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之简约版：四阿哥的成长史和权谋

四阿哥胤禛出生与康熙十七年（1678年）。《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平淡无奇的记到：“丁酉，今上皇帝生，上之第十一子也，母曰乌雅氏。”也就是说，在胤禛呱呱坠地的时候，二十四的康熙已经生过十个儿子了，胤禛生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祥瑞异兆，康熙也没有对这个新生儿特别的重视，只是他前面的十个儿子只活下来三个，因此这个孩子后来反成了四阿哥，在他叙齿的二十四个儿子里面，算是年长的了。

胤禛刚满月便被贵妃佟佳氏（后来被封为皇后）抱去抚养。佟佳氏出身于满族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后是佟佳氏的姑姑。佟佳氏作为康熙的表妹，当时刚被封为贵妃一年。佟佳氏后来生了皇八女，但不幸的是，可能是因为近亲的原因，这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月不到就夭折了。亲生女儿的死去让将自己所有的母爱都倾注于胤禛的身上，视同己出，关爱备至，不亚于亲生儿子。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六年，康熙二十八年，佟佳氏一病不起，在被封为皇后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佟佳氏死的时候，胤禛当时十二岁，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总得来说，胤禛的成长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出彩的事情，总体来说是循规蹈矩，对于皇子们之间的争夺，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淡泊和从容的“出世”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故意伪装，倒不如说是一种兴趣的选择，毕竟，在太子被废之前，胤禛也的确没有想要去争夺储位的念头以他当时的条件和兴趣，只是替补中的替补，储位的问题，似乎还远远轮不到他。

即使在一废太子后，胤禛也没有想过要卷入到这场储位战争中去，大阿哥胤褆的悲惨结局估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他认识到轻举妄动的可怕后果。所以在胤礽被复立后，胤禛还是安分守己，甚至拜佛参禅，看淡一切，以尽可能的回避那些宫廷斗争，免得自己被卷进去，惹祸上身。

但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太子再度被废，一下子把胤禛的原有想法给打破了：既然太子胤礽已经再没有可能接班了，那么，其他的皇子都不是皇后所生，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力去继承康熙的皇位，而自己又是相对年长的皇子，能力也不差，那为什么不能是我来接班呢？

一旦这种平等朴素的念头在胤禛的脑海里萌芽，那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再难回头了。但是，虽然前面已经有人在这场斗争中落马，但具备继承王位资格和实力的兄弟不仅仅是胤禛一个人，他还有这么多的兄弟，谁也不知道最终会鹿死谁手，而且，康熙在二废太子后，看起来已经不打算在公开建储，这就更是加大了争储的难度，并决定了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面对这场困难而漫长的储位之争，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是不行的。关键时候，胤禛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也就是二废太子的后一年，及时的上书给胤禛，劝自己的主子加入争夺储位的行列中，他指出，现在乃是“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

也就是说，现在储位虚悬，皇上圣意未定，你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争取，万一机会给了别人，到时候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到时候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胤禛在胤褆、胤礽被圈禁、胤禩被打击、胤祉等人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胤禛作为年长的皇子，并不是没有机会，关键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随后，戴铎又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如何处理父皇和兄弟们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三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人马、壮大本门实力的问题。

戴铎提出，胤禛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处于一种“英明之父、众多手足”的局势。这种局势不好处理，难就难在面对一个英明的父皇时，你要是不展示你优秀的一面，往往不被考虑，就像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等人一样；但是你要是过分展示你优秀的一面甚至超过父皇的话，又会被父皇所猜忌，八阿哥胤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手足众多”是当时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也只能坦然面对。兄弟多了，皇位又只有一个，你争我抢，也是必然。加上康熙对皇子们的培养都很成功，个个都不差，“你有好竽，我有好瑟”，彼此相争，终究是有人胜，有人败。大家都是骨肉兄弟，虽然情面上讲不过去，但权力斗争是血淋淋的，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面对这种情况，戴铎提出，“孝、诚、和、忍”是父子兄弟关系的四个法宝，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对父皇既要诚孝，但又要适当展露才华；对兄弟要友爱包容，和睦相处，不结党，不结怨（结党必然结怨）；凡事要平和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小失大，坏了大事。

在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问题上，戴铎提出要胤禛向八阿哥胤禩学习，广结善缘，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由于胤禛在此之前对争储之事比较淡泊，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戴铎向他提出要积极的入世，趁着八阿哥胤禩受打压的好机会，把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要想在储位斗争中获胜，关键还是自己有人；即使是夺得皇位，到时候也要有大批的人来辅佐自己。任何一个优秀的事业开创者，平时都必须注意笼络自己的一批人才，不然靠自己单打独斗，是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的。由于当时各阿哥都已封王建府，有了自己的属人，所以戴铎提出要先从本门之中注意发现、提拔并培养人才，以为将来作打算。当然，这点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如果自己过分的为本门之人争权，必然会引起康熙和其他阿哥们的猜忌，弄不好会走上太子胤礽的老路。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康熙日渐衰老，变得眼花耳背，和李光地商量事情时，两老头交流都是采用笔谈的方式，把话写在纸上，怕声音大了被太监们偷听。在“太子党”土崩瓦解，“八王党”分崩离析，而十四阿哥党未成气候之时，“皇四子”集团在戴铎“挖掘和培养本门人才，壮大本门实力”的建议和精神指导下，已经是初具规模，悄然浮现。

这个小集团以雍亲王府的“藩邸旧人”为主，也就是那些胤禛的亲戚、属人或者为雍亲王府服务过的人，其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戴铎，原任福建知府，后升道员，康熙末年升至四川布政使；戴锦，戴铎之兄，经过胤禛的活动，康熙末年楚人河南开归道；年羹尧，胤禛的大舅子，其妹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是汉军旗人，在康熙四十八年已就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晋升为四川总督，六十年升为川陕总督，势大权重；魏经国，康熙末年已经是湖广总督；常赉，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之子，官居副都统；博尔多，藩邸旗下之人，举人出身，后官居内阁中书；沈廷正，做过陕西商州知州和甘肃兰州同知；另外还有傅鼐、马尔齐哈、沈竹、金昆、诺岷、黄国材、黄炳等人。

光有本府之人是不够的，胤禛又开始在外面挖人。譬如礼部侍郎蔡珽，胤禛多次拉拢，但蔡珽都不应命，但胤禛仍旧不死心，后来终于在蔡珽要去任四川巡抚时，前来热河向康熙辞行，这才由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引荐给胤禛，蔡珽见了胤禛后，又向他推荐了左都御史李绂，后来这两人在雍正朝都得到重用。

其中有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似乎也在康熙末年加入了胤禛的集团。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儿子，佟国维一家本都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本来以胤禛和佟佳氏的关系，按理应该支持胤禛才是，由此可见胤禩的笼络能力）。隆科多是在第二次废太子的时候，取代“太子党人”托合齐步军统领的职位的。也许是因为隆科多见胤禩已经没有希望，大概在储位战争的最后时刻加入了胤禛集团。因为隆科多职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步军统领负责京城的安全，掌管京师的卫戍部队），他的加入对于胤禛集团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不能遗漏，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虽然从康熙五十一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胤祥似乎已经在当时的储位斗争中几近消失，但在所有的阿哥里面，胤祥可以说是胤禛最铁的死党，这个人虽然在康熙生前没有给胤禛夺取储位带来帮助，但在康熙即位的时候和即位后产生了重要作用，说起胤禛的小集团，不能不提及他。

由此可以看到，胤禛虽然韬光养晦，但其集团的人在康熙末年却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职位，在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在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如此势力，虽说不是太大，但也令人不敢轻视。对比其他的阿哥，如三阿哥胤祉势力太小；八阿哥大都是朝中文官，而十四阿哥只有部分兵权，并没有得到朝中的普遍支持。如此考量下来，胤禛集团在综合实力上显然处于上风。

不仅如此，康熙晚年对胤禛的好感和重视也是与日俱增，这从康熙和胤禛的来往频繁度和委派的事务也可以看得出来。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这点很得康熙之心。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废太子事件中，胤禛负责对原步军统领托合齐进行审问，一举端掉“太子党”的重要人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明十三陵墓群发生被盗事件，康熙得知后命胤祉和胤禛前去调查处理，并让他们进行祭拜。同年，孝惠皇太后去世，由于康熙病重，皇太后的丧务大都是由胤祉和胤禛两人在康熙的指示下安排处理。第二年，皇太后的梓宫（即棺材）要安放进顺治的地宫时，康熙病重不能前往，也是由胤禛负责整个事务，并在陵前代为宣读祭文。

康熙六十年正值康熙登基六十年大庆，胤禛被派往关外盛京祖陵大祭。胤禛回来后，又奉命代祭太庙；同年冬至，胤祉代表康熙在圜丘祀天。同年三月，因为会试中没有中第的举子们认为判卷不公而闹事，胤禛奉命带人前去复查试卷。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一个月，通仓、京仓亏空之事泄露，康熙命胤禛带领大队人马前去清查，其中包括隆科多、延信等人。同年十一月初九，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四天，冬至将到，胤禛被委派去南郊天坛行祭天大礼。按常例，祭天这样的大礼都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的，康熙也从没有委以他人。康熙委派胤禛前去祭天，也许已经能看出点端倪了。要是康熙真的有意传位给胤禛的话，那这次胤禛的祭天，也就成了上苍对这位未来之君的审查了。也许冥冥之中，的确是有天数的。

正如戴铎所说，“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应该说，胤禛很好的把握了处理政事的尺度，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

当时胤禛大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当时的皇子里面，八阿哥胤禩虽然也有能力，但已经靠边站了；而十四阿哥长期在外用兵，对政务并不了解；剩下的竞争者里，同样受到康熙重视的就只有三阿哥胤祉了。可惜的是，胤祉虽然年长而且有才学，但他不是个搞政治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不足以和胤禛抗衡。

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天上是从来不会掉馅饼的，掉石头倒有可能。胤禛的未雨绸缪，一张一弛，何尝不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卷四、取王杖.神鬼莫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胤礽二度被废的时候，康熙似乎比第一次废太子轻松许多，谈笑间，便将此事快速了结。从此后，康熙便再不愿意提及预立储位之事，若有大臣不识趣妄提这事的话，往往会把康熙惹得勃然大怒，后果非常严重。康熙之所以不愿意再立太子，一来是不愿意看见这些皇子们在那里尔虞我诈甚至公开争斗；二来怕万一立了太子，到时候又来个像胤礽那样的，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与安全。立储之事弄得康熙晚年心神郁结，愁闷不堪，很多本想办的事情都没有办成。

但是，不立储的话同样有很大的弊端，阿哥们决不会因为不立太子而停止争夺，只不过因为没有明确的敌人而相互收敛一点而已。更有趣的是那些大臣们，他们很不习惯没有皇储的日子，又见康熙日渐衰老，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到时候会出大乱子，所以他们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集体请愿，要求立储。康熙拗不过他们人多，只好借口当年太子胤礽的仪制逾规，让人重新搞了个太子仪制，弄出一幅好像要立太子的样子，但过后又没了动静。大臣们正想提醒康熙，不料出了个朱天保事件，惹事的朱天保等人被砍脑袋的砍脑袋，流放的流放，弄得大臣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于是立储的事情也就被拖了下来。

康熙当然知道不立储的危害，万一哪天自己突然倒下的话，国不可一日无君，到时闹腾起来可不是小事情。但是，康熙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他总觉得自己不会这么快出事，总想先拖两年再说，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疾病和死亡，要来的终究会到来。

康熙想在弥留之际宣布谁来承继大位，但这一天真到来的时候，康熙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而这也就有了雍正登基的千古迷案。在这个事件里，到底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许只有康熙才知道。

但是，很遗憾的是，越不想它来的，它说来就来了。

一、康熙之死（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二度被废后，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康熙不得不对立储之事做出回应，这就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搞了太子仪制，二是将诸皇子和朝廷中的主要官员全部召集到乾清宫东暖阁，发布了一个长篇谕旨。

在谕旨里，康熙颇为动情的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不得了，从来就不生病。弹指一挥间，现在我已年近七旬，在位也五十多年了。从黄帝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千三百多年了。这期间，少说也有三百多皇帝曾经君临天下，在这些人里面，我应该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罢？（后来乾隆本有机会超过康熙的，但估计是考虑到康熙的这道谕旨，所以他只好做了五十九年的皇帝后禅位给嘉庆，自己做太上皇。若要真算起来，乾隆才是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我当上皇帝二十年的时候，没想到会活到在位三十年；等我在位三十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活到在位四十年。可如今，这都已经是在位的第五十七年了。《尚书》里曾说世上有“五福”：一是高寿；二是富裕；三是健康；四是好德；五是善终。五福当中，最后一个恐怕是最难的。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所有的儿子、孙子，还有曾孙，这些全部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个，多子多福，天下也还安定，即使还没有完全达到移风易俗、家给人足的地步，但这也是我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所换来的。这几十年里，我一刻也不敢懈怠，这不是用“劳苦”二字所能概括的啊！

从前很多帝王短命而死，那些后代的史家和书生们往往讽刺他们是贪于酒色，腐化而死，就连一些英明之主，他们也要鸡蛋里面跳骨头，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我想说的是，这些人大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很帝王之所以早死，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事务过于繁重，他们大多都是累死的啊！皇帝不像大臣，他们愿做就做下去；不愿做的话，大不了可以挂冠而去，或者年纪大了申请退休，回家抱子弄孙，逍遥自在，享受天伦之乐。可我们这些做皇帝的呢，哪有此等福分？！也只能勤苦一生，一天的休息也没有哇！

我自从康熙四十七年那次大病之后，就感觉自己精力大不如前。近年来我一直心神恍惚，身体十分疲惫，事情一多，就常常感到心力不济。我现在就怕自己上了年纪，又经常患病，万一哪天发生意外，自己要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那真的是太让遗憾了。所以，我趁着自己神志还清醒之际，对自己的一生加以总结，岂不更好？

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长命百岁，那些帝王们很忌讳谈“死”的事情，弄到最后，连写遗诏的机会都没有。后人读那些已故帝王的遗诏时，总觉得不是他们想说的话。这都是因为他们在弥留之际，本就已经神智不清，最好让别人代笔写的啊。所有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让要你们知道我想说的话，这人都是有生有死，又有什么好忌讳和恐惧的呢？

历史上的梁武帝是个英雄，晚年的时候却被侯景所逼，死于台城；隋文帝也是一代英主，因为其儿子隋炀帝的缘故，最后不得善终。历史上那些烛影斧声的弑君先例不少，那都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所导致的啊。现在要是有什么奸小之辈企图在我病危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权力拥立某个阿哥，以为将来捞取荣华富贵的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会姑息容忍！

近来大臣们奏请设立储君，无非是怕我哪天突然死了。死生本是人之常情，我并不忌讳，像立储这样的大事，我哪里会忘记呢？只是君主的责任重大，天下大权统于一人之手，如果能让我放下这副担子，好好休息，当然热乐得轻松，可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我放下这个担子呢？

每次当我看到多年来陪伴我的那些老臣因为年纪到了申请退休，我都舍不得他们走，有时候还忍不住要伤心落泪。你们这些人还有退休之日，可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我五十七岁的时候，长了几根白胡子，有人曾向我进献乌须药（染发剂？）。我说，从古到今，这能长出白胡子的帝王有几个啊？到时我要真的头发胡子都白了，那倒真是千秋佳话了！如今我看这朝廷里啊，我刚登基时任职的大臣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就连那些后来升迁的大臣，如今也大都两鬓苍苍，老态龙钟了。看来，我在位时间是够长了，也该知足了。这么多年，我位居天下之首，占有四海之富，在我看来，如今这君位不过弃之若敝，荣华富贵，也就是过眼云烟。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天下太平，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这么多，无非希望你们大小臣工，千万不要忘记我反反复复的叮咛，除此之外，我再无他求了。这道谕旨，我已经准备了十年之久，即使将来还有什么遗诏，我想说的也无非就是这些心里话，如今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以后我也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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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熙之死（2）

（接上文）

康熙的这一席话，很动感情，把那些大臣们都说得唏嘘不已。这基本上就是康熙对自己执政生涯的自我鉴定书了。康熙做了近六十年的皇帝，他终于承认自己老了，去日无多了。在谕旨里，康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也很坦然的谈到生死之事，这点是难能可贵的。康熙的担心是，万一哪天自己突然不行了，某些人会勾结自己的某个儿子进行弑君篡位，到时自己不能善终。为此，他提前给阿哥和大臣们打预防针，严厉警告那些奸邪之辈，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动坏脑筋。

但是，康熙虽然说得情真意切，但大臣们最关切的问题立太子的事，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被康熙顾左右而言它，有意无意的给忽略了，这未免让大臣们好生失望。看来，康熙还是想再过几年的安静日子，不想因为这事把自己的最后岁月搞得鸡犬不宁。

康熙的晚年一直为病痛所折磨，但倔强的他从不肯认输。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时候，康熙的右手突然不听使唤，但他怕内侍擅权，从不让人代笔。无奈之下，康熙只好自己试着左手批折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冬天，他得了一场大病，两个脚浮肿得厉害，连站都站不起来。虽然后面几年稍微好点，每年也出去打猎，但很多时候也只能在一边看别人射击了。

越是年纪大，康熙就越不愿意呆在皇宫里，他渴望外面精彩的生活，行围打猎便成为他最为向往的活动，哪怕自己已经拉不开弓，瞄不准猎物，但只要让他站在茫茫大漠上，他就会张开双臂，迎着扑面而来的西北风，大口的呼吸塞外的空气，似乎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光一样。老年的康熙，还是不肯服输啊。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十月，冬季似乎来得特别的早。在偌大的皇宫中，康熙烦躁的走来走去，无尽的孤独和无边的寂寞，像乌云一样压在他的头上，让他眩晕，让他感动无助。他突然决定要出去走走，去外面透透气！

可是，能去哪里呢？这年的夏天，他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去过热河，并到塞外进行过围猎，这个时候再去那里是不符合惯例的。或许，去个近一点的地方罢，康熙想。说实在的，他的这把老骨头也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于是，康熙决定去城外的南苑打猎数日，以缓解一下自己烦躁的心情。

说走就走，康熙一行人便出了北京城前去南苑围猎了。走到城外的广阔天地里极目远眺，康熙心里轻松了不少。外面的世界就是好啊，没有堆积如山的奏章，也不用架起老花镜来看这些无味的东西。这里，只有漫天风尘和枯草满地，和自己队伍的猎猎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

风突然越刮越大，路上尘土飞扬，落叶漫卷，飞过已近光秃的树梢。出猎队伍看来受到了影响，行进的步伐也慢了不少。康熙抬头看了看西边的残阳如血，似乎也在风尘中变得狰狞。他闭上眼睛，轻抚额头，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忽然间，康熙感到一阵茫然，似乎有一种无能的力量在向他逼近，让他目光呆滞，心神不定，脚也仿佛瑟瑟发抖。恍惚间，他的心也突然一沉，胸口感到一阵悸动，头晕脑胀，又感觉气血上涌，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变得模糊，变得失去控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一代英主康熙大帝终于走完了他六十九年的岁月里程，在畅春园溘然长逝。

一、康熙之死（3）

（接上文）

我们姑且跟随相关的记载，来看看康熙最后的几天是怎么渡过的。

《清圣祖实录》上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一行人前往南苑行猎。因为身体不舒服，康熙于十一月初七回到了畅春园。《永宪录》则记载说，康熙在十一月初七从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康熙还传旨说：“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由此看来，康熙是在十一月初七回到畅春园的。但初七到十三日，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康熙便突然驾崩了，那人们会问：康熙究竟得的什么病，又是怎么得的呢？

首先从发病的时间来看，康熙应该是在行猎途中染病的。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十月底已经是初冬，正好是季节变换、容易突发感冒（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的时候，估计康熙当时也是在风里行走受了凉，在行猎过程中就已经感到不舒服，这才会从南苑急忙赶回畅春园。这和康熙自己说的“偶感风寒”，可以对应得上。

等回到畅春园后，康熙病情加重，他在谕旨中说“本日即透汗”，这说明他当时的感冒（假定是感冒）已经比较严重了，似有头疼发烧出汗的症状。由于康熙晚年的身体并不好，但又喜欢强撑（如一废太子那年他就不肯看医生），所以他的真实病况可能比他描述的要严重，弄不好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只不过康熙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想说而已。

另外，从“本日即透汗”的“即”字看来，康熙自己对这次生病不甚重视。不过，康熙似乎又意识到这次发病来势汹汹，所以又说：“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从这话看来，说明当时康熙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他才会决定休息几天，不看奏折。

在随后的几天里，康熙虽然不看奏折，但还有些事情要交代处理。比如在初九那天，康熙因为自己已经卧病不起，他便让四阿哥胤禛代他前往南郊天坛进行冬至的祭天大礼。祭祀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很看重祭天大礼这件事情，这次实在是因为自己起不来了，所以才让胤禛代替自己。之所以让胤禛去，也许是因为胤禛在这方面有经验（他上一年还曾去过盛京祭奠祖陵），也许是因为康熙重视胤禛，觉得他代替自己去行礼最合适。为此，康熙还特意叮嘱胤禛先去斋所斋戒，以表示对上天的诚意。

估计胤禛当时也看出老父亲这次和以往大不一样，所以他去斋所后，从初十到十二，他每天都派太监和护卫去畅春园问安，估计也是担心康熙在中间会出什么意外。但是，康熙对每次问安的答复都是“朕体稍愈”，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今天好点了”。

以康熙的性格，这句话恐怕未必是这个含义。一个凡事爱逞强的人，如果不到情况危急的时候，绝对不会说自己病情恶化，因此，“朕体稍愈”这句话，或许应该理解成康熙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只不过没有恶化而已。

果然，到了十三日的凌晨，康熙的病情急转直下，他感觉到自己这次的确是不行了，所以他在十三日丑刻（大约凌晨1点到3点的样子），命人急召当时在斋所的胤禛前来畅春园（提前让胤禛前来，一来可能是胤禛在城外，路途稍远，但也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要传储位于胤禛的缘故）。

在胤禛还没有到来之前，康熙又在寅刻（凌晨3点到5点的样子）将在京城里的阿哥们，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祹、十三阿哥胤祥、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等，全部召来（五阿哥胤祺除外，当时他因奉旨前去祭奠东陵而不在京城）。

那些阿哥们到齐之后，胤禛大概是在巳刻（上午9点到11点的样子）赶到畅春园，到后便急入寝宫问安。在十三日的白天，胤禛总共进去过三次，康熙跟胤禛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当晚戌刻（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康熙便告驾崩。

一、康熙之死（4）

（接上文）

关于康熙死亡的具体时间，《清圣祖实录》、《永宪录》还有《皇清通志纲要》里的记载都是“十三日戌刻”，雍正本人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也是如此陈述，时间节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十三日康熙病情急剧恶化也是事实。争议最多的，恐怕还是胤禛在十三日白天曾进康熙的寝宫请安，之间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因为没有记载，这在后面也导致了很多的传闻，后叙。

不管怎么说，反正康熙已经撒手人寰，走完了他最后一段路程。至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回顾康熙的这不平凡一生，八岁登基，九岁丧母，在祖母孝庄太后的扶持下，才稳固了皇位，打败了鳌拜，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廓清了漠北，国泰民安，种种功绩，足以青史留名，彪炳千古。康熙一生治国勤勉，完全称得上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代英主。

胤禛（后称雍正）即位后，大臣们给康熙上谥号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拟庙号为“圣祖”。雍正为表孝心，刺破自己的中指，用血圈出“圣祖”二字。由此，康熙大帝即成清圣祖。

康熙的安息之地曰景陵，在顺治孝陵的东南约两里之地。雍正元年（1623年）八月，雍正亲自为景陵书写碑文，同时他又让诚亲王允祉（三阿哥）、惇亲王允祐（七阿哥）还有善于书法的翰林们各写一份，让大臣们来评比。那些大臣又不是傻子，当然说雍正写的最好，最后也用他的。

因为皇后赫舍里氏早逝，景陵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便已经破土动工，并于康熙二十年修建完成。康熙的前三个皇后赫舍里氏、钮钴禄氏和佟佳氏，她们的梓宫都早已放进了地宫，地宫的门一直开着，她们已经在那里等待康熙的到来，等了有几十年的时间（最早入葬的赫舍里氏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了）。

“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康熙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三个皇后都去世如此之早，而自己又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从秦朝到康熙时期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活过七十岁的皇帝不多，唯有汉武帝、明太祖等数人而已）。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康熙的梓宫运进景陵后，地宫才最后关闭。

可悲可叹的是，康熙的景陵在民国时期两次被盗，第一次是1928年孙殿英的匪兵曾在清东陵进行过疯狂的盗掘；第二次是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一些土匪趁着局势混乱之时再次盗挖清东陵，康熙的景陵也难逃其祸，惨遭破坏。

景陵被盗掘以后，似乎也没有进行过清理，加上景陵的土质多水，每到雨季，景陵的地宫便有一人多深的积水。换句话说，康熙和皇后们的骸骨如今可能还时不时的泡在泥水当中。

千古一帝，身后如此下场，这大概也是康熙所没有想到的罢。

二、雍正继位全记录（1）

康熙死后，因为储位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由此必然引起了一阵混乱。

雍正即位后，他在《大义觉迷录》里是这样描述整个过程的：“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胤祉、淳亲王胤佑、阿其那（即八阿哥胤禩）、塞思黑（九阿哥胤禟）、胤礻我、公胤裪、怡亲王胤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胤褀以冬至命往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贝勒胤禑、贝子胤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也记载了这一过程，和《大义觉迷录》里时间和过程的描述基本相同，只是在《清世宗实录》中，特别提到雍正曾经进康熙的寝宫问安，“进见五次”。考虑到《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修撰时间比《大义觉迷录》要晚很多，而《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钦定，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这两本书是以《大义觉迷录》作为范本的。

因此，对于《大义觉迷录》里雍正自述的这个版本，颇值得仔细研究一番。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据雍正自己说，是在他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把那些成年的阿哥全部召集到寝宫，其中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裪、十三阿哥胤祥，加上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这八个人是在康熙御塌之前的；而相对年轻的阿哥如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和二十阿哥胤祎则是在寝宫外等候，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里面有一点很值得怀疑的，那就是雍正说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康熙已经宣布谕旨：“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在雍正到来之前，那些皇子已经知道皇位继承人的结果了。

雍正接着说自己“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正当他“哀恸号呼，实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在诸皇子面前向他宣布康熙的遗诏，他“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三阿哥胤祉等向他叩首，劝其节哀，他这才“强起办理大事”。

这段描述颇有戏剧性，虽然读起来非常生动，但似乎也有纰漏。姑且不说雍正当时的反应，什么“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自然是夸大其辞，但无妨大局，倒也不必细究。同治死后，慈禧太后宣布由三岁多一点的载湉（光绪）继承皇位，载湉的老爸醇亲王奕澴听后，也是立即“昏仆于地”，清朝的皇族权贵遇到好事都来这一套。当然，这是闲话了。

主要问题出在时间顺序上。雍正是在十三日上午九点或者十点的样子到达畅春园进见康熙，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康熙才撒手人寰，这期间约有十二个小时。如果康熙真的在雍正到来之前已经宣布了有关继位的遗诏，其他阿哥是如何反应？以雍正的能力，又怎能不从其他阿哥的表情上看出点端倪？何况，如此重大的消息，雍正不太可能要等到康熙死后，也就是离第一次宣布遗诏近十二个小时之后，才从隆科多的嘴中得知。毕竟雍正到达康熙寝宫后，在康熙的御塌之前呆的时间不算短，为何康熙不当众再宣布一次呢？

另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他落选皇子们的情绪变化。如果遗诏真的是在雍正到达之前宣布的话，那些阿哥们断然不可能如此平静。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也曾指责九阿哥胤禟在隆科多宣布遗诏后，“突至雍正面前，箕踞而坐”（大意是叉开腿，大剌剌的对面坐着），并且还对雍正这位新君怒目而视，表现极为的傲慢无礼；而原本继位呼声很高的八阿哥胤禩则佯为悲痛之状，即时走出，独到院外依柱凝思，看似平静，其实心中愤懑，激愤异常，叫他做事情，他理都不理。其他皇子的反应也不一而足，或惊讶或愤怒，人生百态，尽在此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怀疑雍正关于遗诏宣布时间的说法了。倘若真是在雍正到畅春园之前公布过一次，其他阿哥断然不会有如此惊诧的反应。总不可能康熙刚死，那些做儿子的连一点悲哀的表示都没有，却对雍正大光其火罢？另外，据说在大内值班的十七阿哥胤礼碰到隆科多得知这个消息，竟然吓得班也不上，飞也似的逃回家去了。

二、雍正继位全记录（2）

（接上文）

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出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关于继位过程的描述可能是弄虚作假了。换句话说，隆科多宣布的遗诏虽然可能是真实的，但不应该是在康熙死前宣布，更不可能在雍正到达畅春园之前，除非康熙当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从各种征兆来看，康熙希望在自己死后宣布遗诏是符合他对储位问题的一贯做法的。康熙晚年之所以迟迟不肯立储，就是不想看到这个事情明朗化之后，导致家庭破裂、兄弟反目，而这是老年的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康熙生前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他宁可选择遗诏在他死后再宣布。不然的话，康熙完全可以在雍正来自己的寝宫之后再当众宣布一次，而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传闻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雍正的描述大部分是事实，只不过对部分事实做了一个有意的错位。从前面的分析基本可以推断，隆科多宣布的确实是康熙的遗诏，即“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但雍正有意将时间提前到他没有到达畅春园之前，这等于是宣布了两次。

雍正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继位是合法而且名正言顺的，因为第一次雍正虽然没有到场，却是康熙宣布的。由此，雍正证明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也证明了自己在其中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以封住天下人的嘴。鉴于《大义觉迷录》是对开篇的两个小人物曾静和张熙两人揭发雍正“十大罪状”的公开反驳，而且是雍正发给全国士人们学习的宣传材料，其中必定要统一口径，树立雍正的光辉形象，其中的篡改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按下康熙死时的情况不提，再说雍正后面的情况。因为事起突然，雍正在被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便立即着手处理康熙的后事。在康熙驾崩后，雍正在众兄弟的协助下，给康熙换上寿衣，在当天夜里即用銮舆将康熙的遗体运回了大内乾清宫。为免消息扩散，雍正命和往常康熙出行一样运送，暂不举哀。

在运送康熙遗体的同时，雍正则在隆科多的保护下，提前返回了皇宫，以准备处理康熙遗体等相关事宜。次日（十四日），雍正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和胤祥为总理事务大臣，并封胤禩和胤祥为亲王，同时召十四阿哥胤禵回京奔丧。另外，雍正命封闭京城九门，隆科多亲守朝阙，没有雍正的旨令，即使是亲王也不许入内，这种封闭状态一直要延续到二十日国丧。

十六日，雍正将“谕令胤禛继位登极”的遗诏对大臣们公布。当时，百官俱缟素，行三跪九叩礼后跪听宣诏。宣诏完毕后百官先起立默哀，随后再次对雍正行三跪九叩礼。由此，礼部将康熙遗诏通报全国，令天下人得知。

十九日，雍正命礼部官员前往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告祭后，京城城门提前解禁。

二十日，雍正前往太和殿行登基典礼，接受百官的朝贺，因为康熙刚死，免大臣上贺表。随后，雍正又颁布即位诏书，宣布继承康熙的遗志，并公布了恩旨三十条，改年号为“雍正”，按惯例次年开始纪年。

雍正在诏书里，呼吁宗室团结，并把诸兄弟召到养心殿发表谈话说：“我受皇考的重托，有幸继承大位。这次皇位承继不像以往，按先后次序而定，就像禹汤传位给桀纣那样，天下人不会因其子孙不善而掩盖禹汤的功德。皇考与我之间的是非得失，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如果我是明君，那说明皇考的传位是对的；如果我是昏君，那就说明皇考的传位是错的。皇考六十多年的圣德神功和千古业绩，我决不敢苟且偷安，自暴自弃，使后人议论皇考传位是错的，有损皇考六十多年的功德圣绩。我的这番苦心，上天和皇考都看在眼里的。大家都是我的兄弟，都受过皇考几十年的抚育之恩，我想应当理解皇考的心情，并且应该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道理。希望大家各尽所能，协助我把事情做好；对我的错误和过失，也请尽量的劝谏和谅解。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同心同德，承认我是应该承继之主，也就承认了皇考传位的正确，这也算是诸位兄弟对父皇的报答罢。”众兄弟如何反应，不得而知。

二、雍正继位全记录（3）

（接上文）

十二月初三，康熙的梓宫被移到景山寿皇殿暂时安放，并继续举哀。六天后，即康熙去世二十七天，雍正释孝服，搬进养心殿，正式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

次年（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亲自扶康熙的灵柩至遵化东陵，将之安放享堂。当年九月，雍正再次来到遵化，将灵柩放入地宫，完成了康熙的整个葬礼。

雍正即位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康熙担心的“束甲相争”的事情，一路过来倒是十分的平静，让当时朝鲜人颇为吃惊。朝鲜人对康熙死后的局势不抱乐观，他们在第一次废太子时就认为“彼国不预建太子，似必有五公子争立之事”，“康熙死后，兵乱可翘足而待”。但是，康熙驾崩后，并没有出现朝鲜人预测的事情发生。尽管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曾命隆科多封闭京城九门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入大内”。这两个非常措施估计也是为了防范其他阿哥会有异动才采取的非常举措。也许，隆科多封闭京城九门的举动起了作用，城内的人无法和外界联系，那些阿哥们即使想搞出点事来，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朝鲜人对康熙死后的权力交接问题也很关注，朝鲜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关于康熙驾崩时的一些情况，倒可以作为雍正继位的旁证。据他们记载，康熙临终曾有遗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就是前面说康熙因宠爱弘历而决定传位于雍正的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