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贺诗歌中某一艺术手法、审美特征进行细致分析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论李贺诗歌的比兴手法》、郭在贻的《试论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陈书良的《李贺诗歌的病态美》、王樯、史双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谈谈李贺诗歌艺术中强烈的主观色彩》、钟元凯的《李贺诗歌的色彩美》、杨其群的《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范之麟的《诗坛风尚对李贺诗歌风貌的影响》、张国风的《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个性和心理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万西康的《从李贺诗歌的用韵看中唐语音的演变》、陈允吉的《〈秦王饮酒〉中的"狞"――兼谈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征》、程亚林的《拓展诗境的语言结构――为李贺、谭元春一辨》、贾靖的《李贺诗的语言和心理》、杨振国的《李贺诗歌的通韵与晚唐韵部的合流（上）、（下）》、陶尔夫的《李贺诗歌的童话世界》、罗秉恕的《从〈楚辞〉的启示略述李贺诗歌的"巫"心态》、治芳的《李贺诗歌的结构艺术》等。
其中王樯、史双元文从诗人独特的创作方法入手，探索了其创作艺术形象的独特规律，认为李贺以丰富的形象，竭力表现强烈而独特的自我感受。这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李贺诗歌形象上的表现是"通感"和"意象复合"；反映在李贺诗歌的结构上，是以变化奇突、浮想联翩所引起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跳跃性为其特征的，表现为"错综交织的时空和人称的变换"和"突兀奇谲的蝉蜕式的跳跃"；表现在语言上则是"奇诡清丽的词句"和"化盐入水的融典"。总之，文章认为，只要掌握了李贺诗歌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规律，就不会觉得李贺诗歌是不可理解的。
杨其群文认为，李贺之所以不写七言律，是"出于对时俗所趋但影响不良的元和体的憎恶，进而反对由于元和体的广泛流传而形成的一股中唐纤丽浮荡诗风"。对此，范之麟文有不同的看法。他否定了姚文燮将这一现象归于李贺是为了针对诗坛不良倾向，为"力挽颓风"，也不同意有人认为七律是应试诗，李不写七律是对科举制度的反抗的观点。认为李贺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诗坛时尚写作乐府，"在人们普遍写作乐府、相当一部分人对写作七律不感兴趣的风气下，李贺出于对乐府的爱好，出于便于抒发情思而避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才没有写七律。
陈允吉文则认为，李贺大多数作品"注重在描写个人的直觉和幻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他本身生活圈子的隘和性格的内倾所决定的。他无疑缺少对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深刻的思索和高度概括的能力，但他特别善于捕捉瞬息之间所感受到的事物的直观形象，也喜欢在诗中津津有味地描摹他主观精神上浮现的各种幻景"。
程亚林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我国传统的语言结构原则"简意"的局限性，肯定了李贺诗歌"冲破了传统诗歌立意单纯、语言畅朗的模式"，能"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情绪的多面性、复杂性、瞬息性以及意象的同时并置性，拓展出新奇的诗境"。
陶尔夫文则认为，李贺诗歌的"奇"、"诡"、"怪"，乃在于他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近乎诗体形式的童话，或者是极富童话色彩、极富童话意蕴的诗。他的这种"童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合审美常态的童话，而是出自一个智能超常并带有某种反常心理和特殊病理的乖张诗人所幻构出的扑朔迷离的童话世界。
罗秉恕文说，"李贺与《楚辞》及其作者的关系，远不只是化用和借鉴，而是深刻的认同与陶醉"，作者认为，"巫"这一原始文化范畴，可以将李贺诗风中诸如乐舞、女色、天上漫游等主题及李贺的想象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一些基本倾向贯穿起来。
治芳文认为，李贺诗主要有四种结构：一为并列式，就是意象并列或意象并置。这些并列的意象无大小、轻重、主次之分，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杂乱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形容、描摹、比喻、象征或写感受、经验、人事、物象的。二为两段式。就是全诗的意象结构一分为二，成为明显的两个部分，而且诗人有意要在分量上造成一种畸轻畸重的不平衡状态，形成结构上的不对称和不平衡之美，从而让他的诗意和诗情以极为突兀的、不同凡俗的方式表现出来。三为交错式。意象的排列与组合采用一种交叉的、错列的方式，完全打破了时空关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让服从于统一构思的意象在不同的时空中分别地、交错地出现，被打散的意象群各具自己的时空性质。四为点睛式。是先用大量的篇幅（即众多的意象）去铺陈、渲染某一具体的人事、景象或场面，形成一个密集的意象群；只在诗的结尾时用一句、最多用两句（或一至两个意象）来揭示题旨，点出正意，表明诗人感情的倾向和指归。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李贺诗八法中的"冷结"。文章最后还对"旁出"和"陡转"二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对李贺某一题材的诗歌进行深入探讨的论文，主要有：赵力的《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徐树仪的《李贺的"马诗"与唐代的科举》、陈维国的《李贺神鬼诗探源》、廖明君的《论李贺的爱情诗》、廖明君的《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陈友冰的《李贺鬼神诗的文化背景》等。
其中赵力文探索了李贺"鬼诗"的寓意，并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衡量其社会价值。徐树仪文认为，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曲折地反映了唐代用人制度的不合理，认为它们都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陈维国文对李贺的神鬼诗作了探源式的研究，较有启发性。文章先否定了"模仿说"、"幻灭说"、"抒愤说"等三种成说，然后对李贺任奉礼郎前后的诗歌作了比较，特别着重分析了李贺有关祀神活动的诗，得出"李贺的神鬼诗和三年的奉礼郎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结论。文章认为，"李贺长期'风雪值斋坛'与神鬼打交道的生活，必然对他的心理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得李贺不仅在参加祭祀活动时，相信鬼神世界的存在，而且观察事物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巫觋的眼光'。"此外，文章还指出，唐代道教盛行，道教思想必然要影响李贺，"强化他作为奉礼郎职司的神鬼意识"。
廖明君前文说，李贺作品中涉及爱情的作品几乎四分之一，文章分析了李贺诗歌中所表现的爱情的渴望和爱的痛苦，还认为其游仙诗中展现的是一个超越了痛苦的爱情世界。廖明君后文则指出，李贺在其游仙诗中，借助于对神话的改造，建构了一个梦幻般的充满诗意的天国世界，使生命克服了生活的恐怖意识，超越苦难而获得快乐，超越死亡而获得长存，超越虚无而获得价值和意义，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与理想。
陈友冰文则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李贺神鬼诗的文化背景：一、生活环境的幽冷荒僻和鬼神气息，造成了李贺诗幽冷的格调和多言鬼神的创作倾向；二、当时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氛和李贺的职业特征常使他带着幻觉去看待人生；三、大历以来文学观念的更新和创作心理的变化，使他自觉地去追求"语奇而入怪"。
四、李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歌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
如梁启超在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把李贺称为"浪漫派的别动队"，说"他的诗字字句句都经过千锤百炼"，"但他的特别技能不仅在于字句的锤炼，实在想象力的锤炼"，"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和《李长吉评传》论李贺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都比较精到、细入，在前文中虽然认为李贺是属于韩愈一派的，但是他的影响"比之昌黎诸人大"，"而他反元白的色彩亦较重"，并认为"长吉是昌黎的副将，温李的先锋，元白的敌手"；在后书中，他又抬高了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李贺是韩愈和元白两大对立诗派中间"单刀匹马冲围突阵的勇士"，"这位诗人因为曾受过韩愈的帮助，所以从来论诗的人把他归到韩愈的麾下，忽略他自成一派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对李贺的诗歌成就持否定态度，如致干《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文就认为："长吉是个没落的诗人，他的诗歌的内容，除掉悲伤与幻想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没有盛旺的气概，他是异常的贫乏而不充实呀！正因为他在内容方面贫乏不充实，所以他在诗歌上只能玩弄着形式的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认为，李贺那些"怪艳" 的作品"并不能提高作者在诗史上的地位"，有些诗句"诚然新奇可喜，但他的作品就全体看来，却是太做作了，而且常常还要有晦涩和堆砌的毛病，所以终于不能算第一流的作家。"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李贺诗歌的评价也不高："他的诗句尚奇诡，绝去畦径，但其大体，则近于王建、张籍。唯较为生硬耳。"
总的说来，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多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就是到五十年代中期也还是如此。
如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中将李贺放在唐代诗歌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李贺的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已显现出晚唐诗的特点："通过诗歌语言的魔杖，指顾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浓郁缤纷的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诗风。但是它却是离开自然现实世界的神秘的语言。这艺术性与现实性的不能统一，就具体的说明了诗歌之要从高潮上走向低潮。"
再如，陈贻焮在《论李贺的诗》一文中也认为，"李贺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则更大。他想象丰富，构思精巧，表现新颖，风格奇殊，其中许多优长，尤其是他的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那种反对庸俗、追求完美的艺术表现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还是值得学习的。"当然，作者同时也指出："另外一面，由于他的生活窄狭、体验不深，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也的确存在着过分追求所谓'美'的表现的不良倾向，这也是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
而李嘉言则强调李贺于词体产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先是在《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一文中说"李贺既亦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句得名，所以李贺诗体在'多情'方面便先与词有了不解的宿缘"，"两《唐书》都说李贺做过协律郎的官，如果可靠，则李贺就先合乎作词的第一个条件了。""纵令李贺不懂得音律，只凭他那'掾郁凄艳之巧'，亦足可与词结成总角之交。""言情的齐梁体到中晚唐又该抬头，碰巧李贺在这时又特加提倡，于是就促成了词的产生。"然后，他又在《李贺与晚唐》一文中认为，以作诗的态度论，李贺、贾岛虽然都和韩愈相近，但是以成就论，他却"早已偷偷的逃出了韩愈的门墙，各树一帜，并取得大众的拥护了。""二人在晚唐确都独立成立了诗派"，"惟贾岛一派多无名英雄，李贺一派都是名家，而且由于李贺诗的艳丽的外衣及伤感的内容，渐渐的发展，以至于词的成熟，使词的起源多一条路线可寻，所以李贺一派在晚唐确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却展开了一场关于李贺诗歌成就评价的大讨论，双方一贬一褒，针锋相对。
这场讨论的起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专业五五级学生在他们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李贺诗歌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贺是和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他继承了苦吟传统和险怪的风格而又向唯美主义方面发展。"又认为，"他的很多诗只是一些词藻和断句的堆砌，前后并不联贯，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是晚唐唯美主义诗风的开路人。"
这种观念很快得到了几所高校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史》的认同。如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也认为，"他无视现实生活，专门在诗的辞藻的秾艳上用功夫，是唐中期反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唯美主义诗派，也为晚唐唯美主义诗风作了先导。"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贺诗歌是属于反现实主义一派的，并认为其"千锤百炼而成"诗句和"丰富的想象力"等艺术技巧，"更帮助他美化了那些悲观消极的情绪"，"他从幻想的鬼境里，取来了漆灯、土花、磷火、纸钱......取来了血、死、哭、泣、泪......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歪曲的不健康的美。引导人去欣赏它，迷恋它，而忘怀了现实。"殷晋培《必须剔除李贺诗中的糟粕》一文更是认为，在李贺诗中，富有现实主义的作品究竟太少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的思想性是比较贫弱平庸的，而且还掺杂了大量的糟粕。如他对现实的揭露不够深刻，其反映是个人性质的，艺术上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亦是不容忽视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大多对这种全盘否定李贺诗歌成就的做法表示异议。
如何其芳在《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该书忽视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独创性是不妥当的。方牧在《关于李贺的评价》中也认为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公允的"，"因为李贺除了有严重的唯美主义倾向的一面以外，还有另一面，这恰恰被忽略了。"这另一面，"就是他的艰深浪漫主义的一面。"文章又进而论述道：首先，从一部分诗里，我们所看到的诗人李贺的形象，并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形象，而是一个年轻英俊、奋发有为的少年形象。其次，从中我们看到诗人的创作倾向并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洋溢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再次，我们看到诗人的语言并不完全是一些看不懂和联贯不起来的词藻和断句的堆砌，有些诗篇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普通话，虽然他也用了一些典故。再次，我们看到的诗人的风格并不是跟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而是继承了杜甫、李白、白居易、岑参等的传统，接受了他们的良好影响。
皇甫春在《论晚唐诗歌的评价问题――对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四编中的一些意见》中也认为，"对李贺的评价，没有指出他的诗歌中浪漫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诗歌艺术上卓越的贡献，仅以'空虚而无聊'的结论向读者交代，这就十分不够。"
王孟白在《李贺和他的诗》中明确指出，李贺诗的才华及其影响深远，是无可怀疑的；李贺诗的风格，乃是浪漫主义的风格；李贺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从事于艺术探索和创造的一生；"李贺的诗的艺术创造，有着独立不倚冲击传统的精神，并且在反映封建社会制度和有才能的诗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李贺的诗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文章最后说："笼统地把李贺、李义山乃至于温庭筠都称之为形式主义和颓废主义者，未必是恰当的。"
另外，当时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也在李贺诗歌的评价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叶葱奇在《〈李贺诗集〉后记》中虽然十分看重李贺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功，认为李贺的作品，"一方面戏曲了古诗骚的精英，一面创造出他独具的一种风格。对于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他极憎恶，对于一般应试的官体诗――律诗――尤其不屑一顾。"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读李贺的歌诗，只应当欣赏他的清新奇崛的字句，浓缛绚烂的词汇和愤郁激越的情感，而对于他的雕琢欠理纡僻晦涩和过于幽冷、凄苦颓废的地方，则应当予以分清而有所抉择。"马茂元在《李贺和他的作品》中也认为李贺的诗歌"基本上属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其中也还掺杂着若干消极的因素。"又如谭正璧、纪馥华在《试论李贺及其诗歌》一文中也认为："李贺的作品在过分追求美的表现方面无疑是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但从作品的内容，从创作方法来看则应该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谈的烂漫主义当然与现在所谈的革命浪漫主义不同）。他的诗中驰骋着那种瑰丽奇异飞跃的想象，用多彩的笔触夸大地描写神秘梦幻似的气氛和离奇美丽的神话传说世界；用较自由的形式来抒写情感，都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这种浪漫主义特征是从屈原、李白那里继承下来的。"
游国恩、王起、肖涤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持论也比较辩证，他们说，"李贺接受了韩愈'务去陈言'的影响，不屑蹈袭前人，不受格律束缚，艺术上富于革新创造精神，一方面他'呕心'为诗，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楚辞、汉魏古乐府和齐梁诗歌的一些特点，善于通过奇特的想象，比物征事的手法和色彩浓重的语言，表现其'哀愤孤激之思'，因而在诗歌的构思、造意、遣辞、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了奇崛、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唐诗坛，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李贺诗有独特成就，但也有严重缺点，由于生活狭窄和过分幽冷凄清和虚无颓废，表现了明显的消极浪漫主义，对晚唐诗歌有不良影响。"在第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游国恩等人同样给予李贺的诗歌以比较辩证的评价，唯用语与前书稍有差异，他们更明确地指出："李贺诗一个很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李贺诗歌的缺点认识也改变了："由于生活狭窄和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他的许多诗歌缺少思想而流于晦涩荒诞，不少诗歌仅有奇句，而缺乏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有的诗甚至有南朝宫体的气味。"
在文革中，人们除了强调李贺诗歌中所反映的法家思想外，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未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该信中写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此后的两三年中，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为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都持全面肯定态度，只有很少的几位学者论及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缺点。
如周观武在《评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兼及当前李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就对当时有些人对李贺成就极力拔高，缺点多方掩饰对做法大为不满，文章认为，"李贺是一个不平凡的诗人"，"他的诗大都奇想联翩，构思新巧，用词奇诡，设色浓丽，极善于借助翻飞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优美的神话和奇特的比兴手法，来驰骋自己的形象思维，诡幻幽丽，别具一格，在绚丽多姿的唐诗苑中，确是标出篱外的一枝奇花。"但是作者又指出，和白居易比较，李贺的缺点却更重些：首先，李贺受梁代宫体影响较重。第二，他过分追求奇诡典雅，以至于雕章镂句，脂粉涂饰，把意思深藏在奥词僻典之中，晦涩难懂，带有唯美主义的痕迹。
又如，朱世英《"神寒"未必"骨重"――试论李贺歌诗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也对当时人们一味赞颂李贺之风不以为然，认为"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且"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的。它们不是注意探讨那贯穿于全部作品之中的核心思想，而只是着眼于作品的个别部分"，所以该文在对李贺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探讨后指出，"从整体上看，李贺歌诗内容比较琐屑，思想境界不高，艺术上也显得高下不等，有奇而美、奇而雅的，也有奇而俗、奇而陋的。远不是象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政治观点明确，表现了尊法反儒的立场，贯串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是象某些人所夸赞的那样艺术上非常精美，是所谓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连李白、杜甫也望尘莫及。我们这样说，并不想全盘否定李贺，实际上李贺诗歌的成就和价值以及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文章认为，"李贺诗歌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就这点来说，李贺诗歌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单纯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成就和评价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少了一些，而且这些文章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其中较有新见者有刘知渐的《李贺评价问题》、钟元凯的《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刘文虽然认为"李贺诗在艺术上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但是又指出，"李贺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不及屈原，而且也不及李白"，因为"李贺作品低沉阴郁，读后使人颓丧"；而且其创作道路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模拟和苦思，二是追求奇僻晦涩。文章最后认为，对李贺"不要否定太多，也不要把他说得太好。"
钟文认为，李贺以其独特的艺术敏感和才能，为诗歌重新寻找出路。他的诗歌，对传统的内容有所偏离，对诗歌的艺术表现有全新的开拓，既接受了市民阶层的新鲜影响，又深入表现了文人的苦闷情绪。他正是以这种艺术典型的创造，成为晚唐诗人的先行者，激扬起新的诗潮来的。文章还认为， "他的诗歌极主观内向的审美理想，对官能感受和情调的注重，以及回环往复的暗示方式，笔断势连、跳跃性极大的章法"，"在日后的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文人词的奠基者"，而且"李贺的某些篇章，已经出现了向词境过渡的征象"。
艺术渊源和影响研究 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的专题论文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还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文学家进行比较。
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进行探讨的论文主要有：曹毓英的《李贺学习楚辞和古乐府的艺术成就》、许可权的《李贺与民歌》、吴企明的《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初探》、杜承仪的《李白、李贺艺术比较论》、房日晰的《李贺诗歌与屈原楚辞之比较》、房日晰的《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等。
其中许可权文从内容、体裁、表现手法、诗歌形式、语言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古代民歌对李贺诗歌的积极影响。吴企明文结合中唐时代的政治情况、李贺的生平、思想，探讨了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和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文章认为，李贺并不是简单地掇拾《楚辞》的字句，搬用现成的表现方法，而主要是从《楚辞》中汲取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意取幽奥，辞取瑰奇"；李贺还善于从汉魏南北朝乐府中汲取养料，融会古今，变化创新，不仅广泛运用乐府古题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还大量写作新题乐府，开拓、丰富并发展了乐府诗创作的领域。文章还指出，李贺学杜，有三个方面：一、李贺的乐府诗"即事名篇"从老杜来；二、李贺深得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因此造意以及意境，取自杜诗；三、某些诗的构思、章法以及意境，取自杜诗。杜承仪文从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对二李的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同一表现手法在二人诗歌中的不同运用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效果。房日晰后文认为，"杜甫对李贺诗风形成的影响，不在人们常说的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对李贺诗歌创作的某些启示，也不在个别词句的脱胎或承袭，而在于杜甫诗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对李贺诗歌带有整体的根本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文章主要分析了杜诗对李贺诗歌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李贺诗中谲诡的意境与情调，也导源于杜诗。
对李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尤振中的《昌谷诗影响概述》、吴企明的《长吉诗与词曲――李贺诗歌影响论之一》、杨鸿雁的《李贺的创作与词》、房日晰的《李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比较》等。其中尤振中文认为，李贺诗歌中的艳词丽藻、奇情幻语，影响到宋词婉约一派，李贺诗歌对宋诗也有影响；在元代，学李贺成为一种风气；明初，昌谷诗不为所重，但有明一代，昌谷诗仍然受到重视，并为某些诗人所取法；清代，昌谷诗受到众多诗人的爱好；近现代诗人的诗词也多学昌谷。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和文学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陈伯海的《李贺与印象派》、葛雷的《李贺与韩波》、吴伏生的《李贺与济慈》、郑松锟的《"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徐志啸的《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诗人――李贺与济慈》等。其中陈伯海文认为，李贺的诗歌更胜过了印象派的绘画，因为它不仅有浓厚的色彩感和明快感，还有高昂与低沉的音响感，有秋气与严霜的寒冷感，甚至有沉重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篇的苍凉悲壮的意境，赢得触动人心的效果。这种类似于印象派的作风正是李贺诗歌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构成"长吉体"奇诡风格的必要组成部分。葛雷文从"时代美学的造反者"、"绝望中的追求者"、"理外有理的强者"等方面将李贺与韩波进行了比较。郑松锟文则将李贺的诗歌与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波特莱尔的诗歌进行了比较，着重探讨了二人美学趣味的共同点：首先，两人的诗歌都以忧郁为主导，以非美为美，虽开一路先锋，却与当时审美习俗相悖；其次，他们都能以意象的升腾，造成巨大的时空差，以超然的审美哲理来观照人生，从中引出生活的真谛，悟出"永恒"从而摆脱"忧郁"的苦痛，使丑转化为美。
五、作品整理、版本研究和研究资料汇辑
作品整理 本世纪学界对李贺的诗歌作品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多，1908年田北湖发表《校订昌谷集余谈》，谓其曾遍访李贺歌诗，收集到十四种版本，且其中有宋刻本和金刻本，进行校订。1922年吴闿生又刻印了吴汝纶的《评注李长吉诗集》。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排出版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以适应当时学术界分析、批判李贺诗歌之需，齐甘有一篇评介文章《〈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本世纪第一个正式出版的真正意义上的李贺诗集新整理本是叶葱奇疏注的《李贺诗集》，该书在旧注的基础上用白话文作了疏注，其中"疏解"部分，对全篇的主旨、意趣，以及运笔、造句的精妙，或有关的历史背景等均有较为简明的交代，大大方便了读者对诗作的理解。
从六十年代开始，林同济就断断续续地校阅了二十余种李贺诗歌集的古今版本（包括宋、金古本），发现其中互异之字甚多，再加上未经注意的错字和疑字，统共不下五百多条，遂于1978年和1979年相继发表了《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勘》、《两字之差――再论李贺诗歌需要校勘》两文，一再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后来因为林先生逝世了，其部分整理成果《李长吉歌诗研究》刊布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上，该文对李贺的许多诗作从命意到词句校勘、注释均有独到的看法。
1990年，刘衍出版了《李贺诗校笺证异》，该书本着"以期与李贺自编集原貌较为接近"的宗旨，根据北宋鲍钦止所云"李长吉外诗（即外集）二十三篇"之语，分别将这些诗编入四卷中，各卷之中次序淆乱的篇目，则依国内图书馆所藏、今存最早的宋刻四卷本进行调整。该书的"证异"以王琦《汇解》为底本，广取李贺集宋元善本、明清刊本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勘正，在文字上做了许多发疑正误的工作。
1992年徐传武又出版了《李贺诗集译注》，该书对李贺诗作进行了翻译，并加以简明的注释，有一定的普及作用。书后附有历代李贺研究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对李贺诗作的注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尤振中就先后发表了《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拾补》、《昌谷诗札丛》、《昌谷诗札丛（续）》等成果，吴企明也发表了《〈李长吉诗歌王琦汇解〉补笺辨正》、《长吉诗注质疑录》，杨其群则有《李贺诗疑点辨析》、《李贺咏昌谷诗中专名考》等。
版本研究 本世纪从版本方面研究李贺诗集的成果，主要有王国维的《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吴闿生的《跋李长吉诗评注》，尤振中的《李贺集版本考》，万曼的《唐集叙录·李贺歌诗》，涂宗涛的《〈李贺歌诗〉宋本补议》，杨其群的《李贺集题正名》，韩文若的《朱轼〈昌谷集笺注〉评价》等。
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学界还对历代的李贺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产生了几部各有特色的资料性著作。如，1975年，为了适应"评法批儒"运动中人们学习李贺诗歌的需要，江苏师院和苏州人民纺织厂合编有《法家诗人李贺资料选编》。陈治国于1983年出版了《李贺研究资料》，该书分"传记·纪事"、"诗评"、"序跋"、"年谱"、"书刊文摘"等几个部分，其中"书刊文摘"部分所收资料截止到1981年，在当时可谓搜罗颇丰，极大地方便了李贺研究工作的开展。后来，吴企明又出版了《李贺资料汇编》，该书收集历代李贺研究资料更为完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两种李贺诗歌索引，一是唐文编《李贺诗索引》，齐鲁书社，1984年版；一是栾贵明编《全唐诗索引·李贺卷》，现代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