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抛弃莺莺之原因 张生为何会抛弃莺莺呢？张生与莺莺之间是否存在着爱情？他们之间爱情悲剧的实质是什么？这些也是学界讨论得较多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崔、张之间的爱情悲剧是唐代门阀制度下的产物。陈寅恪《读莺莺传》从分析唐代社会"仕"与"婚"的矛盾入手，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而莺莺出自寒门，因此"极热中巧宦"、"欲以直声升朝之际"的元稹抛弃莺莺也是必然的了。刘开荣《唐人小说研究》第五章《传奇小说中的恋爱主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中阐述了陈寅恪的观点，并进一步认定莺莺出身低微，"她很可能即或不是列籍的妓女，但是身份亦高不了多少"。莺莺被抛弃，正是当时门阀制度、封建婚姻制度压迫的结果。这种说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张生与莺莺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后来刘大杰、孙望、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吴志达《唐人传奇》、李宗为《唐人传奇》、侯宗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等都同意这种说法。刘大杰、张友鹤等人并由此指出张生这种行为暴露了封建士大夫阶层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本质。
第二种，元稹"热衷巧宦"说。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不同意陈、刘二人的"门第"说，他将元稹抛弃莺莺的原因归之于元稹"热衷巧宦"。他否定陈、刘认定莺莺出身低贱的说法，认为莺莺出身名门，是崔鹏之女，只是家道后来逐渐衰微，"以'热衷巧宦'的元稹来看，寡母孤儿在当时是无权可借的。元稹要留着'婚'作为取得'官'的本钱，这正是他弃遗莺莺的原因。"
第三种，"情"与"礼"矛盾冲突的结果，霍松林《略谈"莺莺传"》也不同意陈、刘"门第"说，他认为："从'莺莺传'本身看，所谓'高门'和'寒门'的矛盾是没有的。"他还着眼于封建礼教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分析张、崔爱情发展的全过程，认为在张生和莺莺身上，" '情'和'礼'的矛盾是早就存在着的"。后来张生抛弃莺莺，"从表面上看，'礼'终于战服了'情'，但实际上，'礼'是虚伪的，而'情'的火焰是非常炽烈的"，因此才会出现后来张生以"外兄"的身份求见莺莺的情节。周承明《重新评价〈莺莺传〉的思想价值》否定张生对莺莺产生过真情，认为"仅止于钟色而已"，张生实际上是个"会伪装、善矫饰的伪君子"、好色之徒。
第四种，张生妇女观念所致。姚瑾《试论〈莺莺传〉崔张离异的原因与性质》认为张生与莺莺相恋之际，不仅仅在于重色，而是产生了真情，随着崔、张爱情的发展，张生的爱已经逐渐变得具体、丰富，但由于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地下，张生性格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轻视女性，甚至视女性为玩物的卑鄙念头。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才导致最终张生的遗弃莺莺。所以崔、张爱情悲剧的产生不仅仅如陈、刘所说是外在压力或出于名利的考虑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张生多种性格因素的存在。
第五种，莺莺抛弃张生说。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一文提出一种新见解，他分析了张生"始乱终弃"的全过程。指出"这个'乱'之所以成为事实，倒完全出于莺莺的果敢和机敏，即所谓'自荐之羞'"，张生赴京应考之际，"由于社会的、心理的、乃至生理的种种原因，莺莺是难以长久地痴等空守的，而张生呢，'婚'未成，'仕'不就，惶惶然孤身飘零，苦闷中发其书于相知，与友人咏叹此奇遇，而'志亦绝矣'，这才有那篇表面冠冕堂皇、内心无限凄苦的'辩解'，实则自我解嘲而已"。因此他反对对张生乃至于对元稹作无端指责，指出"张生决不是莺莺眼中的'负心汉'，而是不能尽情的情人"。并认为《莺莺传》末尾关于贬莺莺为"妖孽"的议论"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末世之叹，而绝不是卑鄙地要为自己'玩弄女性'开脱"。
对于《莺莺传》末尾的议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谓之"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谢柏梁《元稹〈莺莺传〉非文过饰非之作》对此提出质疑，他从《莺莺传》的曲折爱情、全传的情义评判、艺术原型的流播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推翻"文过饰非"说。李宗为《唐人传奇》、罗弘基《张生与元稹――兼论〈莺莺传〉的主题》等文章都抨击了张生的"忍情"之举。李宗为还认为"张生的'忍情'之说是极其虚伪的诡辩"，罗弘基则指出"张生既非礼法之士，也非情痴情种，而是一个执著奉行纵欲主义的风流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