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明显的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可从诗篇本身证明，也可从陈鸿《传》中得到印证。"感其事"，就是为两人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予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出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诗中虽然写了两个方面，"更为偏重的是对于李、杨两人悲剧遭遇的同情。"而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论〈长恨歌〉》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五十年代学界在对《长恨歌》主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方士会杨妃故事的来源。如李健章在《关于〈长恨歌〉的评价问题》中就认为，白氏此诗作于周至，该地历史上有周穆王见西王母、弄玉吹箫升仙的传说，唐代亦多修道成仙故事，"易孕育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詹锳推测海上仙山的描述可能受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影响。王运熙则赞同清人赵翼的"时俗讹传，本非实事"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民间传说。传说的依据是玄宗一生对神仙方术的热衷追求和马嵬变后对杨贵妃的真挚哀悼和思念。白居易从友人处听到传说后写入诗篇，他并非这一故事的创造者。
文革以后，学界对《长恨歌》的兴趣依然很浓，一方面，人们仍然对《长恨歌》的主题理解不一，另一方面在《长恨歌》的艺术分析和故事来源等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文革以后的《长恨歌》主题的讨论，依然以爱情说、讽谕说和双重主题说为主，另外，俞平伯的"隐事说"被人重新提出，并引发了一场讨论。
此时以持讽谕说的学者最多。这派观点的文章，在立论上大都强调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结合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结合陈鸿的《长恨歌传》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如杨发恩《〈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就指出，此时前后两部分思想是一致的。前半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谕意义。王拾遗的《"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也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实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而周文《说〈长恨歌〉》与《再说〈长恨歌〉》更是以较为充分的篇幅申述了其讽谕说。他强调指出：原先流传于市民中的李杨故事，"基本上是个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却从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将故事整理加工成为"意存讽谕的《长恨歌》"；但当作品重新回到民间时，市民们仍然"只欣赏他们自己原先就欣赏的东西"，"取其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的绚丽，失其讽谕之风骨"。作者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既矛盾又统一的。
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题。
如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就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得到"各阶层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
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
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主要有刘辉扬的《一篇〈长恨〉有风情》、陈小玲的《哀艳之中，具有讽刺》、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等。其中蹇文在评价、分析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张俊哲的《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
《琵琶行》 《琵琶行》是同《长恨歌》齐名的作品，研究的文章也不少。其中较有深度、别具新意的文章则主要有陈寅恪的《白香山〈琵琶行〉笺证》、蒋礼鸿的《"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何其芳的《新诗话（六）》、霍松林的《〈琵琶行〉赏析》、王达津的《漫谈〈琵琶行〉》、金学智的《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美――兼论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等。
七、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白居易研究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白居易文集的重新整理以及白集版本源流的研究。
白居易文集的新整理和版本研究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加以集录、整理，后经唐末五代兵乱，篇什多有散失。现在存世最早的白集刻本，是南宋绍兴时所刻的七十一卷本《白氏长庆集》。胡适在《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中曾对此版本的版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
从本世纪初以来，学界在全面吸收白居易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文集作了大量、有效的校勘和整理工作。
四十年代中后期，岑仲勉先后发表了《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文苑英华辩证校白氏诗文附按》、《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从金泽图录白集影页中所见》等六篇文章。他通过大量细致详尽的校证和考释，解决了白氏作品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白居易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几个关键性问题是：（1）考订《白氏长庆集》最后编订时间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2）提出《白集》东林真迹于唐末或五代初已经消亡的论断；（3）根据传世的唐代碑志、正史、类书互相核校，比较宋代以来《白集》传世刻本的异同，指出今本所收白氏诗文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信白氏作品也。第二、三两类，其中虽有可疑，然未获强证，吾人不能断为非白氏作品也。第四类至第六类则异是，其必非白氏所作。"（4）他校定《白集》诸刻各有所善，指出从总体看，明马元调本优于日本那波道圆本。日本著名学者花房英树曾撰文盛赞岑氏对《白集》的研究"实在是充实的著作"。
四十年代末，陈寅恪也曾着力于白居易作品的笺证、整理工作，先后撰著了《长恨歌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琵琶行笺证》等文，在白诗的笺释、考订方面，颇多发明。
五六十年代，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未有大的突破，人们只是在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有推进。如刘文典的《群书斠补（元白诗笺证稿等五篇）》、卞孝萱的《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朱金城的《〈白居易诗选〉编年注释质疑》等。
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的高潮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该书以宋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宋明清的一些主要刊本，改正了原本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并将前人已经拾补的连同新近发现的佚诗佚文编为外集两卷。这虽不是各本的会校、会勘，但已经是世纪初以来第一个经过整理的白居易诗文的全集本，给当时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本世纪白氏文集整理、校勘方面的最大成果当推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该书笺证部分，以笺释人名为主，兼及典章制度、词语典故。它在广泛吸收陈寅恪、岑仲勉等前辈学者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发掘新材料，纠正了不少前人和时人的失误。此书的校勘，以明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为底本，参校历代白集刊本十一种，唐、宋两代重要文集及选本七种，罗列异同，以备众说，类似于集校。但是，本书又不同于一般的集校，能尽量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使得校勘记不限于一般的列异同、校是非，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九十年代以后，在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方面取得成果最丰的学者当数谢思炜。其博士学位论文《白居易集综论》上编考论结合，着重探讨白集的版本问题，从"《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价值"、"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明刻本《白氏讽谏》考证"、"《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明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考证"等几方面，对白集版本源流演变和现存白集的构成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理顺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白居易作品的普及 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白居易作品的普及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白居易诗文的选注本的出版方面，五六十年代是一个高潮。苏仲翔选注的《元白诗选》是较早的一部白诗选本。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顾肇仓、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在注释和编年上都做了不少工作，书后还附有白居易年谱，是当时较好的选注本，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白居易诗文选注本出版的另一个高潮是八十年代。这一时期不但再版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两种《白居易诗选》，还新出版了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刘逸生主编、梁鉴江的《白居易诗选》，王汝弼著诗文兼选，具有一定的特色。
在白居易诗歌今译方面，则首推霍松林的《白居易诗选译》，该书选择白诗一百多篇，用现代汉语作了诗体翻译。其中不少篇什能保持原作的诗意，重视文词的藻饰，在古诗今译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类似的著作还有李希南、郭炳兴的《白居易诗译释》。
从五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末，几乎每年（除去文革期间）都有相当多的白诗赏析文章问世，这些文章对白诗的普及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褚斌杰主编的《白居易诗歌赏析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而朱金城、朱易安合著的《白居易集导读》则是一部全面介绍白居易诗文创作的普及性读物，于通俗化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总的看来，本世纪白居易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如在白居易研究中存在着重诗歌轻散文，重讽谕诗轻闲适诗、感伤诗，重诗歌内容分析轻诗歌形式研究，重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探究，轻从文学流变史宏观综合探讨白诗等现象。另外，对历代的白居易研究和国外的白居易研究情况，学界也梳理、介绍得不够。至今尚未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白居易研究会，单从这一点说，就和王维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甚至韩愈研究。柳宗元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十一章 李商隐、温庭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