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8] 到一个地方，看当地百姓的言谈举止，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教化。到一个人的家中，看家中的环境、家人的说话方式，就会知道这个家庭的教养如何。教，小而言之是教养，中而言之是教育，大而言之是教化。《周易》对于个人而言，是教人吉凶善恶；对于社会而言，是教人德行、修为；从国家而言，则是教人安定天下、和睦四海之道。
《周易》即卦成象，即象成德，即德立义。即卦成象，就是“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我们随便拿出六个爻来，都可以组成一个卦象。也就是说，当一个象画出来的时候，其中便蕴含了许多道德修为，反映到每一爻上，体现出的规律是：“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 [9] 初爻往往十分艰辛，而且不好判断，但它一定有光明的未来，它好比一颗种子，孕育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年轻人好比《周易》中的初爻，老年人则如《周易》中的上爻，初爻艰难，不易判断，上爻基本上都是悔和吝，不可能像初爻那样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二爻象征着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此时会格外知道眼前的可贵。第四爻位于五爻之下，伴君如伴虎，因而多有畏惧之象。第三爻多凶相，因为它处于下卦中最上面的位置，它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五爻则多有成就，我们现在讲九五之尊，也是这个意思。
即德立义，就是每一卦是用来阐释一种德行的，我们要理解其中蕴含的卦义，进而将之推演到万事万物之中，这就是《系辞上》所言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一、易教之说
那么，古人对于《周易》的本质及其体现的精神是如何概括的呢？《礼记·经解》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认为：如果百姓温和、厚道，那是《诗经》教化的结果；如果百姓通达，能够厘清家国之事，那是《尚书》教化的结果；如果百姓胸怀开阔，知识渊博，平易近人，那是《乐经》教化的结果；如果百姓洁静精微，那是《周易》教化的结果；如果百姓恭敬简朴而庄严，那是《礼记》教化的结果；如果言谈举止十分恰当，那是《春秋》教化的结果。
那么，何谓“洁静精微”呢？从字义上讲，洁即纯洁。静，意思是安静，人的智慧都是在安静中生发出来的。静，才能够笃。笃是定的意思，静而能定。精，意思是精致。微，意思是微妙。这是说《易》教化成的人内心简朴而非常睿智。有首朦胧诗说：“我简单而丰富，所以我深刻。”简单而丰富的人是很深刻的，一方面，他可以用简单的眼光看待世界，另一方面，他的心灵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细腻的情感体验，因而可以得出深刻的结论。
如果更深一步理解，洁静是识《易》的心态，精微是用《易》的方法。孔颖达《礼记正义》指出：“《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一个人正直而淳朴，才能得到《周易》的帮助，如果我们占卜是为了正义之事，就会获得吉卦；如果是为了胡作非为，那么就会获得凶卦。这就是洁静。精微，就是探赜索隐，探求每一个卦、每一爻当中的大义。我们学习《乾》卦，就要知道“自强不息”，学习《蒙》卦，就要知道“果行育德”。我们每占一卦，首先要知道这一卦交给我们什么样的德行。
另外，宋儒卫湜认为：
夫《易》极深而研几，尽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静也；如空虚之不可污，其化之精微也。如阴阳之不可究，则民不敢自欺于幽隐矣。 [10]
认为《周易》研究的内容是十分深远微妙的，它能够将人的善性发挥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天命。精微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变化十分细致，卦与卦、爻与爻之间都有十分细微的关系。清郑元庆的《礼记集说参同》认为，洁就是心中没有污浊，静就是心不妄动，精是纯一不杂，微则是隐藏不露，将洁静精微与修身养性联系起来。所以说，《周易》是修身之书，教化之书，我们读《周易》要体会到其中所讲的心性修为。
二、易教的形成
战国楚帛《衷》说：
《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辟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 [11]
意思是说，周文王创作《周易》，是为了告诉天下人殷纣王是无道昏君，而周朝将要兴盛，同时也在探究商朝灭亡、周朝兴盛的原因。我们阅读《周易》，首先要明白如何去除无道的行为，如何成为有道德的人。周文王创作《周易》之后，这部书藏在周王室中，秘不示人。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叔向出使鲁国，看到《易象》方知周朝鼎盛的原因。我们知道，周朝平定天下之后，以周公为首的大臣负责辅佐成王。当时天下有两个文化中心，周文王的《易》学传给了周公，周朝的礼乐文化几乎都由周公旦继承下来。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鲁国也同样传承了周朝的礼乐文化。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礼乐有很多都丢失了。但鲁国仍然保留了十分完备的礼乐文化。《鲁春秋》是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其中不可能看到周朝的盛德和周朝兴盛的原因，那么，这些内容应当是在《易象》中看到的。到了春秋时期，人们时常用《周易》来卜卦，但是《周易》中的义理，只有鲁国掌握得较为全面。
儒家用六艺培养君子修养。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六项技能，一种是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典籍。在古代，儒家主要负责教化百姓，《周易》经过儒家学说的浸润之后，便由解释兴亡之道的书转化为修身立命之书。因此儒家对《周易》的讲述，目的是引导百姓向善。我们这里所说的易教，小而言之是教养，中而言之是教育，大而言之是教化。儒家学说结合这三个方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易教学说。
那么儒家眼中的易教有哪些直接的要求呢？
一是不占不卜，而观其德义。儒家认为，要学会修身育德，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占卜上面。高明的人学习《周易》，不是从中学习占卜的方法，而是学习义理，平日加强修为，从而趋吉避凶。举个例子来说，有个人德行很好，行事认真，那么，他做什么都很容易成功；如果一个人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即使占卜，也难以成就大业。孔子说“不占而已矣”，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将占卜作为学习《周易》的第一要务。君子平日观察《易》象，琢磨爻辞，从中培养自己的德行。因而君子在应对外物的时候，不论外物如何变化，君子都能够沉着面对，不必占卜。这样的人即使懂得占卜的方法，也是不需要占卜的。
《帛书·要》记载说：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孔子晚年十分喜欢《周易》，不论平时在家还是出行，都要将《周易》带在身上，不时翻看。学生子贡转述孔子的观点认为，我们学习《周易》要抓住德行，明白事物的规律。对于君子来说，《周易》是教人掌握基本的规律，进而提升自己的德行：“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奸人为而去诈。” [12]
二是神道设教，以通天下之至。“神道设教”一词出自《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意思是利用宗教，让百姓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宗教虽然是蒙昧时期的产物，但它是百姓的精神寄托，有着趋人向善的作用。在汉朝之前，孔子的地位并不像后代那样被视为圣人。刘邦立国之后，到鲁国祭祀孔子，之后孔子的地位逐渐提高。唐朝时，中国许多地方都设立了孔庙，后来逐渐形成了文庙祭祀传统。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可能不知道文庙中祭祀的人是谁，也不知道《论语》这部书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这里面祭祀着一位“神灵”，这位“神灵”是掌管学问的。因此在科举考试之前，有很多人去文庙上香，祈求神灵保佑。这是百姓的一种精神寄托，古代对孔子的推崇与文庙的设立，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民间的崇学向学风气，对人才的培养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之所以用这样神道设教的方式，目的是让天下的百姓向善远恶，即让人保持一种敬畏之心，让百姓知道，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左右着人们的发展。
周文王本人未必有宗教观念，他相信依靠自己的德行，可以获得天下人的认同，但他将神道设教，改为易学这种理性的方式来探求天下人的思考。《系辞上》说：
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圣人之所以明白百姓所思所想，在于他从道的层面理解到了兴衰成败的规律，并将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道义、德行附会为神灵所示，由此让百姓对这些规律、道义、德行产生敬畏之感。周文王的高明之处，在于让神灵无处不在。殷商王朝相信的神灵只有上天，《周易》则告诉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起卦，也就是说神灵是随时随地、无处不在。这就将神道设教发展为“以《易》通天下之志”。
《礼记·祭义》中也描述神道设教的目的不是愚弄百姓：
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祭祀并不是告诉百姓世界上真的有鬼神，而是通过祭祀活动，让百姓知道敬畏。百姓有所忧惧，也就不敢作恶。古代的宗教，比如道教有阎王殿，佛教有六道轮回，都是教人保持敬畏之心。“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曾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 [13] 宣扬鬼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愚民，而是为了治民。《荀子·天论》也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求雨一类的事情，君子将其看作仪式，老百姓则认为是鬼神在起作用。《周易》之所以设占的目的，便是借助人们对外在力量的蒙昧崇拜，教诲人们修身育德，以此趋吉避凶。
周文王创制《周易》的目的，在于通天下之志，即让天下的人思考应当何去何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统一思想。古代人质朴而蒙昧，如果想要统一思想，就要让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商朝信仰的是上天，商王负责祭天，上天将旨意告诉王，王再转达给百姓。武王伐纣之后，人们反思殷商灭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天命并不完全可靠。这时候人们就要思考新的治理模式。周人经过长期的思考认为，天地之中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鬼神，而是宇宙运行的法则。这样一来，人们就由原始崇拜走向了人文理性。《周易》虽然也相信天地间有一种冥冥的力量，但却不将这种力量定格为一种至上神。这就是由蒙昧到理性的初步阶段。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放弃了神灵的信仰，但已经将神灵赋予了道德上的意义，即“皇天无亲，惟德是依”。 [14] 人们认为道德是神灵护佑的标准，具备了道德，也就得到了神灵的护佑，这就是一种进步。文王创作《周易》的目的，是通过《周易》来探求天下之志，他发现所有人都有一个本能，就是趋吉避凶，于是他用《周易》这部书告诉人们正则得吉，邪则致凶，引导人们向善，由此改良社会的风俗。
圣人设卦的目的，是通过象、占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让人们了解如何发扬善性、改过自新、趋吉避凶，从而完善自己。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中解释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古代人心中都有一种敬畏之心，他们相信人世之外的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力量。《周易》则对冥冥之中的力量进行了描述。这个描述，本质上是在探求社会和宇宙运行的必然性。在这个必然规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方法。设置了六十四卦，告诉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事。
三是开物成务，要在平敬。所谓平，意思是平天下，要求人们有尊敬之心。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就容易趋于轻率。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父母师长，也包括天地自然、亲朋好友，还包括自己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中国古代培养人的德行，要求年轻人要具备谨敬的心理。谨，意思是谨慎，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敬，则是保持恭敬，有敬重之意。我们对人对事，都要保持恭敬之心。对人是尊敬，对事则谨慎小心。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为人处世，就很容易成功。如果抱着应付的心态去对待外物，那就很容易让自己放松，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开物，是做事之始；成务，是做事之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心境平和，心存谨敬。《文史通义·易教》又说：
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天下万物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高明的人能够分出条理，懂得主次之分，在做事的时候也能明白其中的轻重缓急，知道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可以不做的，哪些事情是现在马上就要做的，哪些事情是可以缓一缓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这几点，就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圣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能够分清楚轻重缓急，可以在天地宇宙当中，寻找出一些关键的因素来把握。
四是学者之要，贵在知类。学习《周易》，要根据类的方法来学。《文史通义·易教》的解释是：
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学习《周易》，要掌握其中的象；学习《诗经》，要把握感兴；学习《仪礼》，要明白周代的秩序；学习《春秋》，要掌握其中的义例。这些经典都是用古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借鉴。中国人习惯按照类来思考问题，比如小孩子看电影，首先要想电影中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的电话本中，也将人分为亲人、朋友、同学等几类。中国人看待外物的方法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易》中每一卦的初爻、二爻等等，都可以分别归为一类。所以说，学习《周易》要注意分类，这样就很容易融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