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心昌前文首先对李白现存的七律数量进行了统计和考辨（实为9首）；其次，概括了李白七律的艺术风格："任意挥洒，一气流走，吐词天拔，句挟清音，无意于律而自成格律"。对于李白七律中的失律现象，作者的解释是：盛唐七律，主要讲体格风神，规范法度，或通篇匀称，句律典重，或尚华藻秀异，音调朗润，而李白和崔颢的七律，则从乐府和歌行而来，故常于规矩绳墨中杂以古调，律法稍疏。
本世纪纯从诗歌声律的角度研究李白诗歌的成果更少，主要有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日〗坂井健一《李白诗谐韵考》。其中鲍明炜文属于纯粹的音韵学研究。而坂井健一文则在分析李白诗歌用韵的基础上，注意到了声韵与李白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李白诗歌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所谓雅言。李白在中古汉语中，对于音节数方面，抽掉－ng组字，而最多使用的是－n组字。这是李白诗在谐韵上的一个倾向。从这一过去多被忽略的侧面，可以重新看待李白诗词，并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李白诗词特点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还有朱易安的两篇探讨李白诗歌形态的论文：《拆碎七宝楼台――李白诗歌形态研究之一》、《韵律和意象组合》。前文将李白始终的含有相同语词的句子进行纵向排列，从中发现了李白诗歌形态的某些规律和模式，并由此看到了其诗歌在特定语境下所表述的深层意义。作者认为：语词的有效选择，是李白诗歌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后文想就韵律与意象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探讨其在共构李诗形态中的作用。该文也指出，李白诗歌在用韵上体现了十分娴熟的技巧和严谨性。以他的五言诗作统计，极少有押本韵而出韵的例子，甚至于七言诗和杂言诗中通韵的例子也不多。所以，一般认为李白不愿受到太多的声律拘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作者还指出，李白诗中的意象组合，"往往呈现出模糊的拼凑和搭配，却又能产生气象非凡艺术力量。"
六、《蜀道难》作意和主题讨论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作，但是对于其作意和主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世纪初以来，李白研究学者或沿用旧说，或对旧说加以补证，或对旧说提出商榷、自立新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玄宗幸蜀说 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持此说，该文假定《远别离》不是天宝初年后作，是咏幸蜀，那么《蜀道难》也可类推了。二诗大约在玄宗出长安后作。"李白起初听见谣言说明皇生死未卜，才作了远别离。忽然得了确实消息，才知道他是去四川，大吃一惊的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下又说一大篇咨嗟太息愁眉不展的话，都是抱怨唐明皇千错万错，不应该去四川。"王瑶在其《李白》中也认为："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曾经见过这诗，但这传说亦不可信；它开头就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而李白并不是由蜀中至长安的。"" 和李白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看，应以萧说为是。"俞平伯的《〈蜀道难〉说》也同样认为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最可信。他认为《河岳英灵集》殷璠序说"此集起甲寅，终癸巳"不可靠。书名既为"河岳英灵"，所收当是已逝的作家，云"终癸巳"，其时太白尚在，离他卒年宝应元年，相距甚远。今本《河岳英灵集》是否殷氏之旧，或有出后人附益处固不可知。此说后来附议者寥寥。
送友人入蜀 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认为，《蜀道难》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俱是先后之作"，"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蜀道难》，敦煌写本诗选残诗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阴铿《蜀道难》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所以其旨意当是劝告友人，谓功名不可求。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据《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推断《蜀道难》的作年至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前，证明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不可信，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途艰险和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咏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 樊兴在其《〈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中认为，《蜀道难》是天宝元年李白刚到长安时所作，它主要是歌颂了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后来王启兴的《〈蜀道难〉新探质疑》也认为《蜀道难》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康怀远的《〈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则认为《蜀道难》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重点是表现"蜀地之险"，别无寄托。乔象钟的《李白〈蜀道难〉补议》认为，从前人的文学作品看，咏叹蜀道难者，远不及歌颂锦城乐者更为热烈；而蜀道，在蜀人的眼中，又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道路，李白作此诗就是对这条奇光异彩道路的描述。
仕途坎坷 郁贤皓在其《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认为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见贺知章，写《蜀道难》寓功业难成之意。稍后安旗撰专文《〈蜀道难〉新探》，明确提出此说。她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是李白首次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作者经历一番大幻灭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因而它是对唐王朝的阴暗面的揭发和批判，认为从李白惯用的艺术手法看，《蜀道难》用比兴手法，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蜀道难〉求是》、《〈蜀道难〉新笺》、《我读〈蜀道难〉》等文章，继续申述其对《蜀道难》寓意为仕途坎坷的说法。另外，柯昌贵的《说〈蜀道难〉的主题》也持此说。
隐喻黑暗现实 姜光斗、顾启的《〈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一文，认为该诗的主题应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仕途艰险的社会现实。黄东黎的《〈蜀道难〉新辨》认为，《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间。是李白奉诏进京初的作品。它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夜，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险，深刻地揭示出盛唐时代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钟元凯的《〈蜀道难〉――天宝治乱转关的缩影》。
多重寓意说 袁宗一的《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则认为《蜀道难》作于天宝三载春，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仕宦之途失败后，借友人入蜀之机，描写入蜀途中的险阻，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备受屈辱的愤懑，以及当时社会阴暗面所引起的种种思想感情。
七、李白文研究
本世纪从整体上探讨李白文思想和艺术的的专题文章主要有：刘忆萱的《李白古赋的艺术特色》、哉伟华的《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王定璋的《李白文章管窥》、管士光、刘忆萱的《李白的散文》、牛宝彤的《清雄奔放的李白文》、《略谈李白文章的艺术成就》、朱金城的《论李白的散文》等。
其中管士光、刘忆萱文认为，"李白的散文能用挥洒自如的笔触揭示自己的理想，挥斥内心的幽愤，好象在与读者促膝倾谈，豪放爽朗中带有凄怆悲愤之气，这与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金城文探讨了李白散文与传统散文之间的继承和革新。他说，"李白的大赋虽脱胎于汉赋，还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诸子的笔法，尤其是《庄子》、《山海经》、《淮南子》等在创作题材和手法上都启发过作者。"而李白的小赋虽然"模拟了南朝江淹、庾信的等人的抒情小赋"，但"已经全然不是那种沁人心骨的冷色调和精雕细凿的风格"，"而字里行间仍时时透露出清新自然的气息"，"它具有后者所没有的开阔气象以及一贯到底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而李白的书表序记大部分用骈散相间的文体写成，"文中雄浑开阔的气象，跌宕转折的文势，典赡高华的风态和清丽自然的语言，则综合体现了盛唐文学的特色。"作者指出，李白的散文还具有"以诗为文"的特点："即使是说理性的文字，也采用抒情色彩很浓厚的方法来表现，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所谓主气、不主意，主情、不主理的艺术方法，直观上增添了他的散文作品的文艺性。"
牛宝彤文则指出，李白文在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就：第一，清雄奔放；第二，以诗为文；第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富于变化。作者还认为，李白对于屈赋的优良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使李赋在唐代文坛"复古"革新的浪潮中前进。李白赋是由六朝俳赋、唐初律赋向唐宋文赋过渡中的产物，曾起过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另外，牛宝彤的《李白文选》，是目前唯一一部李白文的选注本。
八、李白文学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多是在一些文学批评史、李白研究专著中进行的。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指出，李白"清真"的文学观，"是从他的道教思想一贯下来的"，"李白由道教的'自然'观念出发，而爱淳朴"。而专门探讨李白的文学观念、创作理想的文章则很少，主要有董维藩的《李白对于文学的观念》、萧望卿的《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等。萧望卿文指出，李白以复古自任，复古的精神贯彻在他的思想和作品里，但他的复古实在就是新变。他不仅接受了汉魏使得格式和精神，且兼揽了六朝和隋唐的精华，来挽救浮艳的颓风而创造新诗。李白的艺术思想承袭老庄，特别是庄子，他尚淳朴，轻视技巧，排斥虚饰，而企想回到自然。
五六十年代，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的专论更少，只有俞平伯在《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一文中涉及到此。作者并没有从字面上理解李白有关文学创作的观念，他指出李白在此诗中的有些说法是夸大的，有些必须结合其创作特点来理解，如李白所谓的"复古"事实上在创新，而"绝笔于获麟"则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提倡。
七十年代末以后，研究李白文学理论和审美趣味的专题论文才开始多了起来。如罗宗强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审美理想蠡测》、乔象钟的《李白的诗论及其艺术实践》、杨海波的《论李白的文学观》、王运熙的《李白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罗宗强文指出，李白的诗大都是经过提炼，自觉追求自然的美。作者不同意前人所说的李白提倡复古的观点，也不同意说李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着眼点只在反对绮丽，提倡"清真"，而后者又是李白的文学思想的核心。王运熙文则指出，像对宇宙、人生、政治的看法那样，李白的文学观也是受儒、道两家影响为深。他接受老、庄思想影响，强调诗歌应当写得清真自然；同时又继承儒家积极入世、关系现实的传统，主张诗歌要有兴寄，触及时事。对于前代遗产，他主张多方面地广泛吸取其有用成份，使创作达到文质彬彬境界。面对楚辞以后当时文坛的复古思潮，在某些言论中强调要恢复《诗经》古雅的传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存在笼统贬抑的偏激倾向。但在更多的场合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对屈赋、建安风骨给予极高评价，而且还对南朝一些杰出诗人发出由衷的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