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之简约版：四阿哥的成长史和权谋.3

这三人带着僧人的首级回去复命，并把僧人说的话禀告了雍正。雍正听后非常害怕，大力加强了宫廷的防卫，并命侍卫们日夜巡查。但仅过一个月，雍正便无故暴死于内寝，相传为该僧人的徒弟所为，也有说是吕晚村（即吕留良）的孙女，女侠吕四娘将雍正之头割去。

野史故事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大半是荒诞不经，不足深究。不过，从这些野史传闻中，或许也能够从侧面了解到雍正的性格和经历，还有那场储位之争的部分细节。正史和野史相间，两者相互对证的话，未必不是一种接近真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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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尽人亡，功臣就是用来杀的（1）

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当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兵力），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够认真，也被雍正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着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经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上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雍正也可以像大多数建国者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把当时对他篡位的质疑给转移过去。于是雍正便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许胜不许败，以帮助他稳固皇位。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葛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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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尽人亡，功臣就是用来杀的（2）

（接上文）

对于年羹尧的功劳（不仅仅是战功，关键还是对雍正初期稳固其皇位的贡献），雍正是看在眼里的。他曾极为肉麻的对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雍正对此时的年羹尧可谓是圣眷正浓，几乎有过火之嫌。譬如有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证新鲜，雍正特令驿站必须在六日内快马送到（从京师到西安），这难免让人想起当年唐明皇的“红尘一骑妃子笑”的典故。至于其他的赏赐，如奇宝珍玩、珍馐美味那更是隔三差五的就送到年羹尧的军中。除此之外，年羹尧的家人有什么事情，雍正也是关怀备至，嘘寒问暖，连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和外甥福惠（8岁夭折）的身体状况，雍正也常常在下发给年羹尧的手谕中特意告知。

雍正曾语重心长的跟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他还常念叨说，如果朝中要有多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大臣的话，那大清帝国还愁不强大？年羹尧听雍正这么推心置腹，那还不云里雾里，喜不自禁？

天威难测，盛极则衰。年羹尧一高兴，脑子就糊涂了。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也开始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经常做出些超越本分的傻事。譬如在西安都督府，年羹尧也弄得像朝廷一样，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做班，辕门和鼓厅也画上四角龙。他给人东西叫“赐”，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弄得自己跟皇上一样。在和其他督抚、将军的行文中，年羹尧经常使用皇帝才有的命令口气。就连雍正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也只把他们当成前迎后随的下人厮役使用（正如二月河在《雍正皇帝》的描述）。

由于雍正的宠信，凡是年羹尧所保举的人，吏部和兵部都优先录用，时称“年选”。在西北年羹尧的辖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雍正都给了年羹尧很大的任免权力，年羹尧也不自知，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年记”小集团。另外，年羹尧利用手中的任免权，买官卖官，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算起来也有数百万两银子之多。当然，这事要在康熙朝的话，也许皇帝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但雍正初年正是严厉整顿吏治、清欠亏空的时候，年羹尧也是撞在枪口上。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这成为他人生由盛转衰的拐点，可惜他当时还是一点都不知道收敛。赴京途中，他居然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接跪送。到京后，王公以下官员出城跪迎，年羹尧坐在马上，安然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完全不放在眼里。年羹尧的跋扈，一度引起了京城士大夫们的公愤。更有甚者，年羹尧在雍正面前，居然也“箕坐无人臣礼”。在此之前，本就很多人告年羹尧的状，雍正见年羹尧这个样子，这下真的火了。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借着京中出现“雍正赏兵乃是年羹尧主意”的谣言，指桑骂槐说：“朕又不是三岁小孩，难道还要年羹尧的指点！难道因为年羹尧强为陈奏，朕才赏兵的么？”“年羹尧的才能，做个大将军或者总督是有余的，但怎么可能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雍正又说，那些人造谣是因为嫉妒中伤年羹尧，但话外之意，也有警告年羹尧切莫骄横过度的意思。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下旬，年羹尧奏报回到西安，雍正在他的折子上批了一段关于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我君臣期勉之，慎之。”雍正的这段话意味深长，等于是第二次给年羹尧警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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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尽人亡，功臣就是用来杀的（3）

接上文

还没等看明白雍正什么意思，年羹尧又犯了一个大错。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天象，大臣们纷纷上表祝贺，年羹尧也上了一表。不料别人的马屁都没事，偏他不小心拍到了马脚上。原来，年羹尧在表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结果赞美的话变成了讽刺之语。雍正接阅后大怒，说：“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尽管年羹尧后来一再进折请罪，但雍正就此抓住不放，要借此机会置年羹尧于死地了。

由此，雍正开始正式修理年羹尧。首先，雍正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一一撤换，并对那些人分化瓦解，让他们和年羹尧划清界限。随后，雍正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并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他去做杭州将军。年羹尧毫无还手之力，还得具折谢恩。雍正在他的折上批道：“朕听说有个谣言叫‘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倒要让你去那里做做官！朕想你要是自称帝号，那也是天数，朕也没办法。要是你自己不肯做，那有你统朕数千兵在此，你断不容三江口有人和朕争帝位吧？看你回的两个折子，朕实在是心寒至极。看来你还是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善于察言观色的朝中大臣们乘机对年羹尧落井下石－－－－－他们早就对老年不满了！朝廷内外，大小官员，这下看清形势，一个个挺身而出，大力揭发年羹尧的罪状。当年六月，雍正又下令将年羹尧的杭州将军革去。十一月，年羹尧被械系至京。十二月，经过大臣们的群策群力，年羹尧被彻底打翻在地，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审判结果，乖乖，最后老年被定了92款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随后，大臣们乘胜追击，请求对年羹尧明正典刑。雍正接报后假惺惺的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着，杀了他怕天下人不服，自己还要背上杀戮功臣的恶名，这次姑且格外开恩，赐其在狱中自裁。另外，年羹尧的嫡亲子孙送边地充军，家产全部抄没，就连族中的人也受连累，凡是做官的一律革职（处罚如此之重，估计和当时年妃已死有关）。可怜年羹尧当时是何等地威风赫赫，叱咤风云，但在雍正的面前，不过是案上鱼肉，任其宰割，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其实年羹尧除了做人比较失败外，对雍正是根本没有二心的。就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也还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据说年羹尧接到雍正命他自裁的谕令后，一直不肯动手，他向雍正上书哀求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犬马，为主子慢慢效力”。他当时还在幻想雍正只是吓吓他，最后会饶他不死。不料雍正接到年羹尧的上书后，冷笑一声，答复道：“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年羹尧还没死呢，雍正倒先诅咒上他了）。年羹尧只得苦笑道，好，算你狠，只好拿了根绳子自尽了。

其实说来，年羹尧也是意气中人，曾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年羹尧辖地里有个秀才，口齿伶俐，是个非常善于钻空子的大讼棍，当地县官都拿他没办法。年羹尧听后不服，便派人把秀才找来，说：“你这秀才，为何不好好闭门读书，偏要出入衙门，挑起诉讼？我今天倒要考考你，要是答不好，有你好看。”

当时年羹尧的题早已由人想好，极其怪异，秀才果然半天答不上来，但此人灵机一变，便辩解说：“大人出的题目太偏，不是我们所考核的内容，我不服气。你要是另出一题，我作不出的话，甘愿听你处置。”老年正想着，不小心放了一个屁，于是便就以“放屁”为题。

不料这秀才还真有点本事，居然挥笔立就，还出口成章：“大将军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有丝竹之音，仿佛有麝兰之气。小生立在下风，觉得馨香至极。”年羹尧大乐，骂道：“你这酸秀才，正经文章不好好做，放屁的文章倒作得好！既然你这么喜欢闻屁，那好，东门有个大粪坑，来！小的们，把他押到那坑边去蹲着，让他好好享受些麝兰香气，免得他闲着出来害人。”

《栖霞阁野乘》中也有一文，是某塾师在年羹尧府中的所见所闻。文中说年羹尧有一幼子，年六岁，当时请了某沈姓塾师前来教导。当时年府给先生的待遇可谓是一流，当时专门服侍塾师的书童就有八名。塾师早上起来，那八个书童便都赶来侍候，为首的一人顶着银盆，请塾师盥洗；其他人或拿着洗漱用具，或拿着毛巾，还有端着镜子，拿着香皂的，八个人围着塾师团团转。塾师心中惊慌，便让书童们把东西放着，让他自己来。

为首的书童大恐，说：“年将军有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我一样，不得有违’。我们服侍年将军都是如此，不然就会有大祸临头。”塾师硬是不肯，书童没办法，只好把盆放在盥洗架上。不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羹尧突然带着侍卫们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大怒，向身边的侍卫使了使眼色，侍卫便把书童带出，没多久，便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年羹尧说：“书童不敬先生，已将之斩首。”乖乖，这下把塾师给吓得是魂飞魄散！

五、功尽人亡，功臣就是用来杀的（4）

（接上文）

还有一次，年羹尧和塾师共进晚餐，不巧饭碗里有粒谷子，塾师便将之挑出，年羹尧见后不悦，回头把侍卫招来，低声吩咐了一下。不久，侍卫又提了个人头进来，说已经将那个拣米不干净的厨子斩了。年羹尧谈笑如常，而塾师这顿饭吃得是牙齿直打颤。

一次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正在假山后散步，突然听到不远处一片哀痛之声，塾师便问书童是怎么回事。书童说：“年将军凯旋后，正在厅堂里对部下考功过，定赏罚。”塾师说：“我们且去看看。”书童不敢违令，便带着塾师偷偷的潜伏在厅堂后面窥视。

当时只见厅堂之内，年羹尧高坐在上，下面甲士林立，刀斧耀眼，旁边则有文官根据记录在逐一报告诸人的功过。念到功多的，则立刻换上应升的品服，酌酒赐座；念到过多的，那就麻烦了，年羹尧沉着脸，把人叫过来当面斥责，说某战你丧失了机会，某事你承办不力，应斩。就算下属苦苦哀求，年羹尧也不为所动，喝令立刻推出斩了。言毕，侍卫们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推出门外，砍首以献。只可怜年羹尧为人严苛，赏少罚多，被杀被罚的不在少数。

见此恐怖场景，塾师在后面看得脚软，不觉晕头转向，碰了门屏后倒地不起。年羹尧发现厅后有声音，便在处理完公事后前来查看，只见塾师还倒卧在地，几个书童扶都扶不起。年羹尧亲自动手，将先生挽回卧室，并命立刻将安神丸送来。待塾师醒后，年羹尧从容的问道：“是谁告诉先生这事，让先生受此惊吓的？”

塾师早已见识了年羹尧的严酷，不敢吐露实情连累那些书童，便说，“是公子告诉我的”。塾师心想，虎毒不食子，年羹尧不会去为难自己的儿子罢。年羹尧去后没多久，仆人和侍女们仓皇奔进来，跪到塾师面前哀求道：“大将军正在鞭打公子，快要打死了，夫人求先生赶紧去救他！”塾师急得团团转，说：“我不能进内室，这可怎么办啊？”仆人说：“大将军素来敬重先生，只要先生说马上要见公子，大将军也许会放他过来。”塾师便让仆人赶紧前去，没多久，仆人便把公子抱了过来，小公子当时全身已经被打得满是鞭痕，奄奄一息了。塾师怕年羹尧余怒不止，塾师便命仆人将公子的卧具搬到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养好伤才放回去。

后来塾师辞馆回家看望家人。年羹尧特命一队卫士保护，并派了十几艘大船，将这几年塾师所穿所用的所有东西，包括书房中的书桌书籍古玩等，全部给塾师运回去，说是怕先生思念旧物，所以全部赠送。塾师回到家乡后，地方上的文武百官都亲自前来迎接，塾师心中不安，说我无德无能，何敢惊动上官的大驾？众官员连连说，年大将军都把先生奉为上宾，我等岂敢怠慢！？

塾师回到自己的家，却见旧宅早已不见，面前唯有一高府大院，门第轩昂，乃非富即贵之家。塾师在外面看了半天，徘徊不敢进。原来的邻家翁见塾师不敢进，便上前说：“这是年将军为你建的大宅，你怎么不进去？”塾师进去后，发现奴仆成群，自己的父母则高坐堂中，身上居然穿着四品朝服！塾师大惊，便问怎么回事。父母惊诧的说：“这不都是因为你跟随年大将军立下军功才得到的吗？你怎么会自己不知道的？”塾师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年羹尧的安排。不仅如此，年羹尧还为沈家置了大量良田，价值不菲。

野史故事虽不足信，但也反映了年羹尧的为人处世和个性所在。回过头来看看，年羹尧落得如此下场，其实也是咎由自取。老年为人妄自尊大，自恃功高，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植党营私，种种大忌，势必不得善终。

雍正即位之初，曾写了一幅对联叫：“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天下是雍正的天下，岂容年羹尧撒泼？雍正自己也是个好表现的人，他甚至跟曾静这种小人物打嘴仗，还颁示天下，怎能容忍别人说自己受年羹尧支配？功非高而盖主，这还了得。雍正要的是奴才，而不是友臣，给你特殊待遇只是一种表示，并不代表作臣子的可以安然承受－－－－承受的结果就是自己倒霉。专制时代，君臣大义最重要，想和皇帝做朋友甚至骑在皇帝头上的人，最后都不得好死，这已经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了（和领导关系何尝不是如此？）。

五、功尽人亡，功臣就是用来杀的（5）

接上文

说完了年羹尧，再来说说隆科多。和年羹尧的飞扬跋扈不一样的是，隆科多知道自己在雍正的即位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色，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句话颇费思量。或许隆科多知道自己在最高权力转移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雍正也许先会感激他，但权力稳固后，隆科多的死期也就到了。因此，隆科多在雍正即位后，尽量夹起尾巴，低调做人。

后面事态的发展也正如他所料。雍正即位后，便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随后，雍正又将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被革的公爵还给了隆科多，并亲自下令称隆科多应称“舅舅”，以后的政府公文中，凡遇到“隆科多”三字，前面都要加“舅舅”二字，这种做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隆科多在兼任步军统领的同时，雍正后又命他作吏部尚书并兼管理藩院。应隆科多的请求，雍正又任命他为《清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后来，雍正还曾赐隆科多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等，可谓荣耀之至了。不仅如此，雍正公然的恭维说：“舅舅隆科多这人，朕先前未能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对此，隆科多似乎并不以为然，他知道雍正不可能一直信任自己。虽然隆科多也贪得无厌，他在吏部的时候，照样纳贿卖官，时称“佟选”（和年羹尧的“年选”相对应）。但是，隆科多老奸巨猾，给自己留了一手。他怕雍正抄家，便早早的把家里的财产给转移到自己的亲友家里。雍正二年（1724年），隆科多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似乎懂得自我谦抑的道理。

但有时候做人太聪明了也不好。雍正显然知道隆科多的用意。假如雍正当上皇帝真的是不明不白，那他对那些有功之人和知情人在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采取安抚政策，兑现各种赏赐以封住他们的口，等到雍正地位稳固后，必然要置这些人于死地而后快。这很容易理解，皇帝也怕被要挟，他们的担忧和恐惧甚于常人。想必雍正心里也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便是死人”。既然隆科多主动请辞步军统领一职，那大家就干脆撕开面纱罢！

年羹尧被打击的时候，隆科多也同时挨整，只是结案在后。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便发动群臣谴责隆科多；当年六月，年羹尧的儿子和隆科多的儿子同时被惩。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隆科多被派往蒙古和俄国谈判疆界问题。本来隆科多在谈判中表现强硬，但后来却发生了“玉牒”之案，导致隆科多被召回，替换他的策凌在随后的谈判中做了很大让步，在后来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地区，这些原属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本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区），划入了俄国的版图。这不得不说是雍正的失策。

所谓“玉牒”案，是指隆科多私藏了记载皇家宗谱的玉牒，这玩意非常之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由此，雍正以“大不敬”之罪开始整肃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隆科多被定41项大罪。雍正说，隆科多本应处斩，看在他是先帝驾崩时惟一承旨人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就将他圈禁在畅春园的附近，让他在先帝的院外闭门思过罢！

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给他发放了丧葬费，待遇比年羹尧要强许多。如此看来，雍正似有隐情。如有隐情，隆科多则必为知情人。

所以说，隆科多的死，其实是因为他自己说不清。他说不清自己在雍正即位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说是决定性作用的话，那就更加死定了－－－－没有那个皇帝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靠某个下属得来的。隆科多若是忠诚的执行了康熙的遗诏，尚且不得活；如果是改诏的话，哪里还会有他的活路呢？怪不得隆科多说自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位死期开始之时。看来，是康熙把他给害苦了。

前面的故事还有个结尾，说后来塾师得知年羹尧就被雍正捉拿后，赶紧北上买通了看管的人，见到了年羹尧。见后，塾师大哭，年羹尧笑道：“大丈夫视死如归，皇上既然要定我死罪，我也不存生还的希望。我以儒生起家，一生南征北战，风光一时，各种荣华富贵也早已享受过，此生无憾。只是幼子放心不下，还望先生多多照应。”不久，年羹尧便被雍正赐令自尽，年家随后被抄，诸子弟也被遣戍边疆，不得善终。幸好塾师教的幼子因为年纪小，也没有担任官职，才得以脱漏。

某夜，从北方来了两个乞丐，沈家的看门人给他们钱也不走，坚持说：“但得见主人一面，虽死无憾。”塾师出去一看，原来是年羹尧的幼子和原来的老仆人。塾师见后大哭，赶紧让两人进屋藏匿，这才保住了年羹尧的后人。

人生如梦，富贵如云，不过都是些传奇罢了。

卷五、兄弟恨.难解难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胤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雍正。

雍正登基一个月后，宗人府官员便上奏说：“亲王阿哥等名上有一字（胤）和御讳相同，应请更改。”雍正说，自己兄弟们的名字乃是父皇所定，“不忍更改”，但随后又让礼部向皇太后请旨，由皇太后来决定改还是不改。

未几，雍正对大臣们说：“奉皇太后懿旨，诸王和阿哥们名字里的‘胤’字，全部改为‘允’字。”从此后，除了胤禛一个人保留‘胤’字外，其他阿哥全部改名，胤褆变成允褆，胤礽变成允礽，胤祉变成允祉，胤禩变成允禩，胤禵变成允禵，以此类推（后面行文中阿哥的“胤”字均改成“允”字）。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徒有残月常相依。虽然王宫还是那个王宫，但朝廷已经不再是原来熟悉的朝廷。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康熙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还了。从“胤”字到“允”字，那些阿哥便不再是原来的阿哥，和雍正也不再是往日平等的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之大界了。

康熙驾崩后的第二十八天，雍正脱下身上的素服，一个人搬进了养心殿。从此后，雍正便坐上了那高高的宝座，生杀予夺，全在他的一手掌握。雍正笑了，十几年来的储位争夺，已成过目云烟，随风而去。昔日的那些竞争对手们，如今也都匍匐在地，纳首称臣，是生是死，已经不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此情此景，一家欢乐数家愁，怎一个苦字了得？

雍正登基的那天，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北京城里，店家的招牌依旧彩旗飘扬，路上的行人也同往日一样来去匆匆。在一片漠然的空气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它的名字就叫雍正王朝。

一、皇太后寻死觅活为哪般

话说雍正得了皇位后，但他的生母德妃乌雅氏的第一反应，更多的是错愕与惊讶，而不是由衷的喜悦。《清世宗实录》中记载说，乌雅氏得知雍正即位后，她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此话大大的不吉利，哪有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做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说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乌雅氏的话似乎透出两层含义，第一是自己并不看好雍正，有怀疑的意思；第二恐怕是自己觉得应该另有其人，可惜最后大位得非所人。据一般的猜测，乌雅氏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当时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继位罢。

胤禛的生母乌雅氏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比康熙小六岁（康熙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官方正式文件一般只说她是满洲正黄旗人，其父名叫威武，是正三品的护军参领。护军参领是满洲八旗的军职，每旗有十个名额，正参领是三品（看起来挺高，其实也很一般）。

乌雅氏大概在十四五岁的时候进了宫，应该是在康熙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去世之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康熙首次正式册封嫔妃的时候，封了八个主位（一个贵妃，七个嫔），乌雅氏榜上无名，当时她大概只处于“常在”或者“贵人”这个级别。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乌雅氏喜得贵子，这就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四阿哥胤禛。尽管胤禛在满月后便被贵妃佟佳氏抱去抚养，但“母以子贵”，乌雅氏生子有功，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她便被册封为德嫔。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乌雅氏又生下六阿哥胤祚，因为乌雅氏连得两子，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又被晋升为德妃，只可惜六阿哥胤祚这孩子福浅命薄，六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此后，乌雅氏再接再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又生了皇七女，这个小女孩更是短命，三个月不到便早殇了。不过，乌雅氏这几年大概颇受康熙的宠爱，她的生育能力也是超级的强，在次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乌雅氏又生下皇九女，这个女儿得以顺利的成长，在康熙二十一个女儿中（含养女一名，即大公主，具体情况见本节补记）被称为“五公主”（后嫁佟国维之孙舜安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的时候，乌雅氏生下皇十二女，这也是她的第三个女儿，通常称为“七公主”，可惜这个小公主也只活了十二岁。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乌雅氏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这就是十四阿哥胤禵。

在当时看来，乌雅氏的确是个“英雄”妈妈，她总共为康熙生了三子三女，在康熙的后妃里面并列第一。当时能和乌雅氏比拼的只有三阿哥胤祉的母亲荣妃马佳氏，她为康熙生了五子一女，但只有“二公主”和最小的胤祉活了下来，其他都不幸早殇了。而乌雅氏的六个子女中，除了皇七女早殇、六阿哥胤祚六岁夭折和七公主十二岁夭折外，四阿哥胤禛、五公主和十四阿哥胤禵都顺利长大成人。

胤禛出世的时候，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包括嫔这个级别在内）才有资格抚养皇子。由此，胤禛从小便和乌雅氏分开而居，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到她病逝为止（当时胤禛十一岁）。尽管胤禛和生母乌雅氏有请安或祝寿等固定的见面时间，但在宫中的森严制度下，母子间似乎既无法亲近，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正如雍正自己所说，“生恩不及养恩大”，或许在当时胤禛的眼中，养母佟佳氏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由此，雍正和亲生母亲乌雅氏的感情不如养母佟佳氏，这也就很自然了。雍正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也是远胜于生母乌雅氏一家，这大概也是雍正一直想报答佟佳氏的缘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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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从乌雅氏这边来看，她除了不能时刻接触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外，由于胤禛养母的地位尊贵，而她自己地位的卑下，这可能也构成了她对胤禛感情的障碍和隔阂。或许，胤禛也曾因为他是皇贵妃（当时的宫中之首）抚养而在无意间流露出骄傲的神态，这自然会让乌雅氏感到不自在而伤心难过。久而久之，母子关系自然互生隔阂，陷于关系淡漠的尴尬境地。由于幼年时期缺乏生母的母爱关怀，成年后的胤禛对乌雅氏可能大都浮于礼节性的尊重。这种关系，可能既陌生，又熟悉；既频繁，又冷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被制度戕害而蒙上了阴影的母子关系，既悲哀又伤感。

从母子的性格来说，乌雅氏和胤禛倒是颇有相像的地方，就连一胞所生的十四阿哥胤禵，也都是十分的倔强而情绪化。康熙说小时候的胤禛“喜怒不定”，这种容易情绪化的性格估计也是来于乌雅氏的遗传。胤禛和胤禵两兄弟本都是性情中人，胤禵可以为保八阿哥胤禩而顶撞盛怒之下的康熙，胤禛虽然在争夺储位的时候韬光养晦，但他即位后性格凸显，写的很多批示也是爽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日本学者称雍正的朱批谕旨为天下第一痛快书，诚然，没有那个皇帝像雍正那样批折子的）

乌雅氏也是如此，一样的执拗，一样的感情用事。本来雍正做了皇帝，作为母亲的乌雅氏应当高兴才是，但这皇太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费解。雍正即位后，乌雅氏说自己不愿接受“天子以四海奉养圣母一人”的威福，居然要以死相殉，随大行皇帝康熙而去。这，实在是太不给雍正面子了。

据雍正自己说，“皇父驾崩之时，母后哀痛欲绝，决心随皇父殉葬，不饮不食。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考以大事托付给我，今母亲执意以死相殉，那儿臣更有何依赖？将何以对天下臣民？那我也只好以身相从了。’经过再三的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的念头，勉强进食。自此以后，朕每晚都要亲自到昭仁殿去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后，才放心的回到守灵的地方。”

如此看来，乌雅氏的做法不仅绝情，简直就是添乱。雍正也是被她逼得没有办法，最后只能说，“没办法，你死我也死，省得我蒙受不孝之名，没脸去见天下臣民”。一个要以死相殉，另一个以死相逼，最后乌雅氏只好妥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对母子的关系也未免滑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本是雍正登基的喜庆日子，乌雅氏却又弄出不和谐音。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先到皇太后处行礼，礼部官员按照雍正的旨意，提前一天将登基的程序启奏皇太后，乌雅氏却说，“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概免行礼！”乌雅氏的意思似乎是肚子里有气，说自己与新皇帝雍正登基没有关系，不肯接受行礼，这弄得雍正精心准备的登基大典差点泡汤，实在是大煞风景。

有上一次事情的教训，雍正知道母亲乌雅氏的脾气的确是不好对付。于是，雍正便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加上和允禵关系不错的允禩，大家一起去劝说皇太后受礼。但是，乌雅氏也真是执拗得可以，这么多人劝她都不听，“览过仍不受”。雍正被弄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己亲自出马，再三恳求，乌雅氏这才不情不愿的说“诸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如何。”

好一个“无可奈何”！听乌雅氏的意思，好像是看在先帝的先例份上才答应群臣的请求。这词用的，绝了。

按照惯例，雍正得给乌雅氏上皇太后的尊号。当时，内阁翰林院也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皇太后的表文、册文，还有金册、金宝，这些证明文件和仪仗程序的各项准备事宜也都弄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偏偏乌雅氏就是不同意。

乌雅氏说，“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但愿予子体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诸王大臣永体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则兆民胥赖，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荣，胜于受尊号远矣。”乌雅氏以康熙的葬礼未完成为借口，既不接受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皇太后得住宁寿宫）。看来，乌雅氏对那些破落制度是要顽抗到底了。

这下，雍正是被弄得头皮发麻，本来他当上这个皇帝就有点不明不白，所以他才在这种仪式上要做得循规蹈矩，尽量完美，免得天下人说他的闲话，谁料得生母乌雅氏却和自己处处不配合，这真是让雍正这个做儿子的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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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雍正只好又硬着头皮，亲自去“诚敬谆切叩请再三”，但这次，乌雅氏却死活不听，她再次来了个“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予亦无可如何。知道了。”

“知道了”，这是中国的权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经典的词。什么叫“知道了”？当然不是光“晓得了”那么简单。“知道了”隐含的意思可就太多了，也许是表示未置可否；也许是表示不同意；也许是让请示人看着办，若办好了，说明属下聪明伶俐；若万一办不好，领导也可以推掉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领导总是能从“知道了”这里把握先机。

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用这词给勉强搪塞过去，实际上就是不愿意受封号，也不想搬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牛不喝水强按头，乌雅氏就这倔脾气，她是皇帝的生母，雍正能拿她怎么办？没办法，这事也只好拖了下来。

没多久，在雍正元年（1733年）的三月，正好到了雍正登基后乌雅氏的第一个生日。按理，这皇太后的生日得有个仪式叫“圣寿节”，以表示皇帝孝敬母亲，以“仁孝治天下”。礼部官员也拟安排雍正带领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集体去给皇太后庆寿，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奉懿旨，免行礼。”雍正本想利用再这个机会改善和生母的关系，让母亲接受封号，并移居宁寿宫，但乌雅氏似乎早有所料，未及雍正开口便将之拒于门外。

乌雅氏这些举动，似乎是太不近人情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这事恐怕还得从十四阿哥允禵说起。允禵是乌雅氏最小的儿子，父母疼爱小儿子，甚至对小儿子偏心，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天下的父母，总认为自己对待子女是公正的，所做的一切也是不偏不倚、非常有道理的，但问题就在于，世界上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感情这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乌雅氏本该是幸福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其中必有一个做皇上，但问题偏就出在她认为该做皇上的，却没做上，而她又偏爱这个落败的孩子。允禵从西北回来后，雍正一开始便给了允禵一个下马威，将他的王爵革去，只保留了最初的贝子身份。这做母亲的看着两个孩子，一个天下一个地下，一个不让一个不服，做哥哥的如此露骨的欺负弟弟，心里怎能不伤心难过？偏偏这三人还都一个脾气，就是死不认输，谁也不肯妥协，结果矛盾越陷越深，几至于无法挣脱。这雍正越打击允禵，乌雅氏便越不配合雍正的工作，两人几乎陷于冷战状态。

也有人猜疑说，乌雅氏本就偏爱小儿子，而且康熙晚年的时候，小儿子的呼声很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小儿子的皇位被大儿子篡位夺去，乌雅氏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做皇太后，如今却成了“篡位贼子”封的伪太后，这怎能不让她气恼？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在即位后第一次出北京城，这也是他做上皇帝后仅有的几次出城之一。他这次要带着王公大臣，还有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的梓宫到遵化东陵。这次送葬活动人员众多，规模浩大，所幸中间没出什么大的乱子。

本来送葬的事情进行得挺好，不料就在行礼完后，送葬队伍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那就是将允禵留在遵化守陵。这等于就是将允禵软禁于此了。不仅如此，雍正还拿允禵府上的人向雅图和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开刀，将他们施以枷示。随后，在允禵被软禁在遵化的时候，雍正又借口有人在奏折里将大将军与皇上并写，将允禵贝子的禄米革去，以儆示尤。就这事而言，允禵并没有任何过错，雍正明摆着就是在有意整允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