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白居易研究概述
白居易和杜甫、李白一样，是被本世纪学界研究得最为深透的三大唐代作家之一。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就已经对白居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如生平研究方面，产生了郭虚中的《白居易评传》和岑仲勉的《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或对白居易一生行事进行评述、或对白居易生平疑点进行考辨的著作。思想研究方面主要有张汝钊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诗歌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有总论白居易诗歌的，如佘贤勋的《白香山诗研究》、李尔康的《白居易诗研究》等；也有研究白居易诗歌题材的，如李蕴华的《白居易的妇女文学》、李国标的《白居易和他的讽谕诗》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虽然出版于1950年下半年，实际上他从四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对白居易诗歌进行考论结合的综合研究，并在1948年发表了《长恨歌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白集整理方面，本世纪上半叶学界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很大，其中岑仲勉著作尤丰，他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关于白居易集版本、诗文考证的文章达六篇之多，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解决的问题。
五六十年代，白居易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此时学界研究得较多的问题是白居易诗歌的创作方法、艺术特征等问题，李嘉言、霍松林、陈友琴等学者之间曾经展开过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此时学界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怎样看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是这次讨论的焦点，因为其中涉及到阶级分析还是超阶级的研究的问题，对此，陈珏人、谭丕模、林志浩等人曾经多次撰文进行讨论、彼此商榷。尽管在本世纪上半叶早已有人涉足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但是五六十年代的白居易文论研究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色彩，因为人们着重分析的是白居易诗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问题，当时人们得出的某些结论即使到世纪末的今天也还有人在沿用。另外，陈友琴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出版，也为当时白居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文革期间，白居易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七十年代后期，白居易研究从复苏渐渐走向全面兴盛。此时人们不仅继续研究过去几十年中学界热衷探讨的白居易的生平、诗歌创作手法、《长恨歌》的主题、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老问题，还开掘了白居易与宗教之关系、白居易诗歌体裁和形式、白诗在国外的影响、白居易的美学观等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领域是白居易生平研究、白居易与宗教之关系和白集的全面整理和版本研究。生平研究方面，出现了好几部白居易年谱、家谱和传记；白居易与佛教之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了开掘较深的好文章，其中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一文尤为新警。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可谓是本世纪白集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它在白居易作品的笺证和校勘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白居易文集版本研究方面，谢思炜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其博士学位论文《白居易集综论》从各个方面研究和分析了白居易集的版本流传和各本文字的校勘问题，是本世纪末产生的对白集版本系统研究得最为全面、深入的成果。
二、生平研究
本世纪白居易生平研究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陆续出版了一大批白居易传、白居易年谱和白居易家谱之类的专门性生平研究著作。
周庆熙的《白乐天评传及其年表》是本世纪较早出现的白居易评传，该文对白居易一生行事、思想和诗文创作的评述较为粗浅，但评价较高。文后所附年表亦极简略，对乐天生平事迹无甚发明。稍后出版的郭虚中《白居易评传》，则对白居易的一生行事、思想和诗歌创作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和评述。
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一下子出现了好几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分析白居易及其创作成就的传记类著作。如王进珊的《人民诗人白居易》、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万曼的《白居易传》、王拾遗的《白居易》、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陈友琴的《白居易》等。其中，苏仲翔著从白居易的家世、生平、思想及性格、诗歌创作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评价。万曼著则是一部较为详细的白居易传记，对白居易一生的经历和创作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王拾遗著也叙述了白居易一生的主要事迹，并粗略地把白居易各个时期的活动连系起来了，试图描绘出白居易"在那个历史时代是如何生活着和战斗着的"。褚斌杰著也从"诗人的家世和家庭"、"诗人的一生"、"开明的政治思想"、"先进的文学主张"、"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品的影响"等诸方面对白居易的一生和创作进行了评述。
文革之后，虽然又出现了一些传记类的著作，如陈友琴的《白居易》、陈翔的《大诗人白居易》、王拾遗的《白居易传》、陈敏之、羊达之的《白居易》、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新的白居易年谱、家谱。
王拾遗的《白居易生活系年》是其中较早问世的著作。该书以系年的形式，考订了白居易生平、行事、思想、交游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每年白居易事迹下均列出论据若干，然因资料来源不广，故发明不多。书后附《白居易简要年表》，分"纪年"、"时事"、"出处"、"主要诗文"等四个栏目，使人对白居易一生行事和诗文创作一目了然。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是作者多年笺校《白集》积累的成果，它以广博的征引和缜密的论证，对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作品系年、人事游和有关时事进行了详赡精当的考订。全书在参考宋绍兴本、明马元调本、日本那波道圆本、清汪立名一隅草堂本等多种版本，校正《白集》有关诗文的同时，还广泛吸收和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新、旧《唐书》等典籍的有关记载，并对其中的疏漏失误多有补正，提出了不少关于白居易生平行事的新见解。《白居易家谱》是1980年7月在洛阳白家发现的，记载了从白居易到现代共五十余代的情况。该书原名《乐天后裔白氏家谱》，谱中记载各代的婚配、子嗣、昭穆次序，井然不乱，为研究白居易的后裔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书后面还附有顾学颉编写的《白居易行实系年》。
除了上述各种关于白居易生平研究的专著，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还产生了不少对白居易生平事迹进行考证、辨析的专题论文。
综观这些专著和论文，可以发现本世纪学界对以下几个问题比较关注：
世系和家族 新、旧《唐书·白居易传》和白居易本人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都说白居易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后，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清人汪立名的《白香山年谱》已经指出这个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论"牛僧孺家有隋代牛弘赐田事"时曾阐述及之。他指出，"白建卒于北齐未亡以前。其生存时期，周齐二国东西并峙，互相争竞。建为齐朝主兵之大臣，其所赐庄宅和得越在同州韩城，即仇雠敌国之内乎？其为依托，不待辩说也。"他在此基础上又推论道："岂居易、敏中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却是乐天兄弟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后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阨耶？"这一观点，陈寅恪后来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又再次提出，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如顾学颉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朱金城在《白居易年谱》中都接受了陈氏此说。
同样，本世纪学界对白居易的远祖也提供了新的看法。对于白居易的远祖，白居易自己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说是出自芈姓，"楚公族也"。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周为西北民族，楚为南方民族。对于这个分歧，从宋代以来，就代有学者考辨、论析之。
到本世纪中叶，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指出，"此种谬伪矛盾可笑之处"乃"诸家谱谍记述，虚妄纷歧"所致，"今日稍具常识之读史者，决不致为所迷惑"，他根据《北梦琐言》中所记崔慎由诋白敏中语，《唐摭言》中白敏中、卢发所赋"十姓胡中第六胡"诸句，以及白居易《沃州山禅院记》所云"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昔道猷肇开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州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等语，谓"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自不待言"，从而推论乐天先世当出于西域胡姓。陈氏此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响应。
八十年代初，顾学颉发表的《白居易世系、家族考》中有一部分就专门论述" '白'是汉化胡姓之一"的。他在陈寅恪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正史、野史及《高僧传》中的材料，考证出"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故汉朝赠其王姓白，一直到唐代未变"，而且"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从西域龟兹国来到中土姓帛（白）的人很多，有传教的，有做文官的，也有做武官封王的"，所以他也认为"白氏的祖先并不是汉族，而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稍后魏长洪的《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也同意陈寅恪和顾学颉所说的白居易的祖先是西域胡人的观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
在白居易家世中还有一个问题，即白居易父母是否舅甥婚配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后丁遗稿》"白氏长庆集书后"云："季庚（白居易之父）所取乃妹女，乐天称陈夫人为季庚之姑，乃讳言而非其实矣。"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对罗氏此说极为称赏，他认为"其说虽简，然甚确"。他根据白居易所自述的家祖情况，作一世系亲属表，发现"乐天之外祖母乃其祖之女，与其父为同产，易言之，即乐天之父季庚实与亲甥女相为婚配也明矣"，并谓此事甚有悖于当时礼法人情，甚至影响到白居易后来的被贬、政治上的出处等问题。
对罗陈此说，岑仲勉提出了异议。他在《隋唐史》下册中认为，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盖因白氏为其外祖母所撰《唐故坊州鄜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流传文字有误。据他考证实际上白居易父母"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婚"。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再未有人论及这一问题。直到1982年，顾学颉在其《白居易世系、家族考》中才又论及"季庚婚配问题"。他全面肯定了罗陈二人的说法，并对岑仲勉之驳进行了反驳。他在注释里说，岑氏云原本作"弟某女"应作"女弟"、"某"字衍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宋绍兴本白集正作"第某女"。他又征引白居易《唐故坊州鄜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中"惟夫人在家，以和顺奉父母，故延安府君（指白锽）视之如子（与'女'相对而言，就是把她当儿子看待的意思）"和"洎延安终，夫人哀毁过礼，为孝女"等语为内证，说明陈白氏为白锽之女，与白季庚为兄妹关系，"她的女儿白陈氏嫁给季庚为妻，不是舅甥又是什么呢？"
就在顾学颉此文发表的次年，陈之卓又发表了《白居易父母非舅甥婚配考辨及有关墓志试正》，明确支持岑仲勉的说法，并为之作了补正。该文首先援引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及《唐故坊州鄜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考证出白居易之父季庚之母出自河东薛氏，而陈夫人出昌黎韩氏，则季庚与陈夫人非一母所生明矣。文章进而考定韩氏既非白锽继室，也非妾媵、外室，从而论定"白季庚之父巩县令锽与陈夫人之父'延安令'不是同一人"；此延安令应讳"湟"与季庚之父巩县令锽应是叔侄关系，而与乐天曾祖白温为同辈。湟、锽两字在唐代读音不同，不犯家讳。到宋代，湟、锽两字合为同音，遂导致宋人避忌叔侄同名，乃擅自将"湟"字改为"锽"字，将两人合为一人，以致造成白氏世系的紊乱。
在白居易家族问题中子嗣为谁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说法有三：一为侄孙阿新。白居易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旧唐书》本传只说："无子，以其侄孙嗣。"未说名字。二为侄景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公表"于居易下云："景受，孟怀观察支使，以从子继。"李商隐《白公墓碑铭》："子景受"。与《新唐书》合。三为侄孙景受。《册府元龟》卷八六二"总录部：为人后"条："白景受，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之侄孙。居易卒，无子，以景受为嗣。"以上三说，互相矛盾，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宋人陈振孙的《白文公年谱》和清人汪立名的《白香山年谱》均倾向于认为阿新与景受不是同一个人，可能因为乐天立嗣的主张前后有变，于是造成误会。清人冯浩在《樊南文集详注》卷8《太原白公墓碑铭》注释中引《唐文粹》卷58此文后《殇子辞》为证，谓《辞》中"令子"指阿新，"不幸夭折"，今子，指景受。此后钱振伦《樊南文集补编》卷7《与白秀才状》注也推衍冯说，谓"新书世系乃据后追录，不嫌与旧书歧出也。"
本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首先肯定了冯浩据《殇子辞》立说，称其"可谓读书有得"，然"其曰令子即阿新"之结论，"则仍信从伪志，似亦未确。"他认为最多只能说："其前立之子先死，后立之子为景受耳。"八十年代初，顾学颉《白居易世系、家族考》也论及这一问题。他在初步肯定陈寅恪说的前提下，又指出，即就是冯浩所据的《唐文粹》中《殇子辞》也有问题，"仍不能视为坚证"。他认为，1982年在洛阳发现的《乐天后裔白氏家谱》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书中的《白氏重修谱系序》明写着白居易是以其侄景受为嗣的，洛阳白氏均为景受之后代。
婚前恋情和婚姻问题 关于白居易的婚前恋情，前人均未论及。顾学颉在《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论白氏青年时期的婚姻问题和与"湘灵"的关系》中首先揭示了此事。他认为，白氏青年时期，大约就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对象，青梅竹马，墙头马上，结下了深厚的爱情。这个姑娘就是他诗中两次提及的"湘灵"。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正式成婚而终于分开了，主要原因是"社会上门第等级观念和风尚的阻碍，两家家庭并非'门当户对'，因而迫使一对情侣痛苦地分离"。后来，戴武军的《白居易婚前恋情详考》和王用中的《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也论及此事，且结论相同。其中王用中文还将此事与白居易后来创作《长恨歌》联系起来了，并试图解释《长恨歌》主题多样性的个人心理原因。
对白居易婚姻问题进行较为深入探讨的学者主要是顾学颉和王辉斌。顾学颉《白居易和他的夫人》认为，白居易在元和二年作周县尉时，经朋友介绍，和一个姓杨的女子结婚。这位杨夫人至少要比白居易小十一、二岁。他还指出，白居易和这位杨夫人结婚，对于他后来的政治生活颇有一定影响。王辉斌在《白居易的婚姻问题》中以"与白居易结婚的这位杨氏为谁家之女"为着眼点，并将有关材料记载白居易妻室概况所存在的一系列矛盾为突破口，从而提出了对白居易婚姻的新看法。他认为，元和三年夏，白居易与杨詹卿从父妹第一次结婚，生四女，杨氏因病约卒于白居易出牧苏州的宝历元年之前。大和元年或翌年春夏间，与杨汝士妹第二次结婚，生子阿崔，会昌六年白居易卒时，此杨氏尚健在。
贬谪问题 白居易一生曾多次外贬，对于这几次外贬的原因，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如顾学颉在《白居易贬谪江州的前因后果》中对白居易被贬江州的真正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白居易所作《赏花》及《新井》诗，与其母堕井而死，本无关涉，白居易被贬江州的真正原因是他以前作了许多讽刺朝中重臣的诗歌，张弘靖、韦贯之、杜佑的门弟子、李吉甫等一大批朝臣都给他捏造罪名、落井下石。
另外还有两篇文章论及白居易出刺杭州的问题，即谭青的《白居易由中书舍人出刺杭州辨》、〖日〗芳村弘道的《白居易杭州刺史转任考》。其中芳村弘道文从白居易出刺杭州途中所写的诗文、唐代中书舍人的迁官情况和李商隐《白公墓碑铭》的资料性等方面考察，都发现白居易除授杭州刺史是因谴责处分的贬谪，而非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白居易志愿说；文章还探讨了白居易这次被贬的内情，他从白居易贬谪前后的政界形势推测，发现在他的左迁的背后似乎有李逢吉的策谋。
交游 白居易一生交游甚广。本世纪许多白居易传记、年谱、系年，多多少少考证出白居易与朋友的一些交往情况。下面主要介绍涉及白居易交游的专题论文，如潘世良的《白居易谒见顾况说辨析》、朱金城的《白居易交游考》、顾学颉的《张好好与白居易》、肖瑞峰的《樊素、小蛮考》、寥元中的《白居易与大彻宽禅师》、张安祖的《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澄清一桩文学史上的千年公案》、朱琦的《韩白关系考》、谢思炜的《白居易与李商隐》等。其中朱金城文是第一篇全面、系统地考证白居易一生交游情况的文章，可与其《白居易年谱》的笺证部分参看。张安祖文也是首次对唐人笔记小说中所说的"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问题进行深入考辨的论文，他指出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数年之后的苏州刺史任上，张祜还"未尝识白公"，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朱琦文认为，白居易一生相知最深的应该说有两个人：元稹和韩愈。尽管韩愈曾一度成为白居易的"诗敌"而使二人多年不合，但韩愈是白居易最相知的一位知己。谢思炜文前半部分探讨了白居易与李商隐的过从关系，后半部分从思想和创作诸方面分析了白居易对李商隐的影响和启迪。
其他 除了上述几方面，本世纪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白居易的出生地和宅第、故里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刘维治的《赠鹤质疑》、王拾遗的《白居易两京宅第考》、耿元瑞、赵从仁的《白居易的出生故里及其后嗣问题》、赵从仁的《香山寺及白墓遗址考》、孟繁仁的《白居易原籍在山西太谷阳邑》等。
另外，谢思炜在其《白居易集综论》中也对白居易的家世和早年生活进行了探讨，他在白居易祖先世系、白季庚婚配、早年恋爱等问题上的看法多与前人相近，然所考更细致；他新考出的内容是"白母病史"、"避难越中与应试宣州"等白居易早年生活。
三、思想研究
白居易一生思想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所以本世纪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也比较关注，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人生观和思想总论 本世纪产生的许多白居易传记、评传首先对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如陶愚川在《诗人白居易析论》中就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白居易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诗人的性格有五点值得注意：（1）诙谐，（2）情感丰富，（3）淡泊，（4）仁慈，（5）嗜酒和坐禅；思想方面则有六点：（1）妇女方面，（2）农工方面，（3）吏治方面，（4）迷信观念之打破，（5）对于当时社会组织之不满，（6）诗歌方面的"诗界革命"的主张。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论、评传等著作论及白居易性格和思想的更多。如万曼在《白居易传·前言》中就肯定了白居易的正直的性格，分析了白居易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 "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白居易能够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和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的精神。"即使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是优游暇豫的，但是仔细咀嚼，总会感觉到在他那些闲适的诗篇中隐藏着一种苦味，感觉到一个伟大性格不幸生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寂寞。"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也着重分析了白居易思想上二重性的斗争，他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积极从政，原想和杜甫一样"，"走儒家'仁政'的老路。后来碰了几个钉子，只好祭起老子'知足不辱'的法宝，置身闲散"，"以求适应当时朋党斗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他中年以后的炼服丹药，晚年的归心梵乘，都是这二重性思想斗争暂时妥协的结果，可以说他到死都在矛盾徘徊中过生活的。"他还总结道："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从政方面，出于儒家的'政为不忍之寄'的观点；生活方面，近于道家的放任自然；修养方面，早岁炼丹，晚年参禅，幻灭后只好醉吟自遣了。"他最后也认为，"我们对于白居易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而能够在他的行动和诗歌中到处流露着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同情和热爱，已是难能可贵，自然不能对他作过高的超历史的要求了。"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对白居易思想的共同态度。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白居易评传也大多对其思想作了评价。如王拾遗在《白居易评传·代序》中认为，白氏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思想的影响。但白氏"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去裁汰，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囵接受"，因此，他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占从属地位，故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还有一些专题论文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了白居易的思想和人生观，阐述了白居易一生思想发展、转变的过程。如蹇长春的《白居易思想散论》、《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兼论白居易的早期思想》、丁立群的《论白居易人生态度转变之原因》、许可的《论白居易的思想》、荆立民的《论白居易的人性观》、王谦泰的《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任拾遗之际》、褚斌杰的《白居易的人生观》、吴相周的《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张安祖的《论白居易的思想分期》、严杰的《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等。
其中，蹇长春前文对白居易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评述。该文认为，纵观白氏一生，他"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的主干的。只不过他的前期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在后期，他虽然说过'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门面话，但实?上他既不佞佛，也不信道，而是以'执西用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杠杆的"。作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是他"应付一切现实矛盾的万应灵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官方立场；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在朋党之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蹇长春后文则通过对白居易早期思想资料百道判的分析，指出白氏早期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鲜明的儒家正统观念；二是自觉的庶族地主的立场；三是热衷于仕进的积极用世的态度。荆立民文认为白居易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套共同的人性理论，且自觉运用这套理论构成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基础，支配自己创作实践，在古代作家中，实属罕见。王谦泰文则指出，以前学界大多以白居易左迁江州为其思想变化的分界线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白居易思想的大转变应是在"元和五年卸拾遗任之时"，为此他从白居易的行事、诗文、自述以及人生追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褚斌杰文也对白居易的儒、道、佛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首先认为，白居易一生的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然后从"积极用世、博施济众的思想"、"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思想"、"栖心道佛'中隐'于世"三个方面，对白居易"儒、道、释三家兼具"的思想，以及"三家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吴相周文则将韩愈与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美学观进行了比较，并就其同异进行了揭示。文章指出，韩是较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想为补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因此，二人的思想既有"极相似处"， 也有"极相异处"。在政治观方面，韩基本上属于儒家，而白居易在信从儒家思想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一些老子思想。在人生观方面，韩愈"想做圣人，是个斗士；白居易只想做个凡人，是个闲士"。在美学观方面，"韩愈为了开宗立派，以文明道，有意追求险怪的文风，为的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诗"是一个孤独者的诗"。白居易的闲适性格，"与他通俗的诗风正相适应"，所以他的诗"简易"而"通俗"，适应了"由士林到市井，由圣贤到凡人的转变"。白居易的《久不上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充分反映了韩、白二人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上述差别。张安祖文则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研究中"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时"说和"元和五年卸任拾遗之际"说，分别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白居易思想创作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是在长庆二年他立功请求外放之际"，并认为，白居易此前的思想"虽然有起伏，但从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此后则对时君与'兼济'之志的实现不再寄希望，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严杰文在参考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白居易生长于寒族的小官僚家庭这一角度分析了他的出处进退观。文章说，由于出身贫寒，白居易很早就形成了"知足长乐"的人生哲学，他经常在诗中坦言自己入仕的目的在于求禄，其林泉退隐之志也非始于元和十年贬江州以后，而是在元和初年已有流露。
政治倾向、政治思想 本世纪较早论及白居易政治思想和政治倾向的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记、评传之类的著作。如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中有"开明的政治思想"一章，他认为，白居易政治思想的核心，"便是要统治阶级关心人民的疾苦，照顾人民的要求"，他的一切具体的政治策略，都是由这个思想延续出来的。首先他提出开明的政治主张：举贤授能，广通言路，补察时政，革慎默之俗；另外，白居易还对当时的赋税制度和对外战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居易的伟大即在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己出身阶级的局限，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参加了社会现实的斗争。
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专论白居易政治思想和政治倾向的论文，如李鹏的《试论白居易的政治倾向》、蹇长春的《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王秉均的《试论白居易的政治思想》、顾学颉的《白居易与永贞革新》、周楞伽的《白居易的出身、性格、思想与其政治倾向的关系》、傅璇琮的《白居易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朱继琢的《白居易早期的社会思想――〈策林〉述评》、周建国的《白居易与中晚唐的党争》等。
其中顾学颉文认为，白居易在永贞革新时，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其事，但在重要时刻，即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的时候，他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书，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救天下人的疾苦。从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革新的积极拥护态度。其次，事后，对一些因革新而长期倒霉的人物，却非常同情，起共鸣，结下深厚的友情。这和那些怕引火烧身、躲得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的人，迥然不同。第三，对于扑灭永贞革新的一些反对派、即对掌握大权的强藩、权宦，他不计个人利害，以不畏权势的气魄，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奏那些人的不法行为，与之坚决斗争。这，和同时人韩愈、元稹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周楞伽文在吸收罗振玉、陈寅恪对白居易出身、家世考证的基础上，认为"正是由于白居易出身庶族地主，所以他在政治上同情和倾向同是出身庶族地主的王叔文、王伾、牛僧孺，也就无怪其然了"。傅璇琮文则针对当时学界大多认为了白居易对王叔文集团持拥护态度，在永贞革新中是赞助新法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钩稽和排比了有关史料以后，指出白居易给当时的宰相韦执谊上书，虽然韦执谊是支持王叔文革新的，而且白居易在这封上书中对韦执谊也表示了热烈的期望，但白居易上书是韦执谊拜相还不到十天，当时新政实际上还没有实施，连新政的主持者王叔文授翰林学士，能够实际谋划和操纵政事，也还是在白居易上书后四天发生的事，所以不能仅凭这封上书就认为白居易是支持王叔文所推行的新政的。周建国文对白居易与中晚唐党争之关系作一番全面探讨，并对过去一些论著沿袭旧史错误记载之处加以辨识。文章认为，白居易在人事关系与私谊方面同牛党较为接近，而在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上则与元稹、刘禹锡相似，较为接近李德裕的政见。
与佛、道之关系 白居易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本世纪较早探讨白居易佛教思想的文章是张汝钊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该文从"观空"、"研教"、"持斋"、"禅悟"等方面分析了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认为白居易之学佛与一般文人"对于教理则徒事剽窃以雄其笔札；又喜掠影宗门，摹拟附会以资其口谈"的做法大不一样，"他的学佛步骤皆循序渐进：先领悟人命无常，进而研教参禅，其末后求生兜率的宏愿，尤为卓识超群！"
陈寅恪的《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是本世纪上半叶对白居易与佛道关系分析得最为深透的文章。该文认为白居易早年与道教之关系很密切，并从"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两方面论述之，他说白"外虽信佛，内实奉道"，其"知足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他还指出："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得消极之态度不可也。""夫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是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似乎是有意对白居易与佛道之关系避而不谈。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专论白居易与佛道之关系的文章才又多了起来，如李醒华的《关于白居易与佛道关系的我见》、张立名的《白居易与佛道》、钟来因的《白居易与道教》、尚永亮的《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其超越途径》、范海波的《白居易的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寥元中的《白居易与大彻宽禅师》、熊小燕的《白居易的中隐理论与禅宗的关系》等。
其中张立名文认为，虽然从总的倾向看，"兼济"是他思想中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忽视了佛道对他的影响，忽略了他的"忘情任诗酒，寄傲遍林泉"的消极方面，也就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而白居易信奉佛道的用意，一是"寻求精神寄托"，二是为了"远祸全身"。这是他对抗当时腐败政治的"特殊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他"得以全名，高寿，厚禄，在客观上起了护身的作用"。钟来因文首先肯定"白居易乃是善于调节儒、释、道三教的大诗人"，但白居易终生崇道，道家思想根深蒂固。文章较为具体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服食与追求林泉声伎之乐，以及崇道思想对白氏后期创作的影响。尚永亮文指出，由于白居易始终把个体生命作为主要的关怀目标，势必导致他对佛教那种随缘适意并使其为自我现实人生服务的态度，而重视在感性中求超越，倡言"安心"、"顿悟"的南宗禅，又正好与白氏此一态度紧相契合，这样一来，禅宗倡导的"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的境界，以及道家所宣扬的"知足"、"虚静"、看破红尘等态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白居易在困境中坚持的主要准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了。文章最后认为：现实政治的严肃和人生的实际困厄导致白居易别无选择地遁迹佛、老，而对佛、老义理的独特领悟和人生落实，则使得白居易在走向超越的过程中，既具有一种与其性分相合的自觉自发性质，同时也避免了生命的枯寂单调而呈现出一种圆融周流的特点。
另外，谢思炜在其《白居易集综论》下编中也论及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他在文中首先分析了白居易一生各个阶段与佛教之关系，较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白居易信佛的特点。他认为，"与南北朝崇佛士人相比，白居易及其所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特点是，从单纯的理论兴趣更彻底地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更全面地根据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也更熟练地将佛教思想与其他思想协调起来，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士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中。因此，他的佛教信仰具有调和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他在论述白居易的道教信仰时指出，白居易的道教信仰开始得并不比佛教信仰晚，持续时间也很长。文章还探讨了白居易对道教的反省和批判。他认为，"白居易对道教的批判，是基于一项基本的事实：道教的长生许诺在实践中无法验实，反而带来残酷的后果。""白居易对道教的质疑是根本性的，所针对的是道教最主要的成仙思想。"
其他思想 本世纪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了白居易的非战思想、妇女观、人性和人道思想，甚至有人论及白居易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如秦桂祥的《白香山诗中关于非战思想及妇女问题之探讨》、刘富起的《白居易的法律思想评介》、蹇长春的《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戴金珊的《白居易经济思想略论》、陈鹏生的《白居易也是法律思想家》、刘兴的《白居易妇女诗婚姻观探索》、蔡正发的《白居易妇女诗婚姻观管窥》、荆立民的《论白居易的人性观》等。
四、文学理论和审美思想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具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和相当明确的审美追求。因此，人们对白居易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也相当关注。在本世纪大半时间里，更由于学界对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的定性，使得五六十年代以来分析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不胜其数，当然其中大部分文章是重复劳动，但也不乏确有见地的成果。
文学理论 胡适是本世纪最早对白居易文学理论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白居易元稹的文学主张》中指出："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炳，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元白二人在江州、通州时的通信"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两篇重要的宣言"。他还分析了元白提出这种文学理论的原由，说"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命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后来诸多论述白居易文学理论的文章多多少少都受到胡适此文的启发，而且基本观点也都是由此文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