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学者涉足了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大多是对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崇信道教的问题，以及道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则有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王友胜的《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王定璋的《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和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等。
其中黄世中著论述了唐诗与道教的内在联系。从唐道士、女冠，崇道、反道诗人等角度阐明了道意对唐诗的影响，探索了诗心、诗意、诗境中所蕴藏的道韵，研讨了山水、恋情、酒意等诗中所交融的道意与审美情趣。该书指出，道教对唐诗审美趣味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使得唐人道蕴诗具有独特的惆怅美、傲岸美、静穆美和感伤美。总之，"唐人深蕴着道意的诗篇无不洋溢着一种对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对人的'异化'的扬弃。而这正是其诗美之所在，体现了道蕴诗的的审美理想：追求肉体和精神的绝对自由。"
四、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
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 在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探讨中，音乐最受人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多。而在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方面取得成果较多的学者则主要有朱谦之、任半塘、王昆吾和葛晓音等。
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考察文学与音乐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六章专论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他指出，"唐代是新旧音乐交换接续的时代，一方面结束乐府体，一方面开辟词曲体，唯唐代本身也自有一种代表时代的音乐文学，就是那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绝句'了。"书中还详细探讨了唐代绝句的唱法。
从五十年代开始，任半塘就一直致力于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就曾计划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与伎艺作一全面研究，完成包括敦煌曲研究、唐戏弄研究在内的十八部著作。在超乎常人的努力下，他的理想逐步得到了实现。他先后出版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敦煌歌辞总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著作。还有一部分设想由其博士生王小盾（又名王昆吾）付诸实施了。
《唐戏弄》是我国第一部对唐代戏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一反前人认为唐代无"戏"或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无关的观点，不计成败，穷搜史料，"专述唐五代戏剧，清理其条贯，著明其精神，以期对以往之戏剧史、文学史内，在此部分过分简略与武断处，作初步的补正。"作者指出，前代早已存在的歌舞戏，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受到胡乐、胡舞和胡戏的刺激，并与当时传奇、小说、讲唱、咏语等多种文艺互相影响，不但代言问答形式普遍，而且出现了融合乐、歌、舞、演、白五事，共同推进故事、加强表情和提高效果的"全能戏"。我国戏剧之体制，至此实已完成。该书还在第八章"杂考"中分别论述了"唐诗与唐戏"、"唐传奇与唐戏"、"唐变文与唐诗"之关系，所以该书虽然是探讨唐代戏剧的专著，实际上已是一部较为全面探讨唐代音乐文学的著作。
《唐声诗》是作者用综合研究方法从"声"的角度，系统探讨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实况的一部专著，也是作者继《唐戏弄》后，为开辟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作者在这部书中，一反过去唐诗研究中重在主文、不兼主声之嫌，和诸多文学史只讲唐代民谣、无视声诗体用之弊，从"辞、乐、歌、舞"四个方面研究唐及五代的五言、六言、七言等齐言歌辞，积极倡导唐代固有的声诗之学。作者认为，唐声诗和唐诗词研究的区别就在于体格上，它不同于长短句的歌辞，也有异于未能合乐、和舞的"徒诗"。其诗乐多与舞俱，故有歌声、乐声、舞声等三级之别。因此，上编对唐声诗的研究重在"辞、乐、歌、舞"四事，尤以"声"为主。论述的范围既取诗人文士之作，兼重民间乐舞歌辞，对以声为主的敦煌歌辞、敦煌乐谱、敦煌舞谱进行尤为精辟的探讨。下编则详细论述已著录的声诗格调，逐一辨别一百五十四个诗调间的异同。总之，该书对于研究唐代声诗确实起到了"初步承乏，用资启发"的目的，并可以弥补唐诗和唐代文艺学研究的罅隙。
任半塘在研究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时，实际上是齐言诗歌与杂言诗歌并重的。他把对《教坊记》和"声诗"的研究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衷心环节。同样，他在研究长短句歌辞时，也已注意到另一种歌辞，即齐言歌辞的存在，他对这些齐言歌辞的研究，旨在破除关于长短句词是由近体诗演变而来的传统谬说。
总的看来，任半塘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一些富于创造性的观点：（1）歌辞的体式是由音乐和表演方式决定的。齐言、杂言两大类辞式，彼此间并无因果关系。"绝大部分之长短句格调，应为倚杂言之声而辞，不假他辞。"（2）作为音乐文学，歌辞是由音乐与文学两重因素构成的。仅以文学为立场而忽略音乐的研究，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仅认为长短句词是近体诗向外来音乐的一种适应，也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3）宋代人关于长短句词调由填实和泛声而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唐代燕乐歌辞并非一字一声，也非一句一拍；"和声以声为主，和声原本在曲调之内，并不在曲调之外"；"和声非衬字之声"；"诗调有和声可考者，不过十余曲，无从想象为凡诗调皆赖和声以成曲"。因此，任半塘的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借助词调的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全面展现了中古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王昆吾的唐代音乐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则是其老师任半塘学术观点和研究计划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他的相关成果主要是：《五台山与唐代佛教音乐》、《唐代的道曲与道调》、《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
《唐代酒令艺术》一书，旨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背景下，描写出由多种文化因素结晶而成的两个事物――"词"和敦煌令舞――的产生过程，勾画出唐代酒筵――这个由唐代市民、艺妓、诗人、将士、官吏和羽客僧人们所组成的小社会的轮廓，说明其中某些文化现象的实质。该书还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唐代酒令艺术的文化背景：中古时代的"胡乐入华"、饮妓艺术的兴起、南北音乐交融和词调的产生。作者认为，隋唐五代胡乐、中原俗乐和南方音乐的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阶段：（1）盛唐以前：胡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新俗乐的产生，是初盛唐酒令歌舞化和著辞歌舞产生的文化背景；（2）中唐：教坊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艺术小舞的产生，是中唐文人曲子辞创作风格产生的文化背景；（3）晚唐五代的酒令辞具有令格细致的特征，而这又是和当时酒筵音乐走上了歌唱化和南方化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所说的词律的形成问题，其实就是著辞令格规范化的问题。就此而言，当晚唐五代人为着酒筵著辞的丰富精美而选择出一批流行曲调的时候，他们也就完成了"词调"的建设工作。作者最后总结道："从游戏伎艺角度看，它包括律令、骰盘、抛打等三类品种；从表演艺术角度看，它经历了送酒歌舞、著辞歌舞、抛打歌舞、下次据令舞等四个发展阶段；从文学角度看，它拥有送酒著辞、改令著辞等两批音律谐美的作品；从音乐角度看，它是胡乐、边地新声、中原俗乐、南方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一书，把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长短句歌辞，放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主要依据歌唱、吟诵、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探讨了它们的形成，试图建立关于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系统认识。作者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或音乐史，其主体部分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所谓"燕乐"，就是宫廷祭祀音乐以外的全部音乐的总称。俗乐（包括教坊乐）是它的主流，宫廷宴飨音乐是它的组成部分，琴曲是它的一个器乐曲品种。而隋唐五代燕乐歌辞就是隋唐燕乐的文学表现。它可以分为谣歌辞和歌曲辞（曲子辞、大曲辞）两大类型。介于谣歌与歌曲之间的音乐艺术有琴歌与讲唱两种。琴歌虽是一种合乐之歌，但它大量采用了传统的歌乐相和的歌唱形式，同典型的曲子歌唱有别；讲唱除曲子歌唱外，应用了佛教的转读、呗赞，运用了民间谣歌歌调，范围比曲子歌唱更为广大。从演唱形式的角度看，隋唐五代歌唱包括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讲唱六种主要体裁。所以，作者进而分析了燕乐杂言歌辞在曲子、著辞、琴歌、谣歌、讲唱中的不同音乐性格和表演性格，描述了它在不同音乐体裁中的不同发展途径。
葛晓音研究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等。
其《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一文针对目前学界多谓隋唐燕乐包含清乐的流行观点，查证全部原始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唐代清乐和燕乐的关系，是随着燕乐概念内涵的发展而变化的，并不是包含关系。清乐在唐代（至少在初盛唐）是独立于燕乐之外的一个乐种，其性质近雅，与燕乐的近俗构成对立关系，而古雅正是清乐衰落的根本原因。由于隋唐音乐早已失传，研究这一课题的实际意义与其说是体现在音乐史上，还不如说是体现在文学史上，因为只有辨明清乐的从属关系，才不至于将燕乐歌辞的范围定得太宽泛，使曲子辞和汉魏六朝古乐府混为一谈。
汉魏六朝的清商乐到盛唐已经衰落，而与清商乐相应的古乐府诗却出现了复兴的盛况，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葛晓音在《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一文中，从考察初盛唐清乐的发展和乐府诗的类别等角度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局部的探讨。作者认为，从初唐到盛唐，清乐在宫廷中虽趋于式微，但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依然流传下来，而且为士大夫用于日常娱乐，借以修养情性，这应是初盛唐古乐府诗兴盛的音乐背景。但是，作者在对初盛唐古乐府的体裁、类别及其发展的阶段性进行细入研究后，又发现：盛唐古乐府的兴盛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像汉魏六朝乐府那样密切。清乐的盛衰对古乐府创作的影响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音乐性上，还不如说主要是反映了雅俗、新旧的文艺观念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的冲突和消长。乐府诗内容与题目的传承性固然与音乐有关，但它又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的诗体。这种独立性也是它兴盛不完全依赖于清乐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的兴盛，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现象，正如一切事物在盛衰变化中都有反复，初盛唐雅乐在衰落的总趋势中也曾有过两度复兴。古乐府的兴盛以此为背景，但又不依赖于宫廷清乐。盛唐古乐府以恢复汉魏乐府为主要目标的事实，及其反律化的倾向，体现了盛唐诗歌复古革新的基本精神。这既是对当时政治上一度高涨的崇雅黜俗、尚质去文的呼声的一种反响，又是对宫廷清乐尚存淫哇之声的一种批判。这就是盛唐清乐与古乐府之间的辩证关系。
葛晓音等《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在中日学者关于词乐关系和古谱译解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保存在日本的雅乐和唐代乐谱等资料，对唐代齐言曲辞和杂言曲辞与乐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声辞配合的规则、齐言和杂言曲辞的音乐根源、同调异体的成因这三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声辞配合的规则"方面，作者否定了传统的"一句一拍"说，经过对敦煌古乐谱的深入分析和重新解读，总结出了乐调和曲辞配合的一些基本规则：（１）节奏安排和句逗相应，而且是以词组为基本单位，虽然不能说是一逗一拍，但在研究词乐关系时，曲拍和半逗的对应关系是应当首先考虑的；（２）应顾及半逗词组和句子之间可以用延长拍子来分割的事实；（３）拍号的位置或在句首的第一或第二字，或在半逗词组第一字，或在句末结束时。关于同调异体的成因，她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与同名异调曲的不同结构有关；二是与同名异调曲的调性不同有关；三是，同调异体与大曲各部分节奏的不同有关；四是，杂曲和大曲的同名曲有不同的曲谱。至少可以看出，同调异体的曲辞体式取决于同名异调的乐曲结构的差异这一事实。这显然是同调异体辞现象所由产生的最基本的音乐根源。
其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乐维华的《唐诗与音乐轶闻》、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等。其中朱易安著通过唐代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诗歌、诗人及有关史料，介绍了唐代的诗歌与音乐的特殊关系，揭示了唐代音乐空前的繁荣的原因和唐代音乐发展的源流，以及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风貌，展示了唐代这一历史时期音乐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唐代声乐、舞乐以及唐代的音乐诗与文人的生活，对唐代的音乐标题诗、民歌俚曲、宫廷音乐等等都有广泛涉猎。
有关的专题论文还有：席臻贯的《唐诗中的唐乐与乐伎》、武复兴的《唐诗与音乐》、王启兴的《唐代诗人与音乐――唐诗繁荣和唐代艺术的关系初探之一》、王建辉的《从音乐角度探讨唐诗繁荣的原因》、王庭珍等的《唐诗与音乐》、李扬的《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李雄飞的《唐诗中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等。其中王启兴文认为，唐代音乐的发达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众多用五、七言绝、律、古诗从不同角度描绘音乐的诗篇，对唐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作者还分析了唐诗与音乐之间密切的联系：一，唐代乐工用诗配乐，诗人为配乐而写作七言绝句，也说明唐代音乐和诗歌之间的互相促进而发展；二，唐代音乐的繁荣促进了唐诗描摹音乐艺术的丰富多采，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美学境界；三，唐代五言律绝中的声调名，显然是受音乐中平、侧二调的影响，进而借乐调名称来表示声调。
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 除了音乐，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鉴于此，本世纪学界还探讨了舞蹈、绘画、书法甚至园林艺术与唐代文学之关系。
在唐代诗歌与舞蹈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朱帆的《唐诗和维吾尔族舞蹈》、冬青的《唐人诗歌中的乐舞资料》、曹大仓的《读唐诗窥唐舞》、武复兴的《从唐诗刊唐代长安绚丽的乐舞艺术――读唐诗札记》、张翥的《唐代舞诗艺术散论》、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等。其中张明非著通过唐代乐舞诗和有关史料，揭示了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展示了舞蹈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面貌，勾勒了不同时期舞蹈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元稹等著名诗人的乐舞观，描述了唐代各类乐伎的命运和生活，探讨了乐舞诗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以及乐舞诗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它拥有的艺术魅力。
在唐诗与绘画方面，成果很多。学界除了研究了王维诗中的"画意"、杜甫的题画诗和杜诗中的绘画美，还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唐代诗歌与绘画之间的交融和互相影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陈华昌的《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王启兴的《唐代画诗沟通的几个美学问题》、《唐代诗人和绘画――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陶文鹏的的《传神肖貌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唐诗与绘画》等。其中王启兴后文通过对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探索，进而多方面具体考察了唐代诗人深爱绘画佳作这一精神文化活动的情况；同时对诗人题画、咏画诗的创作也有所论列。陶文鹏著旨在以唐诗为基点，论述唐诗与绘画的种种关系，以大量的题画诗、山水田园诗、人物素描诗、咏物诗和绘画代表作，阐述"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们透过书中所列举的唐代诗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宗教画与诗歌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之妙，品味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传统悠久、风貌独特之趣。
在唐代诗歌与园林别业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李浩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等。其中葛晓音著认为，王绩是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王绩特别善于在山水描写中缀以野兴幽情以表现隐士的高古闲雅，善于渲染高卧静室、面对松风泉影、服药弹琴的闲趣。该书还详细分析了盛唐山水诗多作于别业之中的原因和特色。作者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能从别业中产生，与当时的构筑崇尚风光、不加穿凿的审美趣尚有关系。由于当时著名权贵和普通官吏的别业都以"自然成野趣"为上，到处是高朗的天空，开阔的田野，澄清的陂塘，大片的丛林和幽静的山谷。山水田园风光融成一片，反映在诗歌中，自然就使山水与田园两大题材互相渗透，合为一体了。李浩著是一部对唐代园林别业进行全面考证，对唐代别业与文人的文学创作之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该书上编详细探讨了唐代园林别业的历史风貌、景象构成和意境创造，分析了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创作、文人隐逸、士林风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就艺术发生的实际过程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对别业园林的影响，即"诗以兴游"、"园借文传"；然后作者又反过来阐述了唐代园林别业对诗文创作的促进作用，即"吟咏之材"、"山水之喻"和"江山之助"。该书下编则按唐代的行政区划"道"，一一考证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园林别业的名称和情况。林继中著从文人心态、诗歌创作和美学意蕴三个层面展开对唐诗与庄园文化各种关联的探讨，意在展示庄园文化对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心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并详细寻绎出诗歌创作中庄园文化的影响，最后作者将这种种关联归结为佛教禅宗与道家玄学思维催化下一种诗歌美学与意蕴的"韵外之致"。
就唐代文学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言，则有于植元的《从书法看唐诗》、裴芹的《漫说唐代诗人和书法》、王元军的《唐人书法与文化》等。其中王元军著有一小节是专论"唐诗与书法"的，作者指出，我们不应该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书家部》中，共载录了唐代书家六百四十多人，而唐代著名诗人几乎全在其中。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唐诗人几乎都是书家。当然，如果放在唐代，他们不一定是开宗立派的书家，只是善书家，但诗人与书法关系之密切不可分割，这是无可疑惑的。诗人书家的优势是，他们可以凭藉其特有的艺术激情使书法更具韵致。他们有书作流布于世，也有论书诗为世人所传诵，这些不仅为研究唐代书法艺术、书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反映了诗人们的审美观。作为唐代文坛影响力最大，传播最远、最广的诗歌，其中的论书诗又反过来影响了书法艺术创作。同时，唐代高水平的舞蹈又很容易感染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并使他们从中悟出书法与舞蹈之间内在的联系。
五、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
本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 在本世纪上半叶，对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进行系统、深入考证的学者不太多，主要是岑仲勉。他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对传世的唐代史料进行钩沉索隐，考证辨析，先后写出了《补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论文，先后出版了《唐史余沈》、《唐人行第录》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对唐代文学研究极有助益的著作。
其《唐史余沈》虽然是作者的一部读史笔记，但其中论述、考证唐代文士生平和创作、文集流传情况也不少，所以对深入研究唐代文学也不无裨益。《唐人行第录》一书博采传世和新出土的唐五代资料，对唐人行第一一进行考订，且编排有索引，对阅读和研究唐代诗人的交游和生平和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有较大的帮助，故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唐史研究者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常置之工具书。《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则是作者对《尚书省郎官石记》进行全面的复查、勘核、考订、注补的成果，其中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证定原题名之顺序，各归其本；二是，订正各司名下的任官事迹。其中多发人所未发，创获甚多。对研究唐代文学家的生平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也不太重视。当时在这一方面用力较多、成果较丰者当推马茂元。从1964年开始，作者为了撰写《唐诗史》做准备，先行着手编著《唐才子传笺证》。试图借辛氏之书引出线索，旁征博采，辨析异同，将有关唐代诗人的传记材料，全面系统地加以考订，从而对唐诗风格流派之形成及其传统继承关系，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经过两年的努力，作者写出初稿约二分之一。但是这部稿子在文革之中全部佚失了，只剩下两个副产品――《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唐诗札丛》。这两个成果实际上都是对唐代文学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前者主要是针对初盛唐作家的，后者也只剩下初唐部分。但马茂元的这种做法启发了文革之后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后来傅璇琮、周勋初等学者正是沿着马茂元的这个思路展开研究的。
文革之后，直到世纪末，是唐代文学资料考证的丰收期。就唐代诗人生平考订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王达津的《唐诗丛考》、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论丛》、周勋初的《文史探微》、陈耀东的《唐代文史考辨录》、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丛考》、陈尚君的《唐代文学丛考》等。
其中傅璇琮著对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28位著名诗人的事迹作了审慎翔实的考证和辨正，由于作者所考多为史书语焉不详或事迹错讹较多的的诗人，所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另外，该书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时，还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对所考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当时诗坛的创作、评论及流派活动情况，间有论述，稍作探讨，指出了某些文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唐诗论题，具有促进唐代文学深入的意义。卞孝萱著收入其五十年代以后所撰论文二十余篇，以对中晚唐文史的考证为主，偏重于唐代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吴在庆著的重点在晚唐五代文学史料的考辨，全书由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贯考、登科记考、生平仕历考、诗文题目作者及失收诗文辨补、诗文人名及作年考辨等七个部分组成，由于晚唐五代史料缺失严重，作家作品的研究难度大，所以本书的出版，就为晚唐五代甚至整个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为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陈尚君著中既有对唐五代诗人生平问题的综考，如《唐诗人占籍考》、《唐代闽籍诗人考》、《"花间"词人事辑》等；又有对某个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如《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张碧生活时代考》、《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其中《唐诗人占籍考》尤具新意，文中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前后期变化的统计，对探索唐代文化地理和唐诗风貌与地域文化之关系极有参考价值。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一些与唐代文人生平研究有关的一些资料整理和考订的著作，如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煜的《全唐诗人名考》、徐敏霞等校注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张忱石点校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赵超编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等。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陈鳣的《唐才子传简端记》、张忱石的《〈全唐诗〉"无世次"作者事迹考索》、《徐松〈登科记考〉续补（上、下）》、陶敏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一）》、郁贤皓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二）》、胡可先的《〈登科记考〉匡补》、《〈登科记考〉匡补续编》、《〈登科记考〉匡补三编》、陈尚君的《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陶敏的《〈唐人行第录〉正补拾遗》、熊飞的《〈唐刺史考〉小补》、张瑞君的《〈唐代诗人丛考〉补正两则》、吴在庆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等。
唐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和考证 就唐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考辨方面的专著而言，本世纪除了重印了《全唐诗》、《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前人汇辑的大型总集，还出版了万斯年的《唐代文献丛考》、元结等编选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万曼的《唐集叙录》、任半塘的《唐声诗》、王重民等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孙琴安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陈伯海、朱易安编《唐诗书录》、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清〗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的《全五代诗》、陈尚君编著的《全唐诗补编》、周绍良的《唐代墓志汇编》、孙兰风等编集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傅璇琮等编著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著作。
相关的论文则主要有：刘师培的《读全唐诗发微》、罗振玉的《宋錾文苑英华校记》、建猷的《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闻一多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胡怀琛的《全唐诗的编辑者及其前后》、段琼林的《宋錾文苑英华辩证校记》、朱希祖的《全唐诗之来源及其遗佚考》、李嘉言的《全唐诗辩证》、岑仲勉的《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读举例》、李长路的《论唐人绝句的总集与选集》、葛兆光的《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张步云的《唐代逸诗辑存》、佟培基的《季振宜与〈全唐诗〉》、《〈全唐诗〉无考卷续考》、华钟彦的《〈全唐诗〉校补举例》、吴企明的《〈全唐诗续补遗〉溯源志异》、《唐人选唐诗八集流传散佚考》、《从唐诗载录看〈诗渊〉的价值与弊病》、王欣夫的《唐集书录十四种》、何法周的《〈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孙方的《唐诗的辑佚及其问题》、胡可先的《〈全唐诗外编〉杂考》、《〈全唐诗外编〉辩伪》、《〈全唐诗〉"无名氏"诗考索》、《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梅新林的《略谈宋代的唐诗整理》、傅璇琮的《关于〈全唐诗〉的改编》、何法周、孙方的《吸收唐诗研究成果，修纂新的唐代诗歌总集，改编〈全唐诗〉的一些具体设想》、李岩的《唐代文献典籍构成类析》、陈尚君的《述〈全唐文〉成书经过》、程章灿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张固也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补正》、韩理洲的《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等。
唐代文学研究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 除了上面述及的对唐代文史典籍进行整理和考辨的成果，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推出了索引、引得、词典、百科全书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
本世纪较早从事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编纂工作的当数洪业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诸位先生，他们于三、四十年代先后编纂出几十部常用古籍的引得，其中《杜诗引得》、《唐诗纪事著者引得》、《艺文志二十种·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和《佛藏子目·道藏子目》与唐代文学研究关系较大，至今仍嘉惠学林。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具书的重要，很多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先后编撰出了不少大型、实用的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
其中索引类的著作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武秀珍等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索引》、孙公望编著的《唐宋名诗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著的《全唐诗重篇索引》、张万起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方积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吴汝煜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陈抗等编著的《全唐诗索引》、〖日〗平冈武夫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等。
辞典类的著作则有萧涤非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范之麟、吴庚舜主编的《全唐诗典故辞典》、李文学编著的《唐诗典故辞典》、王洪主编的《唐诗百科大辞典》、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孙寿玮编纂的《唐诗字词大辞典》等。
资料汇编类著作则有周勋初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陈伯海主编的《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些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电子检索工具和网络检索工具。其中较早问世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发编撰的"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又称"瀚典资料库"，其中有中华书局整理排印本《二十五史》的全文，既可浏览、输出，又可全功能检索，其主页地址是：http://www.sinica.edu.tw。另外，台湾元智大学和北京大学计算机中心合作研制的"唐宋文史资料库"中，已有《新唐书》可供检索，他们还拟将《全唐诗》、《唐代传记资料》也上到网上，供唐宋文史研究工作者查检，其网址为http://cls.admin.yzu.edu.tw/tasuhome.htm。
比台湾起步稍晚一些，大陆一些学者和单位也做了一些唐代典籍的电子化工作。较早问世的是由尹小林设计并制作的《全唐诗光盘检索系统》，该系统以电子光盘的形式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浏览全文、全面检索《全唐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尹小林还对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全面的电子化整理，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与唐代文史研究有关的数据库主要有"二十五史"、"诸子"、"全上古秦汉三代魏晋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太平广记"、"乐府诗集"，正在整理的数据库主要有"全唐文"、"中国诗话集成"、"通典"，将要整理的数据库则有"唐代墓志汇编"、"历代笔记小说、笔记史料集成"、"全唐五代文"。他已经建立了"国学网站"，供唐代文史研究者上网浏览、检索和下载。其网址为：http://www.guoxue.com。
和尹小林以个人的精力进行典籍电子化整理不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以学校充足的财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后盾，近两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唐代文史典籍电子化的工作。他们已经推出的成果主要有"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该系统以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为底本进行电子化处理，同时又附加了不少相关的典籍和研究资料。如在其中的"唐前诗集"中就包含有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史传资料中，包含有《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另外，还有《乐府诗集》也隐含在其中，因而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这么多资料全部隐含在"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中，没有单行别出，所以给需要检索和浏览这些附加资料的使用者带来了不少困难。其网址为：http://chinese.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