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后世易学可分为两派六宗。 [1] 所谓两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这两派各有三宗，共为六宗。象数派的三宗分别为：《左传》等书中记载的先秦时期太卜、太史用《周易》进行占卜的“占卜宗”，汉代焦延寿和京房用《周易》推算吉凶灾异的“ 祥宗”，以及宋代陈抟和邵雍用《周易》推究宇宙自然变化的“造化宗”。义理派的三宗为：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主张废除象数的“老庄宗”，宋代胡瑗、程颐阐明儒家思想的“儒理宗”，南宋李光和杨万里用历史事件解释《周易》的“史事宗”。这两派六宗，相互辩难争鸣，名家辈出。
一、先秦易家
先秦时期的易学家，基本都没有留下易学著作，但是散见于先秦典籍的一些易占例子以及精辟言论，无一不显示出他们的易学造诣。《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一些周太卜和太史以及其他诸侯国用《周易》占卜的例子，更多地显示出《周易》的应用智慧。在先秦时期对易学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当首推孔子。
前面已经讲过，孔子对于《周易》用功颇深，有“五十学易”和“韦编三绝”的说法。孔子以知天命之年，“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地学习《周易》，在学问中包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对于《周易》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理解。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曾对《周易》的卦爻辞做出了解读，写出了十篇《易传》，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十翼”。果真如此的话，孔子就是第一个详细研究《周易》的人了。
汉人对孔子作《易传》的说法信奉不疑，但在宋代却遭到了欧阳修的质疑，自此之后，大家开始考辨孔子和《易传》的关系，不再把《易传》中的“子曰”简单地看作孔子所说。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抹杀孔子研究《周易》的功劳，虽然无法完全确定《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但在文献中却可以看到孔子的易学思想。
孔子的易学思想，最大的特点便在于不看重占卜，即孔子所说的“不占而已矣”。 [2] 这一点和后来荀子的“善为易者不占”是一致的，他们学习《周易》的目的是为了少犯错误，反对执着于占卜。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的《要》篇有一段记载，可以充分理解孔子的易学观：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在孔子看来，对于《易》，不应看重其中的占卜和巫术祷告，而要看重的是它的德义。仅仅进行祈祷而不能得出易数来卜决结果的是巫；祈祷之后得到易数但未能依靠德义来卜决结果的是史。学习《周易》，多寻求其中的德义。如果君子能够通过修德来谋取幸福，祭祀这种祈福的活动就少了；君子能够履行仁义而寻求吉祥，用占卜来寻求吉利的事情就少了。
由此可见，孔子易学，重在修德行，履仁义，认为只要德高行修，福吉便自然降临，如此占卜祭祀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这种易学取向，将占筮易学引向了哲学伦理层面的易学，是易学理性化的重要标志，这与传世本《易传》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从帛书《易传》孔子的自述看，孔子并没有完全否定占卜，只是认为它不是《易经》的核心罢了。后世文献记载了很多孔子占卜的事例，如《易纬·乾凿度》记载：
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知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 [3]
这里说，孔子以前并不懂得《易经》的根本，曾用《易》推算命运，卜得《旅》卦，向商瞿请教。商瞿说孔子有圣人的智慧，但却没有相应的位。孔子听后很受伤，感慨道：真是命运啊。凤凰没有降临，黄河未现龙图，这是天意啊。从此，孔子不再阅读《礼》，停止编撰史书，在五十岁的时候刻苦研读《易经》，编写《十翼》，阐明《周易》的“知机达变”思想。
在《孔子家语》中，也记载有孔子占卜的事情：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4]
孔子为自己卜卦，占得《贲》卦，面露不平之色。孔子的学生子张就问老师：“我听说卜卦的人占得《贲》卦是吉兆，可是老师为什么不高兴呢？”孔子解释其中的原因：《贲》卦的卦义是修饰，卦象上面是《艮》山，下面是《离》火，所以说“山下有火谓之《贲》”。《贲》卦中的《离》代表火，火的颜色不正，各种颜色闪烁变化。同时，《离》代表丽，就是附丽的意思，与修饰之义相关。修饰之后，自然就引申为美丽、华丽。而在孔子看来，美在自然，好的东西是不需要修饰来画蛇添足的，所以孔子卜卦得到《贲》卦而不悦。由此可见，孔子易学不仅在义理方面有很深刻的见解，对易象也有很深的研究。
孔子易学被视为正宗，对两汉经学易有很大影响。《史记·儒林列传》中介绍孔子以后的易学传承，都可以归到孔子这一源头。
二、两汉易家
因《周易》是占卜之书，得免于秦火之劫，传于后世，汉代易学因此非常兴盛，名家辈出。在汉代，《周易》被列入“六经”，并居群经之首，人们对《周易》的研究，真正成为了一门学问。两汉时期的易学，被后人称为“汉易”，其主要特点除注重章句训诂之外，就是注重象数，与当时的天文历法关系密切。
一般认为，汉代的易学皆出自齐国后裔田何。相传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田何口授《易经》，传于周王孙、丁宽、服生等人。后来，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将所学传给了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之学兴盛，并称为“施、孟、梁丘之学”。其后，孟喜又传焦赣，焦赣传于京房，京房之学显达，被称为“京房易”。施、孟、梁丘、京房四家易学，均被立为博士，成为了西汉的官方易学。四家易学都出自田何口授，用通行的隶书写定，属于今文经学系统。
四家易学中，又以孟、京两家最胜，其特点在于以数字和物象解说《周易》，形成了卦气说，并利用《周易》宣扬阴阳灾变，创建了汉易中的“象数之学”。后来谶纬神学流行，吸收了孟京易学的卦气说和象数之学，并将其不断神秘化，形成了《易纬》，在两汉长期占统治地位。
除上述四家外，尚有费直传古文《易》，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东汉后古文经学大兴，以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费氏易后学，汇通今古，吸收了京房易与《易纬》，成为了足以与四家易抗衡的大流派，并逐渐取而代之。另外，在儒家易学系统之外，还有以黄老学说解释《周易》的流派，西汉以《淮南子》、严君平、扬雄为代表，关注阴阳变易之学；东汉以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为代表，将卦气说与炼丹术结合起来，提出了“纳甲法”。黄老易学对魏晋以后的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孟京今文易学
孟京今文易学以孟喜、焦赣、京房三人为代表。
孟喜是西汉时期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字长卿，自幼受家庭影响，研习儒家经学，与施雠、梁丘贺一起在田王孙那里学习《易经》。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擅长阐释《周易》中的卦气理论。孟喜善于美化自己，自称得到田王孙的真传，说是老师死前枕着自己的腿将《易经》秘诀传给了他。但是他的同门梁丘贺马上揭露这个谎言，证明自己老师是在施雠那里病逝的，当时孟喜回了老家，不可能侍奉老师。孟喜的谎话说明他未能得田王孙全部真传，因而学问中有不同于老师传授的异家学说，这在重视学术传承师法的汉代，绝对是离经叛道的事情。正因如此，孟喜在儒生群体中失去了信誉，以至于在汉宣帝时期博士空缺，有人荐举孟喜做易学博士，但是皇帝听说他擅改师法，就没同意。孟喜后来收了白光和翟牧为弟子，将自己的易学传授给他们。这两个人后来在朝廷都做了《易经》博士，孟氏易方得以立为官学。
孟喜易学属于今文经学，其特点在于以阴阳时令配合各卦，以解说《周易》，推断灾异气候和吉凶祸福，开创了卦气学说。他以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配，以《坎》《震》《离》《兑》四正卦各主管二十四节气中的六个节气，卦中每一爻分掌一个节气。其余六十卦则分于十二月中，每月五卦，与七十二候相合，以十一月冬至初候开始，属《中孚》卦，以次年十一月大雪为终，为《颐》卦主管，循环往复。另外还有将六十卦分为五等爵位，最高等辟爵的《复》《坤》等十二卦，代表十二月和一年里处于月中的节气，十二卦中阴阳消息增长往复，因此被称为“十二辟卦”“十二消息卦”，是孟氏易中的代表学说，由于较为复杂，这里不作详述。
孟喜曾经参加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经学讨论会，与儒生们讨论五经的异同。但其易学著作均已失传，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孟氏章句》二卷，另有唐代一行和尚《卦议》，均为了解孟喜易学的重要文献。
孟喜之后，孟氏易的代表人物是焦赣。焦赣字延寿，西汉元、成时期梁（今河南商丘一带）人。焦赣出身贫贱，但非常勤奋好学，当时的梁王因此很看重他，就资助他读书。焦赣学成之后，被地方官府推举做了小黄（今河南开封市兰考县一带）县令。相传焦赣在小黄为官期间，能够通过自己的易学预知一些偷盗暴力事件，使得当地曾经为非作歹的人都不敢肆意妄为。同时焦赣还能够体恤百姓，呵护下属，数年间，小黄县得以大治，县内百姓安居乐业，风俗醇厚，路不拾遗，监狱空无一人。由于政绩卓著，焦赣被朝廷提拔升迁。就在焦赣要离开小黄时，老百姓夹道挽留，哭求朝廷让焦赣继续在小黄留任。朝廷没有办法，只得让焦赣留下，但增加了他的俸禄。后来，焦赣在小黄做县令一直到去世。由此可见，焦赣为官，应用了易学的占卜技术，同时履行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仁爱思想，能够技术行之于外，仁爱发之于内，内外相辅相成，造福百姓。
关于焦赣易学的渊源，按照他自己告诉学生京房的话说，其学源自易学大师孟喜。当时孟喜已经不在人间，京房就认为自己老师的易学出自孟喜。但是孟喜的两个学生翟牧和白光都不认同这种说法。汉成帝的时候，刘向负责校录国家所藏的图书，发现京房的易学与他人都不同，认为京房的易学出自焦赣，而焦赣易学来源于民间隐士的传授，只不过假冒孟喜的学生罢了。焦赣的易学擅长推算灾异时变，将六十四卦彼此变化，推演出四千零九十六卦（64×64=4096），并将其与每一天相对应，以风雨寒温为标志，非常应验。焦赣最为出色的学生是京房，焦赣早就预言京房会因为易学而丧命，后来京房果然被奸臣陷害而死。
《焦氏易林》据说是焦赣的易学著作，但经考证该书并非焦赣所作，书中显然含有东汉人的话语，当是东汉早期的作品。该书部头庞大，有四千零九十六卦，均有卦辞，且卦辞皆为韵语，犹如诗歌，颇有文采。其卦辞以取象为特征，所用之象除少部分与《周易》相同外，大多为推广的新象，多达数千条。《焦氏易林》是汉易象术派的代表著作，很有研究价值，但其中为了解说卦象，编造了很多粗糙荒谬的内容，影响了这部书的整体价值。
继承焦赣易学的是京房。京房（前77—前37），字君明，西汉时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其本来姓李，但因他精通音律，根据音律推算自己应该姓京，遂改姓。其易学师承民间经师焦赣，与焦赣开创了汉代易学中的“京焦之学”，是汉代易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京房的易学和焦赣非常相似，因为他喜欢并精通音乐律吕知识，将十二律扩展到六十律，就形成了著名的“六十纳音”。京房将这些律吕知识与易学结合起来，分六十四卦为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宫，又称“八纯”，每一宫八卦，分属不同的五行，然后再将天干地支与卦爻相匹配，根据五行生克用父母、官鬼、子孙、妻财和兄弟来模拟社会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纳甲易学。
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京房因孝廉被举为郎官，并被立为《易经》博士，得到朝廷的认可。京房学“究天人之际”，善于运用自己的易学知识解释当时的自然灾异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曾多次上疏汉元帝言灾异之事，屡屡应验，得到元帝的信任。元帝听从京房的建议，让京房按照易学的原理考核官员政绩，以除去贪官奸臣。但是文武公卿都认为京房的方法过于繁琐，不易于施行。大臣石显非常嫉恨京房，就在汉元帝面前进谗言，使京房出任魏郡太守，让京房在那里先用自己的办法考核自己，行之有效后再推行全国。京房被阻断了与皇帝直接联系的通道，自知凶多吉小，出任之后频频上疏皇帝，用“卦气说”的理论批评灾变与朝政。石显等人趁机诬陷京房，说京房与叛党合谋，诽谤朝廷。于是京房被下狱处死，年仅四十一岁。
京房将自己的易学传给了东海人殷嘉、河东人姚平与河南人乘弘，三人将京房易发扬光大，都被朝廷立为《易经》博士，成就了“京氏之学”。京房的著作很多，但基本都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散佚掉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京房易学著作有后人辑佚的《京氏章句》和《京氏易传》。另外，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六爻卦纳甲筮法，据说就出自京房易学。
（二）费氏古文易学
费直，字长翁，西汉东莱（今山东省掖县一带）人。费直当时以研究古文《易经》著称，遂被征召为郎，后来任单父（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县令。汉成帝时，刘向校录古书，发现费直的易学与古文秘本一致。费直研究易学，不另外撰写章句训诂，而是以《易传》十篇来解释卦爻辞，他的这种易学被称为“费氏学”。费直的易学没有被朝廷列于学官，只是在民间传授。东汉时期的马融、郑玄和荀爽等人均传授费氏易学。我们今天看到的魏晋时期王弼注解的《周易》，根据的也是费直所传之易学。费直的著作散佚严重，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费氏易》一卷、《费氏易林》一卷和《费氏分野》一卷，可以窥见费直易学思想之一斑。
东汉古文易学渐兴，陈元、郑众均传费直易学，后马融为费氏易作传，成为东汉古文易学的名家。马融（79—166），字季长，是东汉右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咸阳市兴平东北）人。马融长相英俊，善于言辞，博学多才。他受业于著名的儒学大师挚恂，很受老师的器重，老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马融为官治学都很有成绩，历任校书郎、议郎和南郡太守等职；为学则博洽圆融，不拘今古，世称“通儒”，又曾为《孝经》《论语》《诗经》《周易》《尚书》《老子》《离骚》等很多经典作过注解，且留下了诸多文学作品，可谓全才。
在易学方面，马融传授费直易学，经学大师郑玄和卢植都出其门下。马融的易学，和费直一样用《易传》解释卦爻辞，但也很重视象数之学。可惜马融注解《周易》的著作散佚，清人黄奭《汉学堂丛书》中辑录的《马融易传》可资参考。
据说马融讲课的时候，常常坐于高堂之上，前面授课，后面设下纱帐，布置女乐，可见他是个不拘礼节之人。由于马融名气太大，学生常有一千多人，但由于这些学生是根据入门的先后递相传授，所以真正登堂入室的弟子不多，郑玄是其最为得意的学生之一。《世说新语》记载马融担心郑玄学成以后名气超过自己，就追杀郑玄，却被郑玄以易学提前预知，巧妙躲过，不过是小说家言，略充谈资，未足为信。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时期北海高密（今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人。郑玄小时候家里贫穷，但不喜欢做官，为此常受到父亲的批评。一开始郑玄入太学拜第五元先为师学习京氏易学等，后又师事东郡张恭祖学习《礼记》《春秋左传》等。就这样转益多师，博览群书，学问大进，渐渐觉得函谷关以东已经无人可以教自己，于是便来到关中地区，师事大儒马融。马融当时弟子很多，所以郑玄在门下三年也未能见到马融，只是从师兄那里获得老师的指教。有一次马融召集学生们一起考察讨论图像谶纬之书，因为郑玄擅长天文历算，就被召见到楼上。郑玄趁这个机会将自己所有的疑问都说了出来，向马融请教，请教完之后就回山东去了。马融在众弟子面前感慨地说：“我的学问从此向东而去了！”
郑玄回归乡里后，聚徒讲学，弟子甚多。在易学方面，他先学京房今文易学，后学费直古文易学，兼容并蓄，创立了易学中著名的爻辰学说。所谓爻辰，是指按照《周易》六十四卦的次序，分别将对立的两卦结合，把它们的六爻配以十二地支，代表十二月；两两相对的三十二对卦代表三十二年，由《乾》到《未济》，往复无穷，如此则可以推算年月的吉凶。另外，郑玄还将五行学说与《周易》筮法联系起来，以五行解释《周易》，进一步发挥了大衍筮法，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在郑玄易学，主要保存在丁杰和张惠言整理的《周易郑注》中。
清代江藩《汉学师承记·惠周惕》总结汉代象术易学时说：“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他所说的荀爽便是与郑玄同时的又一费氏易名家。
荀爽（128—190），字慈明，东汉时期颍川郡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他幼年时期就非常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读懂《论语》和《春秋》，以至于当时的太尉杜乔见到他赞叹不已，说他将来可以做人师。荀爽于是便潜心读书，心无旁骛，终有所成。后来，荀爽做了郎中，上疏指陈时弊，希望用儒家的礼义来匡扶时弊。但由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荀爽壮志难酬，只得隐居著述。董卓专权，征召荀爽为平原相，后又被拜为司空。从平民百姓到位居三公，仅仅用了九十五天时间。后来，荀爽见董卓日益残暴，就和王允谋划除掉董卓，但是计划还没实施就病故了。
荀爽易学主要秉承费直古文易学传统，用《易传》解释卦爻辞，但是首创“乾坤升降”之说，认为某卦通过爻的阴阳爻位变换，即可成为另一卦，以《乾》《坤》二卦为基本，《乾》卦九二居于《坤》卦六五，《坤》卦六五居于《乾》卦九二，为“乾升坤降”，而成《坎》《离》两卦。《坎》《离》按照同样的方式，九二、六五调换，便生出《既济》和《未济》。如此推广，其他各卦的九二、六五乃至其他各爻均可“阳升阴降”生出新卦。这种变卦方式没有统一的法式，缺乏规律性，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却是象数之学的重要内容。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录有《周易荀氏注》三卷，可以约略了解荀爽易学。
（三）黄老易学
两汉以黄老学说阐发易理的，当以东汉魏伯阳为集大成者。魏伯阳（100—170），名翱，号伯阳，又号云牙子，会稽郡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博学善文，却生性好道，闲居在家修养心性，不愿出来做官。相传，魏伯阳带着三个徒弟进山炼丹，金丹炼成之后，魏伯阳想测试弟子们是否诚心，便先服下金丹，入口毙命。一个心诚的弟子服下金丹，也是转眼身亡。两个心不诚的弟子见状，怕死而不服金丹，出山而去。二人走后，魏伯阳与服金丹的弟子转眼复活成仙。后来魏伯阳见到樵夫，便给未服金丹的两个弟子写了一封信让樵夫转送，两个弟子见到师父的书信，无限懊恼悔恨。
魏伯阳著有《周易参同契》一书，主要是借助易学的卦爻符号申明炼丹养生之旨。他沿用了孟喜等人的卦气理论，依照先天八卦图的方位将《坎》《离》《震》《兑》四正卦换为《乾》《坤》《坎》《离》四正卦，形成所谓的“坎离匡廓”“牝牡四卦”，作为阴阳水火的象征，用另外的六十卦三百六十爻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天，同时结合京房的纳甲理论，将天干与八卦对应起来，只不过他在讲纳甲理论依据时，将月亮的圆缺形状及出现的方位，与卦象符号和天干方位对应起来，以之说明炼丹运火的程序，形成了独特的“月相纳甲”学说。
《周易参同契》虽属于道教著作，但从易学史的角度看，却对后来易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宋朝初年经陈抟发挥，又由邵雍等道学家吸收容纳到儒家易学之内，逐渐发展成为宋明易学的象数学派。
三、魏晋易家
魏晋时期的易学，基本沿着汉代象数易学的轨迹发展，孟喜、京房易学流布甚广，如虞翻和郭璞两人，均为汉代易学的继承与发展者。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玄学的兴起，加上象数易学过于繁琐，出现了对象数易学的批判与反动。这就是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易，专主《周易》哲理的阐发。
（一）虞翻与郭璞
虞翻（164—233），字仲翔，是三国时期吴国会稽郡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三国志》中有其传记。虞翻小时候聪明好学，胸怀大志，曾为会稽太守王朗的功曹，后来孙策吞并会稽，仍命虞翻为功曹。此后，汉天子征召他做侍御史，曹操任命他为司空辟，虞翻都没有赴任。孙权任命虞翻为骑都尉，得以常常随侍孙权左右。但是由于虞翻性格耿直，清高孤傲，多次冒犯孙权，再加上不从流俗，屡次遭人诋毁，就被发配到丹阳泾县（今安徽省泾县）。吕蒙当时想击败关羽，知道虞翻精通易术，就请求让虞翻随从，并借此机会释放虞翻。关羽兵败之后，孙权令虞翻占卜关羽的命运。虞翻推卦，得到《节》卦变《临》卦，于是推断不出两天，关羽必然断头，结果正是如此。孙权夸赞虞翻说：“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5] 不过，后来虞翻又多次惹怒孙权，最终被流放到交州（今两广一带）。虞翻在交州讲学不辍，门生常有几百人，十多年后死于交州，享年七十岁。
虞翻易学，出自家传。他曾为《周易》作注，自称家传五代“孟氏《易》”，研究孟喜易学。同时，他还推崇荀爽之学，其易学发挥了荀爽的升降学说，并将纳甲、旁通、之正诸说融会贯通，形成了卦变说，可谓汉代易学之集大成者。孔融看到虞翻的《周易》注解后，都赞誉其为“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 [6] 。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收录了很多虞翻的注解，民国时期徐昂撰《周易虞氏学》六卷，可以考见虞翻易学之大概。
郭璞（276—324）是东晋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在《晋书》中有传记。根据记载，郭璞喜欢经术，博学多才，喜欢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但不善言辞，却擅长写作，辞赋为东晋之冠。
相传，郭璞的易学源于一位客居于河东的“郭公”。郭公授予郭璞《青囊中书》九卷，于是郭璞才精于阴阳五行、天文卜筮。根据《晋书》和《世说新语·术解》的记载，郭璞占卜奇验无比，且在西晋灭亡逃难之际，常常用卜卦来选择逃难的路径。郭璞还擅长风水堪舆之术，母亲去世时，他卜选了一块河边的墓地，别人都劝他该离河远些，他却预言河水即将变为桑田，最后果然应验。西晋东渡后，元帝非常器重郭璞，任命他为尚书郎。后来权臣王敦让郭璞做自己的记室参军，王敦谋反时，郭璞反对，因而被王敦杀死。
郭璞主要研习京房易学，他将自己占卜的例子汇集起来编为《周易洞林》，又将京房、费直等人的易学理论汇编为《新林》。因郭璞占卜水平极高，后人便将他和管辂并称“管郭”。另外，被后世誉为风水术第一书的《葬书》，传说也出自郭璞之手。
（二）王弼的玄学易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省焦作东）人。王弼小时候聪慧过人，十几岁时就喜欢《老子》，辩才无碍。当时的吏部尚书何晏是有名的学者，他非常震惊于王弼的才华，赞叹王弼后生可畏。正始年间，黄门侍郎一职空缺，何晏就推荐王弼补缺。但因丁谧反对，王弼最后补了台郎一职。
其实，王弼虽然聪明绝顶，但并不适合做官。他喜欢谈论玄学，尤其擅长《周易》。王弼喜欢游玩娱乐，精通音乐，擅长投壶游戏。在阐述道理方面，虽不如何晏引经据典，但见识却远远超过何晏。可惜天妒英才，王弼二十四岁时便染病逝世。尽管天不假年，但王弼著述甚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和《论语释疑》等著作。其中，前三种至今流传于世，后两种有后人辑录本，只有《周易大衍论》无只言片语留下。今《王弼集校注》收录了所能见到的王弼所有著作。
王弼易学继承了费氏等古文易学简明扼要的学风和以《易传》解释经文的方法，扫除了汉代繁琐的象数之学，创立了义理学派。同时，王弼还是玄学易的创始人，他或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注解《周易》，或以《周易》支撑自己的玄学理论，强调《周易》中体现的自然无为，以无形之德性解释乾坤二元，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亡言”“有生于无”“动息则静”等哲学观点，开一代风气。其易学思想，加深了易学研究的抽象性与逻辑性，使得人们对《周易》的理解，进一步走向了深入与理性，因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王弼之后，韩康伯等人继承了他的学说，认为卦爻具备天下之理，且《周易》本身便是明理之书，人们应该在象的背后探寻义理，主张理是象的根本，从而进一步排斥象数之学，加快了易学的玄学化与义理化。韩康伯对《易传》的注解，在唐代被收入《周易正义》，成为正统易学，迄今为止仍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注解之一。
四、唐代易家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对汉魏六朝时期各派经师的传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汇编与校订，力图消弭各家学说的矛盾纷争，统一经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科举制度的推行服务。在经学进入总结期的大环境下，易学方面，易家主要的工作也是总结前人和时人的易学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孔颖达和李鼎祚。此外，在民间较有影响的李淳风也是一位易学大家。
（一）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唐代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字冲远。孔颖达八岁的时候，一天就可以背诵一千多字，年龄稍大之后，便通晓《左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儒家经典，同时还擅长算术历法，且娴于著作。据说，孔颖达曾到当时著名学者刘焯那里请教问题，刘焯一开始很慢待他，但听了孔颖达所问的问题，刘焯大觉出乎意料，遂对孔颖达礼敬有加。孔颖达要离开的时候，刘焯挽留他，但孔颖达还是坚持回家教书授徒去了。
隋朝大业初年，孔颖达被授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曾召集天下儒官来到洛阳，命国子秘书学士与他们辩论，结果孔颖达拔得头筹，年龄却最小，使那些年长的儒者恼羞成怒，便派人刺杀他，孔颖达藏到别人家里才得以幸免。
入唐以后，孔颖达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和国子祭酒等职，期间奉命主持修撰《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十卷，采用王弼和韩康伯的注，并引用多家观点为之疏解。此书为唐代科举考试教材，对后世易学影响至大。
孔颖达的易学成就，主要是在《周易正义》中，将义理和象数两派调和起来，提出以象为体，以理为用，以物象为义理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魏晋易学重理轻象、离象言理的偏颇，重新肯定汉易中的元气说、阴阳二气说，并与王弼易学相结合，扬起了玄学易的理论体系，成为了从汉易到宋明易学过渡的桥梁与纽带。
（二）李鼎祚
李鼎祚，唐代资州（今四川省资阳）人，曾任秘书省著作郎，也有人说任秘阁学士。《唐书》及地方志中无李鼎祚传记资料，故其生平事迹不详。李鼎祚本人在易学上创见不多，但著有《周易集解》一书，采辑两汉至唐朝初年三十五家《周易》学说，保留了大量象数易学的知识，且有些易学家的学说已经失传，全靠这本书得以流传。清代象数易学兴起，李鼎祚此书备受重视，声誉极高。
（三）李淳风
李淳风（602—670），唐代岐州雍（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人。李淳风少年时代就聪颖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后来李淳风在太史局任职，制造了浑天仪，并参与撰写《晋书》《五代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李淳风在天文历法方面成绩卓著，所改撰的《麟德历》，精确度很高。据说李淳风每次进行占卜预言，均能应验如神，以至于别人都认为他能役使鬼神，是鬼神提前向他通知了事情的未来结果。
唐太宗时期，曾有《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7] 。李世民问李淳风是否这样，该怎么办。李淳风说：“天象已成，此人就在后宫之内，不出三十年她将执掌天下，将李氏子孙几乎屠杀干净。”李世民问是否可以把疑似者全部处死。李淳风说：“天命如此，不可更改。如果没有把真正的取代者杀死，反而误杀很多无辜之人。况且根据天象，此人就在陛下身边。三十年后，此人年迈，内心会变得仁慈，即使她将天下换了姓氏，但对陛下子孙还不至于斩尽杀绝。如果现在杀了她，还会有别的人重来取代大唐天下，重来者年轻心狠，一定会将陛下子孙杀绝。”李世民同意了李淳风的建议。后来武则天代唐称帝，果如李淳风所言。唐高宗的时候，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等人又受命校注《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
李淳风的易学著作《周易玄义》已经失传，但其占星学著作《乙巳占》中还保留有一些易学观点。至于民间传说他与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图》，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
五、宋元易家
宋代易学基本是象数与义理同时发展。象数易学方面，主要是陈抟传出的先天易学，讲究对《河图》《洛书》的领悟和运用，其代表人物有陈抟、邵雍等人，也有人将他们称之为“图书派”，称其学为“图书象数学”。这一派与道家、隐士系统关系密切。在义理易学方面，由于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出现了以儒家之理阐释《周易》的学派，主要由胡瑗开创，二程兄弟、张载和朱熹等继之。此外，还有以历史解释《周易》的做法，如李光和杨万里等人。元代易学基本沿着宋代易学的路子发展，吴澄继承朱熹的学说，阐释《周易》中的儒家理论，俞琰虽本于儒家朱熹之说，但却更多地参考道家及炼丹理论，同时极力推广邵雍易学，可谓全面继承宋代易学理论。
（一）陈抟与邵雍的象数易学
陈抟（？—989），字图南，号扶摇子，是五代末北宋初期亳州真源（今河南省鹿邑县）人。《宋史·陈抟传》记载，陈抟四五岁的时候，在家乡的涡水河边戏水，遇到一位青衣妇人，妇人喂给他奶水。从此以后，陈抟变得异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诗文也非常著名。后唐长兴年间，陈抟参加科举考试，但却未能中榜，从此之后便隐居武当山，“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8] 。后周世宗喜欢外丹术，曾召见陈抟请教炼丹之旨，赐号“白云先生”。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陈抟来到京师汴梁。宋太宗派宰相宋琪向他请教养生之术，陈抟却建议皇帝招纳贤士，祛除小人，减轻赋税，重赏三军，认为这些比养生意义更大。宋太宗因此更加器重陈抟，赐号“希夷先生”。
陈抟精于易学，相传其术得自麻衣道人，能够未卜先知，预知死期，同时还精通睡功等养生之学，活了一百多岁。陈抟读《周易》手不释卷，但他的易学不注重文字方面的解释，而是用“先天图”表示阴阳变化消长之数，对后来的邵雍、周敦颐等人均有很大的影响。其易学著作《易龙图》，以为龙图三变而为龙马负图之形，此形又可变出五行生成图和九宫图，但都统称为“龙图”。后刘牧将二图区别开来，称前者为《洛书》，后者为《河图》，因而创立了河洛之学。《易龙图》现在已经失传，流传于世的《麻衣道人正易心法注》据说出自陈抟之手，然并不可信。陈抟虽然留下的文字不多，但其却是宋元象数学派的先驱与倡导者，他的易学后来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了邵雍。
邵雍（1011—1077），北宋五子之一，字尧夫，谥号康节，北宋时期共城（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人。邵雍曾隐居家乡附近的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之为百源先生。邵雍自幼胸怀大志，要兼济天下，于书无所不读，刻苦异常，曾“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9] 学成之后，邵雍却感慨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周游天下，历览名山大川、胜境古迹，返乡之后说：“道在是矣。”于是隐居不出。
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也是易学大师，听说邵雍刻苦学习的事情后，就到邵雍家里一看究竟。李之才问邵雍可否知道“物理性命”之学，邵雍不知，于是跟随李之才学习。李之才传授给邵雍《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等学问。邵雍聪慧过人，很快领悟玄机，又推衍伏羲先天易学，著书十万余言，但天下能明白邵雍学说的人少之又少。朝廷曾多次任命邵雍做官，邵雍均推辞不做，只是耕读不辍，吟诗游玩，并把自己居住的房子命名为“行窝”，意思是安乐窝。
司马光、张载和程颢、程颐等人都钦佩邵雍的学识道德，与之相交甚笃，甚至邵雍晚年病重时，也是司马光、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朝夕相伴，料理安葬事宜。
邵雍易学主要保存在《皇极经世》中，他运用易学的原理解释历史的变化，根据六十四卦制定历史年表，演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认为宇宙存在许多周期，而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宇宙大周期中很短的一个阶段，一个世界毁灭，就会有新的世界诞生，整个宇宙就是世界生灭轮回的无限过程，其独特的历史哲学，具有极大的超前性与合理性。
邵雍的易学被称为“先天之学”，推崇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图式，以“一分为二法”推演八卦的起源和六十四卦的形成过程，并发展了汉易的卦气说，运用八卦次序与方位说明世界形成的过程，解释自然现象的产生，使其易学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成为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代表，对朱熹等人影响很大。另外，邵雍在宋朝就被神化为“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的神仙式人物，像二程兄弟和朱熹等人，都相信他能推算事物的过去与未来。但是，邵雍推算物理之书却没有流传下来，民间流传的《梅花易数》，据说源头出自邵雍，但可信度不高。
（二）程颐、张载的义理易学
程颐（1033—1101），字正叔，北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程颐与其兄程颢合称“二程”，兄弟二人共同在周敦颐那里学习，同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颐十八岁的时候游太学，写出《颜子好学论》，使得当时在太学教书的胡瑗大为震惊，于是就让程颐到太学任职。宋哲宗时期，程颐被召入崇政殿为皇帝讲书。程颐每次进殿讲课，神态都很严肃庄重，然后才开始讲书，把自己的建议穿插在其中。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被贬到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程颐在涪州讲学著书三十多年，门生众多，且多为名士。涪州人在北岩祭祀程颐，尊称他为“伊川先生”。程颐死后，谥号“正公”，淳祐时期又被封为伊阳伯，从祀于孔庙。
程颐易学保存在《周易程氏传》中，侧重于义理方面的阐述。他提出了“随时取义”和“随时变易以从道”的观点， [10] 认为《周易》为变易之书，对卦的解释要不拘一格，因时制宜；但易之周流并非绝对随心所欲，而是要遵从一定的原则。于是程颐兄弟便提出了理的概念，以理解释《周易》中的变化之道，认为是否合乎天理，决定了卦爻的吉凶。程颐易学继承了王弼易学的传统，并有所创新，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主张义理是通过象显示出来的，理无形至微，象有形至著，理为体，象为用，二者不容分离，而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11] 同时，程颐还改变了过去以阴阳等同于道的看法，而转为将阴阳归属于气，属于器的层面，道为阴阳之理，不能离阴阳而存在，所谓“离了阴阳更无道”， [12] 将魏晋以来的道器有无之争转为理气之争。程颐对理、气以及儒家伦理精辟的论述，使得义理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对朱熹以及明清易学都影响深远。
与程颐基本同时的另一义理派代表易家是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时期凤翔眉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被世人尊称为横渠先生。张载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兵法，希望用兵法强国，加固边防的实力。二十一岁的时候，张载联络一些人准备攻取被西夏占领的一些地方，就给当时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写信。范仲淹觉得张载是可造之材，就写信给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其读《中庸》。张载就研读儒家经典，并且涉猎佛家、道家之学，刻苦学习思考多年，“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 [13] 最后又返回到儒家“六经”。熙宁年间，张载为崇政院校书。后来，张载就隐居在终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授徒讲学，告诉弟子们要读书变化气质，知礼成性。
张载曾经在京师汴梁坐于虎皮之上宣讲《易经》，程颐兄弟与他讨论易学问题，使张载大为叹服程氏兄弟的学问。第二天，张载告诉众弟子说：“二程深明易学，我不如他们，你们可以向他俩学习。”于是就撤座不讲。
张载的学问以易学为宗，著有《横渠易说》一书，他的《正蒙》和《西铭》也有深厚的易学色彩。其易学实在、致用，提出“易即天道而归于人事”，成为“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易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还在于对气的阐释，主张“凡象皆气也”，“气之生即是道是易”， [14] 将阴阳二气的推移转化，看作是卦爻象和天地万物变易的根源。张载这种以气为本的学说，对后世的朱熹、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易学哲学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兼顾义理、象数的朱熹易学
北宋义理和象数两派的成果，在南宋朱熹那里得到了总结和融汇。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人。朱熹构建了庞大完备的理学体系，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在哲学史上与二程合称为“程朱”。
朱熹少年颖悟，刚刚能说话的时候，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他却问父亲：“那天的上面是什么？”父亲惊于他的早慧，于是便让其读《孝经》，读完之后朱熹在书上写下“不若是，非人也”，可见他对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感情和禀赋。后来朱熹拜理学家李侗为师，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读书极为广博，经史子集、佛家道家乃至道教之书、天文地理无不涉猎，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