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律、七律研究 五律和七律（包括五排和七排）历来被认为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所以学界对杜甫五律和七律的研究也最为深入。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马茂元的《思飘云外物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郭绍虞的《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诗的拗体》、叶嘉莹的《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钟树梁的《论杜甫的五言排律》、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五律》、《论杜甫蜀中的排律》、《论杜甫的排律》、万云骏的《试论杜甫的七律》、牟怀川的《试论杜甫的排律》、马承五的《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孙琴安的《论杜甫所开的三派七律及其影响》、苏为群的《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赵谦的《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孙琴安的《关于杜甫五律诗评价》、李华的《简谈杜甫的五言排律》、孟昭诠的《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欧凤威的《略论杜甫排律仄韵律的特色》、王硕荃的《论"子美七言以古入律"――杜诗拗格试析》等。
其中，马茂元文指出，唐代的七言律诗，到了杜甫，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对杜甫来说，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时期。作者认为，盛唐诸家七律以兴趣情韵见长，但到杜甫手中，模写物象，抒发性情，"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一变而为巨刃磨天，金鳷擘海的壮观。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三者融合无间，构成了杜甫七言律诗独特风格的基本特征。郭绍虞文也认为，"律诗的律到杜甫而细，他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又能在平仄律中在参以双声迭韵之美，所以'细'到极点，可是律诗之拗也到杜甫而极，别人只做到变格，他则创为拗体，这才是他的不可及处。"叶嘉莹将杜甫一生的七律创作分为四个演进阶段：一是天宝之乱以前的作品，此时数量最少，成绩最差，内容也与一般作者一样，也仍然是以酬赠及写作为主，技巧方面没有什么开创与改进；二是收京以后重返长安时期的作品，此时杜甫对于七律一体的运用，已经达到运转随心，极为自如的地步，另外，他也更为扩大而且加深了诗中情感的意境；第三个阶段，是定居草堂时期，此时杜甫从纯熟完美转变到老健疏放；第四个阶段是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作品，杜甫此一阶段之七律，对格律之运用，已经达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的地步，不过，一种是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另一种是表现为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作者又认为，杜甫在拗律方面的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方面成就的更可重视，而是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便是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金启华前文则将杜甫一生的五律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一一阐述其各阶段五律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后文将杜甫蜀中的排律分为成都和夔府两个时期，而夔州时期是他排律的的高峰期。万云骏文则认为读杜甫七律可以分阶段，但不能过分拘泥，强分高低。苏为群文指出，杜甫的七律除了在思想内容、意象境界、情趣格调上有着全新的开拓，具体的语言技巧和写作手法也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如他的七律起句富于创新，中二联写景往往以情间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迹；善用双字叠字，体物贴切，描摹工巧；善用转折语，等等。赵谦文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杜甫五律艺术结构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把杜甫的五律艺术结构归纳为起兴结构、客观结构、双线结构、绾连结构、比较结构、意象链结构等形式，并对各种形式结构的审美功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另外，陈友琴《长短集》中"诗文短语"有一则是论"杜甫五言律诗的错综变化"的，作者认为，杜甫的五律"不但气势雄浑，而且韵律精细，在意境上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又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还有不少由广阔的自然界忽转到人事琐屑的"，这些都是杜甫讲究错综变化的巧妙手法。
古体诗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古体诗的研究兴趣虽然稍弱些，但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辛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杜甫古体诗的文章则有：王锡臣的《论杜甫的七言歌行的特点》、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七古》、西鲁的《浅谈杜诗七古押韵艺术》、金启华的《论杜甫五言古诗（一）（二）》、黄玉顺的《杜诗古体叶韵考》、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马承五的《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等。
其中，金启华前文从题材和艺术手法上对杜甫七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其取材是极为广阔而又丰富，几乎包罗万象；写作技巧，更是千门万户，变化莫测；其谋篇，有长篇巨制，短制组诗，有的工于发端，起得突兀，有的承转递接，曲折多变，有的收尾袅袅，韵味不绝；其用句，有时以散文出之，明白如话，有的以律句出之，凝练铿锵；其用韵，有时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有的更换用韵，愈转愈精；其风格，有的沉郁，有的豪放，有的幽默讽刺，有的含蓄委婉，也是富于变化的。其渊源有自，而又衣被后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七古诗中，确是集大成的。葛晓音文以极具说服力的统计和论述，着重探讨了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澄清了一些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如文章在重新界定"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指出，杜甫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共有31首。由杜甫开始形成的"歌"与"行"表现职能上的大致分工和杜甫明显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充分表现了他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其原因：一是初盛唐"行"诗较少，富有独创性的杜甫选择"行"诗来发展自己的特色很自然；一是受盛唐复古思潮的影响，杜甫比同时代诗人更自觉地将新题歌行与恢复古乐府传统联系起来。杜甫新题乐府在艺术上对于古乐府的继承和独创，表现在以高度概括的场景描写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对汉乐府单一叙事方式的突破和以古乐府神理创造新的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
专论杜甫古体诗的著作只有马重奇的《杜甫古诗韵读》一部。另外，王锡九在其《唐代的七言古诗》一书中也较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杜甫七古在体裁、内容上的拓新和艺术成就。
四、艺术渊源和影响
艺术渊源 本世纪上半叶专论杜诗艺术渊源的文章极少，只有梁实秋的《杜审言与杜甫》一篇。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杜诗艺术渊源的探讨稍多了些，如萧涤非的《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黄海章《对文学遗产继承的态度》、田本相的《转益多师是汝师――读杜诗随笔》、萧涤非、廖仲安的《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陈友琴的《略论杜甫对学习、继承和批评的看法》等。
其中萧涤非文着重讨论了杜甫对民歌的学习和借鉴，他认为杜甫不但有效地使用了民歌的体裁，而且成功地借鉴了民歌的手法，更大量运用了通俗的词汇，"这三方面的总和，造成了杜甫诗的一个特质，便是生动性与素朴性。"萧涤非、廖仲安文则更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杜甫对前人和当代诗歌艺术的学习和借鉴。他们指出，杜甫十分"重视《大雅》、《小雅》以及《离骚》中的那种爱国忧民、坚持正义的精神"，"也十分重视'比兴'"；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精神，进一步创作了《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并且树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传统；对于齐梁诗人，杜甫是有区别的，"沈约的诗虽然并不高明，但他是新体诗的创始人，谢朓、何逊、阴铿、庾信，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超越齐梁浮艳诗风的优秀诗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杜甫对这些诗人的赞美看作杜甫对齐梁诗歌的一般肯定"，"杜甫对前代遗产采取了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深入细致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外，杜甫对唐代和同时代诗人的评论，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他们还认为，"别裁伪体亲风雅"，主要是表明他在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主张，而"转益多师是汝师"，则主要是表明他关于诗歌的语言、音律、形式的主张。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杜诗艺术渊源的探讨更为深细了，相关的成果也更多。如，张志岳的《略论杜甫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继承和发展》、陶道恕的《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略谈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陶道恕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学习庾信艺术经验浅谈》、徐有富的《杜甫学习陶诗风格问题》、张明非的《杜甫与六朝文学》、陈一新的《到底不是陶渊明――漫谈老杜部分草堂诗》、程千帆等的《杜甫集大成说》、毛炳汉的《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黄珅《陶杜异同论》、邝健行的《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吴相洲的《庾信杜甫老成境界之比较》、杜晓勤的《庾信杜甫集大成之比较》等。
其中，徐有富文认为杜甫入蜀后所写大量田园诗的平淡简易、淡泊闲静的风格是学习陶渊明；而于恬静自然之外，又有激昂沉郁，是学陶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张明非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甫对六朝文学养料的汲取：首先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其次是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方面，第三是律诗的写作方面。陈一新文通过分析和欣赏杜甫的一些写于草堂的诗歌，说明杜甫这一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与陶渊明相似，思想感情也与他相近，"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但作者又指出，不能因此而认为二人对人生的理解、或在旷达的程度上已经渐趋一致。杜甫有一种积极入世，执着人生的精神，为了排泄内心的莫大苦闷，当闲适时道机自露，写出一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有理趣、无理语"的警句，"就诗论诗，固然绝妙，若就人论人，总不免扭捏作态，终逊陶令的率真，须知老杜虽极谙闲适之趣，奈何他非真正的旷达之人，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毛炳汉文认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是多方面的：首先，继承了屈原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成份，其次，继承了屈原的爱国思想，再次，继承了屈原的某些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和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词语的直接运用和点化上。毛文还指出，至今仍有人认为杜甫只是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屈赋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认为杜甫对屈原怀有成见，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黄珅文细致地考察了陶、杜之"真"在本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分析了他们在诗的境界、诗的景物形象、诗的风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吴相洲文认为，老成不是杨慎以来一直被误解的一种风格范畴，也并非泛指一切成熟的创作境界，而是指意笔纵横驰骋的、气势不同凡近的那种写作境界，老成是他们创作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在怎样表达意、兴，使创作臻于老成之境上，庾信和杜甫，有不自觉和自觉、浅和深、窄和宽、粗和细的区别。文章还从二人在创作上这种最高境界的对比，力图揭示出他们创作的同、异和成因。杜晓勤文也认为，庾信、杜甫诗歌集大成的过程具有相似性，他们基本上都是由崇尚绮丽、清新，向沉郁、老成发展的，而他们之所以最终能超越时人，集诗歌艺术之大成，又主要得益于他们后期精神境界的升华。但是，他们对儒学精神的理解并不相同，这又影响到他们诗歌集大成的程度及成就之大小。
杜诗在后世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前，有关杜诗对后世文学影响的文章寥寥无几，主要有高熙曾的《杜诗给予南宋爱国诗人的影响》和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的影响》、金启华的《杜诗影响论》等。
高熙曾文指出，杜甫的伟大成就，首先在于他以高度的艺术力量表现了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时刻关怀。他的不朽的爱国诗篇，不仅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八世纪封建社会的现实和时代精神，而且一直哺育着历代爱国诗人，成为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精神支柱。这种影响，在南宋时期和明清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该文主要阐述了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从杜诗中汲取的营养和力量，认为他们首先为杜诗中高度的政治性所感染，而且还开辟了新的诗歌境界，创造了新的语言风格；第二，他们从杜诗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教化"、"六义"，并以此来充实自己诗词中的爱国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内容；第三，他们在汇成南宋诗的时代风格前提下，各就杜诗，学其一体，加以革新，便形成了南宋诗的各个流派，以便尽可能地完成时代给予他们的艺术使命。萧涤非文则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两方面探讨了杜甫对后世的影响，他认为，杜甫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杜甫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并开拓了中唐以后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使现实主义倾向在此后的诗歌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杜甫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诗人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大的；第三，杜甫还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优良传统，教育了、激励了后代，特别是当外族侵略、外族统治时代无数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杜甫艺术创作方面的影响也有三点：第一，杜甫创造了"即事名篇"的办法，为后代诗人创作现实主义的诗歌广开方便之门；第二，杜甫大量有选择地采取口语入诗，丰富了诗的语言，加强了诗的表现力，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巨大的；第三，杜甫忠实于艺术创作的态度，为后代诗人、文学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金启华文认为，自中唐以来，直至明、清，历代诗人之受杜甫影响是非常多的，可以分为两派：一是学习杜诗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与之相结合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即如中唐的白居易、张籍、王建等，晚唐的曹邺、皮日休、杜荀鹤等，南宋的陆游、文天祥等；另一派则是在某些方面学习杜甫，过份追求技巧，有时偏重形式的模仿，在篇章字句方面描写了自然景物，如中唐的韩愈，晚唐的李商隐，北宋的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金、元、明、清的元好问、李梦阳、沈德潜、邓辅纶等。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及其诗作影响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杜诗对历代诗歌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许总的《宋人宗杜新论》、田守真的《历代的杜甫戏》、程千帆、张宏生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林继中的《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周裕锴的《杜甫与江西诗派》、张志烈的《谈杜甫的咏物诗与南宋咏物词》、房日晰的《杜甫李商隐七言律诗之比较》、《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杜晓勤的《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王泽君的《试论杜甫诗对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清华的《杜甫开拓的新世界――论杜诗艺术对韩诗的影响》、程杰的《杜甫与唐宋诗之变》、许志刚的《杜诗在日本的传播》、刘扬忠的《稼轩词与老杜诗》、曾亚兰的《清代女子学杜絮语》、《从元人学杜咏杜看元代模杜之风》、吴企明《论杜甫与李贺》、房日晰的《杜诗与贺体――从用髑髅说起》等。
其中，许总文不同意近人将宋人学杜分为一学思想内容、一学艺术形式的观点，认为这不免牵强，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程千帆、张宏生文认为，七律虽滥觞于梁陈，但只是到了杜甫手里，才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使之跳出了宫廷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成为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新手段，从而开拓了七律的新境界。文章还认为杜甫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在他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中唐的许多著名诗人虽擅长七律，但其内容对社会政治缺少关注，又回到杜甫之前的老路上去。直到晚唐的李商隐、韩偓，杜甫七律的这一传统才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数百年之后，又读到有意识地继承这三位唐代诗人这一传统的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诸人的作品。于此，可以窥见有隐有显、有曲有直、有断有连的文学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林继中文指出，杜诗在唐大历年间"只在较小范围内（'江汉之南'），甚至是以部分面目（'戏题剧论'）进入文学交流系统的，尚未被时人所充分认识"，"中晚唐至五代，杜甫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尚未有模式化的倾向，更无推为宗主的迹象"。到了大一统的宋代，杜甫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与之视野交融，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认同，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而宋人所尊者从浅俗的白体到雅化的西昆体，再到"务本"、"致用"二者兼有的韩愈、梅尧臣，最后弃韩、梅而尊杜，都是北宋人自立精神寓于遴选、树立乃至改造古代典范之中的过程。周裕锴文比较具体地剖析了杜甫与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艺术渊源和师传关系，认为黄庭坚青年时期受王安石、苏东坡等人影响，学杜主要从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角度着眼；晚年谪居黔州，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转向超功利的、审美的方向。黄庭坚具体而微地总结杜甫的艺术手法，并推广为作诗的不二法门，并把韩愈及晚唐诗人李商隐、唐彦谦作为学杜的桥梁。这样，杜甫不再仅仅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为人崇拜，而是作为一个超凡入圣、牢笼百代的艺术范型受到膜拜。杜晓勤前文指出，"在开天大半时间里，由于杜诗风格未定型、杜甫审美思想与盛唐诗坛接受视野不合"，"所以开天诗人对杜诗的接受情况是极为有限的"。中文则认为，杜诗在至德大历年间，虽然数量大、流传亦广泛，但仍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妨碍了时人对杜诗完整的认识；二是杜甫诗歌的审美风尚与时人趋异。刘扬忠文统计出在629首辛词中，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竟达140首之多，超过五分之一，说明杜诗对辛词之影响极大。文章进一步论证杜诗在思想内容、审美情趣、风格趋尚、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辛词都有影响，这种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一部稼轩词集明显地显露杜诗风貌，在宋词学杜诸家中以辛弃疾所得为独多，成就最著。吴企明和房日晰文论析了杜甫对李贺的影响。吴文指出，杜甫和李贺的联系"绝非空泛之言、无根之谈"。杜甫和李贺有亲旧关系，长吉自幼倾慕这位当代的大诗人。李贺从大处着眼，继承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乐府精神、锤炼语言等方面的优秀艺术传统。这既说明杜甫膏沐百家的历史作用，也说明李贺兼取众长，才能在有限的年岁内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房文通过分析"髑髅"二字运用的情况指出杜甫的一些诡谲怪异之作，对元和后期贺体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进一步证明，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研究杜甫对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谊的《"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试谈杜甫及其诗歌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廖仲安的《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艺术中杜甫的潜在影响》、高益荣的《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研究杜甫及其诗在国外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芒的《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韩〗李丙畴的《杜甫诗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李明滨的《杜诗在俄罗斯》、〖越〗胡士协《杜甫诗在越南》、马歌东的《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王雪等《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五、诗歌创作观和审美理想
杜甫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明确的审美理想。历代杜诗研究者虽然也都对此有所触及和分析，但是从本世纪初以来，现当代杜诗学者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进行系统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本世纪上半叶 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撰文专论杜甫的文学批评，如段熙仲在《杜诗中的文学批评》中，就将杜集中涉及文学批评者全部钩稽出来，并分为评古、评并时作者、自述三大类，又从中见出杜甫的文学观点：（1）派别，杜甫非复古派，"盖工部以文学为演进的代异其制；师古可也，泥古则不必。"（2）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是也。其于批评多同情之欣赏，而不屑于寻疵摘瑕。"（3）方法，一则类比，多用古今人类比之，以致其意；二曰标德，形容其美。（4）工部用诗以遣兴者也。（5）诗法，工部论诗，大略四端：修养、精思、意兴、风格。这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杜甫文学批评方法和观点的文章，所以显得十分可贵。
三十年代总论杜甫诗歌理论的文章有罗庸的《少陵诗论》，该文从杜甫论诗的材料中，钩稽出"神"、"兴"、"静"、"飞腾"、"清新"、"讨论"，并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探讨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过程、艺术追求、创作态度、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亦具一定的深度。但是三十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郭绍虞、李辰冬等人对杜甫论诗名作《戏为六绝句》的深入阐述和讨论。李辰冬有感于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时，费了三个钟头讲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讲得太详细，太过深求，故撰《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李辰冬认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一时兴之所至之作，并不是深思瞑想以后的作品，只要看此诗的自然与流畅，就可知之；题为"戏"字，意指并非慎重的作品。所以该文对六绝句的解释也就比较自然流畅、简单明了。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则认为，杜甫《戏为六绝句》"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作者在比勘众说、以杜证杜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杨王卢骆当时体"的主旨既不是杜甫讥讽四杰，也不是杜甫推尊四杰，而是因为时人贬谪四杰，杜甫"反不以为然"，为四杰辩护；再如"纵使卢王操翰墨"一首，他认为："此诗本承上一章言。时人之讥哂四子者，每谓其轻薄为文，正以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耳。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即便如此，然而四杰能够以纵横的才气，驾驭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仍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四十年代研究杜甫文学理论的文章则主要有程会昌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等。其中程会昌文论述了杜甫诗论与儒家政治思想、文学观的渊源关系；金启华文则将杜甫与李白的诗论进行了对比，认为李白主张复古，以《大雅》为极则；杜则不然，不厚古薄今，以今人比美古人，多师兼取。
五六十年代 由于新的文风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六十年代有关的文章多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来分析杜甫的文学理论观点，如金启华的《杜甫的创作论》、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王运熙的《杜甫的文学思想》、华忱之的《略论杜甫的诗歌主张》、王达津的《杜甫的创作思想试论》、吴调公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黄海章的《杜甫的诗论》、耿元瑞的《杜甫对唐代诗人的评论》、卞孝萱的《杜甫诗论旁探》、郭绍虞的《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等。
其中金启华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观点出发，分析了杜甫诗论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他说杜甫不但认识到现实生活与诗歌的关系，还进一步认识到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也即有生活、有知识、有技巧，才能写出伟大的诗篇。而且杜甫认为诗歌创作要有充实的内容，也必须有优美的形式，写完后还要和人讨论诗。总之，作者认为，杜甫对创作的认识，"就是这样完善而又精辟的。"马茂元文在肯定郭绍虞《集解》对《戏为六绝句》诗意的理解的基础上作了更深一层的探讨，他认为杜甫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单单提出庾信和初唐四杰，实际上是对当时人们嗤点庾信、攻击四杰，也即否定六朝文学、反对近体诗的思潮的一种回应，而且杜甫在后三首中针锋相对地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在比较杜甫和陈子昂、李白的文学观之后，作者指出，陈子昂、李白等人"之所以不惜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其用意则在于提倡以风雅为典范的反映现实的文学传统；《六绝句》的结论，也是归于'亲风雅'。......不过杜甫的途径，要比他们广阔得多。"此文是首次将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为一个具有中心论点的理论整体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王运熙文也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杜甫的文学思想，他认为，"杜甫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一方面强调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又注意艺术表现；一方面推重古体，另一方面又注意近体；一方面要求风格、语言的雄浑古朴，另一方面又重视清丽华美。这种眼界开阔、注意到艺术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就构成了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和'转益多师'的理论原则。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杜甫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不能笼统否定。"吴调公文则主要从杜甫的创作实践中探讨杜甫诗歌的美学观，思路比较新颖。他认为杜甫诗歌具有一种悲壮美，诗人悲壮的审美特性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从客观因素说，植根于风尘澒洞；从主观因素说，植根于诗人的美学理想――扭转悲剧而为喜剧的憧憬、不屈服于悲剧命运的拨弄，在寂寞中燃烧着的希望，是悲剧人物对喜剧的倾心。文章还分析杜甫的审美体验：第一，杜甫欣赏"静者心多妙"，证明他把自己内心世界作为物色考察，沉潜于心波的底奥，了然于"神与物游"的过程，并找出感情的线索，化为缜密的意脉和律法；第二，杜甫不仅能把握思路，还能体察自己的内心节奏的回旋。杜甫的审美特性主要是沉郁，但不是没有豁达；主要是浑壮，但不是没有纤秾。
八十年代以后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重又对杜甫的文学思想、艺术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
此时对杜甫文学思想、诗歌理论进行综合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大多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其中只有罗宗强的《浑涵汪洋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刍议》、张柽寿 的《杜甫诗论刍议》、周振甫的《杜甫诗论》、罗根泽的《杜甫之思想及其对诗之见解（一）》、〖日〗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的诗论和诗――在京都大学部最后的一次讲演》、康伊的《论少陵诗学的基本理论结构》、王运熙《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学史观》、王辉斌的《三苦一神：杜甫的创作法门》等文章较有深度和新意。
罗宗强认为，杜甫文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是他艺术上的集大成和理论上的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亲风雅"实际上就是重兴寄而在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写时事写实的倾向，他的"转益多师"全都服从于这一主要倾向。文章还论述了杜甫这一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在满目疮痍的社会生活中，把文学从侧重于发抒个人情怀襟抱引向写民生疾苦，从理想引向写实，给文学创作开拓了空前广阔的视野。一方面，他又总结了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主张对诗的各种艺术表现力作自觉的探讨与追求。无疑，他的文学思想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张柽寿文虽发表于八十年代初，实写成于六十年代。作者认为杜甫对文学创作的认识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超越儒家诗教的范围，但身经安史之乱后，他就认识到要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必须掌握诗歌反映现实的特点，即通过"陶冶性灵"来实现，这比之儒家诗教"无疑是前进了"。他还分析了杜甫所强调的"神"，认为"神"就是创作的灵感，就是因客观事物之触发而产生的创作激情。康伊文认为"真"、"兴"、"神"、"律"、"法"五个词语就建构起少陵诗学的大厦，这是一个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与少陵诗歌创作紧密相联系的、富有独创性的结构。莫砺锋文认为杜甫在使前代丰厚的文学遗产成为诗歌继续发展的动力方面，比陈子昂的贡献更大。"陈子昂的文学史观有严重的缺陷，他只注意到先唐诗歌优秀传统的一个部分（即建安、正始诗歌），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正面反映时代、社会的现实传统（主要体现于《诗经》、汉乐府）。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对陈子昂的超越。"
还有一些文章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探讨了杜甫的艺术审美观，如屈守元的《杜甫美学观琐谈》、肖文苑 的《杜甫论画》、何西来的《真――杜甫美学思想的核心》、王迹的《评杜甫的书论》、张志林的《试论杜甫的绘画美学思想》、吴调公的《旅食京华春――长安十年中杜甫的审美观》、张晶的《杜甫题画诗的审美标准》、王启兴的《杜甫美学观三题》、杨力的《略论杜甫题画诗的绘画美学思想》等。张晶文认为"瘦硬遒劲，骨气刚健是杜甫审美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杜甫的题咏画马画鹰诗中，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王启兴文把杜甫的美学观归纳为三点：其一，为"传情"和"遣兴"；其二，是重视诗歌批判现实和反映现实的作用，把"比兴"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其三，把握不同诗人作品的艺术美，赞扬其独特风格，促进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此时结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等论诗之作进行探讨的文章则有：周振甫的《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钟来因的《杜甫〈戏为六绝句〉新探》、刘尚勇的《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产生及其影响》、周振甫的《谈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当时体"》、顾永新的《从〈戏为六绝句〉其二、其三两首试解》、郑树平的《 从〈偶题〉看杜甫的诗歌理论》等。周振甫文根据明朝何景明的解释，认为"当时体"指的是初唐四杰那些平仄协调的律句体的古体诗。此文虽然不长，但言简意赅。
此外，葛晓音在《论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一文中，从南北朝至隋唐文人对屈赋和建安文风的认识发展过程着眼，指出"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二句历来无法理解，主要是一般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风骚应在汉魏之上。当有劣于汉魏反而接近风骚之理？事实上，盛唐却存在着崇尚建安气骨，鄙视淫靡之文的思潮，因而一些后生产生把四杰"当时体"视为近于风骚而不及汉魏的谬见，杜甫正是对此而发。明白这一背景，此诗就自然顺理成章，不必如郭绍虞那样将"汉魏近风骚"五字连读，解为"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搞得句法堆磊不通。
六、单篇诗作探讨和杜甫文研究
单篇诗作探讨 本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后，报刊上发表的对杜甫具体诗作进行欣赏和分析的文章不可胜数，但是大部分文章又是围绕着可数的几十篇名作进行探讨的，且多无新意和深度。所以，下面只对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有关成果进行介绍。
本世纪上半叶对杜甫单篇作品作比较深入的探讨的文章甚少，主要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摩诃男的《杜诗〈咏怀〉〈北征〉谋篇之研究》等。
五六十年代对杜甫单篇作品进行分析的文章较多，其中较有独特见解的则有俞平伯的《说杜甫律诗〈题张氏隐居〉》、《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冯文炳的《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萧涤非的《谈〈石壕吏〉》、傅庚生的《"三吏""三别"散绎》、胡小石的《杜甫〈北征〉小笺》、朱东润的《杜甫的〈八哀诗〉》、冯钟芸的《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方管的《谈〈秋兴八首〉》等。
俞平伯前文从杜甫的《题张氏隐居》这样的应酬之作中也看出了作者的人情味跟风趣：（1）直说、典故双管齐下，（2）用透过一层的写法。冯文炳文认为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人物的伟大创造"。萧涤非文则主要分析《石壕吏》中所体现出来的杜甫的思想矛盾："杜甫是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痛苦的诗人，但民族矛盾的紧张局势又使他必须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不能不把人民的痛苦从属于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胡小石文指出，"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恩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有，亦当时诸家所不及（元结同调而体制未弘），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另外，该文对诗中所涉史实和杜甫作此诗意旨之笺释、剖析，亦多有发明，如作者认为："杜自玄宗西幸，房琯拜相，诏皇太子及诸王分镇天下。未几而太子灵武擅立，玄宗被迫内禅。永王起兵及房琯东来被斥，此时虽尚未收京，已逆知将来玄肃间父子之恩，必有乖异。故于墨敕省家，作《北征》诗时，先赞中兴之光美，末著内禅之隐微。全篇大旨，实在于是。"朱东润文则针对历代诗评家对杜甫《八哀诗》多有指责的现象，从杜甫要为诗歌中人物的叙述开辟一条道路的角度，对此诗作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和较高的评价。冯钟芸文和方管文都对杜甫的《秋兴八首》的艺术特色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中冯文着重分析了这组诗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认为"八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一个大型抒情乐曲的有八个乐章一样。这个抒情曲以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忧念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作为基调。""八章中的每一章，都以它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表现基调的思想感情。而它们每一章在八章中又是互相支撑，构成了整体。这样，不仅使整个抒情曲错综、丰富，而且有抑扬顿挫，有开有阖，更突出地表现了基调的主题。"方文则将之分成前三首和后五首两截进行探讨，认为"八首之中，有声与无声，有色与无色，更代为用，结合得极其巧妙。"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对杜甫单篇诗作进行研究的文章更多了，其中较有深度和新意的主要有吴鹭山的《杜甫〈同谷歌〉与〈胡笳十八拍〉的关系》、马连儒的《要历史地评价〈三吏〉、〈三别〉》、程千帆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毛庆的《浅谈〈秦州杂诗〉二十首的格律特点》、房日晰的《一首怀念李白的佚诗――〈冬日有怀李贺长吉〉考辨》、蒋寅的《〈避地〉辨伪》、刘明华的《〈秋兴八首〉的对比结构及象征意义》、林正龙的《"三吏""三别"渊源试探》、林继中的《诗心驱史笔――－杜甫〈八哀诗〉讨论》、毛庆的《〈望岳〉、〈游龙门奉先寺〉均非仄韵五律：与周汝昌先生商榷》等。
其中程千帆文在考证、论述等方面较之以往文章有所突破，他认为，"饮中八仙""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而作者杜甫"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时代中产生的一群人物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另外，这篇诗中出现了一般抒情诗中所罕见的以客观描写为主的人物群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杜甫从当时那种流行的风气中挣扎出来的最早例证，而且还是杜诗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毛庆前文则对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句法和音律等格律特点具体分析，认为这一组诗的"格律形式，既合于常轨又独辟蹊径，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成为杜甫五律创作的高峰。"房日晰文从五个方面考证了《全唐诗》卷二七三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诗，是杜甫怀念李白而作的，而且应是为李白晚年被流放而作的，时间似早于《冬日有怀李白》诗。
八十年代还出版了一部对杜甫《秋兴八首》进行研究的专著，即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该书将《秋兴八首》依次进行分章集解，集解之前冠以《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代序），对杜甫七律尤其是《秋兴八首》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作者在"集解"之中所加"嘉莹按语"，对前人旧注，或赞其见，或正其误，或补其阙，时有发明。
杜甫文赋研究 和杜诗研究相比，本世纪的杜甫文赋研究则要冷清得多。八十年代以前未见有专文研究杜甫的文赋。刘开扬的《杜文管窥》、《杜文管窥续编》对杜甫的赋、序、祭文、碑志、杂述、奏状、策问等各体文章皆有所评述笺释，对深入研究杜甫颇有裨益。郭维森的《杜甫的赋》是较为难得的全面评述杜甫赋作内容和艺术的文章。而林继中的《杜文系年》则将现存杜甫文赋作了编年。徐希平的《〈全唐文〉补辑杜甫甫甄辨》则对《全唐文·补辑》中所收杜甫赋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