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他惟有等候机会。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