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李商隐研究可说是晚唐诗人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充分和深入的。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李商隐诗意阐释以及作品校订的专著，如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光社石印出版了《李义山诗》三卷（封面题：《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1917年，上海会文堂又石印出版了屈复的《玉溪生诗意》八卷。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商隐研究趋于全面，涌现出一批对李商隐生平、诗歌进行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以及张尔田的《玉溪生诗评》影响较大。
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侧重李商隐对社会现实之态度、强调李商隐诗歌现实意义的论文，而马茂元等少数学者在研究李商隐诗歌思想性的同时，仍能细入地分析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特点，诚属难得。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商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新时期。
这二十多年里，首先出版了好几部对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校注、汇评、集解的著作，其中又以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成绩最为显著。
其次，对于李商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系列专著《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以及王蒙对李商隐诗歌进行心理分析、艺术阐释的系列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而且，1992年11月下旬，在广西桂林、平乐召开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李商隐研究会，以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李商隐学术研讨会。这些都使得李商隐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本文下面将从生平、诗文创作和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三个方面，对本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作简要的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生年 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前人有三种意见，冯浩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说，钱振伦主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本世纪学界则在此三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几种说法：
（1）元和八年说。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在对前人三种说法意义分析后认为，"在未有新佐证提出之前，仍应推冯说为定案，即生元和八年卒大中十二年，享年四十六岁"。后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唐诗选本、李商隐诗选以及《辞海》修订本"李商隐"条均主此说。何林天的《李商隐生平探讨》也支持此说。
（2）元和七年说。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和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都同意此说。杨柳后来在其《李商隐出生年代再探讨》中又重申了其观点："在未掌握新材料前，应定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卒于大中十二年，年四十七岁。"
（3）元和六年。董乃斌在《李商隐生年为元和六年说》中同意钱振伦笺证《樊南文集补编》时的说法，认为不应迁就《上崔华州书》而应依《仲姊志状》所叙述的情况，将李商隐的生年定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
（4）元和四年说。张振佩《李义山评传》对冯说不满，又详加考证，认为李商隐生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卒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享年五十一岁。但此说提出六十年来，未见有人响应。
江湘之游 这个问题是冯浩从李商隐诗中推测出来的，他认为义山在开成末、会昌初（公元840年――公元841年）曾有一次为期数月的江湘之游（游历长沙一带）。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张采田《年谱会笺》的支持。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持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1）否定派。岑仲勉在《唐史余沈》卷三"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中对冯浩所提出的论据一一质疑，认为李商隐不可能在开成末、会昌初南游江乡。后来，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也对此事持"暂时存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同年所著的《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中则明确否定了李商隐的这次行踪。同样，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也未采纳冯浩说，未述李商隐南游江乡事。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商隐南游江乡辨》中则较充分地论证了李商隐开成末并无南游江乡事。
（2）肯定派。杨柳在《关于李商隐的江湘之游――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之一》中，指出，岑仲勉说"似甚辨，细考则破绽百出"，且列举了三条理由。文章认为李商隐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写给杜悰的启中所说"南游郢泽"即指开成五年的江乡之游。他在后来所撰的《〈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再辨正〉质疑》及其所著的《李商隐评传》中均持同样观点。另外，周建国在《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与吴调公先生商榷》也反驳了吴调公的意见，认为李商隐在开成、会昌之际确有江乡之游。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则在肯定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李商隐此行的重要动机是到荆湘一带寻找曾与他相爱，但被"吴王"取去、南下湖湘的一女冠。
李商隐的恋爱事迹 据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自序》所云，最早探讨李商隐恋爱事迹的学者是张鹤群，他曾做过一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东吴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只是认为李商隐和女道士有恋爱关系，对李商隐和宫嫔恋爱说则持怀疑态度。真正对李商隐的恋爱生活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是苏雪林，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认为李商隐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指出李义山一生所恋爱的人有女道士、宫人、妻、娼妓等四种。该书对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恋爱过程分析得尤其细致。后来，陈贻焮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中又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进行补充论证，也认为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时曾与一姓宋的女冠有恋情，而且他与那女冠曾经有过远别，原因当是她随公主入宫。后来，他们的关系"终于泄露了，他们的相爱遭到干预而变成了悲剧的结局"。但他对苏雪林文也有商榷之处，如认为"李与此人恋爱是在玉阳灵都观"，"无须节外生枝地硬扯到长安的华阳观中"。
当然，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持否定态度。如张尔田在《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中就认为，"义山集中，其女性诸诗，除《柳枝》数首外，但可谓之艳情，而不得实指为恋爱。至其艳情托何而起，所指者为谁，此情惟义山个人能言之，吾人实无权为之代答。"此文后所附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也认为苏雪林"悬断之'事迹'多从诗中推出，什九缺乏历史的根据"，又说"此书最大之功用，盖在使人解颐矣"。六十年以后，杨柳在《如何理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有的学者从李商隐诗中"意逆"出其恋爱事迹的方法不以为然。然而，一年以后，董乃斌在《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对杨柳的这种说法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研究诗歌也离不开参悟之法，实际上对从李诗中探讨其恋爱事迹的做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董乃斌在其《李商隐传》中，也未否定李商隐"学仙玉阳"时与女道士的恋爱关系，更详细考述了李商隐与洛中里娘柳枝的恋爱，认为"这才是一次纯真动人的初恋呢"。另外，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一书中也有对李商隐与柳枝、宋华阳以及其妻王氏等人爱情关系的大量分析。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是李商隐生平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看法：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在本世纪亦有较大的影响。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 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传》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牛党说。此说为徐逢源所主。本世纪以来，似乎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沿用过，后则未见有人采用。
（3）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五十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绹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过日子，一直很不得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说"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持正不阿的人，才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人采用"无关党局"的提法，赞同冯浩的"小臣文士"之论，并着重从主观态度上加以论证。如吴调公就认为，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只有文字之交、师生关系"，"通婚王茂元"，并未"走上了什么终南捷径"，"参加长安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似乎还找不出"有党人汲引的迹象"，"终武宗一朝，李党得势时期"，也似乎并没有利用李德裕等人的"夤援"，因而说不上"朋党的联系"，他对党人的态度，也无所偏袒，"研究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了然于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了。"
（4）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焮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深交令狐、攀亲王家，主要是出于他企图夤援权势的个人打算，也是有可非议之处的。"张明非的观点与陈贻焮亦相近，认为"李商隐的为人也有可以非议之处。他一生陷于党争，却又不甘沉沦，为了取得令狐绹的同情，他屡屡表白心迹，乞求谅解"。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思想和性情 本世纪专门研究李商隐思想的论文不多。张振佩的《李商隐评传》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李商隐的性情和思想，他认为义山的性情有六点：即热情、偏狭、倨傲、好名、犹疑、矛盾。他还认为，李商隐"也和一般人同样，为追求较舒服和安定的生活，于是便力争上流，谋求显达。但几度的失败，便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反顾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于是只好归之于不可推求的命运。成为一个定命论者。""一个目前主义的颓废者"，最后"做一个激头激尾的现实反抗者"。
陈贻焮的《关于李商隐》是一篇深入分析李商隐一生思想发展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李商隐一生三个心愿的叙述和分析，看出："一、李商隐少壮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文章还将李商隐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始欲委屈夤援；继悟孤立无援；终于疏远名利。"并谓其晚年诗如《槿花二首》、《乐游原》等作的感伤情调中夹有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虚无思想。柳文英的《谈李商隐的风貌》通过对把李商隐当作一个轻薄浪子的传统说法的批驳，探讨了李商隐独具的性格美和精神美，指出李商隐具有高洁的品格、傲兀的志气，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
李乃龙的《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则根据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考析了其仙道观的渊源和特点，并论述了仙道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其他有一些论著涉及到李商隐生平的其他问题。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探讨了李商隐"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王氏逝世之时间"等问题。李中华的《"王氏之死"考》则认为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深秋。梁超然的《李商隐考略二题》则对义山的生年和摄守昭州二事进行了考证，他考定李商隐摄守昭州时间为大中二年正月初五至三月二十日。
二、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则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和一部分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中优秀的作品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虽然李商隐"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没有较多地表现人民的苦难、意志和愿望，却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他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他开创了诗歌上新的风格、新的流派，在艺术技巧上他对我国的古典诗歌更有所发展和丰富，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综合研究更为深透，从整体上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的论文主要有：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吴调公的《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董乃斌的《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等。
其中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将李商隐一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李商隐的十年应举时期的诗歌早已表现其承传李贺的秾丽的特色。而他的'沉博'风格则更多地表现为爱情诗中内心矛盾的体贴入微和对情境色泽丰富多彩的描绘，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时期的诗歌，主要是着重反映一代兴亡巨幅画卷的旅行诗，和揉合神话与现实于一炉的讽谏诗，霓裳风马，骋驰于远古的历史和广阔的郊原中，以形成其'沉博'。至于天涯漂泊、幕府生涯时期的诗歌的'丽'，则表现为异乡风土的描绘、斑烂陆离的色彩和伤悼诗中凄楚的冷色。而'沉博'的进一步发展，则更得力于学习杜甫功力的精进，无论是在政治诗和生平回忆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吴调公的另一篇文章《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
董乃斌文一反前人多用李商隐的生平分期来论析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做法，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将李诗风格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模拟期，大致从李商隐开始创作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写出《有感二首》等诗以前，其诗歌创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乐府歌行和李贺歌诗，抒写少年情怀，偶有轻愁薄闷，在模拟中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巨大创作潜力。第二期为愤激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哭刘蕡》等诗的完成，本期诗风特征是政治性大大加强，情绪趋于激愤悲壮。第三期为感伤期，大致从哭刘蕡以后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游历江东写出一系列咏史诗为止。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哀惋凄厉、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浓艳绮丽、朦胧曲折的表现形式有机、和谐的统一，到本阶段才成熟定型。第四期为颓废期。指李商隐罢盐铁推官归居荥阳以后的创作。随着生活境遇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诗中大量出现对人生和世界虚无、幻灭的思想情绪。
刘学锴文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论文。该文首先指出，诗歌中写人生感慨，唐以前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人生困顿与离合聚散、盛衰变化的感慨，陶潜与杜甫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商隐则是使诗歌中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的诗人。义山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具有个性特点的有三种类型，即命运感慨、世情感慨和情绪感慨。另外，作者还认为，李商隐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同时反映了从先秦到晚唐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分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中前五部分都是论述义山诗的风格的。
其中刘著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吴著认为 ，李商隐诗歌的"沉博绝丽"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诗思的陶钧中，表现为意脉的贯串和律法的精细；在炼字炼句中，表现为体物的工切和用典别出新意；在诗体方面，发展了咏史诗和侧重地创写了无题诗，表现了艺术素养的深厚，不拘一格，师法前人而又自辟蹊径。"董著下篇第一部分探讨了玉溪生诗歌风格演变的轨迹；第二部分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第三部分指出，人生的挣扎与感伤的主题是李商隐诗歌主题的贯串线；第四部分认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倾向于多用比兴以寄托其主题思想的表现方法，因此他的诗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隐晦曲折、朦胧含蓄。第五部分则认为，义山诗描述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自然是秾艳华丽，另外还具有沉痛凄切、森冷阴暗的色调。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创作心态、艺术构思等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如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蒋凡的《李商隐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董乃斌的《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王同书的《枯荷夕阳萧瑟美》、梁佛根的《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传统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等。
其中蒋凡文称李商隐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文章认为李商隐的一生蹭蹬仕途，并非如人所说仅是牛党要人令狐綯的排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的"逆反"心理素质及其诗歌创作。这样抛开个人得失，全然无视利害的坚强创作心理准备，保证其诗歌创作在构思立意、命题谋篇诸方面，能够高瞻远瞩、别开生面，从而为永恒艺术魅力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文章还指出，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心理描写细腻动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其擅长心理分析与升华的独特艺术个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心理学，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原型理论对李商隐诗常用的"蝶蜂"语象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何种字词，可以窥见作家审美情趣的个性特征。因此，"把字词色彩（还有音调格律）与作家心态直接挂钩，从前者径直引出对后者即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析论"，"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曲折关系"。基于此，文章就"蝶"进入文学后形成的两种语象系统――"庄生梦蝶"系统和"韩凭夫妇化蝶"系统进行考镜源流。指出前者"是抒发苦闷、灰心、迷惘、失落、幻觉乃至幻灭，以及由此引致的消极、颓唐、放旷、无为等心态的习用典故"。后者则成为美丽纯真、贞洁和爱情的化身。据作者统计：李商隐以"蝶"为标题的诗共廿九例。除《锦瑟》属"庄生梦蝶'系统'倾向于虚静无为等义者"外，其余绝大部分均属"韩凭夫妇化蝶"系统，"均无不沿用了以蝴蝶为柔美、爱恋、寻觅、无望乃至悲剧之象征的传统文化意义"。此外，文章还就义山诗中表面上未出现蝶蜂字样而实际上咏蜂蝶并有指代、隐喻、象征意义的诗篇作了语象考察。王同书文从"枯荷"（败荷）和"夕阳"（斜晖 、晚晴、残阳、斜阳）等语象分析得出"萧瑟美是李商隐诗的特色"的结论。梁佛根文则认为：现实中文人命运与历史人物有惊人的相似处，从而出现文人仿同心理的发达；社会对人权的轻视使 自我防护成为必要；社会制度的恒久不变使文化哲学无质的飞跃，积淀成文人的仿古心态，创作上形成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引起文人对事类征引（用典）的重视；对美学本质性问题认识的停滞，使异代美感共鸣成为可能，并促使文人用典故表现古人已体验到的美感境界。这也是义山诗用典的心理动因。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新意。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吴调公的《关于李商隐诗的评价问题》、荀运昌的《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其中陈伯海文从整个古代诗歌发展的潮流着眼，论述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考察李商隐在晚唐诗坛所处的地位，认为晚唐诗歌创作的各个流派中，应以"温李"一派为大宗，而李商隐又不限于这一派的正宗 ，他的成就和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整个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第二部分研究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一阵余波，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卷水涡。作为这阵余波和旋流的弄潮儿，李商隐的地位虽不能同站在抒情发展高峰上的李白以及开辟"以文为诗"新天地的杜甫相提并论，毕竟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还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把握古代诗歌史的来龙去脉，从而去发现和总结文学发展变化规律性问题。
另外，一些专著也涉及到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评价，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八章"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的第八部分"他不是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等。
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在论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时认为，李商隐是唐诗繁荣发展期的最后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诗人，而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用他的诗歌反映所处的时代以外，可以说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选取典型的历史题材，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并抓住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或细节，加以着力描绘渲染，从而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达到艺术的概括性和描写的具体性、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议论的奇警与情味的隽永的和谐统一"；而其无题诗的特点和优点则在于，"十分注意比兴本身形象的鲜明、生动、完整，力求其既富于生活实感，又具有启发性，能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自然联想。"
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探讨了李商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他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影响，便在于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文人以诗歌创作作为舒泄哀怨愤懑和克服身心困厄的根本手段这一传统。李商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以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华创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诗美，使诗（特别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质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大大丰富了文人们克服内心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手段。"
三、诗歌题材和体式研究
诗歌题材研究 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题材和体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李商隐诗歌题材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马茂元的《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体物诗》、陈伯海的《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韩理洲的《李商隐的咏史诗》、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杨柳的《李商隐咏女冠诗初探》、张明非的《李商隐的政治诗》、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王蒙的《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影响》、《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苏涵的《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等。
其中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类：（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文章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而封建糟粕也是很多的。"他的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些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是，"李诗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却表现得不够有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这是它的弱点。"而其《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一文则认为，虽然"我们不必把'爱国诗人'的头衔加给他，但他的政治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和社会的政治面貌"，所以文章分析了李商隐的咏史诗、描写当时政治生活的诗以及战争诗，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现实精神，同时也看到了商隐政治诗的缺点，一是他对党争的危害认识得不足，他对令狐绹的剖白和屡启陈情，也是他思想庸俗的一面；对于社会混乱的原因，他更没有认识到；还有他的政治诗也有类似他的爱情诗的，写得很隐晦，用典太多，而且好逞才华，使读者读起来很困难。
马茂元文也强调了研究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入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此及彼，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文章指出，"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文章最后认为，"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陈贻焮文则指出，李商隐体物诗《牡丹》中"运用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典故来描写、烘托因某一事物而引起的种种感受和情绪的作法，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很有趣很成功的尝试"，"很难在一般诗中，甚至在咏物诗中被普遍地加以运用的这一事实，却显示出这一作法在构思和表现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对于李商隐咏史诗中艺术上的创新，陈文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这类诗歌的构思和表现显然受到了李贺的影响。是李贺使他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象，进行构思和表现；但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作出了新贡献。"陈文又极赞赏其咏史绝句，说李商隐的"这类作品大多想象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在论及李商隐"一些专写特定生活环境中特定感受和情绪的精美诗篇"时，作者指出，这些诗"表现入微"、"体物入神"，"但最可注意的是，由于他有时将一些感受、情绪、感情写得很形象很具体，以致使诗歌或多或少地带有象征意味"，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一文则认为，诗人咏史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作品中的暴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文章还探讨了李商隐咏史刺政诗题材表现上的贡献和体裁上的创新。张明非文则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李商隐的真实面目，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见解，而且不为尊者讳。
钟来因前文指出，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关系密切，前人谓其诗风清峭感怆、谲怪、隐僻、精深，均与道教有关。文章联系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及李商隐玉阳山学道的经过，认为义山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触犯了封建礼教，也违反了道门教规，受到重大挫折，这对其生活、思想、诗风都有重大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第一，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家色彩的爱情画卷；第二，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隐晦、精深的风格；第三，义山爱情诗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恋爱的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隐"学仙玉阳山"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剖析，揭示出其中隐藏着的奥秘。作者认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深刻的烙印。他的无题诗的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学来。因此，揭开其中隐藏着的道藏的奥秘，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恋爱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