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始从军的时间：卞孝萱《年谱稿》认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益33岁时，入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府。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及王亦军等《李益集注·前言》均同卞说。而谭优学《行年考》因不相信《从军诗序》的真实性，故另找证据，定在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李益27岁时，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府。范之麟的《李益诗注·前言》从谭说。
（五）、"五在兵间"的时间：容肇祖《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定李益贞元初入刘济幕，贞元四年以前入韩游环邠宁幕。卞孝萱《年谱稿》认为，第一次为公元780年至781年，在朔方入崔宁幕府，第二次为公元782年入幽州朱滔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6年至787年入鄜坊论惟明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88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约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赵伯陶文，赞同此说。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第一次在公元774年至777年入鄜坊臧希让幕府，第二次我公元781年至782年入朔方李怀光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5年至789年入灵州杜希全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90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由于卞著与谭著出入较大，所以各自对李益从军诗的作年、作地的看法，也大不相同。王军《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的看法又与前两文不大相同，他认为第一次是公元777年至779年入鄜坊郭子喟幕府，第二次才是公元780年至781年入朔方崔宁幕府；李益从军曾两至朔方，另一次是在贞元初（公元785年或786年）入杜希全幕府。此文还对《同崔邠宁登鹳鹊楼》、《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二诗的系年，提出与卞、谭各不相同的看法。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认为，李益的首次从军入幕，当以"卞谱"所云"建中元年入崔宁幕"为是；建中二年七月崔宁被召回，李益罢幕；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李益贞元四年罢唐朝臣幕，入邠宁张献甫幕；贞元十二年张献甫卒，李益入幽州刘济幕。
（六）、"客游扬州"的时间：卞孝萱、谭优学均定在公元800年夏赴扬州，次年春客居扬州。上引王军文则认为，"李益南行至迟当开始于贞元十年（794）夏，次年春与刘禹锡会于扬州水馆"，"李益客游扬州应在入幽州幕府之前"。至于李益离开江南归北的情况，卞孝萱认为"约在贞元末年返长安"；谭优学则以为"似是以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离开扬州"，"乃北还洛阳而非长安"。王军文则指出，北归时间"至早在贞元十二年（796）以后。"
二、诗歌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只是在文学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涉及到李益的诗歌，故所论皆较肤浅，缺少深度。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是较早对李益的诗歌进行较详细分析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唐诗人中李益"可以说是最能继承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位能手"，在他的边塞诗中，表现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现了征人思乡的哀愁"。
二十年以后，华锋的《论李益的边塞诗》专论李益的边塞诗，认为李益的边塞诗"歌颂正义战争，就比以前高、岑等边塞诗歌颂战争，高出一筹。"他还将李益边塞诗分为三类，认为"李益的边塞诗及其用世思想，比盛唐的边塞诗人都有显著的超越"。
卞孝萱、乔长阜等的《李益和他的诗歌》也将李益的边塞诗分为三类：一、叙写边塞战争的实际，赞扬广大将士的报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反映并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并抨击唐政府守边失策和边将腐败无能；二、抒写诗人从军生活和壮烈情怀；三、描写边塞风光和日常生活。指出其中一、三两类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又指出李益曾"从个人恩怨出发，站到藩镇一边，表示对中央的不满，从当时唐朝总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认为"这是李益政治立场的缺点"。
此后，对李益边塞诗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赵伯陶的《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罗时进的《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祝德纯的《李益边塞诗格调新论》、吕庆端的《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等。其中吕庆端文认为，受时代精神和诗人审美心理的影响，李益的边塞诗在写景抒情时已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偏于较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诗人善于把握一时一地刹那间的感受，注重内心世界的倾诉，主观感受的描绘，在瞬间感受中捕捉诗意。"他还指出，李益的七言绝句具有清婉神秀的艺术风格，注重创造一种苍凉凄清的境界。龙建国的《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从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着眼，认为李益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写得深婉悱恻，韵味隽秀；写思恋之情的作品，写得含蓄雅丽，情景俱佳；咏古抒怀之作，无不沉著清丽。
三、作品考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李益作品所进行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其边塞诗的地名的注释和对《征人歌》、《早行》是的存佚的讨论。对于前一个问题，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边塞诗中的"受降城"即为"中受降城"，"盐州"为（今内蒙）"五原"。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受降城"为"西受降城"，而不在一般唐诗注本多注的灵州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雷震华的《李益诗中的受降城在哪里？》指出，"受降城"既非唐708年所筑"三受降城"，也不是今灵武县，而是唐回乐县，在今灵武西南，今回乐县东北18公里处，唐代为灵州治所。王晓核的《李益诗中的盐州在哪里？》指出，"盐州"在今陕西定边县，这里从西魏起，时叫盐州，时叫五原。关于《征人歌》和《早行》诗，长期以来，一些有影响的论著都断言已佚。吴庚舜《李益〈征人歌〉〈早行〉诗并未佚失》一文指出，两诗即一般选本标为《暖川》、《度破讷沙》二诗，由于传抄臆改或同诗异题，造成了后来的误会。
本世纪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八十年代以后就产生了三个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诗注》、王亦军、裴豫敏的《李益集注》、郝润华辑校的《李益诗歌集评》，三种本子各有千秋，为进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诗歌创作作了必要的资料上的准备。
除了万曼《唐集叙录·李君虞集》对李益集的流传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赵伯陶文和王亦军的《李益集注·附录》也有所涉及。
刘长卿研究 本世纪学界无论是对刘长卿的生平还是诗歌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生平考证。关于刘长卿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刘长卿事迹考辨》、郁贤皓的《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房日晰的《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张君宝的《刘长卿生年辩证――兼考其贬睦州之年》、邹志方《刘长卿与越中交游》、杨世明的《刘长卿行年考述》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考辨了刘长卿两次贬谪的时间和地点，认为第一次在肃宗时，至德三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某事而由苏州长洲尉被贬为潘州南巴尉，时节在春天；第二次是在代宗时，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733年――777年，因吴仲孺的诬害而由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时节在秋冬之际。其次，该文还考证了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的交友情况，并考证出其任随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大历十四年五月，其离开随州大约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间；而其卒年当在公元786年至公元791年之间，故刘长卿并非卒于随州刺史任上。再次，该文考证了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认为姚合《极玄集》所云刘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之说难以成立，刘当在天宝中登第，至于具体在哪一年，不可考，据此，文章还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以及后来一些文学史所定刘生于公元709年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在公元725年左右。文章最后还对籍贯、任长洲尉等几点作了补充研究，认为洛阳、襄阳一带可能是其早年的居住地。
房日晰文以刘长卿诗为据，论证刘的故乡是洛阳。作者还认为，从刘的诗集不能得出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在襄阳一带的结论。张君宝文否定了刘生于公元725年左右的说法，他说刘《送薛据宰涉县》诗作于长安，而薛据去涉县在开元二十二年，因此如据公元725年之说，则是年刘长卿仅八、九岁，不可能与薛据有交往。文章又据刘至德元年至上元元年间所作《松江独宿》、《新年作》等诗所云"一官成白首"、"老至居人下"等诗句，认为如至德元年刘长卿已五十岁，那么其生年当在公元706年。刘贬睦州司马之年，作者认为也不是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而只能在大历十年秋与十一年之间。杨世明文也对刘长卿一生的重要行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值得参考。
二、诗歌研究。人们对刘长卿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所反映的思想性的评价和艺术性的探讨。
如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将刘长卿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贬谪南巴是刘长卿创作的转折点，认为刘诗的内容"前期主要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感，反映边塞战争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性比较强。后期嗟叹老迈，寄情山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思想性比较弱。中期则主要是抒发迁谪之怨和离别之情，内容比较广泛，思想比较复杂"。他们还提出对"刘中期诗的内容，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房日晰《刘长卿诗的思想评价》则着重强调了刘长卿诗歌的积极思想意义，认为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此次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农村荒凉残破景象的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作者还认为，对刘"抒写自己对蒙诬受冤的激愤和抗争"的诗作，不能像过去一些评论家一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曲为之说"，认为它们具有"典型意义"，"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愤怒与不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刘长卿有一部分诗歌，写个人怀才不遇，恨无知音援引的苦闷，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呼声，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房日晰的《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认为刘诗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整赡流畅、淡净炼饰"，而他协调这一风格的方法有二：首先"充分利用诗歌结构和意象跳跃的特点，通过跳跃的诗句，使整赡的句子由于感情的迅速发展，读起来十分流畅"；其次"在一首诗中，既有极工的对偶句，又有结构自然，不讲字句对仗的流水对句，使整散协调、节奏流畅"。
杨世明的《简论刘长卿和他的诗》则把刘的一生仕历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介绍，大致勾勒了其思想性格和创作特色。他认为，刘长卿的诗歌风格是"清婉苍秀"。这一风格，"代表着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
相比较而言，陈顺智《刘长卿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刘长卿个性特征、反映大历时代审美风尚变化的，主要有三类意境：第一，为萧疏阔大的意境。"在这类意境中明显存在着盛唐诗境的痕迹，它保留沿袭了那阔大的外形轮廓，而抽掉其中热情感人的意绪、省级勃勃的自信和诚恳执著的人生态度，代之以冷落、寂寞、犹疑与苦闷，阔大的境界中失去昔日浑沌的气象、充实的内容，给人以淡薄、空疏之感。"第二，为氤氲缭绕的意境。"此种意境则因氤氲缭绕的气象而给人以隔膜之感。这种隔膜正是诗人对于社会环境的隔膜心理和孤独心理在力求与大化同体时的自然表现。"第三，为精细尖新的意境。这是他刻意精深地创造出来的巧句。"如果说刘诗尖新精细的意境打开了通向中唐诗风的门户，那么他的刻意精深则逗露出中晚唐诗歌主流的意脉。创造出来的巧句。"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刘诗上述三种意境在更为深层的结构上又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最后文章指出"刘诗意境的三种类型恰好揭示了盛唐向中唐的转变、收敛的内在趋势和逻辑过程"。
三、作品考订与文集研究。储仲君的《刘长卿诗歌名篇系年质疑》对前人所作刘诗系年多有辩证。佟培基的《刘长卿诗重出甄辨》对刘长卿诗集中与他人尤其是与皇甫冉诗重出的情况作了较细致的考辨。
赵万里的《刘随州集》，对刘长卿集的版本源流作了回顾，谓明抄本可存"宋本之涯略"，且将之与正德刊本对照，进行校勘，作了校记。日本国高桥良行的《刘长卿集传本考》追溯了刘长卿集自唐 至清各个朝代的编集、刊刻、流传情况，详述收藏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各种刘集版本，对研究刘长卿其人其诗都很有参考价值。对刘长卿诗集进行系统整理的新成果则有《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钱起研究 本世纪的钱起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钱起生平研究方面，而人们对钱起生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生重要行事和交游考辨上。
一、生平研究。傅璇琮《钱起考》是较早对钱起生平重要行事进行考辨的论文，该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钱起生于公元722年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钱起当生于公元710年左右；其次纠正了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的旧说，认为在天宝九载，而且座主是李暐而非李麟；文章还考知钱起曾为蓝田尉，曾与毕曜、苏端、戴叔伦、韩翃、卢纶、秦系、刘弯等人有交游。
陈庆惠《钱起和他的诗》一文否定了钱生于公元710年和722年两说，根据其《秋夜作》诗的情调认定此时诗人已经是三十五岁上下了，因而将钱的生年定在公元715年左右。至于其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曾定在公元780年左右，但作者认为"应在公元780年以后，具体年份尚不能确定"。
王勋成《钱起尉蓝田年月考辨》认为钱起任蓝田尉在乾元二年（公元859年）九月，罢尉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二三月间。
罗忼烈的《关于钱起〈湘灵鼓瑟〉诗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天宝九载、天宝十载进士第诗赋题和同年进士的考证，断定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座主为李麟，而且还辩证了《旧唐书》关于此时创作过程的一些错误记载。
稍后发表的马斗全《关于钱起的登第时间与座主》也认为傅璇琮《钱起考》中所说钱起天宝九载登第的说法仍须商榷，其结论是钱起天宝九载虽曾应试，但并未登第；次年即天宝十年再试，始及第；其座主亦非李暐，而是十年之主考官李麟。
王定璋《钱起交游考》、《钱起交游续考》两文对钱起诗中酬唱送别之作中的人名刘校书、李大夫、杜相公等人进行考证；其《钱起简谱》对钱起一生重要行事作了排比。
二、诗歌研究。陈庆惠的《钱起和他的诗》是较早对钱起及其诗歌进行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钱起"也有热切的功名心，但在擢第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的几乎十有八九是不遇的哀叹和失望"，"性格软弱，安于天命是钱起思想的基本方面，钱起思想的另一方面是追慕隐逸"。文章还认为钱起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有一些相似之处，有"怡淡自然的风致"；就诸体而言，擅长近体，尤精七律，其晚年诗歌在数量上是多产的，然成就却不如前期。王定璋的《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认为钱起诗歌"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练、简淡自然"。
吴企明《钱起、钱珝诗考辨》继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钱起诗"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诗史》按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之后对钱珝混入钱起集中的诗作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并指出了确为钱起的诗，对其中某些作品还作了系年。王定璋《〈钱考功集〉考辨》则将混入钱起诗集中的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白居易、杨居源等人的作品甄别出一些。颜邦逸的《〈钱考功集〉作者考辨》则对前引吴企明文提出商榷，吴文认为今存《钱考功集》中真正属于钱起的诗只有89首，其余80％以上都是钱珝等人之诗。本文则从《诗式》与《文镜秘府论》中所引钱起诗、钱起交游、钱氏家讳等方面重新进行考证，发现可确定为钱起作的诗歌共有201首之多，并从创作风格、习用手法等方面进一步考察，确定《钱考功集》基本上是钱起诗集。文章还根据钱起《送沈仲》诗，纠正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疑《全唐文》作者之一沈仲为沈仲昌的错误。另外，王定璋的《钱起部分诗歌系年考证》、《钱起部分诗歌系年》、《钱起诗歌系年续考》、《钱起诗歌系年考补》等都对钱起作品进行了系年。
戴叔伦研究 在八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篇简单介绍戴叔伦为官期间政治清明的小文章――莫乃群的《清明仁恕的戴叔伦》。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戴叔伦其人、其诗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生平与思想研究。傅璇琮的《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真伪考辨》是较早一篇全面研究和系统介绍戴叔伦生平事迹的论文，文章认为，戴叔伦生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卒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五月，将戴叔伦一生重要行事作了系年，还纠正了过去一些记载的错误，如《唐才子传》卷五记载，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延之，傅文则指出，其时戴已卒11年；文章还对张继、皇甫曾、陈羽等人与戴的交往作了一些考证。孔英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小议》也对戴贞元十六年进士的旧说进行了辩驳，认为戴叔伦根本不是进士出身。
蒋寅的《戴叔伦任东阳令考――兼谈〈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的新发现》，发现道光十二年刊《东阳县志》中有陆长源撰的《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作者还据此认为傅文定戴建中二年离东阳任不确，应在建中三年冬，离任则在四年初；此外本文还据此对戴在东阳令任上的政绩作了介绍。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则主要考察了戴叔伦的"家世与家风"、"师事萧颖士"、"避地寓饶州"、"未任新城令"、"牧抚州年月"、"抚州推问始末"等六个问题，都有助于对戴叔伦生平行事的进一步认识。
此后，蒋寅的《戴叔伦两居江西辩证》、熊飞的《戴叔伦交游考》、熊飞的《戴叔伦年谱简编》等也对戴叔伦生平及交游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八十年代中前期，学界曾对戴叔伦集中一组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讨论。
上引傅璇琮文认为，这一组诗为伪作，理由是：一、有关戴叔伦事迹的材料对此没有记载；二、戴在抚州政绩受到朝廷褒扬，不可能有被追赴抚州推问之事；三、诗中说作者三十年来一直淹留鄱阳，与戴叔伦的经历不符。
此文发表后不久，相继出现了好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如陶敏的《戴叔伦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及其他》、张赋生的《戴叔伦抚州对事及其辨对诗》、赵昌平的《戴叔伦作品真伪及有关行事商榷》以及上引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这几篇文章都引用了权德舆的《同陆太祝鸿渐崔法曹载华见萧侍御留后说得卫抚州报推事使张侍御回前刺史戴员外无事喜而有作三首》，指出其时确有戴抚州被推问一事。由于此戴抚州的行事、交游与戴叔伦相同，被推问者不可能是另一抚州刺史，只能是戴叔伦。蒋文还从这些诗作被《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选录的情况说明这些诗不可能是伪作。对于戴叔伦被推问的原因，陶、张、蒋三文均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戴在抚州作"均水法"，得罪了当地的豪强。《新唐书》及《墓志》未载此事是"为贤者讳"、"略而不书"，不足为怪。这几篇文章通过对抚州推问诗的的考辨，还纠正傅文中的一些错误，如关于戴任抚州刺史的时间，傅文原定在贞元元年至四年秋，陶、赵二文则考定其推问事发生在贞元三年岁末至四年春，而将其离任时间改定于贞元三年秋。张、蒋二文进一步提前至贞元二年秋。蒋文还考定戴莅抚州任在兴元元年。陶、张、蒋三文均纠正了傅文关于戴自抚州赴容州的结论，指出戴罢抚州后曾北返润州，陶文还考知戴罢抚州后在洪州郭北龙沙创有别墅，常陪李兼等游宴。另外，这几篇文章还对这次抚州推问的经过及推问诗所记戴生平行事作了一些考证。
三、诗歌创作研究。和生平研究相比，学界对戴叔伦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的探讨则要少得多。
上引傅璇琮文在论及戴叔伦生平的同时，对其诗作的社会意义和历时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在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中，戴叔伦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见长的"，他的《女耕田行》、《边城曲》、《屯田词》有着明显的"对当时处于苛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的劳动者的同情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作品大多"即事名篇"，采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可以看作是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体的先导"。
蒋寅的《论戴叔伦诗》是一篇对戴叔伦诗歌创作活动、艺术风格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将戴叔伦放在大历、贞元诗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戴叔伦虽然和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戎昱等人比较接近，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基，他是一个"儒者"、一个"写实型的诗人"，他"用理性的眼光看诗和把握生活，用白描的方式再现它，因此他的诗十分"朴实"，"闪耀着强烈的现实精神"，真实地记录了"世事的翻覆"，"展现了时代的面貌"。该文还从语义使用、意象使用和韵律形式三个方面对戴叔伦的五言律诗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总结出戴叔伦五律"温厚和平，流利多姿，于平易中见简炼，流利中见深沉的风格" 。另外，该文还考察了戴叔伦其他体裁的诗歌作品，对戴叔伦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较高的评价。
四、作品考辨与文集整理。戴叔伦诗，《全唐诗》编为两卷，但其滥收误收情况之严重，在唐集中实属罕见。这种情况，胡震亨即已发现，徐鹏在其《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中也已论及，前引傅璇琮、陶敏、赵昌平等人也曾进行甄辨。此外，还有富寿逊《读唐诗随笔·戴叔伦集误收诗考订》、蒋寅《戴叔伦作品考订》都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蒋文还探讨了戴集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原因。
关于戴集的整理，蒋寅还有《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其《戴叔伦诗集校注》是目前整理得较好的一个校注本。
其他诗人研究 相对说来，人们对大历时期其他诗人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
一、卢纶：
关于卢纶的论文主要有：王达津《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卞孝萱、乔长阜《卢纶的生平和创作》、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卢纶任阌乡尉年》、储仲君《论卢纶的交游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蒋寅《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歌的影响》等数篇。
其中王文认为闻一多《唐诗大系》中谓卢纶生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的说法不确，卢纶当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文章还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和一部分诗个创作的时间都作了系年考证，是卢纶的第一个行年简谱。
傅璇琮文也对闻一多说提出异议，不过他认为卢纶应生于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或在此以前；然后傅文还对卢纶的先世作了一些考证；文章在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进行考证的同时，特别考察了他与吉中孚、苗发、夏侯审、崔峒等人的交往，对卢纶的一些诗歌也作了系年。卞
孝萱、乔长阜文是较早一篇对卢纶及其诗歌进行全面论述的论文。文章首先把卢纶一生分为读书避乱、宦海浮沉、从军佐幕三个时期，发现卢纶的创作水平在各个时期不平衡，呈马鞍形，其次认为卢纶的创作成就在"十才子"中最高，是"大历十才子之冠冕"。
陶敏文认为傅璇琮《卢纶考》中说卢纶赴阌乡尉任时间无考是不对的，他据《华岳志》卷四卢纶题名，认为卢纶是大历六年二月二日赴任的。
储仲君文从交游的角度，从社会交往的取向、方式、目的、效果等方面，考察社会生活对卢纶以及与他相似的大历诗人的思想、心理、艺术修养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章认为卢纶的交往侧重于政界，诗人朋友的圈子很小，其交往的人中，颇有些声名狼藉的人物，且很注重亲戚关系。这一类势利之较很难产生友情，也很难带来多少愉悦，相反，他往往会使人感到厌倦、感到屈辱。从以上情况看，大历时期以卢纶为代表的两京诗人，主要关心的不是诗歌创作，而是把诗歌看作猎取功名的工具：可以用来敲开进士试的大门；可以用来表露才华，赢得声名；可以用来应对酬酢，广交朋友；当然，也可以用来吟咏性情。这样的创作思想自然不可能不对卢纶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唱酬之风的兴盛，使得诗人去追求格律的工稳，字句的炼饰，诗意的尖新。可以说，这是诗的格律之所以能在大历时代完全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历诗人讲究体格、情韵、雅逸的原因之一。当然，其消极意义则更为明显。这篇文章角度新颖，切入准确，不但对卢纶诗歌风格的成因有较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进一步理解大历十才子诗共通的艺术精神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蒋寅文也对卢纶诗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批评了卢纶诗叹老嗟悲、自伤不遇、缺乏人生目的的消极倾向，然后又肯定了卢纶军事题材的作品，认为"卢纶对军旅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广泛熟悉，使他的军事题材作品能摆脱程式化，给人以写实的个性化色彩和新鲜感"。论文还肯定了卢纶的七律多倾向于写实、造语工切、长于抒情的特点。文章最后论述了卢纶诗对中唐诗人的影响，认为"卢纶作为前辈名家，其诗中浅俗的一面恰与时人的趣味（起码是宫廷）相符，是以为世人所接受，而《御览诗》的钦定性质反过来又使这浅俗之风更加炽盛。在这交相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历来为人忽视的卢纶与'元轻白俗'的关系，看到卢纶与顾况类似的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他们同样是元和诗人风格上的前导，顾况预示了韩孟一派的趋势，而卢纶则成为元白一派的先声。"
刘初棠校注的《卢纶诗集校注》，是一部对卢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二、郎士元：
关于郎士元的论文只有刘初棠的《郎士元考》、马万辉的《郎士元生平考》等。其中刘文对《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的有关记载作了一些补充与辩证工作，结合郎士元的作品，大致勾勒了其生平仕历的轮廓，认为郎士元很可能卒于建中年间。
三、戎昱：
关于戎昱的有王达津的《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戎昱任虔州刺史年》、蒋寅的《戎昱的诗品与人品》等。
其中王文认为戎昱虽系荆南人，天宝中家在长安，且认为戎昱当生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曾于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避难移居陇西。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入蜀大历四年，以灃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大历八年，入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夔幕府。大历十二年，戎昱人侍御史。大历十三年，戎昱贬辰州刺史。可能于贞元元年，移虔州刺史。贞元七年（公元790年），移安南都护，或死于今年，享年五十六。
傅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戎昱生于公元740年的说法表示异议，谓其确切的生卒年未可考知；然后考证出戎昱在荆南卫伯玉幕府，当在大历四年之前，广德元年冬之后的数年间；所谓戎昱在江陵曾见到杜甫，甚至说他是杜甫所器重的后辈诗人，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大历初几年戎昱已在荆南节度使幕府；大历四年至五年四月间，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戎昱于此时已离开卫伯玉的荆南幕来到湖南，并受到崔瓘的器重；此外文章还纠正了几处旧籍记载之误；文章最后说戎昱当卒于公元798年以后，确切卒年不可考。陶敏文认为戎昱任虔州刺史当在贞元十二年。
上引王文、傅文都对戎昱的一些诗歌作品做了编年工作。
傅璇琮《戎昱考》开头曾对戎昱的诗歌做了一些评价，他认为是戎昱顺着当年杜甫写出"三吏"、"三别"的那条道路走，"又以沉痛的笔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苦难的人们"。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采用述论的方法，对戎昱一部分与现实联系较紧的诗篇逐首进行分析介绍。蒋寅《戎昱的诗品与人品》认为："他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注着一股刚气，一种骨力，显出诗人多感激，重意气的豪侠性格。""他的一些诗因直抒胸臆展现出诗人的自我形象而显得气体刚健，风力遒劲。那挺拔的形象、人格，在一味叹老嗟卑、委顿不振的大历诗中不啻鹤立鸡群，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戎昱是大历贞元之际胸襟最豪迈、气概最宏阔的诗人，然而同时也是功力最浅、技巧最粗疏的诗人，志大而不足起其词，乃至于诗到晚境也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风格，令人惋惜！"
四、李端：
关于李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端考》、杨振喜《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王定璋的《略论李端和他的诗歌》、蒋寅的《才子中的才子――李端》。
傅璇琮文对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中关于李端的一些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辨，初步考证了其一生的重大行事。杨振喜文对李端的一生和诗歌创作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
王定璋文对李端其人、其诗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探讨，文章首先对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中所说钱起妒忌李端的公案进行考辨，认为此事是无端编造的；且认为李端约生于天宝三、四年（公元744、745年）间，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公元743年）差近。文章还认为蒋寅《论戴叔伦的诗》中所说大历诗人"人生态度消极、冷漠......很少有渴求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和怀才不遇的愤懑，相反地，遁世隐逸却成为百唱不厌的主题"的见解是片面的，说李端颇有一些推原祸始之类的作品，他的一些反映战争加于人民的痛苦和对生产的破坏的诗歌写得沉痛深挚、感人肺腑。文章还指出，李端的一些古风歌行极有特色，其韵调的浏亮，气势的流走，情致的含蓄，遣词的自然，在中唐诗坛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可惜历代研究者似未注意；李端的七言律诗，构思缜密，属对工整，韵调谐美，气势浑然，意境独到。
蒋寅文对李端的诗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中才思最敏捷的诗人，诗风最接近钱起；李端虽然写过一些好诗，可是它们被大量的平庸之作所淹没。文章还对李端的生平作了一些简略的考证，认为李端约生于公元738年，卒于公元786年。
五、皇甫冉：
关于皇甫冉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皇甫冉皇甫曾考》、黄桥喜的《皇甫冉里居生平考辨》、储仲君《皇甫冉考论》、张瑞君《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对皇甫冉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应是丹阳人；然后对皇甫曾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些考证。至于皇甫冉的生平，傅文首先指出，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的皇甫冉生卒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均有问题，其生年当为公元716、717年，卒年当在公元769年、770年，享年五十四岁。由此可见，皇甫冉的生卒年只不过比杜甫晚几年，不应列入大历时期的诗人。文章还对皇甫冉一生重要事迹作了大略的考证。
黄桥喜文对皇甫冉里居和生卒年的歧说作了考辨。文章经过考辨，认为"皇甫冉的出生之地可能在潭州，籍贯或可定为潭州人，后来迁居润州丹阳，约在30岁之前，其应试落第东游的时间，当20岁以后。"其生卒年旧有四说：公元714年――公元767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公元716或717――公元769或770年，公元717年――公元770年，黄文对生卒年均作了考辨，其结论为"开元六年（718）至大历六年（771）"。
储仲君、张瑞君两文对皇甫冉的生平事迹也多有发明。
七、张继：
关于张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义敢的《张继诗考辨》、储仲君的《张继的行迹及其他》、朱奕的《"姑苏城外寒山寺"考说》等。
其中储仲君文考证出张继的卒年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秋，其任洪州转运留后的时间，当在大历五年至十一年之间，认为张继的后半生，是以他的全部精力致力于重建唐王朝经济秩序的。
八、李嘉祐：
关于李嘉祐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嘉祐考》、储仲君的《李嘉祐诗疑年》、张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
傅璇琮文对李嘉祐的籍贯、登第之年及其他一些事迹作了一些考辨。储仲君文对李嘉祐现存130余首诗逐首进行了考证，并分别归入"天宝十四载（755）以前"、"至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56――765）"、"永泰（765）以后"、"误收"、"存疑"数栏，对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考出了具体的写作年代。张瑞君文是对傅文的补证。
九、韩翃：
关于韩翃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该文就《柳氏传》与《本事诗》中的记载，对韩翃是否曾在侯希逸的淄青节度使任过职、所谓"事罢，闲居将十年"的情况、所谓"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的前后经过等几件事进行考辨。
十、耿湋：
关于耿湋的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耿湋未官大理司法》。
十一、司空曙：
关于司空曙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司空曙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司空曙何时贬长林丞》、《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常衮、卢纶、独孤及、钱起、司空曙唱和诗系年》。
十二、包佶：
关于包佶的则有蒋寅《诗人包佶行年考略》。
十三、畅诸、畅当：
关于畅诸、畅当的论文则有黄进德《畅诸与畅当》。
十四、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后还附有《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