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初唐四杰研究成果很多，进展也较大，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新见迭出的论文，还涌现出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初唐四杰通论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论著中 。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认为初唐四杰"虽非律诗的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乃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他们的诗文，虽然上承六朝底遗风，依然不脱绮错的习惯，然而却是比较地波澜老成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则着重论述了四杰的白话化倾向："四杰的诗，留传下来的很少，；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化的趋势。"此书认为，王勃的《九日》、《普安建阴题壁》两诗"都有王绩的家风"，卢照邻的《行路难》"几乎全是白话的长歌了。又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句子"都是俗歌的声口"。郑振铎也认为"'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诗史》也把初唐四杰划归"继承齐梁的诗人"，并说他们的诗有四种特点：
一、七古的成立，"依我们观察，七古的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在他们以前，如王绩等，都没有七言诗留传下来，而四杰的杰作却大半是七言的。......这些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诗，却可代表七言诗的成熟期。"
二，五律的成立，"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
三，音调的婉媚，"四杰的诗的音节方面似乎更得力于六朝的新乐府。"
四，字句的秀丽，"四杰的诗的字句的秀丽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为最。"
最后，他们认为，四杰"在形式上继承齐梁新体诗而有所推进。在内容方面，也能够看出比宫体诗有所扩大。因此，他们成为初唐诗坛重要的作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四杰，她认为，"四杰于音节极为讲究，所以诗歌均富于音乐之美。""四杰作品对音节的讲究"，有如下的几项：一、隔句押韵，二、多用钩句，三、骈句，此外，则字句秀丽。
相对说来，闻一多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比较深入，他在《四杰》一文中首先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与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沈静"；从友谊的集团看，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再从诗歌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使命的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的一种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这一段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末还经常被人们引用。
五六十年代 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初唐四杰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三四十年代人们主要强调初唐四杰对前此宫廷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将初唐四杰与南朝以来的宫廷诗人区分开来了，甚至把他们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着重论述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
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王、杨、卢、骆的作品，在当时的确起了进步的作用，他们改造和转变了南朝宫体诗的淫靡遗风，他们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在'王勃集序'里曾作了很好的说明。"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给予四杰以新的评价："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
在五十年代，对初唐四杰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刘开扬的《论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和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
刘文认为，"'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文章还对闻一多将四杰分为两个集团的做法持异议，所以他是将四杰看作一个诗歌艺术比较统一的文学流派来论述的，"四杰诗和那以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诗不同的地方，即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词为贵'，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接着，文章分别从抒情诗、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马文则认为四杰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形式主义的影响，"四杰词采华赡，以缘情绮丽为宗，在主观上仍然是继承前期余响。可是客观现实的生活感受，已经冲破艳情空洞的内容，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马茂元在其另外一篇论文《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中也论及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缘情绮丽的诗风，和陈子昂那种指陈时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饰的风格也是各异其趣的。可是'四杰'的继承六朝，并不是陈陈相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义。首先，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地位不同于宫廷贵族诗人，对社会矛盾，特别是他们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苦闷，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有所向往，有所愤慨和不平，因此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是加强了。同时，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谐和婉，却为他们所吸收，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乐府歌行在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力创作，也更加纯熟而渐趋于定型。"文章又特地指出，"过去的不少诗论家把'四杰'和陈子昂截然对立起来，这样，就很难看清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由开创走向极盛时期的大途小径。有人又不适当的高抬'四杰'，甚至用来压倒李、杜；也有人对'四杰'的成就，一笔抹煞，把他们看作点染花草的无聊诗人，都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人们对四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此时对四杰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有钱伟康、沈惠乐的《'四杰'与初唐诗歌》，侧重论述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肯定四杰等人"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功绩；对四杰与地域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有钱学文、何承朴的《初唐四杰与天府》；研究初唐四杰这一称号的有何林天的《初唐四杰之称始于何时》，文章认为此称号应始于高宗麟德二年，即公元655年；研究四杰人格的有任国绪的《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之人辨》。
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对四杰的整体研究则更加深入了。对四杰诗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有任国绪的《略论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邓碧清的《初唐"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新探》、周裕锴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递嬗轨迹》、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等。
任文在闻一多先生的"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分析了卢、骆的七言歌行，特别是其中代表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的内容艺术特征，并充分肯定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邓文针对有人说四杰"还没有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革新纲领，他们的创作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不能掀起一场摧陷廓清的革新运动"的观点，具体论述了四杰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推崇'刚健'和'骨气'的诗歌理论，指出：王、杨、卢、骆和陈子昂同是初唐诗歌革新的闯将，其功劳并不在陈之下；虽然四杰的呼号有不及陈氏响亮之处，却也不乏比之更为周详、更有远见卓识的地方。从创作实践上看，陈子昂走的是刚健质朴的路子，然而矫枉过正，缺少文采，形式单一，不能取众家之长。而四杰走的路子则雄浑浩阔，文质并重，稳步前进。其言志抒怀、歌唱游侠、田园边塞诸什，大都情真意切，形式多样，因而，对四杰的评价，既不可忽视其沾带齐梁余风的一面而扬之过高，又不可不顾其接近盛唐之音的一面而抑之太低。
周文着重从"王杨卢骆体"的艺术特征入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提出了颇具新见也颇为扎实的观点。作者指出：作为初唐歌行的代称，"王杨卢骆体"在当时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并对盛唐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具有和谐流转的音韵美；其二，词藻华丽，意象精美，色彩鲜艳；其三，对仗精工的骈偶结构；同时，顶针、蝉联、排比、双拟、回文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以及以赋为诗、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的使用，都有力的丰富了"王杨卢骆体"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深厚的时代审美心理内容，并作为共同的群体风格，而体现了时代的回声。因此，"王杨卢骆体"也许比"陈拾遗（子昂）体"更能展示时代的审美精神。在作者看来，"王杨卢骆体"鲜明的音乐性和骈偶化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时代对语言形式的高度格律化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汉民族在长期诗歌审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的对诗歌形式的"格式塔"（完形）需求的必然结果；而其富丽精美的词藻，更典型的反映了初唐的文化精神，因而，隐藏在初唐歌行一片珠光宝气之后的，不是偏安王朝沉湎的慰藉，而是鼎盛帝国的恢宏气度。也就是说，"王杨卢骆体"的秾丽词汇，不是对梁陈宫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生活的纪实。。至于其由多种修辞格组成的回环往复的情感结构的外化，亦即语言和感情在此是异质同态结构，语言形式中包蕴着情感内容。正因为此，所以"王杨卢骆体"尽管是风多于骨，文胜于质，但它终归是情辞相称的纯真的文学。最后，该文作者分析了"王杨卢骆体"自身的演进过程，勾划了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初唐歌行大体经历了由繁到简、由浓到淡、由用典到白描、由铺陈到含蓄、由感情外纵到感情内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显示出初唐的时代精神由官能的刺激、情绪的感伤到心灵的净化的演进，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类型的嬗递，即由所谓'物感型'（ 物象压倒意识）向'直觉型'（ 意识与物象融合）过渡"。这一嬗变有重大的意义，"就其纯美学价值来看，也许超过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及其'兴寄'、'风骨'之说，因为陈氏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则基于一种对意识与物象之间的审美关系直观然而深刻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因为，陈氏的诗学不过是古老的汉魏之音的遥远回响，虽风骨高华，却缺乏一种新的境界，而'王杨卢骆体'的演进轨迹，确如此清晰地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歌声──盛唐之音的到来"。这种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且宏观规律的描述完全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实的钩稽上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富有成效的。
王锡九的《初唐七言古诗》是一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四杰七古的形式特点，指出了其"赋"法和以气势取胜、以阔大境界擅长以及对偶和入律诸点对整个唐诗的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四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而且还出现了几部对初唐四杰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如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等。
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他们对齐梁的浮靡文风持批判态度，但其"词旨华靡"，确又不脱齐梁旧习，关系显得比较复杂。葛晓音的《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对此详加论述。首先，她认为，这种情况应从四杰提出革新文学主张的背景去寻找。由于他们在理论观念上受南北朝以来正统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屈宋和建安，就不容易对齐梁文风形成正确的认识。贞观龙朔以来，有两种文场"变体"。一种绮媚轻艳以上官仪为代表，一种以许敬宗为代表。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被诬杀，许敬宗将淹雅清淡的文风变成典奥雅丽，穷极雕饰。王勃所反对的是上官体，所弘扬的是许敬宗所代表的宏博的文风。所以，"他的革新主张确是从宫廷内部斗争的现实出发，并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杨炯的创作也同样迎合了武后爱好祥瑞心理，偏执于雅颂正声。卢照邻的文学观与王勃有不同之处，但对王勃革新的主张和实践也是支持的，王勃那些宏丽的赋颂也合于他的理想"清规"。作者认为，四杰虽然将题材从宫廷扩大到江山、市井、沙塞，但实际上所向往的是讴歌"汉家之城阙风烟"之类，"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才是他们的愿望"，而前者"只是因为不能归于廊庙朝廷所激起的嗟叹，并不是对宫廷题材狭小视野的自觉批判"。
在九十年代初，对四杰山水诗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张明非和葛晓音。
张明非在其《略论初唐'四杰'的山水诗》一文中认为，四杰的山水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谢灵运模山范水的特点，着力刻划江山形胜，四杰的这类诗取景丰富多彩，富有生机，他们在诗中所抒发的是不同于陶渊明或王绩的摆脱尘网回归自然的隐逸之乐，而是从观赏自然美景中获得的惬心快意。四杰融山水、田园为一体的这类诗歌，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2）在谢朓与阴铿、何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山水与行役、酬赠送别结合起来。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而且预示着诗歌开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3）用律诗写山水既是其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趋向。（4）表现手法虽未脱尽齐梁的辞采和雕琢，但已在创造意境方面显示出探索的努力和实绩。同前此山水诗相比，"四杰"山水诗意境更为阔大，也更其浑成。
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将四杰的山水诗放到"初唐山水诗的复变"过程中来考察。该文指出，王杨卢骆对山水诗的贡献，首先表现为革除梁陈以来写景单纯极貌写物、情致浮泛肤浅的通病，藉深化或开扩情意的容量来拓宽诗境。其次，四杰有部分山水诗绘景的技巧较齐梁有所提高，已开始注意到景物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并真切地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三，四杰诗受当时审美习惯的影响，取景角度比较单调，固然是其局限。但他们能利用这一点，选择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大量相近的意象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心境。这种作法使他们独具自己的"兴象"，向着建立诗人的个人艺术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高光复的《论初唐四杰与初唐文风》则专论四杰辞赋。四杰的赋，现存30余篇，作者认为从内容及风格看，"虽尚未脱尽六朝余风，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已经透露出盛世之音，表现出特定文学阶段的创作风貌"。首先是咏物写怀，更加表现出对抒写真实感情的注重；其次在思想感情上突出对建功立业的期待和渴望；再次反映的题材有所发展，一是边塞，二是游览，有了新的开拓。此外，该文还对四杰辞赋与当时辞赋与当时文学趋尚和各种文体的互相影响作了论述。
徐尚定的《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专论四杰诗歌的艺术渊源。历来评价初唐诗风，虽然指出它有革新的一面，但大都承认未脱"齐梁之体"，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因为晋宋齐与梁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四杰继承的基本上是东晋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他们是从'选体'入手学习前此时代的诗歌艺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选学"曾显赫一时，初为私学，流行于江淮之间，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门官学，至四杰时代臻于成熟。四杰从小所受的教育即与"选学"有关，尤其是王勃"关系尤深"。四杰"宏博"之文学主张，与《文选》的宏丽具有审美内涵的一致性。四杰诗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也与萧统、刘勰关于"物色"的提出和重视有关，"四杰继承萧刘物色诗创作原则"。
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形成除了学术界常说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外，还受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文章在排比材料后指出，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趣，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初唐四杰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秉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文章还对四杰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委婉地流露出"以道自任"的寒士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四杰诗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主题，除了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大背景是南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小背景是高宗、武后时宫廷斗争频仍、新权贵朝不保夕的政治现状），也与四杰受《周易》的影响有关。
二、骆宾王研究
本世纪的骆宾王研究虽然比不上王勃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不但出现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开了骆宾王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出现好几本专著，如杨柳、骆祥发著的《骆宾王评传》、《骆宾王研究论文集》等。
骆宾王生平研究 关于骆宾王的生年，学界说法不一：（1）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中将骆宾王的生年定为公元640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以及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也都认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40年。（2）刘开扬在六十年代提出了新说，他推定骆宾王的生年应在公元638年左右（骆宾王在咸亨初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可为一证）。（3）傅璇琮在其《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定骆宾王的生年为公元630年。（4）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则说骆宾王生于公元622年。并引骆宾王的《上司列太常伯启》、《上吏部裴侍郎书》，说骆宾王于麟德元年是四十多岁，上元三年，骆宾王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因而认为闻一多、刘开扬二人的说法都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不符。文章在对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咸亨元年，骆宾王四十九岁，由此上溯四十九年是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六二二年。骆宾王便生于这一年。"（5）骆祥发《骆宾王生年考辨》则认为"四十九仍入"当指高宗封禅泰山后，宾王入朝应举，对策入选授奉礼郎事，时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故他说骆宾王应生于公元619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6）在骆祥发此文发表后不久，任国绪又发表了《关于"三十二余罢"与"四十九仍入"──考骆宾王生年兼与骆祥发商榷》，文章认为，"三十二余罢"的时间在654年，其时骆宾王的准确年龄为三十三岁，"四十九仍入"，事在670年，其时他四十九岁。从654年上推三十三年，或者从670年上推四十九年，骆宾王当生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此文论证过程虽然与上引杨恩成文不同，但结论一致，这是关于骆宾王生年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唯一相同的结论。（7）1990年，王增斌在其《骆宾王系年考》中又提出了新说，他认为骆宾王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其理由是：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并不像陈熙晋和其他人所说的是作于咸亨元年（670），而是作于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从诗中的"四十九仍入"一句结合宾王其他诗文，可以推知骆宾王四十九岁时是上元三年（676），由此上推四十九年，其生年大约为公元628年（贞观二年）。（8）张志烈在其《初唐四杰年谱》一书中则一反前此众说，自出新见，他认为对骆宾王说的"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卖臣"是用典，不能坐实了讲，骆宾王此时的实际年龄当在三十三到四十岁之间。作者引用了骆宾王的《上李少常伯启》、《上齐州张司马启》、《畴昔篇》、《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序》等材料，初步推断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
关于骆宾王生平事迹的考证，本世纪成果不少。但这些成果多产生于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本世纪前五十年内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各种唐诗研究论著对骆宾王的生平事迹多沿用旧说，少有发明。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闻一多编的《骆宾王年谱》。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骆宾王的年谱及一些关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考证的论文才多了起来。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以及骆祥发的《骆宾王的生年考辨》两文虽然主要考订了骆的生年问题，实际上对骆的一些生平事迹也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辨，如杨恩成认为人们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的说法中的"逃遁"和"落发为僧"两说均不可信，唯张鷟《朝野佥载》所云"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水而死"的说法较为可信。骆祥发则为骆宾王曲折的一生编写了一个简谱。1984年骆祥发又正式发表了一篇《骆宾王简谱》，使骆宾王的生平行踪有了大致的系年。1987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杨柳、骆祥发合著的《骆宾王评传》，此书前十章评述诗人的生活经历，其中前三章，作者考察了诗人的家世、生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与见闻，第四、五章，着重写骆宾王二十三岁左右入京应试落第返乡，二十七岁左右出仕，后又罢官，闲居齐鲁十二年。六、七、八、九章，写宾王四十九岁赴京对策中第，拜奉礼郎。不久，兼东台详正学士。五十二岁，从军西域；五十四岁，随军赴姚州平叛，留蜀两年。上元二年，为武功县主簿，迁侍御史。调露元年冬，入狱；来年秋八月遇赦出狱。开耀元年春，出使燕、齐，五月贬授临海丞。文明元年（684）九月，在扬州参与徐敬业兴兵反武则天事件，草《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十一月，兵败。第十章，着重考辨了骆宾王的下落。对此，前人曾有"伏诛"、"跳水而死"、"逃亡"三说，作者力主"逃亡"说，又订其约于垂拱三年（687）前后，客死南通。其《初唐四杰研究》一书虽然晚出，但观点并无大变化，故下文不再赘述。
继骆祥发之后，刘怀荣对骆宾王的生平又作了新的探索，且其看法多与骆祥发相左，如关于骆宾王任道王府属的时间，刘文定为显庆三年（658），骆祥发定为永徽二年（651），相差七年。刘文说："我认为，骆宾王并不像骆祥发同志所说那样，罢官就去做道王府属，其间很长时间是在齐鲁度过的"。刘文还指出骆宾王虽有两次从军的经历，但晚年并无塞北之行，陈熙晋所引的《宿温城望军营》、《边夜有怀》是一种误解。刘文又认为骆宾王并没有与宋之问交往，现集中的宋五当为另一个人，宋之问的排行是十一。"宾王作诗之时，诗人宋之问还没有出生"。
与刘怀荣相比，王增斌的《骆宾王系年考》则更系统一些，其中也不乏新见。如，王文认为，骆宾王于贞观十一年（637）父卒后不久奉母寓居兖州之瑕丘县；约于贞观十八年前后（644）漫游两京；于贞观十九年，为豫州刺史道王府属；于永徽二年（651），离道王府入京任奉礼郎；疑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罢奉礼郎之职，随裴行俭从军西域；于高宗麟德元年（644）上书刘祥道，求表荐；疑于高宗乾封元年（666）任主簿之类微官（可能得刘祥道表荐）；于咸亨三年（672）从军姚州，征讨蒙俭的叛乱，前后露布皆宾王所草；于上元三年（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骆宾王四十九岁，在江南停留一月之数月后，在关内道京兆府武功主簿任上，本年四月一日，写《上吏部裴侍郎书》，后又写《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声名大震，可能此时被任为东台详正学士；高宗调露元年六月上书裴行俭，随裴行俭西征；等等。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于骆宾王的生平亦颇多己见，如此谱认为，骆宾王约在十岁（贞观十八年，644年）时随父母居博昌；约十五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时与博昌文士张学士、辟闾公等交往；约于十八岁（永徽三年，652年）时奉母居瑕丘，与县令韦某有文字交游；约二十岁（永徽五年，654年）由瑕丘赴京应举；约于永徽六年，落第，南归义乌；约于显庆三年（658）参选，为道王府属；约于麟德元年（664）道王薨后，出府，同年秋，为应岳牧举作准备，先上书司列太常伯右相刘祥道，希望援引，同时，又有《上李少常伯启》；约于乾封元年（666），应举及第，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约于咸亨三年（672），在姚州前线，作露布数篇；约于咸亨四年奉使西南，自本年至上元二年（675）秋返京，居留蜀地二年多；约于上元三年为武功主簿，裴行俭辟为书记，以母老为辞，因作《上吏部裴侍郎书》，寻调明堂主簿，作《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仪凤三年（678），为长安主簿，旋迁侍御史，被诬赃罪，下狱；约于调露二年（680），奉命出使蓬莱和海曲，夏除临海丞；等等。
骆宾王诗歌研究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对骆宾王诗歌艺术的研究多见于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中，但其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云："宾王作诗之多，甚于王勃，且擅长篇，《帝京》《畴昔》之类，尤为举世所乐道。其《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的末段，煞是清丽"。苏雪林《唐诗概论》亦云："他曾作《帝京篇》传诵于世，以五七言综错铺排如《两京》、《三都》而风流冶艳，活泼生动，不似汉赋板重，果属创体。"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云："骆宾王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又说《畴昔篇》"无疑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足可以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列在同一型类中的。""这样以五七言杂组成文的东西，诚是空前之作。当时的人，尝以他的《帝京篇》为绝唱，而不知《畴昔篇》之更远为弘伟。" 闻一多对骆宾王诗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宫体诗的自赎》里，他说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又说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写得比较像首诗"，"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骆宾王诗歌的认识亦颇独到："古人虽多称道其《帝京》、《畴昔》诸篇，然其佳作，还是那几首小诗（如《在军登城楼》、《于易水送人）。寥寥二十个字，表现了积极的乐观精神以及怀古伤时的感慨。音调雄浑，气魄悲壮，同王勃那种描写自然景色和悠闲心情的作品比起来，风格是很不同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艺术更为成熟"，说"这首诗寄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宛转附物，怊怅切情。""不愧是初唐律诗中风骨凝练的名作。"
最早一篇专论骆宾王诗歌的论文是马茂元的《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为重印〈骆临海集笺注〉作》。文章说，"四杰"之中，激昂、慷慨、爽朗、开阔的心情，以"骆宾王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他在思想情调上最能突破六朝藩篱的代表作品。"文章还认为，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作品"，"这种诗体，从六朝后期小赋变化而来，它吸收了六朝乐府中像《西洲曲》一类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格律；它的特点，在于音节和谐，言词流利，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在论及骆宾王的五言律体时，文章认为，骆宾王的五律虽比不上王、杨，"但其中却有个别的成功之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无端，若即若离的笔意，真正勾画出'咽露哀蝉'的魂魄。这种境界，在王、杨两家集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第二篇对骆宾王诗歌艺术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出现在三十年后，这就是刘怀荣的《骆宾王诗歌的艺术创新及其内在矛盾》。文章提出了骆诗的"创新与不成熟，都是由他诗歌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的论点。他认为矛盾体现在，一是抒情与铺叙，二是抒情与骈俪。他认为铺叙和骈俪过多都影响抒情。
骆宾王文研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要谈起骆宾王的文，就都把目光集中到其《讨武曌檄文》上，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对骆宾王文的研究有所深入和拓宽。
马茂元、王松龄撰《骆宾王》就认为，骆宾王的"这篇檄文和他的所有文章一样，一概骈四俪六，在才华艳发、词采富丽之中，自有一种俊逸清新之气，无论是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与陈、隋以来那些堆花丽叶、拖泥带水、略无生气的骈体文是颇有区别的。"
马积高的《赋史》则主要论述了骆宾王的赋，他说，"宾王久困下位，曾因事下狱，又尝从军至塞上，生活经历较王勃丰富，故所作更多慷慨之音。其赋今唯存《萤火赋》、《荡子从军赋》两篇，然皆丽而不靡，劲而不直。《萤火赋》为在狱中作，与其《在狱咏蝉》诗意境有相似之处，而情调更为凄苦。《荡子从军赋》基本上是一首七言诗。......此赋以荡子和思妇并重，而荡子一方尤详，也写得虎虎有神，是现存赋中第一篇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成功之作。"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骆宾王的骈文大量用典，华艳中流露典重，气象宏阔，且有一股壮伟之气。......骆宾王的骈文，大抵承庾信而来，用典出神入化，富赡而圆融，技巧是很高的。"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将骆宾王的骈文放在齐梁以来骈文文风转变的过程中考察，他们认为："骆宾王以及王勃、杨炯、卢照邻等擅长的骈文不是风行于齐、梁、陈、隋时代骈文的简单继承，而是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新文风的倡导有了革新和发展。它除了继承句式整齐、对偶工切、音韵铿锵等传统特点外，更注意隶事用典的雅切，语言的委婉传神，句式的错综变化，以及叙事、抒情、议论、写景多种手法的运用，以适应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的需要；而摒弃齐梁以来传统骈文的那种絺章绘句、雕琢铺排的文风。骆宾王的骈文开始透露文风改革酝酿阶段的新风气。例如以亲老为由，婉辞裴行俭辟聘入幕的《上吏部裴侍郎书》，写得意真调苦，情文并茂，堪与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与博昌父老书》运用大量四言短句，追忆畴昔游踪，抒情深沉恳挚；《自叙状》婉辞道李元庆的垂青提携，叙事简明，说理透彻；《对策文三道》议论风发，隶事雅切。这充分说明骆宾王在骈文方面的造诣以及革新文风方面的成就，决不是简单的六朝骈体文的继承而已。"该书还分析了骆宾王的代表作《讨武氏檄》，说此文"隶事贴切，用典精审，叙事、议论、说理、抒情，兼而有之，的确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又说骆宾王那些诗前的小序，"或叙述诗人人生游踪、家庭情况，或说明诗篇的创作动机和过程，或抒写事物盛衰变化、祸福倚伏的人生哲理，对于读者理解诗篇的寓意，起到了阐幽抉微的作用。表达形式虽用骈俪文体，但却写得纵肆酣恣，委婉多致，给予人神采飞扬、挥洒自如的感觉。"
三、卢照邻研究
卢照邻生平研究 卢照邻的生年不可确考，本世纪人们推论各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637年，即贞观十一年，但未见确凿之证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唐代诗歌》等均沿用其说；（2）苏雪林《唐诗概论》则定卢照邻约生于650年，即高宗永徽元年，亦未见依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子展《唐宋文学史》也持此说；（3）刘开扬在1957年发表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中第一次对卢照邻的生年进行了粗略考证，他认为卢照邻当生于635年，即贞观九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亦持此说；（4）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系为630年前后，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附录《初唐四杰年谱》沿用其说；（5）任国绪《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说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持此说；（6）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附录四《卢照邻年谱》则认为卢照邻当生于贞观六年（632）前后。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均未能确考卢照邻之生年，多为大致之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