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文学概论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唐代文学概论 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其中朱炳煦著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胡怀琛等著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著前进了一大步。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准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著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准，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准，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钟、陈铁民著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咸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了。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制的完成"单列为一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著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由于编著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家的生平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所以这部书并不仅仅是把学界已有的文学史考证成果的汇总，其中更体现了编著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尽管编著者们认为，这部书还只是一种编年性的资料"长编"，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已经使有心的读者能够利用本书较为丰富的资源，描绘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已经开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
众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除了有自身的规律，还和当时的一些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加上本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较大。
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之关系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种说法，历代都有人赞同或反对。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囿于此论，援引《全唐诗序》所说"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者引《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得出唐代开国以来就以诗赋取士，所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这样的结论。
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些学者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中，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和辨析，论证了唐代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龙至开元年间，从而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象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针对皇甫煃文的这种观点，王水照又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中进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诗选·前言》中所说的"进士科的发展与庶族的勃兴相联系，主要指唐中叶以前的情况，尤其对盛唐、中唐诗歌高潮的影响至为突出"，然后针对皇甫文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开元年间而定型于天宝之季"的论断，认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是包括诗在内的，因此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初唐诗歌的初步繁荣和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不错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时大多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作更深细的资料考证工作。所以产生了一些资料翔实、考证谨密的考论结合的论著，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的《唐诗与科举》等。
其中程千帆著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他说，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在创作上的才能和成绩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较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国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最后指出，科举制度是唐代以来采取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是强化期政权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总之，此书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新的启示。
在程千帆之后对唐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体现在论文《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在这些成果中，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清理与辨析，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此时唐诗已经经过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开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这样，作者就充分论证了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且，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制度对文学又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进行较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傅璇琮上述研究设想的实践，陈飞在十年以后出版了《唐诗与科举》一书。该书就是从唐代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及它和唐诗"品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科举士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的等情状作了较为深入、独到的剖析，同时还以大量生动有趣的史料实例，对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讨和阐释。与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该书除了具有学术性，还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专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其中较具学术深度者主要有：马积高的《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蔡川右的《唐代诗人与进士科》、任爽的《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尹占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陈飞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科举制度的外围生活形态――干谒风气的角度，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薛天纬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葛晓音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等。
其中薛天纬文指出，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入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所以该文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
葛晓音文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唐代科举制度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影响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过对初盛唐一百多年间朝廷用人标准变化的详细考察，认为在科举和荐举中逐渐形成的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准，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还从初盛唐文人种种干谒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然而从初盛唐文人的干谒诗文来看，这种风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启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初盛唐文人在干谒中不但力求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现出高谈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个人才能的强烈自信，反映了文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以及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盛唐诗歌乐观开朗的基调正是由这种精神风貌所决定的。干谒对盛唐诗歌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缺乏世故的下层文人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灭后的激愤，尤其是布衣对权贵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诗的基本主题之一。此外，干谒作为向先达者自炫才能的一种方式，往往要进献诗赋。特别是在唐初到神龙年间进士不试诗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干谒成为文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过了进士试。葛晓音此论解决了前此学界一直无法说清的初唐时期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的问题。
唐代文学与幕府、使府之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在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幕府、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伟华取得的成果为最多。
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该书首先对古代幕府制度作了一番研究，阐述了唐代幕府之盛与文人积极入幕的原因，认为唐代幕府的兴盛与节度使相始终，尤其是方镇的出现使其成为常置，方镇长官大量网罗名士入幕，加上科举制度并不能使士子们如愿以偿，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隐士等等均通过因人请托、以文干谒、献计献策等方式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该书重点探讨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坎坷而丰富的幕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显示社会，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广袤的自然，从而创作出了无尽数的优秀作品。不仅诗歌，四六骈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与幕府也有至为紧密的关系。作者指出，既然社会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迹幕府，不得不对章奏之学进行钻研。章奏之学的蔚然大盛，则必然影响到当时文学的风气。人们在研究古文运动时，对古文运动以后何以古文写作难乎为继，古文何以不会取代骈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显然幕府的兴盛与文人纷纷入幕为章奏之学，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样，广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对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讲述、记录、传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阵地。中唐以后，传奇创作渐盛，这与中唐以后幕府的兴盛也是分不开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后，戴伟华又搜集整理了相关的事类材料，编制了《唐代方镇文人创作编年》，进而直接对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攻坚，终于在几经磨砺之后，推出了《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结合的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吸收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而是自己动手，对现有的方镇幕府制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通过对方镇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发现"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传统提法有失偏颇，认为大多数文人应是"先辟于方镇，次升于朝廷"，即经过"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再如，第三章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发现明人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书作者也未囿于传统的线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编制了《文学家入幕地点简表》，然后根据统计数字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况，发现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从文学家占籍来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问题，作者从各个角度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同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种心态。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中，他开始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被忽视的区域文化。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作者揭示出权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个从正面多次肯定楚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缘于他对楚文化的关注，而这又和他长期在楚地为幕的经历分不开。另外，作者还论述了使府文人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这些都使唐代文学的表现题材得到了开拓、文学语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向为人所忽视、误解的文学史问题。如学界通常在解释盛唐边塞诗繁荣原因时，总是喜欢说盛唐文人多有赴边入幕之经历。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数据对比后指出，"所谓盛唐知识分子赴边为一时风气的表述是错误的"。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仕进的关系。盛唐国力强大，政治开明，给士人提供了多种出路，科举考试外，有献文入仕，有因人举荐入仕等。入边取军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对武职僚佐更为实际，而且边帅的荣宠并不一定就能带来部下的升迁。第二，与游边的关系。盛唐人喜游历，游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唐人游边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冀、河东一代。第三，与个性的关系。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这些分析不仅细入，而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作者在对唐代幕府中府主与幕僚均喜说闲话、讲故事的现象细致考察后指出，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行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并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当为幕府宾主之间的谈故事的记录，据书中提及的时间推论，大概是在淮南、东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张读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铏的《传奇》，成书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彦休编《阙史》在中和四年高骈淮南幕府；刘山甫《金溪闲谈》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后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实与幕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传奇生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唐人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新颖而又辨正的。
三、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有唐一代儒、道、释并存，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也是唐代文学之所以空前发达繁荣的一个外部原因。所以，本世纪学界不仅对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研究，还对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唐代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其他世俗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相当的影响，本世纪涉及这些问题的成果有不少。
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主要从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恕铭的《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任铭善的《唐学》、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
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注重分析唐代文学的文化品格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对于唐代文学之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就宏观研究而言，主要有刘修明等的《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孙昌武的《唐诗与文化的积淀》和葛晓音的《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等。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唐诗繁荣原因时，都要论及当时文化开放的大背景。史学家们也在探讨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般人心目中也形成了唐代是一个国际化社会的印象。但是，葛晓音在全部初盛唐诗里将"胡化"的影响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却意外地发现：除了岑参作于西域的边塞诗以其异域情调和新奇风俗为盛唐诗开出绚丽多彩的一块领地以外，可资说明"胡化"对诗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很少。作者在经过对唐代中前期文化史的重新考察后指出，大唐建国以后，在前期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既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汉化的进程，以建设本土文明，又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坚持以中华礼教作为胡汉文化交流的主导，广泛而有节制地吸取外来文明，从而达到了全面开放的极盛时期。以往学界在阐述唐代社会胡化的问题时，只注意各种具体例证的搜寻，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而唐前期文明以华化为主导的倾向，正是初盛唐诗人描写境内胡俗的作品很少的基本原因。作者最后认为，只有分别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才能找到盛唐之所以成为最开放时代的根源，并为我们今天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而言，本世纪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在一些重要的作家身上，人们比较喜欢分析王勃、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著名文学家，和唐代的文学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与儒家思想之关系，还喜欢探讨唐代的文学理论、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从宏观角度分析唐代文学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成果虽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陈选公的《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等，均对儒家思想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细入的分析。
其中葛晓音文通过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过程和开元礼乐雅颂大盛的局面，及其对天宝时代思潮的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初盛唐学术发展的走向，盛唐两代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人们更透彻的理解盛唐诗歌革新的思想中强调大雅颂声的深层背景；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复古思想的实质和局限；元结、杜甫诗歌中雅颂与讽刺并存的原因。而文儒合成复又分化的过程，正与开元诗歌中统一的时代精神至天宝开始分裂的过程同步。所以，作者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观察盛唐诗歌演变的根源，当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军著会通文史哲，运用宏观与微观向结合、考证与分析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作为唐代文化中最重要一部分的唐代文学。该书不是缕述纷纭复杂的唐代文学现象，而是探微抉奥，阐发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作者认为，隋唐两代四大文化主峰是河汾之学、贞观之治、杜甫诗歌、古文暨儒学运动，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重大挑战，从而创造文化主峰推动文化发展。唐代文化之盛的主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发明、发展、利用；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精神；唐代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人性精神，唐代文化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仁，因而唐代文学最富有人情味，最受人喜爱。不仅李杜诗、韩柳文等文学作品富于人情味，就连一部《贞观政要》也读起来亲切动人。唐诗是唐文化的主流所在，便成为唐文化人情味的优势所在，而人情味的根源就是仁。从该书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唐代文化、文学的心得体会归结到一点，便是：在唐代，中华民族乃是由于发扬光大了固有的优秀文化，自本自根地挺立自己，才能抉择当时的合理政治方向，奠立深厚的国基，形成强大的国力，创造辉煌的文化，同时又气象雄阔地兼容外来文化而摄取营养，从而壮大自己，使大唐文化光耀五洲。而唐代文化的这种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与近代文明相结合的逻辑前提，亦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逻辑起点。
陈选公文则指出，唐代文学与唐代的"文德"政治有着必然联系并受其双重规定。唐代文学始终是在儒家文化规定下展开并完成的，故而从内部精神内涵到外部形式表现都呈现出充分的儒家文化的性格和特征。唐初文学精神高度理性自觉，已把克服不合乎"雅正"的文风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儒家文学的理性精神已经完成，要将它下降为一般文人的自觉意识和普遍文学现实，尚需一个过程。王勃、杨炯等人已有了这种理性的闪光，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逐渐显示出儒家文学精神已实现了理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最迟到中唐时期，文学在本质上、功能上、风格上以及现实品位上已全面实现了"儒家化"。中唐时，儒家文学规定已转化为文人们的自身素质，精神由理性状态转化为人格状态，"文学"成为这种人格状态的自然呈现。韩愈、白居易等人已使文学的"风雅比兴"在理性上的精致纯正和感性上的"法度森严"达到了完美融合，从而完成了唐代文学的一代"王法"。文学的辉煌恰是"文德"政治的应有结果，这一点大抵可视为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答案。作者同时又指出，儒家文化规定并不是唐代文学所接受的唯一或全部的文化规定。唐代文学同时还吸收了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前朝文化甚至还有"四夷"文化。唐代君主对待异端文化的态度，是既允许其存在，又有所限制。限制规模，控制介入"政体"，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包容"，故而异端文化始终未能动摇儒家文化的统治和主导地位。相反，它们的存在和融入，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更新，更具有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探讨了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肖文苑的《唐诗与娼妓》、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林继中的《"诗园"：豪门里的诗――"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二》、孙立峰的《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董乃斌的《唐人七夕诗文论略》、程蔷的《唐人巫术观的文学表现》、程蔷、董乃斌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等。
其中董乃斌文指出，世上没有人可以不与民俗生活发生关系，世上没有不包含民俗内容、不烙上民俗色彩的社会生活，应该说民俗生活才是诗人作家汲取创作素材的真正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极其丰富有趣的民俗史画卷。而由于作家内在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利用民俗生活素材时又形成了创作上的千姿百态。
程蔷、董乃斌著在断代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对唐代民俗状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该书是从民俗传统对于作家修养养成的巨大作用的角度，重新审视作家和作品。所以它既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又是民俗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是从民俗视角研究文学史，即民俗学与文学史研究两门学科交叉的一次有益尝试与实践。
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在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时，多侧重于佛教对敦煌文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对佛教与唐代一般文士和文学作品之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又以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学者的成果最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孙昌武就开始对唐代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且结集为《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和《禅思与诗情》等论文集。
孙昌武在借鉴佛学研究界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某些宏观性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唐代，佛教影响文学之广泛与深刻，非其它朝代可比，这主要表现为：一，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唐代文人接受佛教义学，理解更为深入，他们往往更注重教义的探求。二、认识论。唐代佛教的许多宗派都注重对"境"的研究，这里包含着不少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如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和相对性；名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形象在认识中的地位等等。这都给文人们以启发。唐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借鉴和汲取了佛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三、创作题材和主题。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取自佛教故事，诗歌方面则以禅理入诗。四、文学体裁。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象变文这样新的文学体裁。唐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佛典譬喻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方面，如唐代的议论文字，对佛典和儒人的论辩文字有所借鉴；而佛典的偈颂则促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五、语言与修辞方法。佛典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进而影响到文学语言。佛典文字的恢闳的想像、巧妙的譬喻、大胆的夸张以及排比、重复等修辞方法，对中国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孙昌武对唐代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与佛教之关系作了一些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论皎然"诗式"》、《唐代文人居士与维摩诘》、《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等。
和孙昌武喜从宏观着眼、将佛教与唐代文学进行比照性研究不同，陈允吉则力图在深入钻研佛典、佛教史的基础上，澄清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前人未能解决或含混不清或理解有误的个案问题。他的一系列探讨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的论文，能够抓住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的难点、疑点，从佛教的角度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切实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论王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略辨杜甫的佛学信仰》、《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李贺与〈楞伽经〉》、《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等。由于他具有可贵的钻研精神，和翔实的材料作基础，加上锐意创新的治学品格，所以这些论文大多在详细、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其结论往往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信服。
除了孙昌武和陈允吉，另外一些学者也对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徐季子的《般若学与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黄新宪的《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周裕锴的《禅宗与唐诗》、郭绍林的《唐代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影响》、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 八十年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道教与唐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对"会真"二字的详细考证，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对《辛平公上仙》这篇道教色彩极浓的小说的本质的把握；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曹唐游仙诗所受道教神仙家思想的影响的探索。
但是这种可贵的探讨中断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学者开始注意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而在这些学者中，又以葛兆光和钟来因两位学者取得的成绩较大。
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是较早论及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的著作，他在该书中首先探讨了唐五代时期士大夫与道教的交往及士大夫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变化，认为初盛唐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士大夫们对道教具有迷狂的信仰，而唐宋期由于士大夫们的信仰使得唐宋文化和道教出现了三种演变趋向：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鬼神与封建伦理的联姻。该书还着重论述了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认为，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思想、题材和形式方面，而是在于艺术思维与艺术情感方面。"它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如果说《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还只是在总论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系时论及唐代文学，那么，其专著《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及其系列论文《道教与唐诗》、《瑶台梦与桃花洞――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则是专门探讨道教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其专著《想像力的世界》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较为全面论述道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的论著。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对其《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最末一节的修改、加工和扩充，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唐代小说、诗歌、词的关系。其《道教与唐诗》一文则对唐朝各个时期诗歌创作与道教之关系作了俯瞰式的描述，对唐朝各个阶段崇道的诗人作了简练的介绍。第一节指出道家给中国诗人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思维习惯；而道教却带来热烈迷狂的情绪，形成追求绚丽谲诡、驰骋想象的思维习惯。第二节认为唐诗富于想象，除庄、骚影响外，还与道教"存想思神"有关。第三节论述道教鼓吹长生及享乐，使诗人心灵骚动强烈。第四节，论述安史之乱粉碎了士的幻想，诗人心态也起了重要变化。第五节专论晚唐意识形态的变化。其《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一文则又是在《想像力的世界》一书对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论述中基础上的一个深入，分析的重点是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受到道教语言"古奥"、"华丽"风格的影响，唐诗就显得有点"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欢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总之，作者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
相对说来，钟来因则偏于对唐代一些作家作品与道教之关系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他先后发表了《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杜甫的病、药及诗风》、《杜甫与道教》、《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再论杜甫与道教》等论文。他在受到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的启发之后，从学习《道藏》开始，进而发现义山爱情诗的手法以及遣词、取典，都跟《道藏》有关。在《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中晚唐如痴如醉的崇道风气。这一风气使诗歌的发展趋向起了巨大变化：在内容上，多写爱情；在风格上，趋向绮丽隐晦。在论述李商隐在道观为何成为他写作爱情诗的黄金时期时，该文指出：首先晚唐道教鼓吹纵欲，社会风气急剧的变化，自然波及深山古观；其次，道教内外丹两大流派，都与房中术有关。道藏经典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李商隐；第三，晚唐道观，有美丽年轻的女冠，有的还来自宫廷，她们能歌善舞，风流浪漫，这样，道观成为风流之地就毫不足怪了。在论及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时，他又指出：（1）李集中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2）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谲怪、隐僻、晦涩、精深的风格；（3）义山深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坎坷的经历中，在恋爱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