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图书馆是学校集藏书籍、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但是针对图书的易燃性，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将使学校积累的知识财富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可见学校图书馆防火工作格外重要，学校图书馆的消防设施要求也相应较高。然而，许多学校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等种种原因，普遍存在消防自动设施不全的问题。福建师大图书馆直到2001年才安装了消防广播和烟感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则由于经费不足的原因，至今仍未落实到位。这所至今已经有95年办学历史的老牌文科综合大学，图书馆内珍藏着各类图书近200万册，其中还包括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本、善本、独本典籍。一位校方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很担心，万一出事，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啊!”
化学危险品仓库。许多学校尤其是理工类院、系部具有科研、实验等特性，也就存在一些化学危险品仓库，如化学系、物理系用于实验用的化工原料、医科类大学的医用氧气的存放场所等，这些场所成为了学校防火工作的又一个重点，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火灾。
城市减灾忠告校园消防文化教育任重道远（2）
３.校园防火与防盗的矛盾
备忘录：有过学校住宿经历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铁门现象”。利否？弊否？
火灾频频光顾校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过这样一张帖子，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来，火灾频频光顾大中专院校，惨痛的火灾事实说明，火灾隐患已经成为院校稳定的拦路虎。”然而，在学校消防工作中，仍然遇到很多问题，诸如防火与防盗的矛盾，在学校消防工作中就是一对尴尬的“孪生兄弟”。在许多学校，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样的景象：学生宿舍楼的大门出口处都被铁门封堵了，只留下一扇仅容一人过的小门；有些条件差的学校，男女生同楼而居，校方为了慎重起见，又在楼层之间的楼梯口处加了一道铁门！当然，这仅是“铁门现象”的局部表现，铁门的主要功用，还在于防盗，这才是事实的本原，想让校方拆除铁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应运而生了：学生上课期间，铁门可以关闭，下课后学生回到宿舍楼，必须立即打开。这样做的结果，是铁门的“双重功效”在不同时段却得到了发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下课后谁去开门?制度能落实吗?这样的做法，不免让人担心。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进一步探讨，我们还可以发现：近年来学校不断扩招，教学规模日益庞大，学校生源较以往显得更为复杂，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实体，需要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由此而带来的，是学校的治安形势日趋严峻，校园内各类治安案件时有发生。在治安因素以外，各类安全事故的防范也成为学校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夜间外出或者说是为了促使学生早一点返校，一般规定了夜间的关闭铁门时间。于是也就有了学校“铁门现象”。
４.如何有效开展校园消防安全教育
从近年学校火灾中，不难看出，当前学校，特别是大学学校消防工作已经明显滞后，这与学校的行政体制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福建师大有16个学院、28个系，院系之间各自相对独立，呈现出一种集中体制下的分散模式，这就使消防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困难。按照目前的状况，仅靠消防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对学校消防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主要的出路还是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开展消防工作。福建师范大学的做法是：由学校组织学生纠察队，在各院、系设纠察分队，开展防火和治安巡查，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可以由纠查队员进行先期处理。还通过灭火和逃生模拟演练，组织学生学会安全撤离，使学生们领悟出火灾的危害性、消防的重要性以及生命的价值，增强防范能力。学校是一个承载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场所，每一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学校生活都会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学校的消防教育便显得意义重大。纵观世界，美国的学校消防教育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消防协会所属的(NFPA)杂志在每年秋季举行的研讨会上，都有一个旨在加强防火意识的大学防火安全论坛。他们力图把关于生命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传输给所有学生。美国在学校消防教育上并不完全依赖消防部门，而是从学校的实际出发，把教师的作用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们认识到：“防火教官对学生的了解没有老师那么多，消防队员不可能在每一个可教时机出现在教室，防火教官也不可能在某学生缺课、某学生因上课思想开小差或不专心的情况下重复上课，只有老师能做到。”让老师去完成消防教育任务，无疑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学校应当成为消防文化传播的阵地。
探讨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
从校园消防安全文化创建上讲，消防安全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牵扯到许多人、许多部门、许多单位，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这里既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又需要广大师生的主动参与；既需要制度文化建设，又需要行为文化建设；既需要硬件设施到位，又需要“软件”不软。这其中，首要且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及各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北京的良乡二小、清华、北大等，都是领导重视的先进典型。大凡被火魔袭击的学校，多是领导者重视不够，忽视了校园的安全文化建设。在对学校消防教育的深入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学校在安全文化建设上缺乏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与措施。譬如说，如何使硬性灌输走向对话；如何使“限制”化为“解放”；如何使对应变成融合；如何使“自发”成为“自觉”；等等，从而充分调动学生主体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育，提高素质水平。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突出一个观念。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弘扬生命文化。不可否认，全国及北京绝大多数学校的“消防进校”，仍仅停留在传播一些消防知识、技能的层面上，对于弘扬生命文化仍重视不够。因此，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绝不仅仅是知识。先进文化是一种神圣的思想精神境界。知识，往往只在心灵的表面着色；而文化则能浸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学校应该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积极弘扬人的生命之价值，使我们每一个学生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还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味出减少火灾、珍爱生命、保障生命安全是最合人性、最合人道的社会准则。校园里洋溢着生命文化，洋溢着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吉祥与温馨；与此同时，那些敌视、漠视生命的旧观念，就会被挤出历史舞台。事实证明，一个校园的真正安全，是生命文化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弘扬。人们懂得了生命的宝贵与价值，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自发为自觉，采取一切手段，保障生命之安全。
第二，坚持一个目标。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的各类学校，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摇篮和基地，是传承科学与文化的桥梁和窗口，是推动人类历史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源头。培养合格人才无疑成为每所学校的使命与职责。从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学会生存”，到80年代末国际社会提出“学会关心”，都体现了教育的人性化走向，体现了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北京良乡二小把“不随意玩火”作为对学生的素质评语；北京大学把消防教育作为一个学分；清华大学把组织新生参观圆明园火灾遗址作为一堂必修课等成功举措，其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以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思想去武装人、塑造人。作为科学，最宝贵的是生命科学；作为文化，最宝贵的是生命文化；作为教育，最宝贵的是生命教育。人命关天，生命无价，这是个常识。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常识上犯错误。
第三，强调一个动力。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继承创新也是文化建设。作为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笔者曾细致了解过一些校园安全的成功典型；也曾目睹过那些被火灾吞噬的学校废墟。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都曾使笔者思绪万千。看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只有安全建设才能发展和创新。笔者也曾于1995年～1996年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少儿读物《父母必读》、《少年科学画报》撰写系列安全文化教育文章，并于1996年10月在龙门书局出版国内全面探讨校园安全的《安全危急自护指南》一书。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1）
2004年5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约请部分建筑专家就奥运场馆建设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市委市政府强调：奥运场馆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不留遗憾。奥运场馆建设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万一”情况都考虑到。尤其要以对公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放心工程。面对全新的设计，面对中外合作遇到的新问题，要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办事。奥运工程坚决不搞“三边”工程，要进一步进行安全认证，进行超限审查，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保证和加大安全系数。据此，笔者以超大项建设项目的综合安全规划设计为例，探讨诸项问题，以新视角关注城市安全建设。
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说起
2004年5月23日清晨，巴黎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突然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不幸遇难。问题在于，该项目是于2003年6月才刚刚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新机场，法方安全界、建筑界人士在事故发生后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事故是惨痛的，一时间，国人已熟悉的巴黎机场公司设计师安德鲁成了争议人物！因为太多太多的业内人士联想到，正是他设计了刚刚发生坍塌的戴高乐机场，又是他设计了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近年来由于安德鲁的创意，他在世界各地还设计了许多作品。但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机场事故来得太早了！对此，我以为它对中国城市、北京大规模的发展都敲响了警钟，为此有如下反思：
面对事故，我国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必须提及的是：在多数媒体冷静报道的同时，也有媒体立即宣称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安全性不必担心，对此我从一个城市建筑安全科技工作者的角度谈一点看法：现时代的所有建筑工程（含已坍塌的戴高乐机场走廊屋顶）都是按建筑工程设计规范进行的，其安全性设计已包括其中，既然都做了安全设计，那么为什么还要出事呢？肯定其中有另类原因，这正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好、辉煌的建设项目的事故隐患所在，为此要慎之再慎，媒体的披露更该有几分科学态度。积极表态虽正确，但要有科学专家做出指导。
从城市安全、建筑防灾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以为比戴高乐机场事故更严重的是我们一些人心理上的危险自慰。一个事故、一场灾难、一次瘟疫虽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为了某种“面子”或某个“局面”而忍着创痛宣称“坏事可变好事”，侥幸认为事故不会降临到我们国土上。事实上，中国近来的各类事故还少吗？正在建设的建设工程坍塌事故仍时有发生。
建议：(1)面对国内的建筑事故及隐患要查一查它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设计，是施工，是建材，还是管理？(2)对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虽不该反应过度，但也不能“变相”地自我麻醉，有意无意地在中国淡化这场事故，要想到它或许与我们的建筑质量及责任心直接有关，它应该为我们的建设安全鸣响警钟。(3)中国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及全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都要求重审一下建设项目的安全性。对此应特别改变一下常态思维，要以这场事故为戒，从最大事故可能性出发去思考我们的种种安全措施。特别是对于某些大型工程的“新、奇、特”的建筑形式，结构安全设计跟上没有，是充分的、必要的，还是勉强的；不仅仅有结构安全，还有机电系统的安全，还有城市及景观上的安全；尤其要以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关注所谓“创意型”的实验型项目。我以为必须关注综合减灾意义下的安全设计，从总体到局部提高建筑与城市的安全度。(4)建议有关建设项目也要制定事故应急预案，这种预案体系不仅合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安全减灾科学的一种新探索。“人祸天灾”使人类沉思，我们不仅要有“危机意识”，更要借机催生出有效的国家、城市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及新思维。(5)同时也希望媒体界也更前进一步。面对事故，公众要的是科学指导，而不是盲目误导。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有综合的灾情观
客观地讲没有哪种灾害叫做城市灾害或工程灾害，但几乎所有灾害都集中在城市的层面上，城市是现代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对于城市灾害的分类国家建设部早在1997年公布的《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强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五类为城市主要灾害源；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球安全格局有了新变化，研究城市灾情，再不能仅从自然灾害、人为事件上着眼，而必须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诸项新灾害源。1997年笔者在《城市灾害学原理》一书中对城市灾害源作了归纳与说明：地震灾害、洪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之灾、高新技术事故、噪声灾害、室内“综合病”、古建筑防灾、城市疾病及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之灾共计十四类。笔者认为：灾害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而急性突发传染病是生物灾害的重要表现。灾害，是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破坏或恶化，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灭失的现象和过程。何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仅有人口、资源、环境要素吗？绝不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频发的事故灾害都说明，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不能缺少安全减灾观。已经过去的2003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颇为明确：“面对灾害，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它充分说明，安全减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警钟宣传的淡漠化，公众普遍在安全感上严重失衡。从此种意义上讲，环保已远远高于安全减灾领域，为此，倡导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安全减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所以安全权必须尽快成为公众的维权热点。中国已经连续多年GDP保持平均年增长率在8％以上，却很少有人知晓每年因公共安全事故要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同时造成GDP损失高达2％以上的惊人数据。很明显，在上述灾害分类中，“建设性”破坏之灾及工程质量之灾是必须全力关注的工程致灾类型。
从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到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灯节悲剧、2004年2月15日吉林中百大厦火灾及浙江海宁土庙火灾，一次次震动了我们平静的生活，给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威胁。面对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城市现代化应如何增强实力；面对日趋增加的城市灾害损失城市应如何设防？无论公众是旅游、购物、就医、搭乘交通工具，还是参加大型娱乐晚会、观看演出，首先应享受到的服务，应该是所处场所的安全。舒适、方便在今天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安全的基本要求，相反，在公众出没的地方若频发事故与灾祸就是不文明的表现。可见，安全标准的差距之大。因此，充分关注公共场所中的安全文化教育十分必要。大量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酿成公共场所最大事故的原因是人员盲目拥挤所致。这里有两个例子：1918年2月28日，数万人在香港赛马场俱乐部观看赛马，但看台突然坍塌且失火，这一来人们便争先奔跑逃命，挤来踩去，共造成604人死亡的“大灾事”。讲到公共场所拥挤所酿成大灾，不能忘记1990年的麦加隧道惨案。每年7月是穆斯林朝觐季节，一般都有近300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向伊斯兰教发祥地的圣城麦加。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朝觐者要步行从麦加到米纳，其中要穿越几个过山隧道。正当近5万人通过一个过山隧道时，突然空调失灵，洞里气温骤然升到43℃,人们被热得无法喘气，竞相快跑，但不巧前方一下子有7个人被挤倒，顿时隧道内大乱，最先被挤倒的是老弱病残者，他们立即便被后来者乱脚踩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惨案中死者有1426人。
这两则大型的公共场所惨案都同样深刻地启示我们：(1) 要教育公众树立公共场所相互礼让的观念，尽量不因为自身问题为他人造成困难。(2) 要教育公众尽量少到人群高密度集中的场所，如果已在现场就必须要有应急防范的安全意识，遇事冷静是第一位的，努力克服疏散的从众心理。大量悲剧证明，在人群众多的灾害现场，凡是盲目从众退跑者，等待他的却是悲惨的结局。(3) 作为政府及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多种方式及手段去教育公众，不仅树立公共场所安全文化的理念，还要勇于以“第一目击者”身份出现，善待自己，救助他人。(4)除此之外，大型工程在技术安全的本质化设计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工程系统如何才能获得高可靠性及高安全性保障呢？值得研究与探讨。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2）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纳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
现状中国城市安全减灾评价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安全城市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价对象，影响其评价的相关因素很多，指标体系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指标构成的指标库，它能否准确、全面反映城市应对危机的内涵，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一般地看，科学性、规范性、全面性、动态性、重点性、快速性构成了城市综合减灾的基本能力指标，它们仅仅代表城市安全发展的演变趋势。但综合减灾的最主要指标含义不可缺少城市安全管理文明指标、城市经济备灾能力指标、城市灾害管理协调度指标、城市人居服务及社会保障指标等内容。安全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进化”的概念，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其运行规律揭示了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和谐”过程，其关键是如何保持稳定有序，而稳定有序的关键是“进化”过程中的循环机制、共生机制、适应机制与补偿机制等。城市应急事件较城市安全的含义更集中也更严格，因此其评价量化指标就要更多地体现其有效性，其中城市灾害的社会预警机制及系统建立意义实在。它要涉及城市危险的鉴别、城市危机的确定及信息传输、城市灾害风险分析等诸方面。具体讲：城市灾害损失及发生次数、城市危机的规模与评价、城市治安事件与突发恐怖事件、城市各级管理层的应急能力及工作素质、城市安全减灾的投资与安全措施、城市减灾的应急监控预测与抗灾水平等。城市灾害的应急处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处理体系，它将各警要素的变化信息输入装置内，经过加工处理提供出城市系统有效的警度值，应急标准的质量体现是：(1)获取应急信息的完整性；(2)应急信息运行的畅通性；(3)应急机构设置的系统优化合理性等。从现代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出发，灾难能够定义为对现实文化结构的颠覆。灾难不同于应急状态及危机，它实际上仅仅在应急状况和危机中表现出前兆，所以灾难是对应急状况和危机长期错误的处理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从工程上应关注如下问题：
1.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
事故灾害的确认是以国家或社会财富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为客观标志的。它表明，凡是能够造成国家或城市的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各种自然、社会危机事件都可称作灾害。所以事故灾害作为影响人类社会正常生产与生活的重大负面因素，需引起各级城市政府的重视。事实上，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有许多方法及模型，作为城市灾害损失的计量至少要包括如下部分，这是中国城市编研灾害年鉴、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安全减灾性评价的基本前提：其一，它应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的损失，指人类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损失，体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其二，自然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损失，体现为直接与间接损失；其三，各种自然资源的损失，指土地、水源、木材、地下资产及各种动植物资源等；其四，现代灾害造成城市生活与生产秩序的紊乱或由此引发的人们精神财富的损失等。
2.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基本问题
在2002年7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编著的《城市规划读本》第三章十节“城市规划与防灾减灾”中，笔者指出：“城市综合防灾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原生灾害和次生灾害，要全面规划，制定综合对策；二是对灾害发生后的各项救灾、减灾等措施要统筹安排，体现出综合性的策略。”而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编制要体现如下要点：
(1)全力体现综合减灾观。这里的综合指多学科参与和规划内容拓展两大侧面。城市综合减灾规划不再局限于物质规划，要改变其原有的方式，规划内容不单是单一灾种，还要涉及整体性的考虑，不是以综合减灾的学科代替单一灾种规划，而是使综合规划与单一灾种规划统一并协调。
(2)综合减灾规划。内容是开展城市综合减灾危害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制约关系的分析的前提，进而确定城市各类灾害分布空间，在此基础上编制综合灾变区划图、综合灾度区划图。进一步给出城市发展对防灾有利和不利的场地，建设绿化带、公园和避难场地的布局构想等。
(3)综合减灾旅游安全规划。为了既能保证游客的安全，又能保护景区的安全，对景区的游人数量要予以合理的限制，如某旅游区当游人超过1万人时亮黄牌，达到1.5万人亮红牌，一旦达到红牌标准，游客立即停止进入。从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游客与景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景区容量不仅有一个消费者愉悦性问题，更有一个安全容量问题，一旦超过将对整个景区造成多方面不安全隐患。从景区安全规划出发，不仅要研究景区游人的生命安全，还要研究景区的生态安全，对此综合减灾规划恰好发挥作用。实际上，旅游活动自身的群居性决定了旅游安全管理的极端必要性，同时作为景区首要的安全理念的落实要在有应急处置预案的前提下，制定对整个景区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综合减灾规划，从景区的文化性、持续性及特色性出发，安全减灾规划一定要坚持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性。
(4)综合减灾规划的创新点。它从全面的灾害事故的“市情”入手，第一次体现大安全观的规划，不仅有对历史灾情的回溯与归纳，更多地分析城市现状及揭示未来的灾情规律，重点防御突发事件及巨灾；它在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常态分析要素的基础上，第一次体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规划，特别增加了安全减灾这一必须关注的国策内容，从而使整个规划设计思路同时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并列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四大要素；体现综合的灾情观，第一次按综合灾情的灾害区划来规划城市，同时考虑最大危险状态的极限条件，从而增加了城市安全减灾规划的科学裕度；明确了城市要营造一个全新的城市安全氛围，第一次将学者们长期研讨的综合减灾思想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上，也就是一个同时体现安全与防灾、治安与反恐、人防与救援等多位一体的系统安全，使所有系统时刻处于综合减灾的监控之中；明确了综合减灾规划必须要有综合应急能力，体现在城市要求各子系统的统一协调度；强调了应同时考虑防灾体制、机制、法制三大系统的管理策略；在原有各单一灾种评价指标基础上，第一次从综合减灾评价标准入手，通过综合量化分析，给出不同综合灾度下的城市综合减灾规划量化对策，体现了综合与个体减灾的优化策略。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3）
3.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基本内容
城市综合减灾规划实质上是一种城市安全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规划是社会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规划“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的背后都代表城市安全与人类安全的目标追求。下面以北京市为例给出城市综合减灾思想指导下的各单一灾种减灾规划，从中也渗透了的综合减灾内容。
(1)城市消防规划
北京市消防站（队）建设规划。
城市基础设施的消防建设（道路、管网、河湖、消防水池等）。
建筑防火性能化设计与危险性评估。
(2)城市防震减灾规划
城市建设（包括不同性质工程建设）布局与避让地震活断层。
处在地震次生灾害不利地段的城区、城镇及村镇的避让或安全处理。
不同地区工程建设（包括农居）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城区和城镇区（人员密集地区）避险场地布局和建设规划。
地震监测体系规划（含前兆、测震和强震三大台网系统）系统。
农居建设地震安全规划。
地震减灾技术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地震应急救援规划。
社会地震宣教网点布局及建设规划。
(3)城市地质灾害减灾规划
地质灾害发育现状、特征及危害性。
地区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划。
地面沉降及地裂缝分布现状，泥石流及滑坡灾害、地面塌陷危险区分布。
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
域重点地区（旅游区、重点经济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等）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分期规划建设。
(4)城市水安全规划
城市防洪及河湖水系规划研究如针对现有防洪工程、洪水来源及新的城市土地使用功能布局，提出城市防洪体系。
水旱灾害防灾减灾规划研究如针对超标准洪水要划定蓄滞洪淹没区，提出受灾地区公众避险安置规划。
(5)城市气象减灾规划
城市面临的气象灾害及极端天气状况。
城市化发展使气象灾害出现了新规律及新特点。
建立城市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及应急建设。
应急联动气象防灾减灾系统建设（主要指研究突发性、灾变性事件与气象的关系）。
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尚存的问题。
(6)城市生命线防灾规划
供水管线事故及次生灾害。如北京每年发生供水管线事故3000多起。
城市燃气供应的事故隐患。如北京管网超期服役，每年因腐蚀造成漏气事故80余起；城区内还有28个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在拥挤的旧居民区内，防火防爆都不合要求；非法占压燃气管线和野蛮施工造成漏气事故每年也有60余起之多。
城市供热存在的事故隐患：占北京全市供热行业60％以上的小型供热单位，基本上不具备事故应急抢修力量；城市热网布局不合理，西部用热负荷多，而大型热源呈东多西少格局，一旦某种热源故障，将造成大面积停热的重大后果。
城市道桥及排水管网存在的事故隐患：明清旧砖沟不堪重负，至今还有170公里旧沟在超期服役；高新技术工业废水已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产生毒气及化学物质，腐蚀管道，造成爆炸事故。
(7)地下空间与防空防灾规划
地下空间防空防灾一体化体系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空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灾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自身的防灾综合研究如地下空间与抗震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气象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环境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止各类人为过失灾害结合等。
(8)应急交通规划
现状应急交通系统的分析。
应急交通系统策略制定。
应急交通救援、疏散研究。
应急交通系统规划。
应急交通系统建设等。
(9)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规划
从城市防灾减灾角度回顾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从空间规划、设施建设提出确保安全生产所需的政策和对策。
核心体现在对城市人为工业灾害危险性的评价上。
研究城市自然巨灾诱发人为工业灾害的连锁反应问题。
研究城市安全生活诸多环节如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缺少安全规划的问题等。
(10)城市救灾规划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管理，实现市、区、街三级联网，实现各类灾情资源共享。
建立灾害评估制度，重点解决城市灾害评估问题，提高灾情核实的科学准确性。
与相关部门配合做好应急疏散、安置场所的规划和设立。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中，针对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控区（如政府所在地、大型文化设施、使馆区、易造成大面积危害的企业等）和人口密集区域，划定疏散路径，设立固定安置场所等。
建立灾害救助物资仓储网络及其物质空间。应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集度、可发生灾害类型及应急救助条件，建立覆盖全市的救灾物资仓储网络及空间，并保证可靠的物资流的高运行度。
(11)城市防疫规划
英国是最早关注城市公共卫生的国家，19世纪40年代约翰·斯诺博士首次用科学方法证明，在伦敦暴发的霍乱起因于严重污染的饮用水，据此英国政府成立了城市卫生委员会，问世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政策。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健康多伦多2000”会议，会上提出了新公共卫生的概念。归纳现已公认的健康城市规划的要点：①健康城市的土地规划（住宅及公共休憩场所等）；②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合理的路网及安全的人行道等）；③健康城市的社会规划（如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区的公共卫生规划等）；④健康城市体系的危机规划（考虑城市传染病失控蔓延情况的对策）。
(12)综合减灾应对不同灾变的避险场所规划要求
对避险范围与时间的要求：①全市性大范围较长期的避险：地震、人防（防空、防生化、防核辐射），应作为规划建设的主体。②局部区域短期避险：火灾、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洪水、泥石流，不必全面铺开，只在风险较大的重点区域规划建设。
对避险场所的共性要求：较短期的避险场所要求：安全性——避开危险因素，相对坚固耐久。基本生活保障——食物供应和清洁水源，遮风、挡雨、保温等居住条件。具备通讯联络与交通条件，留出通道。除战争、洪涝和传播范围广的危险品源地外，一般避险场所不要离原住处太远。医疗卫生条件与救治、消毒设施。较长期的避险场所：如战争期间的大型人防设施、集中连片的防震棚和来自重灾区的难民营地，还要考虑临时性儿童教育、商业、服务业、出行条件、工作条件、办事机构等的布局，居民组织和社会秩序控制等。
对避险场所的特殊要求：
地震：坚固耐震耐冲击，避免发生火灾、电击等次生灾害和疫病等衍生灾害。主要利用公园、绿地、操场、体育和文化场馆等空旷场所。
空袭：应利用地下室、地下铁道、山洞等，尽可能坚固。
火灾：避开易燃物与火源，通风良好，便于取水。
危险源：远离爆炸物、有毒有害物质等危险源，选择上风上水。
洪水：选择高处和地基稳固处避险，平原低洼乡村需设置避洪场所。
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选择孤立岗地，避开危险沟坡。
城市减灾忠告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弊端及改进
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弊端，如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等。
暴露了哪些弊端
1.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3个月之久，至少已经知道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我们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可是，SARS病毒却是很难被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越加猛烈地暴发出来，以至于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2.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
从2002年11月6日广东佛山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到2003年4月份下旬，将近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面对每天三位数的患者数量的增加，北京各大医院面临医生、护士、防护服、口罩、呼吸机以及资金的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6月16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学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SARS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的话特别耐人深思：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系统。国家近几年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对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等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医治一个SARS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几万，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然而对SARS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这笔不菲的开支究竟应该由谁支付呢？
SARS即使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它在冬春季卷土重来，甚至还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接踵而至，关键是我们要有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我国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3.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
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财力物力投入不足，是公共卫生体系孱弱、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元，而公共卫生只占总卫生事业费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到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尤其是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三级医疗网波濒临解体，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投入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公共预防专业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不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学历偏低、职称偏低，人员素质堪忧，作为疾病控制“守门人”的地位未能确定。尤其是基层、社区更为突出，据有关资料反映，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以上仅为2.1%，本科以上学历6.1%。人才培养速度缓慢、力度疲软等总是亟待解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调查过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发现一半以上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不但没经过专业公共卫生训练，甚至连基础的医学知识都不具备。北京大概有5000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但真正受到正规专业训练，做得比较到位的，“不超过50人”。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费占总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已达50%左右。法国的公共卫生研究观测机构1998年成立，有200多位医学专家，2003年该中心的国家财政拨款为220万欧元。美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接近全部预算的1/5。“9·11”事件后，通过联邦拨款和地方投资相结合的办法，美国利用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威胁系统同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年增加投资力度，2001年为5.03亿美元，2002年为30亿美元，2003年为59亿美元，款项中有49%用于研究和开发。此外，“9·11”事件后，美国还拨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专职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