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之简约版：四阿哥的成长史和权谋.7

在财税制度上，雍正也有创新，这就是推行“摊丁入地”政策。中国古代征收人头税（丁税）由来已久，成年男子无论贫富，均须缴纳。雍正的改革是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寡，定纳税之数额。也就是说，“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实际上，就是把人头税给取消了，那些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受益最大。

在行政制度上，雍正创设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明朝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设立内阁，但后来内阁首辅又相当于宰相，对皇权产生了威胁。为了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雍正特设军机处，以避开内阁。军机处实际上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一切惟皇帝旨意是从。如此一来，皇帝乾坤独断，大大加强了集权专制。与军机处相配套的是密折制度，雍正朝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达1200人，其用意是让官员们互相监督，防止欺瞒，也有利与皇帝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强化皇帝的权力。

雍正原是过劳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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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雍正还有两项功绩，一是“改土归流”，二是废除贱籍。所谓“改土归流”，指的是当时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世袭的土司制度，这些土司们在他们的辖地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严重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的发展。为此，雍正决定废除土司制度，改成统一的州县制度。这个改革实际上相当于一场战争，许多土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武装反叛，但最后都被雍正坚决镇压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废除贱籍”是雍正最人道主义的政策。所谓“贱籍”，指的是一些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这些人世代相传，不得改变，既不能改行换业，也不能科举做官，如浙江绍兴的“惰民”、陕西“乐籍”等。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这些人中，男的只能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则做媒婆兼带*等低贱职业，“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对于这些因历史问题而遗留下来的“贱籍”人等，雍正命一律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尊严和人格。

雍正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刚一登基，即罢鹰犬之贡，表示自己不事游猎，这和康熙动不动就出巡或围猎几乎是判若两人。雍正当上皇帝后，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他除了去过河北遵化东陵数次外，十三年里就没太出过北京城。最开始的时候雍正是怕允禩等政敌发动变乱；后来政局稳定后，他也没有出游，主要原因还是政务繁忙，根本没时间出去享受。雍正一生中最大的挥霍，就是扩建圆明园，主要是因为他怕热，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园林里避暑并办理公务。

雍正处理朝政，从早到晚，寒暑不断，年年如此，几乎没有停息。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多件，满文奏折也有六千多件，多是雍正在夜间亲笔批写，从不假手于人。朱批短的两三字，长的有上千字，累积起来，雍正不到十三年的时间里，光朱批就写了有三四百万字。看来，做皇上真的是个苦差使。

雍正还是个很节约的人，如今保留下来的朱批，很多都是写在裁剪而成的小条，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雍正的谕旨。当然，他也有爱好，比如喜欢养狗，曾命人做过狗衣、狗笼等。另外，雍正还喜欢西洋的玩意，如温度计和望远镜等。雍正总共有八个后妃，比他的祖父、父亲、儿子等都要少，在皇帝里面实在算不上贪图女色。他有过十个儿子，其中只有四个成年（其中长子弘时还被处死）；有四个女儿，但只有二女儿长大出嫁，但也去世很早（康熙年间）。

遗憾的是，正当雍正政绩卓然，国家治理已见成效的时候，他却猝然去世，真可谓是天不假年，也让人倍觉惋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突然驾崩。由于当时正是天下太平之时，雍正的突然死亡，自然引起大家的猜疑。《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雍正是被民间侠女吕四娘所杀。吕四娘是清代著名学问家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因受开篇所说曾静张熙案的牵连，死后还被挖棺戮尸。当时吕四娘一向跟随大侠甘凤池练习剑术，身轻如燕，有一身的好功夫，得知自己祖父的遭遇后，吕四娘大愤，深夜入宫将雍正刺杀，并割去其头作为报复。由此，民间传说雍正死的时候安的是一个金头，以掩饰首级被盗的尴尬。

也有人说是因为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结果引起原阿哥们所蓄养的武林人士的仇恨。当时有个僧人武功很厉害，后来雍正派自己的武林高手们将他团团围住，僧人说，今天我气数已尽，但三个月内必有人为我报仇，说完便自刎了。那些人将僧人的首级割回去复命，并把僧人说的话禀告了雍正。雍正听后非常害怕，大力加强了宫廷的防卫，并命侍卫们日夜巡查。但仅过一个月，雍正便无故暴死于内寝。

在清朝的官方记录《雍正朝起居注册》里是这样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

官方的记载显示，八月二十一日的时候，雍正身体不适，但依旧照常上班办公。到二十二日的时候，雍正便挺不住了，他让儿子宝亲王弘历（乾隆）和和亲王弘昼前来照顾，不料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急忙将诸王、内大臣和大学士们赶到寝宫，发布遗诏。在一片慌乱当中，雍正在子夜时分魂归西天。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在二十一日之前的几天，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他在十八日的时候接见了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们；二十日的时候又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咨送的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如此看来，雍正在二十一日发病前似乎身体状况良好，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接见这些不甚重要的官员。

作为当时突发事件的见证人，顾命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描绘了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他说在八月二十日的时候，雍正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但“犹听政如常”，当时作为军机大臣的张廷玉也是每日照常进见，没有间断（张廷玉亲自所见，颇为可信）。可就在二十二日晚上漏将二鼓（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张廷玉本已脱衣上床睡觉了，突然家门口有人“咚咚”砸门，似乎有什么事情急如星火，张廷玉慌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开门一看，原来是宫里太监，急宣张廷玉火速进宫。

张廷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当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就匆忙赶到雍正所在的圆明园。此时门口已经有几个太监在那里焦急等待，他们一见到张廷玉，便直接将他带到雍正的寝宫。张廷玉一见雍正，“惊骇欲绝”，这才发现白天还好好的雍正，到了晚上竟然已经“上疾大渐”，快不行了！

随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等人先后赶到。众人向雍正御榻前请安后，便出去到外面阶下急切地等候里面的消息。当时只见御医们进进出出，在不停的奔忙。子夜时分，哀讯传出，御医回天无力，雍正龙驭宾天了。当时弘历“趋诣御塌前，捧足大恸，号哭仆地”，众大臣和太监们也大作哀声。

袁枚写的《鄂尔泰行略》里，又接着写了下面的事情。雍正驾崩后，在一片混乱中，鄂尔泰想起当时雍正曾跟他和张廷玉说过传位遗诏的事情，他见大家都在痛哭，心想老这么哭下去也不是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他便拉起张廷玉，对众人厉声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行皇帝曾和我两人说过有两份传位密诏，一份就在宫中，现在事不宜迟，应该马上请出来！”

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这才醒悟过来，急命总管太监将遗诏请出。那总管太监吓得要命，慌忙跪下说：“大行皇帝并无交代，奴才实在不知道密诏所在！”张廷玉想了一下，说：“大行皇帝当天的密封之件，也没有多少，外面用黄纸封住、背后写有‘封’字的那份就是！”

太监们急忙按张廷玉说的时间去找，不久便找到传位于弘历的那份遗诏。在皇位继承问题解决后，鄂尔泰捧着遗诏，急匆匆地从圆明园赶往紫禁城安排乾隆登基和雍正的后事去了。由于当时是半夜三更，一下子也找不到马，鄂尔泰只好骑了头运煤的骡子奔回去，回到皇宫后七天七夜才出来。鄂尔泰出来的时候，家人惊讶的发现他左裤红湿。原来，那天晚上鄂尔泰骑着那头劣骡，被弄得肛门开裂，鲜血直流，当时在宫中忙得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如此看来，雍正死前身体状况比较正常，并无任何征兆。如果排除被刺杀可能的话，那他的死因可能是下面几种：一是服用丹药中毒而死；二是过分劳累导致的猝死，如中风、脑溢血或者突发心脏病等，即现在所谓的“过劳死”。

雍正原是过劳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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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驾崩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在百忙当中，却突下谕旨将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立刻驱逐出宫，说他们是“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出事”，并警告他们如果敢泄露宫廷中的任何事情，就将立刻正法。至于宫中的那些炼丹炉、炼丹药之类的，也都全部清运出宫。雍正做太子的就对炼丹很感兴趣，等到他做皇帝后，依旧对炼丹兴趣不减，并在宫中蓄养了一些道士专门为他炼丹。他不但自己服食丹药，还经常将这些丹药赐给自己的心腹鄂尔泰和田文镜等人服用。乾隆即位后的突然之举，不得不让人怀疑雍正是不是服用了某种丹药而导致中毒身亡，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雍正是中毒而死。

笔者倒认为，雍正“过劳死”的可能性更大。所谓“过劳死”，指的是“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将此病症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过老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但却又没有明显的病症。近些年来，数学家陈景润、作家路遥等英年早逝，可能都是因“过劳而死”。

雍正“过劳而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于他过于勤于政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候深夜都在阅批奏折，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长年如此，身体怎么吃得消？雍正不像他的父亲康熙懂得如何休息和放松，他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或者特别的爱好，每天就是接见大臣们并和奏折打交道，这都是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智力的。这个工作又没人能够替代，也实在是难为他了。

据记载，雍正在即位后的五六年里身体还算可以，但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几乎一命呜呼。手下的官员上请安折让他多休息，雍正偏要逞强，只要他能动得了，什么事情都要躬身亲为。如此一来，即使不忙死，也会累死。就说雍正去世前的几天，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休息，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直到最后那天挺不住了，他才让两个儿子前来侍候。

雍正或许不知道，后人所称的“康乾盛世”，将他承上启下的雍正朝给省去，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愤愤不平的。事实上，若不是雍正一改康熙晚年的弊政和颓势的，并为儿子奠下了强盛的根基，又哪来的乾隆六十年繁盛江山？要是雍正能多做十年皇帝，断不会比他的康熙和乾隆逊色，正如学者杨启樵认为：“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是人终归是要死的，皇帝也不例外。雍正也早早的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千年吉地，不过，不是在埋葬顺治和康熙的遵化东陵，而是在距东陵近三百多里的河北易县泰宁山太平峪（今清西陵）。本来大臣们已经在遵化东陵替他挑选了一块上吉之地，但雍正认为那里“规模虽大，形局未全，且穴中之土带有砂石”，因此在易县另挑了陵区。为此，很多人还猜疑雍正是不是因为自己篡位，害怕去见九泉下的康熙云云。

不过话说回来，雍正死后埋葬的泰陵，山环水抱，景色极佳，的确是一个风水宝地。泰陵建造的规模很大，里面有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等建筑，气势恢宏。除此之外，还有一群大型的石像生，非常的宏伟壮观。可惜的是，在民国后泰陵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由于清东陵和清西陵大都被盗，当时泰陵地宫也一直认为早被盗过。1980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泰陵地宫进行清理发掘，由于雍正“金头入葬”的传闻妇孺皆知，当时泰陵云集了大批的媒体记者，他们把镜头对准了雍正的地宫，想在第一时间揭开这个千古之谜。但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沿着盗洞口下挖了两米之后，发现盗洞只挖了两米，下面是原封土，这证明泰陵地宫并没有被盗过。

有关专家发现这个情况后，急忙向上汇报，国家文物局便叫停了这次发掘，并重新把琉璃影壁下的盗口砌死，恢复原状。如此一来，雍正的“金头之谜”也只能继续神秘下去了。雍正是幸运的，在清朝的那些皇帝里面，唯有他和他的后妃仍然躺在完好如初的泰陵地宫里，两百七十年来，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小人物的结局

说到这里，康熙和他儿子们的故事也就基本讲完了，最后再交代一下开篇两个小人物的结局。话说岳钟琪将曾静张熙的底细摸清后，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曾静和张熙都来自于湖南某偏僻之乡的读书人。曾静当年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经读过浙江人吕留良所编的考试辅导书《时文评选》（就是那种把历年写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来，进行指点评论的书，以帮助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属于考试秘笈之类）。

由于曾静所处之地乃湖南的穷乡僻壤，文化落后，无书可读，曾静便在雍正五年（1727年）的时候派自己的高足张熙去浙江买点参考书回来。曾静对《时文评选》印象很深，临行前特意叮嘱张熙到了浙江后去吕留良家访书。当时吕留良早已过世，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和他的学生严鸿逵及徒孙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热情接待了他。这几个读书人见张熙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专访，心里很是感动，于是便把吕留良的遗稿包括《备忘录》、《吕子文集》等都送了一份给他。

再说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后，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特别是读到吕留良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后，更是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们和周围的人之所以困窘，原因就在于满洲人的统治。读完吕留良的著作后，曾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说：“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从此以后，吕留良也就成了曾静、张熙两人的精神导师，他们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思想，并进而付诸行动，这就是开篇所发生的投书事件。曾静、张熙的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在雍正初年，民间关于雍正实系篡位的流言传播甚广，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严苛，社会上也的确是怨言四起，政局颇为动荡。但是，张熙投书之时已是雍正六年（1728年）的九月，此时非但年羹尧、隆科多等强势人物已经被先后铲除，就连允禩、允禵等皇族内的异己势力也已被收拾殆尽，唯有曾静、张熙等人因消息闭塞，他们浑然不知政局的变化，却自以为获得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状”的确凿证据，又创造性的联想到川陕总督岳钟琪乃岳飞之后，反清的条件时机都已成熟，所缺的不过是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殊不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鲁莽行为，却给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人言可畏，雍正从曾静张熙的投书中似乎也意识到民间流言的可怕性，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这听起来言之凿凿的“十大罪状”究竟从何而来。经过拷打之后，曾静称自己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而何立忠和陈象侯又说自己是听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陈帝锡被逮住了，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便支支吾吾的说自己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的。

如此一来，侦察人员便顺藤摸瓜，经过辗转查访，最终查出是允禟等人被流放的太监和党羽在发配路上做了播种机和宣传队。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每到市集便高声吆喝招引众人来听故事，这才使得这些宫廷秘闻散布于沿途，随后更是一传十、十传百，流言遍天下。这些人的下场在史料中不得而知，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必是人头落地，锉骨扬灰罢？

雍正知道，对付那些家奴容易，但像吕留良这样的思想犯既危险，又难对付得多。吕留良（163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吕留良少年的时候博览群书，曾在顺治十年（1653年）考中秀才，后不知何故，思想大变，极为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的行为（正如其别号“耻翁”）。

康熙五年（1666年）后，吕留良决心再不参加清朝科考，也决不做清廷官吏。从此后，他便隐逸山村，以著书授徒为生。为迎合当时考试经济的需要，吕留良曾选评了历代科举中的优秀八股文，编辑成册，即前面提到的《时文评选》，这本参考书刊刻发行后，流行甚广，这使得吕留良获得了“东海夫子”的称誉。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时候，当地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康熙特设的考试，由各地官员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前来参考）的考试，但被他坚决拒绝。第二年当地政府又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他，他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自残，“吐血满地”。后来他烦不过，干脆削了头发，出家当和尚，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决心。

小人物的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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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783年），他的后人和学生将他的遗作汇集成册，并刊刻发行，包括《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等，在江浙一代流传甚广。吕留良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他坚持华夏的民族立场，反对效忠于满人建立的夷狄政权。除此之外，他秉承了黄宗羲等人的激进思想，反对君尊臣卑，提倡民权。吕留良对于清朝也是极为的蔑视，他在文中从不称“大清”或者“圣朝”，却用“燕”、“北”来代替，以表示他不承认满人建立的大清王朝。

吕留良的言论对于雍正来说当然是异端邪说，极其叛逆。因此，雍正对吕留良这一干人等的处理也是十分残酷的。当时尽管吕留良已经死了有四十多年，他的长子吕葆中（曾中进士）也早已去世，但也难逃刨棺戮尸的厄运。曾静张熙案审结后，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和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当时也已去世，但仍旧被戮尸枭示，其孙辈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有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被认为是存心不良，判斩立决；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二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斩监候；孙用克，阴相援结，斩监候；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斩监候。

另外，这些人的门徒和相关人等也遭到严惩，如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的功名，杖责一百，与其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革去相应的教谕、举人、监生、生员功名，杖责一百，三年徒刑。严鸿逵的门徒朱霞山、朱芷年和沈在宽的门徒张圣范、朱羽采等人因从学时的年纪尚小，不予论罪。

值得一提的是车鼎丰、车鼎贲两兄弟。现在知之甚广的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是出自车鼎丰的名下。当时还有个传闻说，某日车鼎丰与弟弟车鼎贲一起喝酒，当时用的酒盅酒杯是明朝时生产的瓷器，盅底还有“成化年造”的字样。车鼎丰喝完杯中酒，倒翻其杯戏道：“大明天子今重见”，车鼎贲瞧见酒杯底，便给哥哥斟满酒后，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壶”“胡”同音，意思是把满人建立的大清搁在一边。吕留良案发后，两人都被牵连致死。

曾静其实是老实人，最终被整得跪地求饶，服服帖帖，连扇自己耳光。曾静在供述中，连称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空有一副人脸，但连匪类也不如；听了皇上的道理后，如坠深渊，极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万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过；从长沙押到京师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听到的也都是万民对皇上的赞誉声；弥天重犯自小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体察百姓的疾苦和艰辛，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万死不赦的重犯。弥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没有知觉，如同顽石一般没有头脑，也应被感化悔悟。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包容天地，弥天重犯万万次叩首，望皇上发哀怜之心，体恤我们这些无知之人。”经过雍正的亲自“训导”后，曾静果然判若两人。

小人物的结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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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大家认为曾静、张熙这两个案件直接当事人必死无疑的时候，雍正却一反常例，竟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人凌迟处死，雍正颇为不耐烦的说：“这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谁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特别下旨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以求保住曾静张熙的性命。这桩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样百出，令人大跌眼镜。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雍正随后又给了曾静和张熙一个任务，那就是把他们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让他们去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借以戴罪立功。所谓“观风整俗使”，也是由吕留良案引起。雍正认为浙江这个地方“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与一方”，于是他派了官员前去整顿其风俗，还为此停止了浙江的乡试，断绝那些士人们的科举求身之道，以示惩罚。

曾静回到湖南后，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说是要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淹死这个罪人。这传单究竟是对曾静的悖逆不满呢，还是对曾静的变节愤怒，尚不得而知。不过，曾静由反清转向奉旨吹捧雍正和大清，这个华丽转身也未免过于滑稽。曾静被派往湖南进行宣讲的时候，雍正特令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对之蔑视讥讽。

雍正还觉得不过瘾，他随后又将此案的全部谕旨和审讯记录，加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汇编成书，名曰《大义觉迷录》，发往全国各地，“每学宫各贮一册”。雍正还说，各学宫“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如此一来，《大义觉迷录》风行天下，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刊印的数量之多，在雍正年间据说是排第一名。

不过，乾隆一上台，便推翻雍正的对曾静、张熙免予追究的遗命，很快下令让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更要紧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将雍正精心编撰并已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立即停止刊刻和发行，凡是有这本书的，统统上缴收回后统一销毁，若有私藏，依法严惩。由此，《大义觉迷录》便成为“老子编来儿子禁”的天下第一禁书，在雍正朝后难得一见，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但问题是，《大义觉迷录》作为雍正朝的御制国书，它的发行量之大，可谓是人手一本，怎么禁止得了？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将这本书禁掉，原因是这本书不但没有出现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让皇宫里的丑闻秘事、皇子间的尔虞我诈等“国家重大机密”外泄，这些老百姓对赞扬大清没什么兴趣，却对雍正的“十大罪状”，特别是“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这些秘闻津津乐道，茶余饭后的说个没完，严重损害了雍正的光辉形象。如此一来，不但没有起到“觉迷”的效果，反而成为一种笑料，让全国人民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话，这还了得？乾隆在登基之前，脸上早已是羞得满面通红了！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说倒罢，越抹越黑”，当时也不知道雍正怎么想的，居然要和全国人民争辩自己是清白的、正确的。他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审判台，让全国的人来评判，但问题是，当时人的思想觉悟能达到那个程度吗？这就害得儿子乾隆一上台就要去给他擦屁股了。

乾隆经过慎重考虑后，觉得哪怕是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反面教员给杀了，以绝后患。他降旨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于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当的采取“灭身”之举，以肃清其流毒。

如此看来，乾隆的手段不过是“焚书坑儒”的翻版，和他父亲想比，要拙劣许多。至少，雍正还敢公开整个案件的情节（包括诋毁自己的内容），敢于进行批判和辩论，甚至还敢于赦免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弥天重犯”，让他们改过自新，充当反面教员，这种勇气和做法，在历代皇帝里面简直是绝无仅有。

清朝的文字狱屡见不鲜，但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却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此案诛连规模之广，诛戮惩处之严酷，外交雍正处置方法的出人意料，都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诸多故事，也是人们所记忆犹新的罢。

正文结束。

后记

江南的气候，每到四五月便入黄梅节气，待到六七月已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行路之人，汗流浃背，即便是在家中，也是热得气喘，无处逃脱。记得多年以前，家中院落里倒有几株羊眼豆秧，用几根木头或竹竿，搓些草绳，如张灯结彩的一般的，简简单单的搭个棚子。不半月间，那豆藤便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就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如今的空调间反要透气凉快。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这样的八口之家在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不过，在我们那一代，家里有四五个小孩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在那时夏日的风凉里，我们兄弟姐妹们都还小，一家人围在一起闲聊看书做游戏，这恐怕是计划生育后所再不可能出现的一道风景了。时光流水匆匆，如今父母已老，我们也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最小的我也远离家乡出外谋生。上海的夏天是酷热的，偶然也会有清风徐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段年少的时光，对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依旧是如此的怀念。

康熙的家庭不是平民之家，他儿女众多，可皇位只有一个，这让康熙百般烦恼。康熙是理想主义的，他想让这些儿子们一团和气，安定团结，但在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前，这被证明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是暴力的，权杖需要血和火来祭奠，而家庭却是要温情和人性去浇灌。当这两者碰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本书的中心人物雍正，其实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阴毒黑暗，他为人骄傲，自视甚高，性格直率。可惜的是，在中国历史里，雍正一直以来就是被人误解最深、传闻最多的帝王之一。问题恐怕还是出在他自编自导的那部《大义迷觉录》上。他非得让全国的士子们人手一册，成天宣讲，弄得很多本不知道他“十大罪状”的人，也都得以了解甚至深信不疑。

雍正的错，就在于他想为自己讨个清白。殊不知，很多事情是越描越黑，以至于他的那点破事扩散到全国的穷乡僻壤，演化成诸多的稗官野史，流传至今。尽管他的儿子乾隆上台后好一顿忙活，一上来就收缴被禁绝了他父亲引以为得意的《大义觉迷录》，但关于雍正的传闻依旧越传越邪乎，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雍正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点击率最高的帝王之一。雍正的故事，经历了几百年岁月的考验后，依旧具有极大的娱乐价值，目前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当然，清朝的历史，特别是康乾时期的历史，由于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剧已经是非常之多，其历史事件已经是为人所熟知了。但令笔者不甚满意的是，这些戏说性质的小说或影视剧，在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兴趣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一个曲解甚至掩盖历史的反作用。

如何在学术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出路，用一种轻松随意的笔调反映历史，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突破。这本小书，读起来似乎像是历史小说，但其实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史。假如读者能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将本书读完，那就是笔者最大的成功了。

本书是笔者继《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帝国的绯闻：大清野史三百年》推出后，用平民的眼光去解读清朝历史的第三部作品。本书延续了前两部作品“正史不正，野史不野”的历史大随笔写作风格，用一种人性的、温情的笔调去记叙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那场权力之争。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感谢她们长久以来对我默默的支持和深切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