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很小，而且逐年减少，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000～2000美元）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26%，而我国仅为0.62%，相差整1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评价中，我国排在第188位。
完善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是因为病毒的传染性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预警机制太弱。由于缺乏未雨绸缪的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SARS迅速蔓延。截至2003年6月27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的应急系统。
1.建立快捷、畅通、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网络
公开透明是阻断SARS疫情蔓延的一剂良方。因为在当今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即使政府不向公众提供信息，公众也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去获取相关信息，要控制这些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旦谣言盛行，结果反而更糟。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著名的危机沟通“三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ake your own take）；第二，提供全部情况(take it all)；第三，尽快提供情况（take it fast）。为什么要实行“三T”？新闻传播学提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地“辟谣”。
在公共卫生应急网络中，信息是否通畅有时决定处理危机的速度和效果。CDC近年来大力进行信息传输的电子化，已先后建起通过互联网等连接的“全国卫生预警”网络和“传染病信息交换”网络，大大加快了传染病监测、防治信息等交流的速度。SARS暴发后，为了与国际合作，CDC还成立了由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国际联合小组。该小组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与协作。
有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有可能在疫情刚露头时，启动预警系统，抓住最佳时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我们要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与公共信息发布制度。传播学者喻国明与公共管理教授杜刚建等人认为，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要让人民群众及时地、客观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权”。
2.建立常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今天的抗击SARS，在整个工作中，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指挥调动在起关键作用，而不是领先一套成熟的机制。“中国一直坚持采取的临时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地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现有这种模式是不能适应突发性重大社会危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一旦危机来临，这套机制便被启动。
SARS疫情暴发后，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国务院已决定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的建立。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建立一套专业的危机预警系统、处理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应该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等在内的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联动、协作系统。可以说，它是通过预防和控制疾病、伤害、残障来促进大众健康及生命质量的提高的。SARS事件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政府很快做出回应，譬如拨20亿元人民币应急专项款，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基金，还安排数百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建立。这些思想已体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条例》中。总则的第6条就专门规定：应急专业指导部门要进行相关研究，建立监督检测、卫生防护、设施技术与人才储备所需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从法律上给予切实的物质保障。在条例规定的应急预案的七方面内容中，有两条要求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做好物资储备以及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很多领域如公众健康教育、卫生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领域也许可以逐步推向市场。
城市减灾忠告旅游热背后的安全问题
已经持续几年的假日“黄金周”做大了的中国旅游市场，伴随着中国小康社会的进程，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但与之相联系的旅游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2004年“五一”黄金周虽从总体上全国形势有序且无重特大事故发生，但在某些大中城市的旅游团中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故。笔者以为，从旅游产业的可待续发展策略讲，应急系统也好，安全规划也罢，可最为重要的是系统地把握住旅游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研究与评估，只有这样，才会赢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关注旅游中的事故与资源破坏
旅游并非有什么专门的灾种，而是现代各种灾害在旅游环境中的产物，如公园中的灾害、野外场所中的灾害及其公共安全事故等。从涉及的灾种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灾害，伴随着科技旅游、地质旅游、探索旅游等形式的开发，应付的灾害类型也会日益复杂，所以建立综合的灾情观十分必要。现以地质灾害对风景名胜区的威胁为例，共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过量开采地下水之罪。水是生命之源，无论是风景名胜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没有水将失去生物多样化。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九寨沟：由于周边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游客日增，沟内中小旅舍林立，使区内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有的湖泊在旱季已变干涸，其他一些湖泊水位也普遍下降，致使高原高寒地区所特有的、呈“珍珠滩状”的钙体沉积物因缺水而砂化。
周期性特大暴雨之罪。暴雨之罪在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内屡见不鲜。最惊险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年、1996年、1998年）的湖南武陵源。因特大周期性暴雨的到来，使风景区内发生山洪，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泥石流，不少景观顷刻间发生改变，甚至遭到破坏，道路被毁。原因之一是将一些建筑物安排在不稳定的地质体内或周边地区，事先也未进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调研与论证。典型事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陕西华山曾二度发生特大山洪，使登山古道损毁，导致严重的旅客伤亡。
不适度的修建水坝之罪。由于在河流中、上游地段不适当地修建水库，使下游缺水或断流，导致流域内土壤盐碱化面积扩大、江中行舟受阻、河水水位明显下降等致灾隐患。如20世纪末黄河多次断流，最严重为1996年距河口700公里以内的地段断流136天，致使1997年的壶口瀑布干涸。桂林本是“山水甲天下”，但由于漓江上游及流域内外在未全面规划基础上，修建了不适度的水利工程，使漓江在枯水季节已多年缺水，“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的黄金水道和百里画廊已失去了往昔的诗意。
地震对景区的破坏之罪。强地震对风景名胜区所造成的景观破坏已有先例：1833年9月6日的云南嵩明大地震，使路南的石林景观受损，数以百计石柱的顶部受强震后倒塌。目前在大石林、小石林及周边地区仍可看到当年的遗迹。也不可忽略陷落地震的危害，如1997年11月11日桂林雁山区柘木镇柘木村发生陷落地震，塌陷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有陷坑35个，其中有九个陷坑喷沙冒水，喷水高达5米，地裂缝最长40米。这是一起由人工爆炸诱发漓江河床发生地陷、下沉的悲剧。
摩崖石刻和崖墓的风化。中国著名的大同云岗、四川大足石刻、乐山大佛和崖墓等已普遍出现年久风化受损现象。由于这些材质均为砂岩，经长期化学及物理风化作用使岩石的胶结物风化疏松，并逐渐失真脱落。再如河南洛阳龙门石刻由于构成原材料主要是石灰岩，就出现了岩溶现象。加之过往车辆震动及空气、水的污染，前面又修建了破坏景观整体布局的“游乐场”（现已拆除），加剧了灾害的过程。
硅化木在哭泣。硅化木，又称古树化石，它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南边的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中一条11.64平方公里的冲积沟内，在这里分布着距今2亿年前中生代侏罗纪松柏、苏铁、银杏等古乔木化石。大面积内保存着这么多如此完美的古树化石在世界也屈指可数。硅化木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迄今，其考古价值及旅游价值为世人瞩目。但近年来，每年来访者有上万人，硅化木惨遭人为破坏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不仅少了许多立式的硅化木树墩，更多的硅化木被人随意搬动，已没有了原始状态。如何保护硅化木一直在许多部门间推来推去：开始由自治区林业厅管，后又划归县建设局管，又归野生动物保护站管，再后归县文管所管，几易其主，使如此变故的硅化木伤痕累累。据有关报道，迄今硅化木的人为破坏还在加剧。
旅游安全防灾的基本特点
现代旅游安全不单是安全生产的问题，更具有安全生活的含义及特征。作为一种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旅游安全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安全。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是人们从外出经济消费中获得身心健康、精神愉悦和文化信息传播的过程，其主体是人的审美、游乐、考察、交流和求知活动。因此，旅游安全与旅游者的旅行知识、安全观念和行为特征有着必然关联。搞好旅游安全，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研究不同人群的旅游心理和精神需求，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安全知识教育，以确保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具体讲：
旅游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现代旅游业已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活动、旅游商品流通等诸多领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其中，旅游活动在客观上包含了行、游、住、食、购、娱6个方面，涵盖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因此，旅游安全在人（旅游者、旅游服务和管理者）、机（运载工具和游乐设施、设备）、环境（旅游地、游乐场所、住宿和饮食、服务场所等）3个方面包罗了安全减灾的诸多领域，如交通运输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游乐设施安全、用电安全、食品安全、景点环境安全以及各类旅游项目的安全管理等。旅游业的行业特性，使得旅游安全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安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旅游安全是动态的安全保障。旅游的基本特征是亲历性。旅游安全是保障旅游者在交通、游览、游乐、休闲、购物等一系列旅游活动运行中的安全，是动态状况下的安全保障。旅游安全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安全监控和管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负有安全管理和监督职责的各方应加强工作连动，对旅游安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采取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对旅游活动实施全过程的安全监控和动态管理。
旅游安全关系经济、社会、人文的健康发展。旅游业的高度关联带动功能和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产业特性，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带动、推进建筑、交通、饭店、餐饮、娱乐、商贸、工艺美术以及工农业等相关社会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旅游的休闲性、考察性、商贸性等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均有关系。因此，保障旅游安全，促进旅游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人文的健康发展；反之，将势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所抑制，甚至引发不必要的不稳定。
搞好旅游安全文化建设的思路
旅游安全的特征决定了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此，搞好旅游安全文化建设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
加强旅游安全法规建设及教育。加快制定旅游安全法规和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对其所涉及的旅游资源、旅游项目、旅游设施、旅游活动、旅游服务、旅游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确立法定的安全保障。
建立综合的旅游安全管理格局。各级政府旅游、建设、公安、消防、交通、安全监管、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安全监管权力，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格局，形成统一行动、联动监管的长效工作机制。
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保障旅游安全作为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条件，在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旅游活动的组织安排、旅游商品的开发创新等各项工作中，坚决防止和纠正忽视安全的行为。具体做到预案为先且按最大安全容量安排进入景区的人员。
提高旅游场所和设施的本质安全度，保障旅游安全投入。应在旅游收入中设立安全专项资金，用于旅游场所的安全监控和防护，旅游设备的更新和维护，完善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各项配套设施，提高旅游安全保障能力。
加大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全社会的旅游安全宣传，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对旅游团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旅游安全教育，在旅游景区和旅游乐场所设立足够的安全警示标志，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时刻牢记旅游安全，并遵从安全规范要求。
利用旅游安全应急救援机制。展开必要的演练，制定区域和旅游景区、景点的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工作，增强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和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及事故征候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事故及灾害的损失。
城市减灾忠告争取安全的“世界第一”
且看中国建筑物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的地平线上向上测量，中国的第一高度在南边一个叫深圳的特区小城。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当时中国的最高楼以160.3米的高度创造了国内建筑的新纪录。被称为“中华第一楼”的深圳国贸大厦共53层，37个月即竣工，以“三天一层”的速度首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从而诞生了中国建筑史上值得纪念的新名词──深圳速度。中国高度，在上海又被赋予新的定义。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中，金茂大厦以420.5米的高度昂首挺立，创造了全国第一、世界第三的纪录。从国贸到金茂，中国在长高；从深圳到上海，中国在发展。过去如果站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楼前，有人说，13年后将有一座楼以国贸两倍还多的高度耸立在面前，你可能会惊讶，而今天，当我们自如地走在金茂大厦边宽阔而现代气息浓厚的世纪大道上时，已是高楼林立的景象。
但是时至今日摩天大楼耗费能源的弊端已显现出来，“9·11”事件更暴露出它的致命缺陷，但这仍不能阻挡它在中国大地上的蔓延趋势，某市要建“世界第一高”的新闻已不再使人惊奇了。
三峡工程应“居安思危”
2002年，两院院士、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峡大坝裂缝有不同类型，有一种是贯穿性的裂缝，破坏本坝结构的整体性，影响大坝安全。这种贯穿性裂缝在三峡大坝一条也没有。另一种发生在大坝表面，很细很浅。三峡大坝有80条这种表面裂缝。产生表面裂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施工原因，如冬天没有把大坝表面保护好，产生温度裂缝；有的是设计原因。三峡工程从开工建设到蓄水通航发电，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弦，看到雄伟壮观的大坝，人们怎能不激动、骄傲，并引以为荣，然而，当人们得知大坝刚刚落成，就发现大坝表面有80条裂缝时，不免倒抽一口凉气，着实为大坝的安全捏一把汗。院士潘家铮掷地有声的发言：表面裂缝一般对大坝的安全没有影响。但是在大坝上游面的垂直表面裂缝，蓄水后水要渗进去，会产生不利影响。三峡大坝约80条这类裂缝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处理，可以保证蓄水以后不会渗漏。因此，对大坝的安全没有影响。尽管专家的讲话极具权威，不由人不信，但还是未能打消顾虑，如果说这种乐观情绪来自“三峡工程的温度裂缝不到国际标准的十分之一”，那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三峡工程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不能有一丝隐患，必须万无一失，温度裂缝不到国际标准的十分之一，并不意味着大坝就安然无恙，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亏得专家同时发出“大坝上游面的垂直表面裂缝，蓄水后水要渗进去，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警告。随着三峡大坝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还没有遇到各种严峻的考验，意想不到的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因此，我们现在及明天还没有说大话的资本，还不能断言80条温度裂缝对大坝的安全不会造成影响，因为三峡的安全必须是可持续性的。
这里无意否定三峡工程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推翻专家论断的意思，毕竟这个浩大的工程凝聚了众多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毕竟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一切从头开始，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全靠摸索着前进，如此说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堪称来之不易，实在可喜可贺。80条温度裂缝是修复了，会不会出现新的隐患我们不得而知；垂直裂缝现在虽然没有，但以后会不会有，同样我们也不得而知。不管专家也好，学者也罢，现在最好少下或不下结论，因为三峡大坝的安全系数究竟高不高，必须依靠科学，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南水北调”工程在安全方面能否争取“世界第一”
2002年6月12日《大河报》载，规模空前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在2002年10月开工，但其中关键的控制性工程——郑州孤柏嘴穿黄工程，却在河南当地引起许多水利专家和百姓的强烈争议，他们呼吁有关方面更多地为子孙后代和工程的综合效益着想，本着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穿黄方案做出最科学的选择。据悉，针对“穿黄”，水利部拿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黄河河面上架筑渡槽，二是在黄河底部穿凿隧洞，而有关专家在北京进行比选会审时，“已基本确定为隧洞方式，不日将呈有关方面拍板定案”。河南的水利专家对隧洞方案提出质疑，认为隧洞穿黄存在很大风险，呼吁应慎重选择，这不仅因其施工工期长、风险大，更因建成后检修难、易受地震影响等。而郑州一位市民专门在数千市民中进行调查，结果赞成渡槽方案的占总调查人数的75％，赞成隧洞方案的仅占15％。
当然，工程究竟是以渡槽还是隧洞方式进行属科学问题，但就河南专家和百姓所提出的质疑、发出的呼吁，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我国国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一些国人包括专家学者的心气似乎也在无形中被“垫”高了，乃至在考虑和处理一些问题时，往往贪大求奇、好高骛远，追求一种几乎是压抑过久后报复性的精神慰藉和荣耀。毋庸置疑，在今日中国的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技术力量、资金力量并不逊于一些发达国家，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别人做不到事情，我们未必不能做到。这当然是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愤图强所得到的必然回报，但也不能忽视，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一些人由此不管在什么事上都想营造出个“世界第一”、“前所未有”的效应来，却忽视了安全问题。
当然，这些事情和穿黄隧洞工程不具可比性，我也绝对相信有关专家在论证这个方案时是成竹在胸，有十二万分把握的，甚至有人会问：“三峡工程上马前，也有很多人提出异议，可我们现在不还是成功了吗?”是的，这些都应承认，可在穿黄的这两个方案里，渡槽和隧洞工程造价相当，前者明显比后者结构简单、不确定和不可预见的因素少，且易于运行和检修，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后者呢?专家或许会解释，隧洞的风险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但把风险尽可能地降低一分不是更好吗?更何况渡槽还可在黄河上营造一个壮美的人文景观，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振兴地方经济大有裨益，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如果单求精神荣耀，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关乎千秋万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安全上是不是也要追求“世界第一”呢？
城市减灾忠告综合减灾规划向“摊大饼”模式说不
2004年5月启动且于2004年下半年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项目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研究”在充分体现城市综合减灾规划思路下，提出了城市“安全容量”的概念，为此规划研究成果强调城市现代化要警惕“负数值”，城市综合减灾要全面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在此，集中在环境灾害及地质灾害上作出分析。
城市现代化指标要减少负增长值
在2003年太原市召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公布了2001年对全国58个地级以上城市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些城市包括东部城市35个，中部城市14个，西部城市9个，基本涵盖了大中小城市。在全国668个城市中，这58个城市的GDP占46.2%，人口占26.3%，人均GDP比全部城市人均高75.8%；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69.3%，基本走完了第一阶段现代化的2/3路程，再有8年时间大体上可以实现这个阶段的目标。进入新世纪，我国比较发达的城市纷纷确定本市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建立本市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以便对本市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价，也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为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从1999年到2002年对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及环保4个子系统、共25项指标的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
按照现代化指标体系评价，从子系统看，这58个城市经济发展实现66.1%，社会发展实现70.8%，生活质量实现64.8%，基础设施及环保实现77.6%。58个城市按照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是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80%以上的13个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第二方阵是综合指数在80%～60%之间的27个城市，包括海口、天津等；第三方阵是综合指数在60%以下的18个城市，包括南昌、包头、重庆等。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特点：一是市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很大。2000年东部34个城市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75%，中部14个城市的实现程度为56.8%，西部9个城市的实现程度为55.4%。二是部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珠海和海口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居第4位和第14位，但是社会发展程度却居第48位和第43位。三是人口控制能力较弱，有31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有45个城市超过现代化指标。四是信息化水平较低，且不平衡。五是城市环境问题突出。用气普及率达到100%的只有6个城市，不到80%的还有19个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0%的有7个城市，有19个城市不到30%。大同、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兰州、北京、重庆、包头等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
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及环保的相关系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数值，说明这些城市都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深圳，社会发展却处于第40位；经济发展处于第3位的厦门，社会发展也仅排在37位。社会发展处于第2位的长沙和第19位的兰州，基础设施及环保却处在第35位和第57位。城市现代化是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每个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不是相同的，实现现代化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单凭主观意愿行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重点抓好经济建设，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现代化；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严防边发展、边污染，警惕有增长、无发展，以保护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不再“摊大饼”，要建第二道绿化带
1997年，英国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学者Herbert Girardet先生听说过去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周边都有大面积的郊区农村地带，这些地带离城市很近，能方便地接纳城市产生的废物，比如粪便和有机垃圾，并能使这些废物转化成肥料后，生产出农产品，再运往城市销售。他说这是一种极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模式，问北京是否还保留着这样的格局，他想好好考察一下，让西方国家的城市学一学。他解释说，这种模式使城市与郊区保护近距离，能使城市排泄出的废物很快运到郊区进行资源化，而郊区利用城市废物生产出的农产品也能短距离到达城市，于是城郊之间形成的物质循环就不必耗费大量的能源。环境中也没有废物的积累，这种城郊结合的模式就是当今规划设计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理想模式。
然而，1997年以后，北京城市的高速发展却偏离了这个正确方向，步入了“摊大饼”的误区，结果城市与郊区越离越远，最直观和最糟糕的实例是：一车北京市内产生的粪便需要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郊区的指定处理地点，于是就出现了运粪车辆悄悄将粪便在市区排入了城市雨水口的违章行为，使之成为了北京水体的污染源之一。
申办奥运的成功，极大地激励着北京要在2008年实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的目标。时间正在逼近，弯路不能再走，因此，分析北京城市目前存在的环境生态安全问题，了解北京城市环境建设中的误区，北京找出正确的环境建设方向是极为必要的。一个城市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要从5个方面去体现：(1)空气质量好；(2)水质好，水资源有保证；(3)土壤肥沃而无污染；(4)本土生物物种保护好；(5)本地与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得到保留等。这5个方面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连：在空气质量差的地方，雨水不会干净，因此水质不会好；在水资源少的地方，土地难以肥沃，生物无法茂盛地生长；在没有多样物产的地方，当地依赖自然资源创造的传统产品和文化就会消失……因此，只有当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充分认识到地区环境5个方面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关系之后，北京才能产生出一套全新的环境建设设计思路和操作方法。北京也才有希望在2008年成为一个极具自身生态特色又符合国际环境检验标准的安全城市。
最近北京提出了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规划，如果设计方案将顺应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规律，以促进北京的生态恢复为原则，那么这个规划就能帮助北京朝着正确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方向迈出第一步。因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有望在以上提到的5个环境质量方面给北京带来正效应：(1)改善空气质量；(2)增加水资源的蓄积；(3)提高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4)提供本土物种的栖息地；(5)恢复传统文化。
2000年，北京市开始在市区和边缘集团之间建设“第一个绿化隔离带”。遗憾的是，这个绿化隔离带在建设和维护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少问题，最为明显的是：绿地设计缺乏生态常识、绿地建设对土壤结构破坏大、绿地树种和草种使用不合理、绿地养护耗水高、经地降尘调温效果差等，因此给环境带来的正效应不明显，负担却不小，可持续性差。规划的愿望与建成的效果出现了如此大的差距，主要的症结在哪里？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对城市环境建设需要顾及的5个方面不了解，把环境建设与园林建设混为一谈了，所以花了大钱，却没有好效果。这条路不应继续走下去了。园林建设是按照人主观的审美愿望去建造一个自己觉得好看的植被环境。在崇尚“天人合一”的古代中国，园林设计重视“风水理论”，因此选择的植物和建造出的园子有很强的适应自然的能力，既美观，生态效果又好（比如颐和园）。现代科学研究指出，中国的“风水理论”中含有大量的生态学理念和知识，这就能解释中国的古典园林设计为什么现在仍处在世界园林设计的顶峰。遗憾的是，现在流行于北京街头绿化地带的园林设计丢掉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顺应自然的核心，而一味去照搬欧洲国家现已淘汰的19世纪贵族园林模式，去建单一的草坪、艳丽的花坛、直线型绿地，结果在北京这片日照强度大大高于欧洲的地方，这样的绿地建设得越多，环境负效应就会越大（主要体现在过度消耗水资源，剪草废物量大、花粉污染增加、无遮阴和挡风的功能等）。因此，可以说“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失败，是败在不懂生态，败在了我们以为环境建设就是花园建设。调研中多次与路边绿地中干活的工人交谈，他们有中间筛土的、平地的、拔草的、种草的、浇水的、剪草的、撒化肥的、清扫树叶的、打农药的。在被问到这些工作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时，大家都说是能使环境“好看！”当被问到这些工作对生态会有什么影响时，没有一个工人能够回答。这样的对环境和生态完全没有知识的绿化队伍是没有能力建设出和管理好国际化生态城市的绿化隔离带的。这一责任并不在工人，而在园林部门本身。把颐和园后山上生长了多年的灌木拔掉，换上美国草皮，结果给后山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而决策了这样的工程的园林局部门是没有能力设计出生态型“绿化隔离带”的。因此，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先走出“绿化就是园林”的误区，要大量挖掘北京的知识资源优势，让生活在北京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北京环境设计的国家级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地理环境学家、气象学家、水文学家、农学家、历史学家、生态设计学家、生态经济学家、生态旅游学家等来共同为北京的“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和建设献计献策。
目前，北京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高、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高、城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和郊区土地沙化严重、城市交通噪音大、本土生物物种少、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区丧失严重。从这些问题的现状来看，北京要在今后4～5年时间内建成国际绿色城市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要采用全新的生态设计方案至关重要。生态方法最大的特点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恢复自然，国际上的实践已证明，这是速度最快、效果最好、花钱少而且可持续的最佳方法。如果北京实施生态方法，“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能体现出以下优点：
(1)隔离带的植被以恢复天然植被为主，辅以人工种植本土树种，混交而杂生，实行粗放管理绿化耗资低，可持续性好。
(2)北京的天然本土植被适宜北京气候、耐旱程度好，根系粗而入土深，养护不必浇水，而且大量的粗根系还能帮助吸收天降的雨水，既防洪，又增加地下水，渐渐地可以使北京的一些泉水资源得到恢复。
(3)天然植被区中树、灌、草植物类型多样，能充分覆盖土地，风天不起尘土，还能大量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悬浮颗粒物和多种其他类型的污染物。
(4)植被地带能营造良好的土壤微生物环境，加速废物类有机质的分解，有助于北京土壤质量的提高，同时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环境。
(5)生态方法能因势利导，把自然界的低地留给夏天的洪水，这些地带能让北京过去的湿地区域慢慢重现，帮助湿地生态的回归，增加北京水的自然净化地。
(6)生态方法能帮助恢复北京的本土特色物产，使有北京特色的传统农产品、手工艺品、建筑材料等得到开发利用，进而可以开发介绍北京乡土文化和自然资源的生态旅游项目，为居住在“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区域内的村社提供就业机会，也能使旅游者了解北京生态资源的知识。
(7)绿化隔离带中应建设一个现代化沼气站，这能帮助缩短北京粪便清运处理的距离，沼气站产生的能源和有机肥可供给周边村庄使用，沼气站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个生态旅游参观地。
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时期，我们不经意地破坏了 Herbert Girardet先生希望北京保留好的城郊近距离的格局，然而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规划，给我们带来了恢复那种模式的希望。因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将是一片主要由大自然组成的区域，而保护好这样的大自然地区，它将给予我们的是：大量地吸收掉我们在城市中排放出的废气、充分地把雨水送到北京的地下存好、有效地将可堆肥垃圾变成土壤的肥料、多样地营造生物物种的栖息地、不断地提供有北京特色的自然物产，这就是我们用生态方法去建设“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将会得到的回报。它会重建那种城郊之间的环境资源循环，把城市的废物变成资源，再把资源变成产品提供给城市。但这一切必须要以对这片绿化隔离带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计、认真实施和严格保护为前提。
城市减灾忠告2008年北京要办“安全奥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承诺要“举办成为一届历史上最出色的奥运会”，安全减灾是实现“一流奥运”的重要保障条件，应该从城市防灾的多侧面，在“安全奥运”观指导下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
把握2008年北京前后的事故灾变趋势
1.北京历史上的灾情不容忽视
(1) 元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元代的98年间，共有52个年份在大都地区发生轻重不同的水灾，水灾年份占元代总年份的53%；而旱灾占23个年份，为总年份的24%；地震年份约占18%。
(2) 明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明代自然灾害有三大特点：其一，灾害种类多且发生频率高。在明朝的276年中，水灾为116年即平均2.5年1次水患；旱灾年份160年即3年2旱，总体讲风调雨顺年份很少。其二，灾害分布地域广，密度大。如在明北京地区，一旦有洪灾害发生，所殃及地域往往是该地域的大都乃至全部；此外发生破坏性大震之年也不在少数。其三，各种自然灾害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性。明朝同时发生两种以上灾害的年份有192个，约占全部有灾之年的80%以上。
(3) 清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清朝灾害特点，除延续了明代灾情外，还表现了突出的地域性。境域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的总的次数，通州居首位，其次是宛平、京师（北京地区）、大兴、密云、昌平、延庆、顺义、良乡等州县。京师是皇帝起居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稍有灾异即引起高度重视，吏官们就勤于记录，从而统计到的情况是：京师地震次数最多（不论大小）。
2.北京现存的“十大”灾害源
北京面临的“十大”灾害源是：地震、气象灾害、旱灾、洪涝、环境公害、地质灾害、火灾与爆炸、城市工业化事故、生命线系统隐患、交通事故等。以日趋严重的城市火灾为例：50多年来北京市火灾发展总态势为：5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700起；6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828起；7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1258起；8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1780起；9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4500起。从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看，1950年火灾死亡3人，1997年死亡153人。从火灾及爆炸造成的损失看，1950年仅17万元，而1997年高达1.3亿元，占当年全国火灾损失的近1/4。21世纪前两年城市消防所面临的迫切问题集中在：
其一，北京众多的油、气罐站等重大易燃易爆源都建在三、四环路一带，严重威胁首都城市总体安全。尤以西郊、北郊、南郊3个液化石油气罐瓶厂、酒仙桥751厂煤气罐和化工二厂液氯生产设施等最为严重。据测算，北郊罐瓶厂1000m3液化石油气罐泄漏可影响到二、三环路附近；化工二厂液氯设施泄漏，毒气可影响到使馆区直到天安门广场；其二，量大面广的经济适用房的普通型高层住宅增加。由于此类设施除室内外消火栓外，无现代化设备，装上设备的也仅有1/2能正常运行，更由于公众对安全疏散缺少知识和误解，所以一旦火灾，高层住宅用户安危是大问题；其三，随着城市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各类“信息中心”的消防已成为必须关注的难题，这方面的火灾案例很多；其四，北京消防基础设施薄弱，救灾抢险队伍尚未形成高效统一的救援体系等。
3.北京2008年最大极端条件的灾害危险性分析
(1) 最不利气候灾害。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间是7月25日～8月10日，9月初举办残疾人奥运会。此时，正值当年“三伏”期间（7月19日～8月17日）和降水气候主汛期（7～8月总降水量可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3%），其气象条件是十分不利于体育比赛的。根据北京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表明，从7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地区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主要有：高温热浪、暴雨沥涝、雷电、冰雹、雾灾和雷雨大风等。具体如下：
高温热浪。在7月10日～8月15日期间，北京的平均日最高气温超过30℃的有21天（占80%），且日极端最高气温超过37℃的天数占51.8%。特别是7月25日～8月10日（奥运会正式时间），多年平均的日最高气温均在30℃以上，超过了第10届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最高气温值（28.7℃和28.6℃），且此期间空气湿度大（月平均相对湿度为78%～80%），空气闷热难耐，出现“秋老虎”天气（立秋前后）的几率较大，加上城区的“城市热岛效应”，易发生持续数天高温热浪（日最高气温超过35℃）。另外，从人体生理适应能力来讲，易致人中暑的气象条件（最高气温超过30℃，且相对湿度达到85%）在奥运期间可能持续数天出现，这显然对运动员、观众的身体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