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照邻生平行迹，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卢照邻的一生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作者认为，卢照邻向王义方学习五经并不是显庆末，而是在早年于扬州学完苍雅后北返，到泗州涟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文章认为闻一多《四杰》一文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载显庆三年（闻氏误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诜等向孙思邈执师贽之礼一事是显然错误的，很可能是上元元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思邈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对于卢照邻的死，文章认为《旧唐书》说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卢照邻最少睿宗文明元年（684）还一息尚存，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在刘开扬之后对卢照邻生平行迹进行考证的是马茂元，他在六十年代所撰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卢照邻传》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辨析、考证工作，如他考证出卢照邻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间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当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出任新都尉；照邻去蜀，乃以佚满去官，非因病去也，且时在咸亨之初；离蜀之后照邻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不久就不幸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照邻当死于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其年岁当在六十左右。
1985年任国绪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作者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中有关卢照邻生平事迹的叙述，语焉不详，且多讹误疏漏。据《旧唐书》本传载，卢照邻任新都尉，以风疾去官。作者不同意此说。他援引有关材料，推定卢染风疾当在咸亨三年（672）中；作者还对卢照邻南下游学、授邓王府典签、出任新都尉，"横事被拘"下狱，最后自投颍水而死等一生重大事件的时间及有关情况进行了探索。任国绪后来还出版了《卢照邻集编年笺注》一书，此书后所附的《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以及他于1990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卢照邻年谱》，均与《新考》大同小异，故不赘引。
在任国绪此文发表后不久，祝尚书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商兑》，他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对卢氏行年稽考较详，大体已具，而任国绪《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则大都证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如卢氏《早度分水岭》有"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之语，《新考》谓"丁"为"丁巳"之省文；而祝文则征引文献，谓"丁年"为"丁壮之年"；又如卢氏《对蜀父老问》有"余自丰镐，归于五津，从王事也"数语，《新考》谓"归"应作"还归"、"返回"解，"如是，则照邻'自丰镐'而'归于五津'，当先由蜀中去丰镐，而后才自彼地还归蜀中。参以'从王事也'之句，则照邻此行当系奉使出差"。而祝文则谓"以前曾到过蜀中，此次再游其地，如何又不可以言'归'？将'归'仅理解为一时之往返，并用以解文学作品，失于过拘"。而"《新考》将卢照邻为新都尉提前到显庆末，证据则主要凭一字之释，恐难令人信服"。祝文最后指出："《新考》从卢照邻离新都尉后径赴洛阳的错误设论开始，或以一字一句之新解，或以史料牵合臆断，虽有解纷纠谬之美意，终难免步步失误。"
与此相反，李云逸的《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认为任国绪《新考》"尤多创见"，并提出新说。该文以"名字和家庭"、"与来济的交游"、"为邓王府属在寿州、襄州之年"、"何时始任新都尉"、"三度入蜀始末"、"与张柬之的交游"、"卧病于东龙门山之年"诸题分节论述，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据卢氏"余自丰镐，归于五津"诸语，将卢氏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定在总章二年（669）是错误的，因为"因事一度离开蜀地，事毕以后又回到蜀中，才能说'归'。......所以任《考》认为卢照邻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当在总章二年之前，这是很有道理的。"接着，作者旁征博引，指出：卢照邻乾封元年七月已在蜀任；新都尉，始任的时间，不在麟德二年秋冬，便在乾封元年春夏。紧接着，作者考证了卢照邻第三次入蜀的时间，卧病于东龙门山的时间，并指出，他的卒年当在永淳元年前后，享年48岁左右，新旧《唐书》的记载皆系妄说，不足为据。
陈贻焮《卢照邻》一文在叙卢照邻生平梗概之后，补充考证了二事：一、文章认为，卢照邻"横事被拘"正是在为邓王府典签，甚为邓王所器重的那一时期，其"丁年游蜀道"，也正是因为此事，即使他当时得邓王解救幸免审判，恐怕也很难再在王府任事，只好远走高飞了；而且此番入蜀是去找事，并非赴新都尉任，他调新都尉当是以后的事。二、文章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引《对蜀父老问》大致推算出他的生年，良是，但谓"至本年始被任为新都尉"，则可商榷。该文认为，卢氏此番入蜀，当是奉使重来成都，并非赴新都尉任，他的《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还赴蜀中贻京邑游好》可为佐证。卢照邻得病离蜀不可能再来，可见他调新都尉当在此次奉使益州事毕之后。文章还认为，卢照邻第一次入蜀到得病离去前后约达二十年，其间种种事迹，如蜀中归田当在前期，与郭氏相好、重九同王勃诸公登玄武山唱和等等，当在后期。
葛晓音1989年发表《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文中对卢氏生平若干重大问题考证精细：首先是卢照邻为邓王府典签的问题，作者认为，卢照邻在贞观二十年至贞观二十一年间在梁州入邓王府，时为弱冠之年；其次，作者考证出卢氏于贞观十四年前在王义方的家乡泗州涟水从之学经学；文章还指出，卢照邻任新都尉应当是在乾封年间，而且当时还与张柬之有过诗篇往来；等等。文章最后对卢氏一生形迹作了一个综述：卢照邻的生年应在贞观元年（627）。他于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一年（647）初次入蜀游宦，未求得差事，便在梁州入了邓王府，拜典签。此后随邓王历涉黄、寿、襄、兖诸州。在兖州遭横事被拘，经友人救援，于麟德二年（665）贬为新都尉。乾封二年（667）秩满。总章元年（668）一度回京，去过绛州。总章二年（669）五月又从酆镐奉使归蜀，使命是宣扬天子的虞舜之功。此后便婆娑蜀中，放旷诗酒。咸亨二年春返洛，滞留两年后卧病长安，后迁阳翟具茨山下，直至自沉颍水而死。
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一书对卢照邻的生平和行迹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如他在此书第一编"初唐四杰行踪"第二章"卢照邻"中就分：一、门第、生年，二、少年时代，三、王府典签，四、宦游蜀中，五、羸卧荒山，六、自沉颍水等六个部分描述了卢照邻的生平行踪。书后所附《初唐四杰年谱》中对卢照邻的一生行迹的考订，也不无己见，如该谱认为，卢照邻于永徽元年（650）前后出为邓王府典签，是年卢氏约二十一岁；约于显庆元年（656）前后奉命出差，行迹大约经长安入蜀，再赴塞外；约于龙朔元年（661）或稍前离开邓王府；约于龙朔二年前后入蜀就任新都尉；于总章元年（663）因孤高自赏，为人所嫉，被构陷下狱，经友人救护得免；咸亨三年（672），卢照邻约四十三岁，留在长安，可能是病象渐露，所以向名医孙思邈求医问道，同时在秘书省著作局任职；上元二年（675），卢照邻病卧太白山，以服饵为事；约于仪凤二年（677）移居东龙门山；约于垂拱元年（685）卒，卢氏享年约五十六岁。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对卢照邻生平行迹的考订，亦多新说，如，他认为，卢氏约于贞观二十年（648），十三岁时，南下江淮，就曹宪学《苍》、《雅》；约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北上洹水，就学于王义方；于永徽三年（652）在长安参选，《长安古意》当作于本年冬或明年春尚居京城时；约于永徽四年为邓王府典签，供职寿州；约于显庆四年（659）于襄州与张柬之有交往；约于龙朔二年（662）春，随军至漠北，春末仍由河西返京；龙朔三年，在蜀，因横事被拘；麟德二年（665），为新都尉，此后六年均在新都尉任上；总章元年（668）春，奉使长安；咸亨二年（671）夏秋离蜀，北归京洛；咸亨三年，处太白山中；上元元年（674），客居东龙门山佛寺，服药疗养；永隆二年（681），卢照邻约四十八岁，移居具茨山，病笃，作《释疾文》，盖绝笔之辞，一二年后，自沉颍水而死。
卢照邻思想研究 本世纪对卢照邻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少，专题论文只有任国绪的《奉儒行道与崇儒信道》，该文对卢一生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具体的概括，指出，卢早年奉儒，追求政治建树，而长期沉居下僚又使他感到厌倦绝望，转向著述事业。而政治的失意，使他又不得不借助老庄哲学来排除内心的痛苦，维系精神的平衡，进而尊崇道教，炼丹服饵，求得长生。病情的加剧，使长生不能，于是又笃信佛法，幻想先成仙后成佛。三者都失败了，最终投于一潭颍水，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作者认为："奉儒行道仍是卢照邻的政治、人格理想与价值判断的基本取向。在两篇绝笔之作《五悲》《释疾文》中，那种怀才不遇的强烈悲愤，怨天尤人式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适从反面说明了他对奉儒行道的耿耿于怀，孜孜以求。"
祝尚书在其《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思想，他认为卢照邻的思想是复杂的，儒、道、释三家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他早年热心仕进，以儒家思想为主，自入仕途，对未来满怀憧憬，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即使晚年病废而枯卧空山，他也没有忘却世事。卢照邻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恶疾所至，也是时代风气使然。慕仙求道，齐荣辱、等生死，成为他仕途失意和荒山卧病后的思想逋逃薮，他试图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卢照邻奉佛，主要是在卧病以后，实际上，卢照邻奉佛和学道一样，不过是在极度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是，无论是儒，还是道、佛，都不可能给病体垂危的卢照邻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后连天地都怀疑了，以自杀求得永恒的解脱了。
卢照邻诗歌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卢照邻诗歌研究除了闻一多外，少有系统、深入之论述，多为吉光片羽。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盛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说卢氏在这首诗的开头"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是这癫狂中有战慄堕落中有灵性。""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这可以说是自唐代以来对卢照邻诗歌艺术的最高评价，影响深远。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唐诗论著对卢照邻诗歌的分析则比较具体了。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从诗人的出身来论述其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主要的是反映自己在政治上被压制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正表达了当时庶民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势力压制下的政治愿望。""卢照邻的一生虽然很不得意，但在他的诗中看不到由于失意而趋向消极的情绪，相反的，他始终对生活抱着无限的信心。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信心正是这些出身于新兴庶民地主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生观。"卢照邻与南朝宫体诗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创作内容充实，感情健康，这是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他的诗中之所以带有宫体的遗迹，不是由于有意的学习，而是由于不自觉的受了传统力量的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幽忧是他生活的象征，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对卢照邻诗歌艺术分析得比较精细的还要数刘开扬和马茂元。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分析卢诗，如他分析卢照邻的《行路难》道："这首诗的艺术手腕和语言运用比较巧妙、生动，它尽情阐发一个道理，以世事无常来论证封建统治者的权势不能久持。"再如他认为卢照邻的《昭君怨》"所表现的王昭君的情思的广度和深度是超过上官仪所写的同题诗的，后者写得整齐而较呆板，不如这诗具有健康活泼的气息。"
马茂元在其《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一文中则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篇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过去的作者（指《古意》和《拟古》一类）说来说去总不外男女爱恋，相似离别等。这篇通过作者自身的感受，借用汉代题材，描绘出当时首都长安现实生活的形形色色，而寄以无穷的感慨。这种写法，不仅别抒机杼，独具匠心，显示出作者气魄宏伟的创造力；而且它更具体地说明了套色诗风进入了推陈出新的转变阶段。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带有一种浓厚的时代色彩。"而"卢照邻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成功的作品，正由于他怀抱着沦落失意的心情，困居长安，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因而他对这些使人羡慕，使人愉快，令人惊叹，令人悲哀的复杂的生活现象才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对此诗具体分析时，作者也独抒己见，如他认为闻一多说此诗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是"蛇足"是"艺术的失败"这种说法，"颇有点使人难于理解"，"这里的'扬子'，指汉朝的扬雄，是作者引以自况。'一床书'，指文士冷淡的生涯。扬雄在长安时，仕宦不得意，闭门草'太玄'，......这里代用其诗意，来影射作者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心情，是十分确切的。所有本篇前面景物的描写，......都是以春天为背景。这里的'桂花'则是秋季的花。秋天是清冷的，春天是欢娱的，通过两种不同的季节气氛，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面貌。......在这四句里，作者以十分精练的语言，表现了异常丰富的内涵，用笔丝丝入扣，所谓'蛇足'，所谓'艺术上的失败'，真是玄之又玄，堕入不可知论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卢照邻诗歌的研究虽更细致、深入了，但专题论文极少。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笺注·前言》即是一篇比较好的研究卢照邻诗歌的论文，该文认为，卢照邻的诗歌首先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升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卢照邻的七言歌行《行路难》、《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后者，不仅唐太宗的《帝京篇》无法比拟，就是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都稍逊一筹，可以说是唐初诗中一篇划时代的力作；卢照邻的《刘生》、《紫骝马》、《陇头水》、《战城南》、《关山月》等，是一组边塞诗，这些诗，都沿用乐府旧题，但和六朝"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的形式主义乐府诗真有天壤之别，都写出了时代的新意；现存卢集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旅、赠答送别之作，这些诗如实地印下了使人大半生辗转宦游的足迹，集中抒发了诗人坎廪失志，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这类诗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生际遇与江山景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景中有情，景情交融的艺术境界；卢照邻还写了部分思乡怀友，想念亲人，歌咏田园生活的诗篇，表现了他对乡土亲友的真挚感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其次，在诗歌形式上，卢照邻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和骆宾王一起开创了初唐近体歌行；对五律、五言排律的创作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卢照邻的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他的诗很讲究构思、章法，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其次，善于用典；再次，具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感；再次，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最后卢照邻诗歌的语言也有多方面的特色，或通俗晓畅，或典丽凝重，形成清峻的风格。另外，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诗歌创作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分析了卢照邻的诗歌作品，该书指出，"现存卢照邻的诗近百首，近体诗有六十七首，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尤以五律、五排的数量最多，显出了他的爱好。......重声律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卢照邻用五言律写了不少乐府诗，在严格的格律中表现旧题材，有的也浑朴自然，保留着乐府情韵而时有新意。""使卢照邻名传不朽的是他的歌行，所存五篇歌行几乎都是可以吟唱的佳篇，其中《长安古意》不仅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在卢照邻的作品中，感人最深的而独具特色的是他所写的几篇骚体文，这是王、杨、骆所没有的。""这些骚体文虽以陈述个人的哀痛为基调，但也接触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揭示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情态。"
四、 王勃研究
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最被学术界关注的一位诗人，关于其生平和作品研究的成果也最多、最深入。
王勃生平研究 四杰中生卒年有确切记载的只有王勃，但是王勃《春思赋》和杨炯《王勃集序》说法不一，因此本世纪学界对王勃的生卒年也有异说：（1）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王勃生于649年，即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死于676年，高宗上元三年，享年二十八岁，后来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吴秾的《王勃的生卒年》也持此说。（2）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则认为杨炯《王勃集序》记载有误，王勃当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其反证有三：（刘祥道）见子安当在龙朔三年之后，若子安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十四岁时正当龙朔二年，不能见及刘祥道，是杨序前后矛盾，证一也；王勃《游玄武山庙序》有云："吾之生二十载矣"，此序当即入蜀时所作，可知子安之二十岁必在总章二年或二年之后，若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二十岁当在总章元年，其时子安尚未入蜀，何得有在蜀之作？证二也；若从《春思赋》，则前两者合，从上元三年二十八岁之说，则三者无一相合，故弃彼取此。关于王勃卒年，刘汝霖则取仪凤元年（676）之说，认为王勃死于斯年八月，享年二十七岁。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阎崇璩的《王勃年谱》、岑仲勉的《王勃疑年》、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均持此说。（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王勃的生卒年定为公元647年──675年，享年二十九岁。苏雪林《唐诗概论》亦持此说。（4）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王勃生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卒于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是年二十九岁。（5）聂文郁的《王勃年谱》谓王勃永徽元年（650）生，上元二年（700）卒。何林天《论王勃》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文明元年（684），享年三十五岁。（6）姚乃文《王勃生卒年考辨──兼与何林天同志商榷》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仪凤二年（677），仍当为二十八岁。
本世纪关于王勃生平行迹的系统考订，始于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该谱认为，王勃于显庆五年（660）从曹道真学医；于龙朔三年（663）上书刘祥道自陈，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于麟德二年（665）被沛王征为侍读，奉教选《平台抄略》；总章元年（668）戏为《檄英王鸡文》，被斥；总章二年，自长安登程，观景物于蜀；咸亨二年（671）归京，参时选；咸亨四年，为虢州参军；上元元年（674）续祖父文中子书成；匿官奴曹达，惧事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上元二年（675）复旧职，弃官东归，往交趾省父，九月九日至洪州，作《滕王阁序》。四十年代阎崇璩又发表了《王勃年谱》，该谱认为，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王勃传》中的记载有所发明，如他认为王勃写《檄英王鸡文》之遭斥逐，当在总章元年之末或次年之初；至于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马茂元认为王定保《唐摭言》及蒋清翊注《王子安集》均误，《新唐书》、《唐才子传》言之有理。
到八十年代初，探讨王勃生平的成果开始多了起来，聂文郁的《王勃年谱》对王勃一生行事作了新的编年，如，再如周本淳的《童子·弱冠·他日──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熊美杰的《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吗？》、蔡德予的《也谈王勃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问题》等均对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的说法提出质疑，唯思路和结论与刘汝霖、马茂元相近，其中也有一些是重复劳动。
八、九十年代比较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有张志烈的《王勃杂考》 ，该文涉及到以下五个问题的考证：东吴之行的时间，认为王勃在任职沛王府修撰期间，曾于乾封二年到吴越一游；王勃和杨炯交游的情况，补充了《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等材料证明王杨之交谊；较详细地考证了檄鸡文事件的背景；对裴行俭评论之有无进行了考辨，认为此论完全有可能；认为《滕王阁序》当作于上元二年九月途经南昌时。这些问题的考证，从不同的方面补充了我们对王勃生平的认识。另外，王气中的《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兼论唐初的士风和文风》集中研究了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流连巴山蜀水，写景抒情；登高玄武，赋诗唱酬；是诗人短暂一生中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文章征引有关材料并结合王勃的诗文，进行了较有力的论述和考证，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任国绪的《王勃滕王阁序作于何年》虽然也是旧题重论，但他对"王勃十四岁时作"和"上元二年作"两说均提出异议，考得《滕王阁序》是王勃总章元年（668年）秋所写。此说虽不能说是定论，但对开展学术争鸣，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不无裨益。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除对王勃生卒年作了一些考辨外，还考查王勃应举及第的时间。作者审查了麟德元年王勃十五岁写的《上刘右相书》、麟德二年三月写的《乾元殿颂》及另一篇《上皇甫常伯启》，认为"王勃于麟德二年（665）以后才应举及第当无疑"，此前无及第受禄的痕迹。又据《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和《登科记考》载：龙朔三年无贡举；《记纂渊海》卷三七《科举》载："乾封元年应幽素举及第一十三人"，作者认为，"王勃作为'岩薮幽素之士'被刘祥道荐举在龙朔三年，而应幽素举及第则在后此三年的乾封元年。"王天海的《〈滕王阁序〉写于何时》虽然也是旧事重提，但与时人观点不一。他从排比史料入手，以内证为主，得出了王勃该文的写作时间当为龙朔二年（662）九月九日，时年14的结论，这就否定了28岁省亲途经南昌而作的说法。文中的自称"童子"和"三尺微命"，以及终军、宗悫的用典，与史书"六岁解属文"、"九岁读《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年十四，时誉斯归"相一致，有一定的说服力。关于王勃生平可资参考的成果还有王气中的《王勃传》及其《王勃年谱订补》。
王勃诗歌研究 自唐代以来，人们对王勃诗歌成就评价一直较高，但本世纪关于王勃诗歌研究的成果却不太多、也不太深入。
本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大多着眼于王勃在近体诗成立过程中的贡献，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即云："他所作以五言为最多，且均是很成熟的律体"。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也认为，"（王）勃诗率多五律"，"七律虽然在那时没有发扬光大，正式成立，但他也有仿佛那样的篇什；如《咏滕王阁诗》便是"。胡云翼《唐诗研究》就说："（王）勃的好诗往往在他的五绝中，《艺苑卮言》称其逼近乐府，信然。但因其作品专尚才华，便免不了雕刻粉饰，这在他的七律诗中看得出来。他仅有才华，而无气魄；加以少年殂落，未能尽量发洩才气，造诣便止于是了。"
相比较而言，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王勃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说："四杰的离别、怀乡诗以王勃写得最好"，在四杰中王勃的诗受乐府影响最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勃的诗"内容虽然开拓得不够广，但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他在"七言、杂言体形式上也有所探索和创造"，他的"创作，初步实践了他诗歌革新的主张，他的优秀诗篇是有充沛的思想感情、真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有风有骨，摆脱了齐梁浮华补假的习气，显露唐诗的独特风貌。"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以创作而论，他的诗文在四杰中也是最有特色的。......有很多作品中透露出由于政治上不得意而发出的不平之鸣。" "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颇为壮健。......全诗也具有乐观的气氛。""五绝如《山中》，此外如《寒夜思友三首》等，不只以写景见长，抒情也恳切真挚，能够打动人的心弦。"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了一些，但多为王勃一些名作的单篇赏析，专论王勃及其诗歌艺术的论文则寥寥可数。八十年代初，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城阙辅三秦"理解的争论。丘良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对当时多数诗歌选本、课本均释"城阙"为长安，"以为此诗为王勃在长安时作"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城阙"乃指"成都"，此诗应为王勃在虢州时作。不久，施蛰存、启功分别发表了《说"城阙辅三秦"》、《也谈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都认为，"城阙"非"长安"，而是"成都"，施文还认为，诗题中的"蜀州"，即是指以成都为首府的旧蜀郡，不会像某些注本说的"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蜀州"的"蜀州"，因为王勃卒于上元二年。李坦在《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献疑》、梁超然在《语文园地》1983年第6期发表了《城阙、宦游及其他──〈"城阙辅三秦"解〉质疑》均对丘良任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程亦军对此次讨论作了初步整理──《对"城阙辅三秦"的不同解释》。
刘道明的《论王勃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从王勃的生平事迹、诗歌思想和对诗风改革的贡献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说王诗"都反映了与宫体诗不同的内容"，"实现了题材和内容的突破"，其《铜雀妓》是"为吊古之作树立了典范"，《采莲曲》比之杜甫的"三吏"、"三别"也"丝毫无有逊色之处"，《滕王阁序》附诗"可称得上唐代七律走向成熟的一篇代表之作"等。这些评价似乎都嫌过高，尚有可商之处。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对王勃的诗歌艺术成就也有所评价，兹举要者如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就认为，王勃的一些小诗"抒发一时感兴，极少雕饰，虽然有的音律尚不和谐，但已经似后来的绝句。""王勃的五言律诗不及沈、宋那样讲求声韵之美，时有坳句出现，可是他的诗没有那副板滞的应制诗的富贵气息，能自由地抒情写意，表达动人的情思。"王勃的"长篇七古如《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等，不仅在意境上有新的表现，而且形式活泼，富于变化。""总的看来，王勃文词宏放，知识渊博，众体兼长。"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则主要论述了王勃在山水田园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该书认为"四杰中山水诗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笔下的景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芳春花柳，如《仲春郊外》、《郊兴》、《山居晚眺赠王道士》、《春日还郊》、《对酒春园作》、《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等，虽然取景不外乎鱼戏鸟乐、莺歌蝶舞、花光草露，但笔端却处处泄出活泼泼的生机，......只有充满青春热情的诗人，才有这样新鲜的想象。《羁春》、《林塘怀友》、《山扉夜坐》、《春庄》、《春园》、《林泉独饮》这组五言小诗，几乎全是抒写面对芳草落花醉酒伤春的情景，青山明月，清泉飞花，在各首诗里层见叠出，反复咏叹，没有细致的动态描绘，却因洋溢着诗人对春光的无限陶醉和眷恋，而在林塘山泉郊园的小天地内拓展出无边无际的春色。梁陈诗中虽已有一景百媚的风味，但境界阔狭之别，已显而易见。王勃写得比较多另一类景物是秋江夜月。如《临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别人四首》等诗中，霜天月色，江上风烟，笼罩这别浦离亭、津树寒渚，也弥漫在客子的寂寞的心头。手法与前一类诗同样简炼，均在凄凄别情中渲染出无处不在的秋意。"该书还认为，王勃的《山中》、《滕王阁诗》"以短小的篇幅表现阔大的境界和高远的气度，已为初盛唐山水诗指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
另外，还有专门研究王勃诗歌理论的论文，如姚敏杰的《王勃诗论刍论》也值得注意，
王勃文研究 和王勃诗歌研究相比，关于王勃文的研究成果稍多一些，然较有学术价值者亦寥寥。刘尚林的《骈文早衰而清音独远──读〈滕王阁序〉》主要从语言的警句和引用两种修辞技巧来分析这篇骈文的艺术成就，说明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原因。尤其是引用，又从突出暗引、巧用化引等几个方面结合情真意切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共30多处），颇具启发性。韩国学者白承锡写的《王勃〈春思赋〉和〈采莲赋〉论略》一文指出，王勃现存赋12篇，有10篇属于六朝抒情小赋式的作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春思赋》和《采莲赋》，前者240句计1463字，后者321句计1710字，"为初唐赋作中难得一见的长篇"。文章不仅考察了两赋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探讨了两赋的题旨意蕴和创作成就，而且论述了两赋在赋体文学演变史上的重要意义。指出两赋继承吸收了汉大赋和魏晋南北朝骈赋的传统技法，同时在艺术构造上作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增加了清新质朴的色调和刚劲有力的气势。《春思赋》引进五七言诗句占了八成以上，已经"形成了歌行体诗的意境"，而《采莲赋》则"在总体上保存了六朝四六骈赋遗风，但又较多的吸收了骚体赋的句法"，为唐赋的嬗变和革新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借鉴。此文可谓是王勃诗文研究中少有的佳作，值得注意。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散文史、骈文史以及赋史也多少涉及到王勃的散文作品。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认为，"王勃骈文杰作，主要是序。这些序中，写宴游赠别之作，往往情思真挚，心胸开阔。"他们还着重分析了王勃骈文的代表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说"这序在唐人中是以绚丽典重著称的。绚丽而完全摆脱了六朝骈文的细巧，气势奔放；修辞考究而流畅自然。全文结构谨严而又时而流动，展开诗一般的境界。"马积高的《赋史》对其赋分析较细，他认为，"王勃赋今存十一篇。《春思赋》、《采莲赋》都颇华艳；以七言诗句为主体，与萧绎、庾信等人的某些小赋相似，而铺张过之。......（《春思赋》）于艳丽之中，寓豪迈之气，与梁时宫体作者之一味描写春色骀荡者不同。......（《采莲赋》）又与萧纲、萧绎等人的立意也不同了。至其《涧底寒松》、《游庙山》、《江曲孤凫》、《慈竹》诸小赋，其中尤多磊落不平之气，文风亦较挺拔。"
王勃集整理 聂文郁的《王勃诗解》，撮王诗之精要，选五十八首，熔注、解、议于一炉，兼顾了普及及提高的双重任务，是适应当时广大读者学习、研究王勃诗歌的较好读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清人蒋清翊注的《王子安集注》，书前有校勘者汪贤度撰写的《前言》，对王勃其人及诗歌、注者蒋清翊作了一些交代，书后并附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日本庆云四年写本《王子安集》佚文二十三篇和《王子安集》校记，以及原发表于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月刊刘汝霖编撰的《王子安年谱》（个别地方加了按语）。故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本世纪王勃作品整理的最佳成果。
五、 杨炯研究
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杨炯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
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
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
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
杨炯诗歌研究 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 《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