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 此时，由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较之本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界开始改变过去较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批评习惯，渐渐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一转变体现在王维诗歌研究方面，就是有一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地拿王维的田园诗和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反映社会现实阶级矛盾的作品相比，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把王维说成是反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够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在五六十年代的王维诗歌研究方面，陈贻焮发表的《论王维的诗》、《王维的山水诗》、《山水诗人王维》等系列论文，较为学界所关注。他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首先分阶段地探讨了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他认为，王维的早期诗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的描写"，"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地抨击权贵，为怀才不遇的人们叫屈"；王维后期，虽然在政治上并未和上层统治集团脱离，但是，"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可见他的爱憎并未完全因学佛而泯灭，他的积郁不平，也并未完全为辋川风月所销磨。"对于王维后期的山水田园诗，他的看法是，其中"许多作品的确是消极的，充满了佛老思想和灰色的人生情调"，但是因为"诗人投身到大自然中，从当时污浊的政治空气中苏醒过来，认识到了大自然的美，平添了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他后期的诗歌得以从玄言禅意、奄奄一息的低调中一振而起，写出了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他认为王维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描写了安适的隐居环境和生活，还在于表现了田家风景与农民生活的可爱"，此外，"他能以开阔的胸襟，劲健的手腕，涂抹出祖国雄伟的崇山峻岭"，"又能用清新的情致、匀润的色调渲染出溪山一角的幽境。"该文最后对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并分析了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种种原因，以及近来得不到重视的一些缘故。其《论王维的山水诗》则认为王维山水诗的总的艺术特点和优点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既渲染、烘托总的印象和情绪，又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具体景物；既看到全体，又看到局部和个别，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层次分明；既有虚叙，又有实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绘。作者是画家，又精通音乐，在取景设色、调度诗歌音律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山水诗不象谢灵运的那样仅从实处绘声绘色、堆砌景物，而能从虚处素朴地陪衬以全景、渲染以情绪、烘托以情事，作到情景交融而免除了板滞繁芜的毛病，也不象储光羲的那样，仅有景物情事的粗略描写。"其《山水诗人王维》也对王维的诗歌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王维"真不愧为山水诗典范作家和艺术大师。"
在陈贻焮《论王维的诗》文发表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在他们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中也对王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对当时有些人全盘否定王维诗歌成就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王维诗歌的内容相当复杂，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但仍以积极的成分为主。王维在自己的诗作里写出了对进步的政治倾向的歌颂，表现了追求实现这种政治的激情和豪迈的气魄，并歌颂了追求真理实现进步理想的人物和行为。王维是逐渐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污浊而归隐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园诗里不能不打上现实斗争的烙印。在这些诗歌里，充满着对自然美好景物的描写，就寓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的意义。作为王维的山水诗来说，更多的意义是他用出色的艺术才能，形象地感人地描绘出了大自然的美。该文最后评价道："王维的诗歌有对生活情趣和对美好愿望的描写，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有山水的描写，有生活的题材，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优美的诗歌，他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同样，王运熙在《王维和他的诗》中也对王维及其诗歌成就给予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他认为，王维以他的写景诗在当时诗坛放射出闪耀的光芒，成为田园山水诗派的领袖。这个流派中的其他优秀诗人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成绩都赶不上他，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采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盛唐诗坛的繁荣局面是由各种风格的作品组成的。其中王维的许多写景诗对自然美作了精致动人的表现，也是重要的贡献。文章还分析了王维的边塞诗、社会诗、送别诗，认为这些诗篇在艺术描写上也比较优秀，一部分尤为杰出，形式都和内容取得和谐的统一，产生了相当强大的感染力。
当时对王维诗歌艺术成就和风格特征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邓魁英的《王维诗简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4（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彭立勋等《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王葆生的《王维不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羊春秋的《略论王维抒情小诗的艺术特色》等。
八九十年代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的探讨更为深入，角度更为多样，评价更为公允。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结合王维的山水诗或者其他题材的作品来谈的，所以，下面仅缕述一些总论性的、评价性的成果，结合特定题材、体裁的具体性的探讨则放在后文有关小节中介绍。
刘禹昌的《王维诗赏析》虽然是一篇以王维诗歌作品赏析为主的文章，但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对王维诗歌成就的一些新看法，他认为不能囿于成见，习焉不察，仅目王维为山水田园诗人，而使我们不能见诗人的"大全"，王维的诗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艺术风格同具"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他不是"偏精独诣"的"名家"，而是"具范兼熔"的"大家"。
许永璋的《王维诗品新议》也从王维的时代遭际、哲学思想来探索其诗歌之卓绝成就，以平亭诸家之论，冀复其在诗坛上应有之地位。文章对王维的作品按题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不但对其中的山水田园类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而且对朝省应制类、朝市林泉类、禅定禅悦类、诗画浑成类的评价也不低。
史双元的《王维诗歌与盛唐气象》试图抛弃成说，独辟蹊径，从整体上给王维诗歌以全新的评价。他认为，对于王维的作品仅仅从消极者否定，积极者肯定这一模式出发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调整角度，重新认识它的价值，认识其诗作整体上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骄傲的"盛唐气象"。王维的作品主要记录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希冀和追求，对盛世功业的自信和满足，对美好平静生活的渴望和享受，对各种思想的宽容和吸收，对文化艺术开拓创造的热诚追求。他的诗主要传达出明彻而平静的印象――一个净化了的时代的印象。盛唐的煌煌巨业及其由盛转衰的变化使得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着伤感，缺乏力量和气魄，但并不单乏，具有盛唐时代特有的浑厚和深沉。文章还从五个方面论证王维诗歌反映盛唐气象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其中既有对建功立业的赞颂，也有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其次，在王维笔下，盛唐气象被描写得更充分，更富诗意；大量山水诗，真正表现出盛唐特有的安恬、富足的神态，宁静、和谐的气氛；再次，王维其人其诗是充盈丰实、并行不悖的盛唐文化精神的缩影；复次，王维和李杜一起，在创造精神的启动下，各自开辟了一块崭新的诗歌天地，三位大诗人风格各异，共同组成了盛唐诗歌的顶峰；最后，王维诗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本身也构成了后代难以企及的盛唐文化的一个部分。
陈铁民的《论王维诗歌的多样风格》也是一篇对王维诗歌艺术风格进行较为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最具自家面目、最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清淡、简远、自然。这种诗风，使他能够在百花争艳的盛唐诗坛上卓然特立。但是，王维的其他许多作品，或雄健，或浑厚，或奇峭，或壮丽，或婉曲，或平实，或俊爽，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作品多数作于王维生活的早期，更富有盛唐的时代气息。而且，这些诗歌的创作，对于开元诗坛革除齐梁遗风的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无疑产生了促进的作用。
和上述论文一样，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对王维的创作成就作出了新的的评价。如林庚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中说："王维在整个盛唐的文艺中，可以说是发展得最全面的。""王维在文艺上的全面发展，也就使得他在诗歌里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才。我们很难指出王维诗歌的特点，因为他发展得如此全面，如果一定要指出，那就是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深入浅出，爽朗不尽，融汇着历代诗歌的精华。""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维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对于新鲜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当时诗歌的主流。"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指出，"王维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时代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开辟了风貌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天地，成为盛唐诗坛上的大家。""王维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思想洒脱，情趣横溢，兼具阳刚美和阴柔美。他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把写景与抒情、自然和工丽完美地统一起来，标志着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于他的丰硕创作成果，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达到了高峰。"他们还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
总之，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多强调王维诗歌中所表现的盛唐气象，将王维与李杜并论，大大提高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五、王维山水诗研究
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成就最著，也倍受后世批评家关注。本世纪以来，王维山水诗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
本世纪前五十年，未见对王维山水诗进行专门探讨的成果。六十年代初，陈贻焮首先发表了《王维的山水诗》，对王维的山水诗作专门研究，此后，萧涤非的《关于王维的山水诗》和张志岳的《诗中有画――试论王维的艺术特点》也对王维的山水诗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文革十年中，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七十年代末，叶式生《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的发表，标志着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复苏。此后二十年间，学界对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佳作也不断涌现，较具代表性者如：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较早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及绘画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同时亦预示着此后二十年间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大势所趋；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则较早地将王维山水诗的意象与禅宗理念结合起来研究；葛晓音的《王维·神韵说·南宗画――兼论唐代以后中国诗画艺术标准的演变》，则较早将王维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审美观念发展史上进行纵横考察；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论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可说是国内较早对王维山水诗中的音乐美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论；而赵昌平的《从王维到皎然》、《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两篇长文，则有意踵武上引陈允吉文，通过对玄禅之辨及王维禅宗思想的时代与个性特点的讨论，进一步阐发禅宗意识转化为王维诗内质的必然性与具体形态。
综观本世纪关于王维山水诗研究的诸多成果，可以发现它们又主要是围绕"诗中有画"、"山水诗中的禅意"等问题展开讨论的。
诗中有画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在述及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时，也常在引用苏轼的"诗中有画"这一评语后稍加阐释。如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就认为，王维"本是一个画家，所以能以恬静而鲜明的笔调摄取自然真相"，"而且他的小诗善能捉住一瞬间的印象而清澈生动的表现出来"，如《鹿柴》、《木兰柴》、《北垞》，"写光线变动与西洋画之印象主义相似"，"我们竟可以说他是中国诗里的印象派"。陈贻焮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也说："的确，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写得很美。绚丽的色彩，幽美的境界，真象图画一样，能唤起人们新鲜生动的视官感受。"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苏轼这一论断的探讨更趋细致和深入，且人言言殊，理解各异。
有一些学者认为，"诗中有画"不足以概括王维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如叶适生的《浅谈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就认为，王维山水诗除了"诗中有画"和"有声画"之外，还有更高一级的独到成就，特点就是其"诗如电影"，是画面、音响、动作的有机结合，这是"诗中画"的最高境界。姜光斗、顾启的《王维山水诗艺术初探》也认为，苏轼的评论，只是认识到了王维山水诗融化绘画艺术的一面，从而就浓淡相配、随类赋采，动静相衬、宫商跌奏，应物象形、景与境谐，经营位置、虚实相生，概括集中、气韵生动，精工自然、风清骨峻等六个方面对王维山水诗的艺术进行了分析。
张明非的《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从另外的角度对之加以讨论：自晋宋到唐，三百年间，有成就的山水诗人不独王维一家。他们的诗各具特色，但大都鲜明如画。然而，本来可以用来概括他们共性的"诗中有画"，却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特征。这是为什么呢？她认为这是因为王维在这方面有高人一筹的独到之处：即在于追求一种含蓄、淡雅、空灵、形神俱似的最高境界，充分发挥诗歌表情达意的特长，以表现画面难于表现的内容，将诗歌和绘画艺术融汇贯通，使诗情画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以画入诗"。而在意境创造方面，不只力求每一首诗写得有意境，而且以他的许多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意境，即幽美怡静的境界。
葛晓音在《王维·神韵说·南宗画》一文中探讨王维山水诗与绘画之关系时，更是提出了一些十分独到的观点。她认为，王维的诗画堪称盛唐艺术的代表，但他的造诣和成就并不限于明清人所标榜的虚和、萧散、简约、淡远的风格和意境。从现存唐宋人观王维图的记载看，王维的画是非常注意写实的。同样，他在山水田园诗中，"既注重对景物的精确描绘，又善于融入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创造优美的意境，其中一部分风格近似于北宗画的精工和雄伟。""王维诗的意境正是凭着一个诗人兼画家对自然美的特殊敏感，通过辩证地处理形的虚实、主次、繁简等关系构成的，而不是舍形求意的结果。""王维诗常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表现深长的含意，并不如明清人所说来自天籁，不用人巧。"所以，此文不但是对明清人关于王维诗画评论的综合检讨，也是对近现代学者多强调王维山水诗淡远、空灵的意境的一个纠偏。
更多的论者则是在赞同苏轼此评的前提下，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或从总体上探讨王维"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或从某一方面深入剖析王维"诗中有画"的突出特征。
如袁行霈在《王维的禅意和画意》一文中就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为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具体地说，他善于从纷繁变幻的景物中，略去次要部分，抓住其主要特征，摄取最鲜明的一段和最引人入胜的一刹那，加以突出表现，并且总是突出自己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以唤起读者类似的体验，使他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还把绘画"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特别注意所描写的景物之间的关联，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
还有些学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如佘庆华的《王维诗中的色彩》、文达三的《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谈王维创作感觉意象的艺术》、金学智的《王维诗中的绘画美》、寇养厚的《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论王维诗歌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益军的《诗家妙思 画师巧构――王维诗歌的结构艺术》、毕宝魁的《论王维诗中的"画境"》、张浩逊的《关于王维诗歌"绘画美"的三个问题》、赵玉桢的《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翟振业的《王维山水诗与电影表现艺术》等。
其中，佘庆华文认为，王维在诗中描写客观世界的时候，常以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发现和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环境、条件下，客观对象的某种色彩与人的某种情绪的联系，并利用色彩能刺激人，人对色彩有心理反映的特点，在诗中把客观物象的色彩人性化，情感化，通过恰当的描绘物象的色彩来渲染情绪，抒发情感，烘托意境，产生以景动情的艺术效果。用动化、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来表达人物的感情，把色彩同声、态组合进行描写，便是王维诗中运用色彩的特点。
文达三不同意前此有关"诗中有画"的某些界说，认为王维诗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常常表现出一种清幽静穆、缥缈空灵的境界，就思想情感的基本表达方式而言，他善于发现和捕捉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的契合点，从而托物以寓情，立象以尽意，以再现为表现；二、他善于将色彩、线条、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融汇入诗，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三、他的"诗中画"的色彩、线条、构图，具有相对独立于描绘对象的形式美，这些形式本身能够引起特定的心理反应、审美体验，具有表情的功能，不仅仅是忠实再现客观对象的手段而已。
陶文鹏前文着重探讨了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他指出王维在山水诗创作中，是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他把音响的描写当作为自然山水传神写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声音成为构成形神逼肖、气韵生动、具有立体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对自然音响的素材能严格地选择、提炼，能融情入声，并运用多样化的手法使音响和景色和谐交流，使他的"有声画"显出鲜明特色。其后文则指出，王维在表现姿态万千的自然美时，诗人既能在总体上收摄和概括雄伟壮阔的山水景色，又能细致入微地刻划各种自然事物，笔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壮之美，也有精微之趣。以广摄与细取互相渗透、补充而构成的意象，粗中有细，小中见大，方之于绘画，可以说是融写意的疏体与工笔的密体于一幅之中。在王维诗中，自然界的美丽景色和神奇音响往往是有机配合、水乳交融的。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意象、一幅幅配着音响的图画使读者耳目一新。
金学智文用绘画中的"条件色"这一原理来分析"空翠湿人衣"、"客舍青青柳色新"、"月色冷青松"等诗句的艺术效果，新颖而有说服力。此外，作者还着重论证了"王维把中西绘画共有的线型透视和空气透视的规律运用于其中，表现了受透视规律制约的空间层次"。同时指出王维运用中国画所特有的透视法，用诗的语言来表现"三远"（ 即高远、深远、平远）。最后作者分析了王维表现诗中画的构图美、意境美所运用的"以虚带实"、"以人点景"等艺术手法。
益军文则从诗歌本身的文字结构、谋篇布局，探讨王维山水诗"以画法为诗法"的结构艺术。他指出，王维的山水诗常常是以画法和诗法相结合来结构的，有的诗可以明显地看出画笔与诗笔明暗两条线索；有的诗则运用"双体结构"映衬、反衬之法，对比强烈，宾主有序；有的诗格老味长，从容不迫。
毕宝魁文指出，王维诗中确实有画，主要表现是他将一种兼工（工笔）带写（写意）的画风融进诗中，而创立了一种把刻意求工和浑然天成、熔为一炉的诗风。
最后，再介绍一下本世纪有关王维绘画研究的一些成果，专著主要有傅抱石译、日人梅泽和轩著《王摩诘》、何乐之的《王维》，专题论文则主要有童书业的《王维画法的特点――中国美术史札记之一》、陈允吉的《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杨军的《"雪中芭蕉"命意辨》、陈传席的《王维和水墨山水画研究》等。
禅意 禅宗的王维山水诗的影响，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和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可以说是本世纪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
其中袁文认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王维有些诗是禅学的枯燥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着禅意，而王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有必要区别看待。他后期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淡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显然与禅学的浸润有关。其中自有消极的因素在，若辩证地看，禅宗常使用形象的表达方式和诗的语言，当诗人投身大自然并进行创作时，"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他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在刹那突破一点，进入富于哲理意味和艺术趣味的世界。这种意外的收获，恐怕王维自己也未曾明确意识到。
陈文则认为，王维在描绘山水风景的过程中，时常把自身进行的理念思维和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美的艺术形象中寄托着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塑造那种虚空不实和变幻无常的境界，从而把禅理有机地"组合"到"诗情画意"中去。诗人特别喜爱刻画清寂空灵的山林，表现光景明灭的薄暮，这些从他的诗中反映出来的特有现象，都是同他力图在作品形象中表现禅宗色空思想分不开的。另外，陈文还对王维山水诗中表现"动"与"静"的关系、"禅悟"的认识论、"任性逍遥，随缘旷放"的生活理想进行了探讨。
此后，有关王维诗歌与佛教禅宗之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较具代表性者有：曲世川的《王维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诗》、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史双元的《禅境画意入诗情》、《王维诗中的禅趣》、贺新居的《王维的奉佛与诗歌初探》、陶林的《王维的禅宗审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李育仁《对王维诗中虚幻境界的思考》、张清华的《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邱瑞祥的《禅宗的"净心"思想与王维山水诗的艺术风格》、《禅学理念与王维山水诗创作手法》、毕宝魁的《王维佛教思想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赵玉桢的《王维山水诗源于禅宗吗？》、姜光斗的《辋川诗与南宗禅》、〖日〗内田诚一《王维"安禅制毒龙"考辨兼其佛教诗的实践性》、赵昌平的《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陈允吉的《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等。
曲世川文认为，王维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并在长期的优美静谧的山水园林生活中，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征的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表现在他中晚年的山水诗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静寂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静寂、肃穆的山水诗，二是以清丽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优美、幽深的山水诗，三是以自然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物事的自生自灭、自动自息的山水诗。他中晚年山水诗的清远的风格，正是他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的体现。
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具体地说，以禅悟入诗，违背了诗歌重主观抒情和形象描绘的原则，损害了诗的内容，也破坏了艺术上的完整；以禅趣入诗，在内容上往往是消极的，却有助于突出自然界清幽、静谧、肃穆的诗情，有助于形成他的诗高简闲淡、凝神静虑的境界；以禅法入诗，大大丰富了诗歌的构思方法和表现方法，使他的诗歌在意境创造上不重迹象重传神，主客观浑融一体，在意蕴的表现上，言有尽而意无穷，语短情浓，更值得重视。
史双元前文认为，王维的一些诗作，往往把自己心领神会的禅悟包含在具有美学意义的象征性图景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景中再现空灵清静的禅悟之境，"以假造之景象"，"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义理"，这使他的诗既含蓄隽永，又平淡自然。后文则指出，王维将他所理解的禅理，所感受的禅境融入诗情画意之中，这类诗大都具有"俗"、"真"，明、暗，显、隐二相，既可以从世俗的角度得到美感，又可以从"胜义谛"感悟生慧。文章进而分析了王维一些作品中的禅理、禅趣、禅境。
陶林文指出，王维禅宗美学观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空寂之美的追求与赞颂"，但这种空寂"是根植于现实和人世以心灵体悟到的空寂，是内含着万物的实有和灵动的空寂"，并由此导致空灵美学风格的产生。王维诗中出现最多而且最能代表诗人风格的是"山、明月、白云、清泉、松、竹等意象"，"形成了以'空山'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伸延的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而不是单向演进的结构"，因而王维的山水诗有"一种空朦旷寂而又灵动之至的美学效果"。
李育仁文则认为王维"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般若学的'中观'学说的某些影响"，同时也受《庄子》的"逍遥"、"齐物"，特别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物化"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使王维有着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且使其诗中产生虚幻的境界。作者不同意有的文章把王维优秀的山水诗说成是"寄托禅理"之作，更不同意"用佛经、王诗互相对照、注释"，从而"完全抹煞王维诗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社会功能，即美感作用"的做法和论断。
赵玉桢文对学界普遍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受禅宗思想影响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首先从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过程和几次隐居的心态着手，分析王维中前期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并未受禅宗多大影响。作者指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除个别专谈佛理禅机之外，都不能说他们渗透着禅宗思想充斥着禅宗生活情趣。王维山水诗中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幼年时生活环境的熏陶，是王维对大自然幽美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依恋之情，二是前代田园山水诗尤其是陶、二谢诗对王维山水田园诗有着深刻的影响，三是他高妙的山水画艺术与山水诗艺术的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是三者之中的关键。文章最后说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洋溢着生活美和艺术美，王维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和充实的思想通过自然界的蓬勃生机和美妙情趣在诗中艺术地表现出来了。
赵昌平文认为，王维的《终南山》、《初入终南》等诗，"虽然气调仍较明朗宽大，而体格亦仍较多对前代的借鉴，然而在山水诗中表达禅趣的意向是明确的，因而在诗歌意象上表现出虽仍不废刻画，但却力图摆落对象的具体形相，多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来使对象虚化的倾向。这类诗作可以视为由主玄的山水诗至主禅的山水诗之接合部。" 文章又指出，"《辋川集》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并非有意证道之作，而是一组游览诗，但它又是一组含蕴了诗人深刻的心理积淀、文化积淀，因而将业已转化为诗人才性的禅的讲究刹那体验的思维形态，融入了即时即地心境的游览诗。也就是说，在诗人心物相缘的创作过程中，禅的意识，已不再是诗歌的外围成分，而成为诗心的内含成分，并熔炼了诗人的种种艺术素质，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引起了对山水诗诗体形式的新要求，从而又促进了五绝体势的发展。"
另外，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之关系的分析也颇为独到，作者首先指出，"南宗的顿悟性空之说对于王维观照自然的方式是有影响的"，"有助于诗人在欣赏自然时摒除烦虑和杂音"，"在虚静之中可以听到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感觉到平时难以觉察的动静"，写出了诸如《鸟鸣涧》这样的好诗；其次，王维还善于用丰满的色相渲染禅寺，如《游感化寺》"所有意象的选择都格调一致，色彩鲜明，富有宗教壁画的装饰趣味，从而构成了一幅金碧辉煌的梵天仙境图，生动地展现了佛经中描绘的极乐世界。"作者还指出，"将禅境化入多种风格的记游诗，以丰富山水诗的内容和表现艺术，正是王维对山水诗的重要贡献之一。"作者最后认为，"王维的空静之境固然是吸收了禅家涤清烦虑、自悟性空之说的产物，但也是他追求真淳高洁的审美理想融合在高度提纯的自然美之中的结晶。当他晚年在长安'唯以禅诵为事'，丧失了生活情趣之后，即无好诗，亦可足证对禅境的体会并不是王维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
六、其他题材的诗歌、诗歌体式和文赋研究
边塞诗和其他题材诗歌 在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送别诗和应制诗，但是学界对王维这些题材的诗歌的研究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远逊于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研究。
就边塞诗的研究而言，主要有张清华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从仁的《论王维的边塞诗》、马秀娟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志清的《王维边塞诗雄悍慷壮的人格塑型――兼论鲍照的影响》等。
其中张清华文首先从内容上分析王维的边塞诗，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同时指出其艺术上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意境新颖，皆出常境，诗中有画，画中寓情。
王文认为，王维的边塞诗反映了游侠少年豪情和边塞将士的英勇奋战，表现出作者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感；唱出了高昂、奋发的时代强音；抒写了壮士有志难酬、将军有功不赏的情怀；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军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寄托了寒士阶级的愤懑不平。王文还以开元二十五年王维赴凉州为界将其边塞诗创作分为前后期，认为后期创作主要表现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刻画边塞风光，开出了新的路子。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上，王维曾尝试从各种体裁写边塞诗，他较多地运用七古写边塞题材，是由四杰走向高岑的一个环节；以七绝写游侠、边塞生活，也是王维的创举。其七律亦有雄阔一路，还在边塞诗中表现出描绘人物的特长。
马文对王维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分析和张文、王文大同小异，对艺术特点的论述着眼点则不同，主要从写景与状人两个方面分析。在写景方面，该文认为，王维前期创作的边塞诗中就已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只是与山水诗不同，表现的是阳刚美："体现在境界的阔大雄浑，气魄的宏伟奔放，笔力的刚健苍劲，读之令人感奋，催人向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状人方面，其边塞诗不少是"以描写人物活动为主体的，景物描写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活动的场景而处于从属地位"，王维写人物的方法是"常常用最省净的语言，抓住人物的某一典型活动，寥寥数字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又"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还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借助于典故刻画人物"。
有关王维送别诗的专论目前似乎只有师长泰的《虚实变换 情味俱深》。该文着重探讨了王维送别诗的艺术特色：一，抒情与写景的融合，王维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南北朝送别诗借景烘情的传统手法，创立了融山水描写与抒发别情于一体的送别诗的新格局；二，实境与虚境的变换，唐以前的送别诗侧重于实境的描绘，而围绕着送别时的所见所闻来抒写别情。王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把送别诗的境界拓展到别后的山程水驿之中，造成了送别实景与别后虚境的变换；三，借地形以叙行色。
对王维应制诗进行专门探究的文章也只有维治译的日本学者入谷仙介的《王维的应制诗》一文。该文主要以应制诗为中心就王维宫廷中诗进行探索，作者认为王维应制诗大体上也是充满了祝福皇帝的昌盛荣华的文字，与其他诗人情况没什么两样，但他仍能试着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手段。
王维诗歌体式研究 朱湘的《王维》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对王维的各种诗体一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王维在古体中五古长似七古，绝句中五绝长似七绝，律诗中五律长似七律。这种工短句而不很工长句的事实并非偶然的，它与作者的文体间是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作者的文体是一种重神韵的文体，讲究暗示而不讲究直叙，着重弦外之音而不着重于言尽于辞，所以短句成了他的得意的工具，短句再加短篇，所以王维的五绝独擅今古。文章又指出，王维的五律诗中写一种清超的风景，与五言绝句中所写的充满禅性的幽景不同，而王维的七言古诗可以当得"平稳"二字。
在朱湘文发表之后将近六十年时间内，未见有人对王维的诗歌作专门的分体研究。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些分体裁研究王维诗歌的专论，如王志的《试论王维五言山水诗的意境美》、韩宪臣、毕宝魁的《王维乐府诗初探》、张明非、陈列的《从王维五古看唐代五古诗的嬗变》、张传峰的《论王维的七律》、邱瑞祥的《论王维五言律诗的情感倾向》、《王维的古体诗与盛唐气象》、《论王维的七言律诗》、〖日〗入谷仙介的《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等。
其中，韩宪臣、毕宝魁文认为，王维早期的乐府诗首先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足以显示出他是位文字巨匠；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反映了他青春时期的精神风貌；其乐府组诗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第一首歌咏实景，第二首以下则为适合座中客人的要求而展开想象进行虚构，不象一般组诗那样，仅把大体上相同情趣的几首作品并列起来。王维就是在易懂的乐府诗篇中尖锐地揭示出华美的外衣中裹藏着的精神世界，委婉地抒发自己的情怀。
张明非、陈列文则认为，在盛唐诗人中王维是较早对五古进行探索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概括起来说大约有以下特点：一，建安江左，兼容并取；二，熔铸陶谢，益以风神；三，借鉴近体，运律于古；四、因为王维处于五古的转折阶段并促进了五古的转变。所以，王维在唐代五古转折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
邱瑞祥前文认为，王维古体诗中积极入世情怀显露出雄浑博大的诗境和刚健流畅的风格，这些正是盛唐气象的积极产物和代表风格；中文认为王维的五律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倾向，表露出儒家的中和之美；后文则认为，王维在七律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拓展的过渡性人物，是通向杜甫七律的桥梁，具体表现为：表现领域的扩大；极力塑造高远的诗歌意象；追求章法的变化。
入谷仙介文则提出了他在对王维诗歌日译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早期乐府诗的一些用典的问题，目的是要探讨王维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典故的，进而重新看待青年时期的王维。
王维文赋的研究 王维不但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同时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文赋。但学界对王维文赋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专题论文主要有陶文鹏的《论王维的文赋创作》、张清华的《王维的文赋》等。其中陶文鹏文指出，王维的文章中，有少数是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形式上，绝大多数是唐代风行的"时文"即骈文，但他能骈中见散，既保持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的特色，又具有语言流畅、气势充沛的散文美，显示了由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迹象。他的不少以送行为题材的作品，都在篇末生动地描写送别时的环境或别后行人旅途中的自然景色，寓情于景或景中含情，使文章摇曳生姿，富于诗的深远意境。这是王维文章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七、王维与孟浩然和其他诗人之比较
王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艺术成就，和他对前代、同代诗人的广采博取是分不开的，所以本世纪也产生了一些将王维与前代、同时诗人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
与孟浩然之比较 就王孟并论的专著而言，主要有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王从仁的《王维和孟浩然》等。
杨著主要说明了王维和孟浩然的种种相异之处，如他指出，两人虽然同是描写田园的，但情调却截然不同，"浩然有时毕竟还要高呼直喊起来"，而王维"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入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王维的诗"与孟浩然一同读起来的时候，真会觉得一个是怎样爱静，一个在静中总是带着一些动的"，至少孟浩然"心中一些不平之气，常常会在字里行间发吐出来的"；"王维的写景诗大多是静的，是客观的，浩然却是动的，是主观的。一个是竭力避免自己的影子放到诗里去，一个却喜把自己的影子和诗篇去混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