小姑娘的“营养面罩”被大人们争相抢夺，却无人愿意再归还给她……面对这些，部落长的话语冷静而透彻：“我们的世界从来都是靠团结和互助渡过难关的，但每次也都因此踩熄了文明的火种。”所幸这次，正是由于有了部落长的果断和冷酷，才在洪水之后让更多的人生存了下来，文明也才得以延续。
其实，当我们为那些被洪水淹没的高台上的人群悲伤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自欺中悲天悯人——就像很多人热衷于追究悲剧的原因只是因为悲剧没有降临自己身上一样，远观的位置令我们能够深深地体味幸运，感悟现实生活的美好。但是，一旦这样的悲剧真的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去考虑其他人的生存与毁灭吗？也许，不去抢夺他人的“营养面罩”、不把他人推向洪水已是我们勉强能够保存的文明特征了——事实也许比这更坏。
面对灾难的态度人类从来就是不一样的。有道是：泳者易溺；康者易疾。这是因为泳者、康者自我意识中的优越感起作用，从而失去了警惕性的缘故。同理，居安而易忘危。
人们常常会这样：最不该忘记的却最容易忘记。无论是一个天天向上的人，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最容易忘记“居安思危”；因而养成麻痹大意、松懈懒惰，甚至是报喜不报忧等种种心理惰性。“敌存灭祸，敌去招过。”于是，在突发的危难面前，就会或不以为然或惊慌失措，都无以从容而有序地应对，其结果常常带来个人与国家无法估量的命运悲剧。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理想，还仅仅停留在令人向往的理论上。此外，当今科技的进步还不足以完全认识与把握大自然，所以天与人自己都还是制造灾难者，随时随地发生灾难不可避免。2003年春夏陌生的“非典”偷袭人类就是再一个明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003年全国“抗非”取得“送瘟神”的全面胜利。然而，重要的是“送瘟神”之后，我们要铭记“居安思危”，并把它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去。理智地总结教训是把付出巨大代价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关键所在。宋人杨万里有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皆如此，如果以为战胜一次艰险，就可以尽享一马平川的顺畅，而料想不到你是刚刚进入万山圈里，不知前面还有多少高山要爬，那仍然是没有从坏事中引出好结果来。
对此，我们还要向成立于1802年的国外老字号企业杜邦学些危机应对理念。终日与危险化学品打交道有200年历史的杜邦，走到今日靠什么？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查布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1)“别人从事故和问题中看到的可能是对企业声誉、领导形象的影响，而我们从中则看到了机会。事故给了我们完善的机会。”我们一些企业的领导在面对事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于是灾害发生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面对问题的勇气，也无承担责任的诚意，更缺少改正不足的决心，最多只是象征性地做些指示和表态，搞些虚张声势的检查和整改，可这种所谓的大动作除了能起到转移视线、掩人耳目的作用之外，从长远来看对工作的改进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一阵闹腾过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隐患还是那个隐患。
(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取决于态度和决心，在杜邦，我们有一个信念，所有的事故都可以避免。”如果灾难发生后没有一个正确、坚定的态度，不潜下心来分析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查找漏洞和不足，不下定决心清除隐患，那么旧火刚走，新火就会再次光顾。火灾事故频发的单位不是没有先例。当然，这种态度绝不是领导的一时兴起，摸摸脑袋、拍拍桌子决定的事今天定了明天就有可能走样。要想实现由事故到机会的转变，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的安全管理机制并严加落实。
(3)在杜邦公司的安全指标体系当中，员工手指破了都将被记录在案。他们认为，如果能减少手指被割破这样的事故，就能避免其他所有的安全事故。我们有些单位虽然墙上也挂着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但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为数并不多。甚至有些制度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制度又怎能起到它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没有思想上的重视，没有制度上的制约，灾害就会不期而至。没有整改隐患的决心，没有制度上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会白白付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杜邦老总的肺腑之言，能够帮助我们去掉愚蠢的侥幸心理与麻痹做法，从反思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及力量。
城市减灾忠告国家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两把钥匙（1）
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当前我国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纷纷建言：必须尽快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各级城市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将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至最低。但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北京已经潜伏着瘟疫灾害。从2002年11月发生并在2003年4月得到发展的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令中国领导人关注，温家宝总理在4月14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尽快建设并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及法规建设。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由一场罕见疫情灾害而免去高级别官员的职，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典”击倒了两位官员，但给所有官员们敲响了警钟，“当官要为民作主”绝不可再做官样“文章”，讲空话。在新一代领导的务实风格下，执政懈怠，尽职不力，或者说玩忽职守者，都是不能容忍的。作为城市安全防灾科技工作者，我更以为国家应抓住此时机，建立面对所有公共突发事件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机制及立法体系。再不如此，我们将无法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及新态势。具体讲，SARS，考验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SARS，考验了一个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SARS，更考验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健全性。
第一把钥匙：国家亟待建立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在2004年3月闭幕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目前社会需要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一些政协委员还就此提交提案，一些相关部委还在会议期间，就加强城市灾害应急处理能力问题举行了提案办理会。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处理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国家、社会财产在突发事件中所受损失的重要社会制度。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譬如，据媒体的报道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社会各方面的应急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在当时看来还不很确定的突发事件处理上，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公民，都表现出很高的危急应急处理能力。应该说，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