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世纪王维研究概述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他多才多艺，在当时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身后也得到历代诗评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称赏。
本世纪前半叶的王维研究很有限。王维研究的专著只有日人梅泽和轩著、傅抱石译的《王摩诘》，而且此书以介绍王维的绘画为主。其他的著作则是将王维与陶渊明或孟浩然合论的；专题论文有两三篇，其中只有朱湘的《王维》是专论其文学成就的。相对说来，傅东华的《王维诗·导言》对王维诗的艺术旨趣及其原因的探讨较深入些。
本世纪较早全面、深入地研究王维，给王维以客观、公正评价的学者，是陈贻焮。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先后发表了《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论王维的诗》、《王维生平事迹初探》、《山水诗人王维》、《王维的山水诗》等系列论文，对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又编选了《王维诗选》，该书选诗一百五十二首，注释甚详，《后记》直接为诗人作传，资料翔实，推断稳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学界研治王维所可信赖的材料。
本世纪王维研究的高潮是在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意识的解放、学术观念的更新，人们对王维的思想和诗歌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王维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学界除了对王维的一些生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王维思想尤其是与佛教禅宗之关系也有深广的探究，至于其诗歌艺术，更受到学界空前的关注和评论，人们从各个角度分析其诗（特别是山水诗）的意境和成就。1991年5月，全国首届王维诗歌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了，这次会议依据陈贻焮提出的希望成立王维诗歌研究会的建议，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王维研究会"，同时决定编辑出版《王维研究》。此后每隔两年，王维研究会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王维诗歌学术研讨会，出版一辑《王维研究》会刊，极大地推动了王维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高了人们对王维在中国文化史、诗歌史上崇高地位的认识。九十年代末，王维作品新的校注本也终于面世了，这标志着王维研究到世纪末已经欣欣向荣、全面开花了。
二、 王维生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一些著作和论文虽然也涉及到王维的生平，但是都未有新的突破。陈贻焮的《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王维生平进行重新检讨的论文，该文除了对生卒年、擢进士第时间等向有歧说的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抉发了王维隐居终南山之时间、隐情。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两篇研究王维生平的文章，即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金丁的《王维丁忧时间质疑》。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谭优学、葛晓音、杨军、王达津、陈铁民、王从仁、陈允吉、张清华等学者相继撰文对王维生平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究和讨论，使得人们对王维生平行事的了解更为深入和细致了。下面将结合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世纪王维生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生年问题 王维的生年，两《唐书》没有记载，最早对王维生年进行考订的是清人赵殿成，他在《右丞年谱》中根据《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享年六十一的说法，推断王维当生于武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本世纪以来，学界对王维的生年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公元701年说。这是赵殿成的旧说，在本世纪前半叶一直未有异议。陈贻焮于五十年代发表的有关王维的系列论文均沿用此说。
陈铁民先是在其《王维年谱》中沿用赵殿成说，后来又针对王从仁、杨军等人对赵说的商榷，撰写了《王维生年新探》，维护赵说。该文在逐项辩驳王、杨等人立说的根据，又为赵说提出两条新的证据：一，王维《与魏居士书》中有"仆年且六十"，通过考察文意，此文当作于入肃宗朝后，约在乾元元年之后，与赵说适相合；二，王维在《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京兆韦公神道碑铭》中称"维稚弱之契，旷年弥笃"，据两《唐书》韦安石父子诸传参考，知王维与韦斌唱和在开元二年以后，依赵说，其时王维十五岁；若按王、杨等人新说，王维年已二十三，显然不合。
葛晓音在《王维前期事迹新探》注里曾经觉察到赵殿成关于王维的生年的考订与其弟王缙生年相牴牾，提出疑问；她在后来发表的《答〈《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质疑〉》中则为赵殿成说也提供了一个佐证：王维《燕支行》下王维自注"时年二十一"，而此诗可考知当作于开元十年，所以赵说王维生于公元701年不误。
（2）约公元692年说。此说的首倡者是王从仁，他在《王维生卒年考辨》中提出：第一，王缙的生卒年是王维生年的重要旁证；二，王维在上元元年所作的《责躬荐弟表》中自称"逼近悬车，朝暮入地"，其时年近七十；三，王维《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诗中所谓的"徒闻跃马年"，当指开元二十二年右拾遗事，时年四十三岁；四，王维十九岁应京兆府试，据《太平广记》引《集异记》载，曾得一位强有力公主的庇借。依赵殿成说当在开元初，而其时并无这样一位贵公主。其人应是协助李隆基诛韦武党的太平公主，故王维应京兆府试应在景云元年；五，王维《终南别业》诗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诗成于天宝三年以前。依赵说仅四十左右，不当称晚；王维天宝初与苑咸酬唱时自称"冯唐已老"，依旧说正当中年，不当称老；而作于济州官舍的《赠祖三》有"结交二（一作三）十载"，依旧说亦难通。王文的结论是王维约生于武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享年七十左右。
王文发表之后，得到了张安祖、赵昌平等人的响应。他们都为王说提供了新的论据。其中张文认为，王维与祖咏结识在其十六、七岁时，《赠祖三》中的"三十"应是"十三"之误，这样开元九年则是三十左右。赵昌平文则指出：一，《王右丞集笺注》卷七《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所谓"年算六身知"中的"六身"为"七十三"，正谓年近七十；二、同书卷九《春日上方即事》中"鸠形将刻杖"，为"过七望八之年"：以此二条合王从仁文提出的"逼近悬车"条观之，维之享年当在七十上下，王文所定王维生卒年为公元692年至公元761年，较之旧说，更为合理。
另外，杨军《王维事迹证补》着重论证王缙生卒年不误，以证王维不生于公元701年，而推断其享年不下六十六岁，与王从仁文也有暗合之处。
（3）公元694、695年说。此说是姜光斗、顾启在《王维生卒年新证》中提出的，他们的论据也是王维《责躬荐弟表》中的"逼近悬车"一条。
（4）公元700年说。此说是张清华在《王维年谱》中提出的。他在该谱中认为王维与其弟王缙年龄应相仿，王缙与王维可能是同年生即"两头生"（因为此年有十三个月），王维生年可定于公元700年初，王缙应生于公元701年的1月或2月。然此说推测成分太多，至今尚未发现有响应者。
（5）公元699年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持此说，后来只有王达津在《王维的生平和诗》沿用此说。
贬谪济州 对于王维贬谪济州的原因，近人多沿用《集异记》里的说法，谓王维手下的舞蹈演员，因不谨慎，偶尔私自表演了只能为皇帝享用的黄狮子舞，王维因而获罪被贬。但是，王从仁在《王维和孟浩然》和《王维五考》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他认为王维出贬济州，"是做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因为王维与岐王关系很深，与宁王、薛王也有交往，所以导致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贬，舞黄狮子事，只是借口而已。
关于王维离开济州的时间，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定为开元十四五年。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则将此事定在开元十二年。
葛晓音的《王维前期事迹新探》则认为，王维大约到开元十六年左右才离任的。其证据有二：一是王维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曾经记载了裴耀卿在济州修筑河堤之事，而此事经考证当发生在开元十五年，可见王维开元十五年仍在济州；其二，王维《赠祖三咏》诗题下原注云："济州官舍作"，而此诗至早也应作于开元十六年。王维当于这一年的暮秋离开济州的。
陈铁民《王维年谱》和《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均认为，王维当在开元十四年夏之前，已经离开了济州司仓参军任，其主要根据是王维作的《送郑五赴新都序》一文，谓此文为开元十四年四月王维于长安所作。（葛晓音前文认为此序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之后）。
史双元的《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和杨军的《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就〈王维年谱〉与陈铁民同志商榷》一致推断裴耀卿赴宣州在开元十四年八月以后，王维离开济州在开元十五年暮春。他们二人的分歧在于：史文推断王维《送郑五赴任新都序》是开元十五年四月作于长安，杨文则断为十四年春作于济州。
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司仓参军年月及行踪考》认为王维离济州任赴洛阳候选的时间当在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而且王维离济州是在裴耀卿刺宣州之前而不是之后。
张清华《王维年谱》则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四年春寒食节前离开济州西归。
王维离开济州以后直至开元二十二年再度出仕之前的行止，赵殿成《王右丞年谱》付之阙如，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也认为难明。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陈铁民《王维年谱》、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皆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葛晓音文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六年暮秋离开济州后，于开元十七年寒食节时途经汜上，然后从开元十七年春开始屏居淇上。何时离开淇上，无考。王维离开淇上后，直到献诗给张九龄被擢为右拾遗之前，主要隐居嵩山。
王达津文认为王维离开济州后即还长安，自开元十四年始，隐居终南和辋川，直至开元二十一年，其间只于开元十七年曾往东都，隐嵩山。
谭优学文认为王维回到两京，或曾短时间转官吴越，入蜀也当在这几年间，而赴榆林、新都郡，隐居淇上，"闭关"嵩山，大都只有摆在这一段时间里，才没有扞格。
陈铁民文则认为王维离开济州后，即到长安或洛阳等待朝廷给予新的任命，不久致官淇上，寻即弃官隐淇上，开元十七年在长安，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后四年疑仍闲居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曾隐居嵩山，二十三年拜右拾遗，遂离嵩山至东都任职。此四文中，谭文属于推断；王文口气虽然较为肯定，但未提供证据；只有葛文、陈文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张清华《王维年谱》也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四年夏回到长安以后，未马上任职，而是闲居，下年即为官淇上。
隐居次数及隐居地点 对于王维一生隐居的次数和地点，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1）少年隐居。关于这一问题，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均付阙如。
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首先指出，王维十八岁前曾在洛阳东北一带隐居过，作者据王维《哭祖六自虚》诗，考证出他们少年时的隐居之处当在洛阳东北的郊县。
陈铁民《王维年谱》据王维《哭祖六自虚》，认为王维于开元六年（年十八）前居长安时，曾和祖六隐居过终南。王达津《王维的生平及其诗》也据此诗认为王维曾少年隐居，并谓其居住南山，往来东洛。
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则认为王维《哭祖六自虚》诗中所云"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当指隐居嵩山、隐居终南，这些都是王维中年以后的事。他否认王维登进士第前曾有过隐居行动。
（2）隐居嵩山、淇上。对于王维隐居嵩山事，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阙如。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推测可能即在开元二十年的前几年内。王达津的《王维的生平及其诗》则将此事定在开元十七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则认为，当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认为此事当在王维离开淇上之后，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之前。陈铁民《王维年谱》则定在开元二十二年。姚奠中《唐诗札记》在辨析"山东兄弟"时提到"一般注者都没有深考王维当时的家，根本不在蒲州一带，而在嵩山之阳。"张清华在《〈王维年谱〉证补》中同意姚说，并作了进一步的补考，认为"王维确实在河南登封的嵩山居住过，具体地点在太室山东侧的王渡河。......王维居嵩山东溪时间应从少年十五岁以前起，至开元二十三年任右拾遗这段时间。"
王维隐居淇上事，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均未说明。王达津《王维生平及其诗》虽然亦未明示，然据其系王维《淇上即事田园》一诗于开元十七年可知，他认为王维隐居淇上与隐于嵩山同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认为此事当在开元十四、五年至开元二十二年之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认为王维屏居淇上在三十岁（开元十八年）左右，可能他当时在这一带当个小官，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来，她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又认为王维隐居淇上主要是得到当时在黎阳任县官的丁的资助。陈铁民《王维年谱》疑此事在王维官淇上后不久，即开元十六年。
（3）隐居终南、辋川的年代。王维的诗文中，说过自己曾隐居终南，又说自己曾在辋川隐居过。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提出王维隐居终南，在开元二十八九年之后，天宝三载之前的三四年间；而始隐辋川，则当隐终南之后，天宝七载之前，后至天宝十五载安禄山陷长安前，曾有较长时间住在辋川，有时又较长时间离开辋川，乾元元年后遂不复在辋川。陈铁民《王维年谱》大体从之，并有所补证，认为王维隐终南，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后，天宝二载之前，隐辋川最晚始于天宝三载。尽管在具体时间上略有出入，但认为隐居终南和辋川，是王维后期的事，二人是一致的。
然王达津《王维生平及其诗》将王维隐居终南和辋川定在自济州归后到开元二十一年之间，但他未出示证据。
杨军先是在《王维诗文系年》中推断王维自济州重返长安，本拟偶时哲以图进取，无奈谶纬祸起，汲引路断，又遭丧偶之不幸，遂退隐终南，并依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受教，时在开元十六年以后不久。后又在《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中说王维隐居终南在开元十六年王缙中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以后不久。
陈允吉的看法与上述学者均不相同，他在《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兼与陈贻焮等同志商榷》推定，王维的蓝田"辋川别业"的具体位置当在终南山东缘北麓，和终南山相当靠近；同时，按照当时人对蓝田一带地方的称名习惯，完全可以把"辋川别业"直截了当地呼为"终南别业"。文章还分析了王维《终南别业》诗和《唐诗纪事》的有关记载来证明"辋川别业"就是"终南别业"。如果此说成立的话，王维初隐终南之日，亦即始居辋川之时。唯王维任右拾遗前为全隐，后为半官半隐。
对于陈允吉这一新说，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中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陈允吉文中所论只能说明王维诗中的"终南别业"有可能即指"辋川别业"，尚不足以证明"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他又举出多条材料证明王维的隐居终南和隐居辋川并不是一回事。他最后说，王维隐居终南的时间，更确切地说，应在开元二十九年春自岭南北归之后、天宝元年官左补阙之前，历时约一年左右。
和陈铁民一样，张清华也在《〈王维年谱〉证补》中对陈允吉的新说予以反驳，明确表明自己同意陈贻焮和陈铁民的说法。他在后来出版的《王维年谱》也将王维始隐终南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九年，但他认为王维居终南山的时间约两年多，可能在这里过了三个秋天：即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元年、二年。
另，刘志云《欲觅千古游人处――唐代诗人王维辋川别业初探》、樊维岳《王维经营辋川别业时间初探》均涉及到王维辋川别业的营建及规模，故附记于此。
受伪职史实 关于王维陷贼被迫受伪职之事，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旧唐书·王维传》的记载，对王维此事多持批评态度。
杨军在1982年发表的《王维事迹证补》中首次引用王维集中《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认为这一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陷贼官员遭遇的真相。王维自己同样饱尝了折磨和屈辱。本传称"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新旧书略同），恐系猜测之词。
杨军此文发表以后，得到了陈铁民的认同。他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中对王维集中《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的有关文字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这段文字，提供了王维陷贼遭遇的真相，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并纠正其误。如根据这段文字，可知王维的"服药取痢，伪称瘖疾"，是借机逃离长安，摆脱安禄山的控制；又维是在备受折磨、侮辱之后，被叛军捆缚、用武力强行押送到洛阳的，所谓"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并不是事实。
1992年，杨军又发表了《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继续对王维受伪职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王维的扈从不及是因为玄宗仓皇出走，未让群臣扈从，这才决定了他陷贼的命运，与陈希烈、张均之流的卖身投靠有本质的区别。从至德元载六月算起，直到至德二载四月，王维都在囚禁中；而安禄山在二载正月初六即被杀而死，可知王维并没有向安禄山屈服。这也表明，作为一位朝官，王维在危难中是保持了应有的节操的。安禄山给王维"给事中"，和别人的头衔一样，都是徒有虚名而已。陷贼后王维忠君爱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凝碧诗》的写作标志着王维尽到了诗人的天职，也是他在特殊战场为朝廷作出的贡献。
拜右拾遗的时间 王维第二次出仕即擢右拾遗的时间，一般都沿用赵殿成《王右丞年谱》的说法，认为在开元二十二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首先考证出王维《上张令公》诗中之"张令公"非"张九龄"，而是张说，所以王维上张九龄诗不始于《上张令公》而始于《献始兴公》。张九龄封始兴伯在开元二十三年，王维被张九龄任命为右拾遗而"解薜登天朝"也当在开元二十三年。
同样，陈铁民的《王维年谱》也据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文意，《上张令公》、《献始兴公》诗意，将王维任右拾遗事断在开元二十三年。
杨军的《王维生平中的若干问题》针对上述陈铁民文中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陈铁民文中"径把'始兴县开国子'称作'始兴县开国公'，进而简化成'始兴公'未必合宜。"他指出，"始兴公"只不过是张九龄的代称而已，与其封爵没有直接联系。王维称张九龄为始兴公，是因为张九龄是韶州人。"既然'始兴公'于张九龄加封始兴县子或始兴县伯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便不能把王维写《献始兴公》的时间定于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以后，因为这以前同样可称之为'始兴公'。"
杨文发表后不久，陈铁民又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进行了反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陈文指出，始兴同曲江一样都是韶州的属县；《献始兴公》作于开元年间，当时韶州尚未改为始兴郡，王维不可能以"始兴"作为韶州的代称称呼张九龄。其实，"始兴公"并不是"始兴县开国公"的简称，而是一种爵号之省称加"公"的称呼。所以，断王维拜右拾遗在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之后，并非无据。
官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两唐书王维传均称王维在太子中允后所任官为太子中庶子，因有本传这样明确的记载，故历来论王维生平者都取成说，信而不疑。
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考证出唐代东宫不设太子中庶子之职，故有唐一代不可能有人任过此职，两唐书王维传所载实误，后来诸多著述习而不察，以讹传讹。那么王维在太子中允以后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呢？杨军推测说，"所谓'太子中庶子'或是'太子中舍人'之误。......又'太子中舍人'可以称为'太子中书舍人'，'书'、'庶'同音，容易误作'太子中庶子'和'中书舍人'。《新唐书》本传不载中书舍人或以是。"他对《旧唐书》本传所载王维尝为中书舍人也提出了怀疑。
对于杨军这一新说，陈铁民并不同意。他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一文指出，唐代确实不曾设置太子中庶子之职，只有太子左、右庶子之职，虽然如此，但是仍不敢轻易地断定两唐书本传的记载有误，因为唐人有时以"中庶子"概指左右庶子。两唐书王维本传中的"中庶子"疑即此义。至于王维所任中书舍人一职，可以举王维的《请回前任一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和《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为证。
交游及其他 王维一生交游甚广，赵殿成《王右丞年谱》中已经考出一些。陈贻焮在《王维事迹初探》中述及王维在济州时与崔录事、成文学、郑、霍二山人等失意之士和在辋川与裴迪的交往。
陈允吉《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和《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两文中主要考察了王维与佛教中人的交往。他在前文中论证了道光是一个华严宗的僧侣，并考述了王维同他的密切关系，以及对于王维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后文中，陈允吉通过寻检王维的诗文和其他有关史料，考知王维在开元年间，与禅学北宗的僧侣有着很深的交谊，特别是与普寂、义福、《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惠澄等人，都曾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关系；文章还探讨了王维与南宗的关系，尤其是与神会、燕子龛禅师、瑗公、璿禅师、元崇等人的交往。文章最后指出，王维与北宗僧侣的交往，"主要是在开元年间"，而天宝以后，"他的主要交游对象，已经转向南宗僧侣。"
继陈允吉之后，陈铁民也著《王维与僧人的交往》文探讨王维与佛教中人的交往，然论点有异。陈铁民指出，有些学者把王维结交的南宗僧人给"扩大化"了。他认为，与王维有往来的僧侣，目前可确考为南宗者，仅只神会、瑗公二人。实际上，王维与当时的各派僧侣都有广泛的交往。开元时期，他与北宗禅僧往来颇多，但同时又与华严宗、密宗、律宗等僧侣有交往。特别是曾师事道光禅师十年，思想上受到过较多的影响。天宝年间，随着南宗顿教的北传，王维又同南宗僧人有所接触，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北宗僧人。终王维一生，一直与北宗禅僧有来往（如与元崇、舜阇黎的交往，即在晚年）。
另外，陈铁民还著有《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分别考察了王维与当时执政者、王公大臣、中下级官吏、怀才不遇的士人、隐者、和尚、居士、道士等人的交游，并从中看出王维的人生志趣和政治态度。
还有一些成果涉及到王维有否吴越之行及入蜀等问题。
赵殿成认为王维无吴越之行，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也忽略了王维这一行踪。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论证了王维曾到过越州、京口、庐山等地，时间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陈铁民《王维年谱》也认定王维曾到过九江、润州（州治即京口），但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九年王维自岭南北归之时。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则断定王维在开元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间有过一次南游，历时两三年之久，文章还详细论列了王维此次南游的行踪。
另外，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认为王维曾到过巴峡，时间可能在开元二十八九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考订王维曾经入蜀，到过渝州，时间则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
三、王维思想研究
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而且一生中的前后期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广泛。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就对王维一生思想之发展及诗歌中所表现的性情和生活态度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五六十年代，学界又对王维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进行过讨论。八九十年代，学界则对王维与宗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格外关注，产生了许多论述王维禅宗思想的成果。
（一）、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纪上半叶 傅东华的《王维诗·导言》是本世纪较早涉及到王维性情和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奉佛造成了他"无可无不可"主义，主张"以不动为出世"，而视"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这虽不是纯粹的释教精神，却不能不说是由释教出发的。小尹在其《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王维》中就有一节是专论王维的性情的。他认为，王维"有这样一个大方的家庭，他又这样的慧敏，修养又如此深，自然他不会是个极端性情的人。他该属于平庸，沉着，天真一流的。""他爱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敬爱着母亲，更忠贞于他和妻之间的情感。""他不像他人一样说哭便哭，说笑便笑；但他的确有着锐敏的感觉，同时也有轻风一样的乐与哀。正像书法上的藏锋一样，那么浑厚，有力，修圆的外表。"
五六十年代 学界偏重于对王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陈贻焮在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中认为，"王维中年以前接近当时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思想感情中也的确存在着进步的和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却又是他许多诗歌带有人民性与积极意义的根据，但并不能就此过分地对他晚年给以夸大的评价。后期王维是消极的，是妥协的。他不满意不良的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我们不认为他甘愿背叛朝廷，去作安禄山的官，但他毕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保持与统治者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这些，我们不应只看作为佛学对他所产生的坏影响，相反，他的学佛，也应看作为他思想意识中妥协一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稍后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也探讨了王维的政治倾向、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他后来为什么由热衷政治而转向退隐田园的问题。该文认为，王维的政治倾向首先表现在对张九龄的支持上，他的政治倾向"和唐初以来的开明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又是和当时的"腐败政治势力"明显对立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就不能不承认他的政治倾向的进步价值"，"王维本不是一个主张归隐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那时代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治的恶浊，这就是王维归隐的根本原因。""王维归隐后既不是清一色的积极，也不是清一色的消极。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东西并存着。而且有着一个消长的变化过程，一般说来，越到后来消极的东西越加发展，越加占了主导的地位。"
当时类似的文章还有周通旦的《从王维的思想分期论王维的思想》、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等。另外，当时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等，对王维思想的分析和评价也和上述陈贻焮、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所撰写的文章观点相近。
（二）、八九十年代
从六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对王维思想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又开始对王维的思想比较关注，不过此时人们注意的焦点是王维与宗教（尤其和佛教禅宗）之关系。
王维与佛教之关系 王维一生奉佛，故学界对其与佛教之关系格外关注，但是这一方面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
陈允吉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与禅宗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八十年代初相继发表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等。其中《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一文认为，虽然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地受过禅学北宗的影响，但是随着禅宗日益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会在南阳相遇以后，他终于完全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
在陈允吉之后，研究王维与佛教之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了，主要有马欣来的《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贾晋华的《试论王维对禅宗的反影响》、姜光斗的《论王维的佛教思想》、洪丕谟的《王维、白居易与佛教》、严国荣的《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等。
其中马文对学界一直认为王维学佛已是"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唐王朝对文人的态度是优礼有加，但不予以重任，这对那些抱负远大，尽欲一鸣惊人的文士们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文人慕道、奉佛、归隐首先是为了忘却那条想走而走不成的路。王维就是如此，他对佛教、禅宗的接受、信奉是有限度的。他虽尝真心学法，但并未"解悟"、"解脱"。他又学佛，又背佛。学佛因为他寂寞空虚，背佛又说明他学佛是自我排遣，而不是人生信仰。文章认为，由于严羽、胡应麟、王渔洋等人的评论，遂使王维成为超然物外、高不可攀的神秘的禅宗代表，这是不合王维实际的。贾文则指出：王维的思想和诗作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但有的学者把王维之后才出现的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也用来印证王维的诗歌艺术，似有违禅宗发展实际历史。王维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禅兴起之前，已采取了自然任运、触处即真的悟道态度；在凝练隽永、富于诗意的机锋、公案出现之前，已写出了众多饱含禅意、含蓄冲淡的山水写景诗。而且两京收复后，肃宗召神会进京入内供奉，南宗禅大盛，与王维在天宝初年写《能禅师碑》盛赞南宗禅，为其张扬分不开。文章指出，王维与洪州禅的种种相合当非偶然，洪州禅的开宗立派在王维之后，因此应该是王维影响洪州禅而非相反。王维对于洪州禅的中国化、老庄化和诗化，应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姜光斗文认为，王维不仅倾心于如来禅的渐修理论，更倾心于祖师禅的顿悟学说，当然王维宣传得最多的，还是南宗禅的"中道观"。由于王维是在家居士而非出家僧人，再加上当时佛教宗派都极活跃，所以王维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他在信仰禅宗的同时，既可超越慧能、神会的某些思想，又可信仰净土宗等其他佛教宗派。另外，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严国荣文则专门探讨了佛教居士信仰对王维心态的影响，文章通过王维一生爱佛、求佛、信佛的变化过程，看出居士信仰在王维一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认为超越"我执"与"法执"的居士信仰是王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选择的结果，后来王维由忏悔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强调实践、方便的"菩萨行"，更彻底地体现了居士信仰。
另外，张清华的《诗佛王摩诘传》中有一节《任运自然得禅趣》也专门在对比中讲了禅宗对王维诗歌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影响，讲了禅宗与王维诗的关系。
王维与道教、道家思想的关系 学界对王维与道教关系的探讨远远落后于对王维与佛教关系之研究，其中探讨得较为深入的文章有史双元的《论道家思想对王维生活和创作的影响》、陈铁民的《王维与道教》等。史文指出，在服药、行气、保精几个方面，王维都有所实践，其生活态度确实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在王维的政治观、人生观特别是艺术观中道家思想的烙印十分鲜明而突出，如其诗文中常传布道家"无为而治"、"毁圣弃智"、"委身自然"等思想情绪。王维首创纯以墨色写形的水墨山水画，诗风以清淡为主，也与老子尊尚朴素阴柔的美学观有关，王维的艺术观最得道家精髓，是艺术化地发扬光大了道家思想。陈文则指出，王维不仅受到道教求长生、好神仙风气的影响，还有过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由于王维并修佛、道，两教又具有一些可以互相调合的基本观点，再加上他所接受的道教思想、理论，多具有与佛教思想、理论接近或可以相通的特点，所以王维的诗文中常常表现出融合佛、道的思想倾向。
王维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审美观 虽然传为王维所作的《山水诀》和《山水论》决非王维所作，但在《王右丞集》中，仍有不少谈美和艺术创作的言论，包含着相当的美学见解。
陶文鹏的《论王维的美学思想》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美学思想进行钩稽论列、系统整理的文章。该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王维对美和美的本质的认识，发现王维积极提倡并在艺术创作中努力追求一种真实自然、朴素清新、娟洁蓬勃的美；第二部分论述了王维对于审美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见解，指出王维提出了"审象于净心"，必须把审美当作悠然闲适的"不急之务"来进行的思想；第三部分则论述了王维欣赏山水自然美的趣味；第四部分论述王维对于创造艺术美的规律的见解：王维提出了"凝情取象"，以"暗识"去"审象求形"，创造艺术要"取舍惟精"，力求"传神写照"等精辟的论点；第五部分指出，王维能够融画意入诗，使"诗中有画"，是他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诗画有共同性所致。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王维的艺术审美观，如陶林的《王维的禅宗审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张清华的《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的《王维的诗学观与盛唐诗的繁荣》等。其中，张清华后文指出，王维在《别綦毋潜》诗里提出"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把"江左风"与"建安体"结合起来，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有机整体里。这一理论是王维同时代的诗论家与诗人都未明确提出的，王维率先提出，说明了他的艺术实践经验、他的诗学观和盛唐的近体诗一样，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是盛唐美学思想的高峰。而盛唐好诗迭出，形成我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高峰，与这一诗歌理论和美学追求有直接关系。
四、王维诗歌艺术风格及成就总论
学界对王维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的研究，方法多样，角度不一，所以也是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总的看来，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多笼统地评价和分析王维诗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技巧；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维诗歌如何评价的讨论，所以较偏重于王维诗歌思想意义和其山水诗社会意义的分析；从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探讨趋于细致和深入了，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而且此时还有人分析王维各体诗歌的不同特点和创作成就，更将王维与古今中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使得王维诗歌研究到世纪末形成较大的规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相对说来，人们对王维文赋的研究则稍嫌单薄，取得的成绩很有限。
本世纪上半叶 此时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些专著和少量的单篇论文中，而且侧重于王维诗中清淡的韵味。
傅东华在《王维诗·前言》中认为，"王维诗中并不寓什么深奥的哲理，也不含什么浓烈的感情；他的好处只在一种清淡而深长的趣味。"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也指出王维的诗，"可以称得'淡而有味'四字"，"他在诗中爱用静一方面的词句"，"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如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他还将王维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左右，此时他"是一个纯粹的隐居诗人"；第二个时期，是他三十岁之后，此时的诗"多含有一种不平之气"，"这在他作品上表现的，便是'愁'、'忧'、'怜'，便是伤感气味很重的时期。"第三时期，此时王维痛定思痛，诗中又表现出他的"古澹悠远"的趣味了。
同样，当时的一些单篇文章也多作如斯观。如小尹在《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中就指出，王维"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诗人的感觉来写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饰的建范着潇洒艺术的园亭；自是出尘妙品。"承名世在《王孟的优劣》中也认为"王的长处是清远隽逸"。方管的《王维散论》更以诗人的生活过程，以及这过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来说明王维诗歌"静"的风格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原因。文章认为王维的成熟的作品大抵都是辋川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这时是功成名就身退，于现实社会已毫无不满，对现实社会已毫无要求。于是歌颂安闲幽静的自然景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但是王维诗中自然景色虽是安静，可也并不极端，并不至于寂寞。总之，寂绝之中稍缀以实有，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这就是两个妙法，为王维所经常运用，直接的以镇静那其实也并不安静的自然，间接的以调和自然与社会，而真正目的则在于抚慰人们的感情，使之安静而不至于极端。文章最后还说，"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的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注意的最美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