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少年时便对《周易》充满了兴趣，据说他小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地上用手指在沙地上划，大家一看原来划的是八卦符号。朱熹著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其易学义理和象数兼顾，推崇邵雍的图书象数之学，又吸收继承二程的义理之学，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要从卜筮的角度理解卦爻辞，并提出“易只是个空底物事”，《周易》卦爻辞只是借事象言理，并非实有其事，可以套入一切事物，将《周易》的内容抽象化了。其注解《周易》，简洁明了，含义深刻，是宋《易》的重要代表人物。
（四）元代易家
元代将程朱理学立为官方学术，朱熹的《周易本义》也成为官方认定的权威教材，因此元代的易学基本上是延续程朱一脉的路径，其代表易家主要有吴澄和俞琰。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元代抚州崇仁（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因吴澄住的房子是草屋，被好友程钜夫题为“草庐”， [15] 学者称草庐先生。吴澄小时候学古诗，只要大人教一遍，他马上就可以背下来。五岁的时候，吴澄就能一天背诵一千多字，常常通宵读书。他母亲担心孩子用功过度，就控制给他灯油。吴澄总是等母亲入睡后，又偷偷点灯读书。九岁的时候，吴澄在当地学校考试，每次都名列前茅。稍大之后，吴澄就知道以圣贤为榜样，博览经典。至大初年，吴澄为国子监司业，之后升迁为翰林学士。泰定初年，吴澄任讲官讲授儒家经学。
吴澄一生以斯文自任，投奔其门下者不下千数百人。吴澄易学主要是继承胡瑗、程颐和朱熹之学，但受到象数派影响颇深，主取象说，反对朱熹的“理先气后”理论，著有《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
俞琰（1253？—1314？），字玉吾，号全阳子、林屋山人，宋末元初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因为俞琰居住的地方临近石涧，所以又被人称为石涧先生。俞琰小时候非常喜欢读书，一旦听说别人有好书，就借回家抄写，以至于废寝忘食累出了毛病。后来俞琰专心科举之学，宋亡后，觉得平生所学无处可用，感慨生不逢时，因而隐居不仕，专心著书立说。
俞琰精于易学，潜心研究三十多年，著有《周易经传考证》《读易须知》《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等，但都失传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俞琰易学著作是《周易集说》和《读易举要》。其易学一开始遵循程、朱之说，后来又独出新义，发前人所未发，受邵雍影响很大。
六、明清易家
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尽管思想界暗流涌动，但程朱理学一直保持着官方哲学的地位。在易学方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宋易仍为学界主流。这一时期以阐述儒家义理之学为主的易学家，其学大多不出《周易本义》之窠臼，粗疏空洞，可观者甚寡。而象数派宋易也多穿凿附会，罕有发明，较为突出的是来知德和黄道周，在延续程朱易学的基础上，于象数之学颇有创建。清代以后，学者们反思明亡教训，认为学术的空疏是重要原因，于是朴学盛行。由于学者们重新审视汉、宋之学，导致了易学方面以辞章训诂为特色的汉易和象数易学复兴，成就突出的易学家是黄宗羲、王夫之、李光地、胡煦和焦循等人。
来知德（1525—1604），是明代著名的象数派易家，其字矣鲜，号瞿塘，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县）人。来知德小时候，因为孝行卓著而被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1552），也就是来知德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参加乡试，考中第五名。不久，因父母相继去世，来知德守墓六年，素食不饮酒。六年之后，来知德仍然哀伤不止，终生麻衣蔬食，断绝了科举仕宦之念。
在易学方面，来知德曾经隐居釜山，钻研《易经》六年，结果一无所获。后又隐居万县求溪山中，沉思数年，悟得易象之妙；又沉思数年，明了《序卦》和《杂卦》之义；又沉思数年，始悟前人所讲卦变之非。就这样前前后后苦思冥想二十九年，来知德才撰成《周易集注》一书。来知德易学的范畴、概念和命题，基本不出朱熹《周易本义》的范围，但却又不完全蹈袭程朱的观点，其学强调阴阳消长之理，提出了六十四卦的“错”“综”、半象、大象等理论，在体例上颇有创新，对明朝以后的易学有一定的影响，如明李开先，清唐守诚、陈本淦等人之学均本自来知德。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明朝漳浦（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人。天启年间，黄道周考中进士，崇祯时期曾官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明朝灭亡，黄道周做了唐王的武英殿大学士，率军在婺源与清军相遇，兵败被俘，不屈而死。黄道周擅长书画，气节高洁，方正不阿，不从流俗，公卿多畏惧嫉恨他。
黄道周是明代图书象数学的主将，其易学著作有《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两部，将象数、义理和天文推步之学结合在一起，体系宏达深邃，《三易洞玑》“意欲网罗古今，囊括三才，尽入其中”，用《周易》推导出兴亡的规律与社会伦理的依据，但却“时时流于 祥，入于驳杂”， [16] 受人诟病。
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王夫之等易学家，反思王朝与学术兴衰之变，认识到明代易学空洞粗疏的不足，并对宋代以来的图书象数易学展开了总结与批判，易学出现了由宋易向汉易过渡的趋势。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明末清初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学者称之为梨洲先生。黄宗羲对学问孜孜以求，将家中藏书读完，又借阅抄录别人藏书。后来黄宗羲领导“复社”反对魏忠贤余党，忠心耿耿。清兵南下后，黄宗羲招募军队，成立“世忠营”抗击清军。明朝灭亡后，黄宗羲侍奉母亲返回乡里，专心著书立说。其学问渊博浩瀚，旁涉经史百家、天文历算、乐律以及释道之学，与孙奇逢和李二曲并称“三大儒”。
黄宗羲的易学著作有《易学象数论》六卷，该书对象数易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黄作为义理派易家，对象数易学尤其是图书派是持批判态度的，称象数学“于《易》了无干系”，说象数派“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且批评朱熹《周易本义》糅合义理象数、并将《河图》《洛书》置于卷首，举为“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唯独推崇王弼的“得意忘象”和程颐的“理到语精”。 [17] 总体来看，其批评不无道理，但对象数派的成就一笔抹杀，就显得有失偏颇了。
王夫之（1619—1682）也是明末清初宋易义理派大家，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人。因其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崇祯年间中举人，后来张献忠攻破衡州，要聘任王夫之为官，王夫之藏进衡山以躲避。张献忠劫持王夫之的父亲为人质，王夫之就自伤前去换下父亲。张献忠见王夫之受重伤，就放了父子二人。
王夫之隐居深山治学将近四十年，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无不深究，创新甚多。其易学著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和《周易稗疏》等，对《周易》的义理、象数和训诂均有精拔之见。王夫之是对宋明以来易学的总结者和批判者，他既批评了汉易、玄学易和象数派的易学，也批评了理学的观点，同时兼收并蓄，以气学文本，建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
清代由于历史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易家治学多笃实精深，能够折中以往诸派观点，一方面以汉魏易学文献的考证为特征的朴学易逐渐成为主流，一方面以往出现的各派易学都有复兴之势。这一时期，以《周易折中》为代表的，兼采诸家、容纳各派观点的易学著作大量问世，传统易学逐渐进入了总结期。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易家虽多已入清，但其学多具过渡性，不应完全算入清代易学。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易学家，是在奉旨编纂《周易折中》等著作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为李光地与胡煦。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榕村，又号厚庵，清代安溪（今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李光地少年聪颖，思慕古人，学习刻苦。康熙年间，李光地考中进士。李光地曾任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在学术方面精于儒家经学、乐律、历算和音韵。
李光地的易学著作为奉敕修撰的《周易折中》以及自撰的《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周易观彖大指》和《易义前选》等书。其易学主要以程颐和朱熹之学为主，兼采集秦汉以来诸家学说，阐释义理多公允不虚。
胡煦（1655—1736），字沧晓，号紫弦，清代河南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胡煦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中进士，时年五十七岁。康熙皇帝听说胡煦精通《易》理，就将胡煦召进乾清宫，问他《河图》《洛书》的理数及卦爻辞中的疑难之处。胡煦画了图为康熙皇帝讲解，康熙皇帝称赞他为“真苦心读书人”。两年后，胡煦奉命协调李光地修撰《周易折中》。后来胡煦又参与修撰《卜筮精蕴》和《卜筮汇义》等书。
胡煦的易学著作为《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约注》和《周易函书别集》等，其学折中象数与义理，且于占筮有精到的看法，表现出精湛高深的学术水平。
自乾隆嘉庆后，读书人大多精心朴学，一时蔚成风气，易学亦不能免俗，朴学易开始迅速崛起。其中，焦循是朴学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清代扬州甘泉（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焦循家世代研究《易经》。父母去世后，焦循伤心过度，十几年时间不再进入都市。他自己修建了一栋楼，取名为“雕菰楼”，旁边湖光山色，风景秀美。焦循在其中读书治学，非常自足。焦循对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等无不精通，蜚声天下。当时著名的学者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对他非常推崇。
焦循的易学著作有《易章句》《易通释》和《易图略》，被称为“易学三书”。此外尚有《周易补疏》《易话》和《易广记》等。其易学不拘泥于前人所论，用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提出了“旁通”“相错”和“时义”等理论，在易学史上影响很大。
焦循力图将全经文字贯通，其比例说不可不谓一大创举。但用“例”将一部《周易》完全笼括，使《周易》的内容完全形式化与抽象化，否定了《易传》中概念与命题的哲学意义。这标志着传统易学哲学的终结，也意味着易学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七、近代易家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易学家们除了恪守传统的经学理路以外，还受到西方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影响，治学观念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成就较为突出者，为杭辛斋与尚秉和。杭辛斋易学力图与西方自然科学贯通，偏重于数理；而尚秉和则遵循汉代象数易学传统，对易象以及象、辞之间的对应关系多有发明。
杭辛斋（1869—1923），名慎修，别字一苇，浙江海宁人。杭辛斋幼年就读于杭州正蒙义塾，获童子试第一名。后来又入同文馆学习天算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杭辛斋来到天津，第二年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后，到北京创办《京话报》，扮演一个革命的媒体人形象。后来杭辛斋因为言论触犯清廷权贵而被关押于刑部狱中，王国维等人为之申诉才被释放。辛亥革命后，杭辛斋被选为议员。1915年冬天，杭辛斋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
根据杭辛斋的自述，他正是在1915年被捕入狱才接触到了《易经》。据杭辛斋说，他在入狱时遇到一位狱中的老人，老人已经在墙壁上写下了杭辛斋入狱和出狱的日子。杭辛斋大惊，就拜老人为师学习《易经》，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原来是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的军师。老人在监狱中画地为卦，口授《河图》《洛书》要义及性命之旨，使杭辛斋领悟了《易经》的精要。杭辛斋出狱后，大量收购易学书籍，并和王用宾、陈燮枢等人在广州成立研几学社，主讲易学。
杭辛斋的易学，融汇古今中西，以阐明象数为主，没有门户派别之见，将儒释道以及自然科学、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基督教等熔为一炉，自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科学易的先河。其主要易学著作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读易杂识》《愚一录易说订》和《沈氏改正揲蓍法》等。
尚秉和（1870—1950），字节之，晚年号滋溪老人，河北行唐人。因尚秉和先生在北京寓所有两棵槐树，学者因此称之为槐轩先生。尚秉和早年就读于本地的龙泉书院，后又就读于保定的莲池书院，跟随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研读经史、辞章之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考中进士，被分到工部任职。光绪三十年（1904）入进士馆，学习法政，后任巡警部主事、员外郎。宣统元年（1909），尚秉和入京师大学堂为教习，第二年因父亲去世，又到民政部任员外郎。辛亥革命后，尚秉和任内务部第三科科长、署理营缮司司长，前后在政府任职十几年。离开政府部门后，尚秉和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又接受沈阳萃升书院的聘请，在那里任教三年。日本攻陷东北后，尚秉和又回到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1936年，先生又执教于母校莲池书院。七七事变爆发后，尚秉和闭门不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国史馆聘尚秉和为纂修。1950年尚秉和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尚秉和治学涉猎甚广，精通方术医药，又擅长绘画，对金石古玩的鉴定造诣颇高。尚秉和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多个领域，其易学著作主要有《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和《易林评议》等。尚秉和的易学，主要偏重于象数之学中的“象”，其对《周易》卜筮亦用功颇深。他认为“象为学《易》之本”，主张卦爻辞与卦象一一对应，辞从象出，对于汉代易学用象规律发明颇多，被誉为“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