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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雇员的职业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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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地雇员领导力的因素有多种，比如后面将要讨论的中国单位体制、跨国公司的身份类分制等因素，还有雇员的职业水平和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能力等个人因素，但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因素是雇员的职业选择。在错误的岗位上工作的人不可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当然也就谈不上表现卓越或发挥领导力。当这种因素存在时，讨论其他因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样努力，这部分本地雇员都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判断是残酷的，也是合理的。

职业选择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有许多书籍可供参考，本书不做具体阐述。我想就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做简要的探讨，以便为后面的讨论确定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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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的岗位上发挥竞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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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一家出版社出过一套《五角丛书》，每册五角钱。其中的一册叫《聪明人的绝症》，其基本观点是，纵观世界各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处都是不称职的人，原因是人都不拒绝提升，直至被提升到自己不胜任的位置，不再获得提升。作者说，越是聪明的人越不懂得拒绝提升，这便是聪明人的绝症。

我需要向作者道歉，因为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观点，却没有记得他的姓名。他的观点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每一次面对选择都记得问自己：我真的想要那份工作吗？我能胜任有余吗？我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吗？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我就接受，否则就不接受。这样的选择方式可以避免后悔。

但是，我发现许多本地雇员不是这样选择工作的，而且许多人都在做自己既不擅长也不喜欢的工作。对这个事实，有些人自知，有些人不自知；自知的人中，有些在寻机调整，有些则麻木不仁。

有三种情况导致许多本地雇员在错误的岗位上工作：一种是管理层对雇员的能力判断失误，而雇员又不懂得拒绝提升的机会；另一种是雇员对自己的能力判断失误，未能扬长避短；第三种是雇员主动选择失误，包括为了职业以外的原因而迁就就业机会，因为糊涂而不加以选择，或天真地挑战自我，让自己尝试既没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任何认知的工作领域。

在错误的岗位上工作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最突出的一点是困惑、茫然和对自己无能为力。比如，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很多培训，但说不出最需要哪些培训，只觉得什么培训都对自己有益；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并总是提醒自己要多学习，却不知道该学什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缺少发展的机会，但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与自己擦肩而过；清楚地知道自己怎么努力都做不到最好，但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做才能有所提高。这些是危险的信号，表明你正在自己不适合甚至是最不擅长的领域工作。

许多人为了进跨国公司而迁就工作机会，理科毕业生做非产品部门的文职工作，文科毕业生在产品部门做销售、市场或新业务开发工作。我不反对人们放弃在学校里的专业，但主张应该在与专业有一定相关性的职业领域就业，以便借助自己的所长。我也不反对在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了增强自己的综合能力以便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短时间的跨部门或跨领域的自我培养，但我反对不考虑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盲目就业，让自己在不适合甚至最不擅长的工作领域内挣扎求生。这是对自己的浪费和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残忍。

我的建议是，当你明确知道自己对工作力不从心而又不知道如何弥补时，先问自己：我有可能胜任这份工作吗？这是我真正擅长的领域吗？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一个人的弱势不可能在工作中通过努力变成自己的强势。你需要先确定自己擅长什么、在哪些方面最有竞争力，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选择其一。人在一生中可能要转行几次，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每一次转行是强化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还是相反。换句话说就是，在寻找自己最热爱的职业、寻求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始终运用自己的所长而不是所短。职业发展的原则是不断强化自己最擅长的，使自己成为那个领域中最好的，而不是相反。许多本地雇员喜欢在自己的弱势领域找工作，以便自己能在工作中通过学习来弥补自己的弱势，这是一种耽误自己的逻辑。

每个人在离开自己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领域时，都要对自己做一番认真的考察。如果确信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或职业，确信自己对另一个专业或职业感兴趣并且擅长，仅仅就业也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在那个领域里接受专业训练。科班出身意味着训练有素，这样的竞争基础是半路出家、自学自通的人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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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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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研究生时，有位同学说过：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这句话让我很受启发，并一直指导我的职业和生活选择。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正常，因为一生下来就不知道，但要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并不容易做到，有时一生都无法知道。我指的不是战争、饥饿、瘟疫、苍蝇、蚊子等坏东西，而是好东西，比如升职、加薪、分房、出国进修、海外轮岗。你一定要问，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些好处呢？唯一的理由是，如果得到这些利益，你将离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任何利益都有附加条件，当这些附加条件不符合你的最高利益时，它们就是利益的代价。这样的利益越多，代价就越大，我们就会离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想想看，有多少人为了分房子而付出职业发展的代价，为了升职或提高收入而去做自己不擅长也不热爱的工作；又有多少人明知自己适合也愿意做职业经理人，却抵不住 .com风潮和股权诱惑，去做创业者，把生意做到了姥姥家。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工作合不合适只有心知道。以自己的心和职业激情为依据选择工作，以便让自己保持对工作的持续热爱，这虽然是一种理想，但我们都有机会尽量靠近它。靠近的条件不仅要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还要懂得放弃不符合职业目标的利益，并培养放弃的勇气和能力。面对选择时，我们要坚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而不被眼前利益所左右。即使一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不要那些明知自己不真正想要的好东西，免得受其牵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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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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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迫”，我知道有人这样为自己辩护。不过，是谁的生活在迫使你呢？是你自己的生活，是你选择的生活。

职业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多数人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前就背起了生活的重担，剥夺了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从而丧失了选择职业的能力。亡羊补牢行不行呢？有人行，有人不行。对有些人来说，一切都太晚了，思维已成定势，学习能力几近丧失。对另一些人来说，调整还来得及，但需要抓紧。

我们还需要避免“不付代价，轻松达标”的小算盘。小算盘拨不出大目标。要实现符合自己心愿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做艰难的选择，有勇气承担后果，心平气和地付出代价，而不能指望什么亏都不吃，什么便宜都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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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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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二者兼得，这不可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是两个区别很大的行当，需要不同的品质和能力，就像指挥游击队和指挥正规军一样。成熟的大型跨国公司适合想做职业经理人的人，其成熟的组织系统能够培养员工并为员工提供发展的舞台，这是企业培养人。立志成为企业家的人应该自己创业或到一个新的小企业去工作，他的任务是培养企业或者与企业一起成长，这是人培养企业。

一部分本地雇员总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一会儿离开跨国公司去和朋友开一家小公司，一会儿做不好了又回跨国公司来，没待多久心又痒痒，再出去开一家公司，希望这次能成功，而心里却又想着实在不行我还回来。职业发展如果没有固定目标是一定要走弯路的。既想做企业家又想做职业经理人的人，恐怕哪个也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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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员工意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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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大都对员工做每年一次的意见调查，以便了解员工的意见和想法，以及员工管理中的问题。同时，公司内的业务部门还依据本部门的需要，不定期地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员工意见调查。两种调查方式有所不同，前者较正式、宏观，后者更关注日常工作层面的意见反馈。不久前，我看到的这样两份员工调查显示，员工的关注或抱怨集中在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在公司里的价值和地位、信息分享以及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几个方面。

1. 公司提供的培训不够，得不到好的培养机会。

本地雇员对职业培训表达出强烈的愿望，希望公司能安排更多的培训。这种强烈的愿望受到公司高层的关注，特别安排了沟通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在场的员工都提不出具体的建议，只说出一些领域，比如技能或管理培训。一部分员工提到公司总部的几个培训课程，表示很有兴趣参加，但对国内是否有同类课程却不知情。而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常遇到的情况是，员工对在国外举办的培训兴趣很大，对在国内，特别是市内举办的众多培训或专业领域的研讨活动反应冷淡。这令人怀疑参加培训的动机。

2. 公司提供的发展机会不够，看不到发展的可能。

本地雇员的职业发展愿望同接受职业培训的愿望一样强烈，也同样受到公司高层的重视。在沟通会上，大家的意见表达依旧是泛泛的“希望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希望有机会到其他部门或国家和地区工作”，但细究起来，似乎发展的目的只在于环境的转换，或者说白了，只是到海外或看似更有趣的部门获得一些工作体验，而不介意是否真能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大的收获。

3. 公司不能指明发展的机会和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这样的抱怨就更加没有具体指向，难以处理，因为抱怨者对自己感到茫然。

4. 不了解公司的总体情况，不知道自己部门或团队以外的同事在做什么。

本地雇员常常感觉自己受到隔离，没人对自己介绍公司的情况，觉得公司与员工的沟通很不够。在沟通会上，当公司领导人问大家是否每天或每周浏览公司的内部网站，点头者甚少；当问到是否经常主动向有关同事询问自己关注的公司事务，点头者更少。公司领导人说，中国公司和集团的信息都在内部网站上，希望大家能花点时间浏览查看，如果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鼓励大家与同事多交流，多沟通。

5. 经理很少主动提供辅导，对员工职业发展不够关心。

这是一部分员工的抱怨。公司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员工主动向经理问询并要求得到指导时，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答复？本地雇员的回答是，自己没有主动问过或要求过。

6. 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界定（Job description），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里，有的职位有具体的职责界定，多数职位只有大致的职责描述，比如“为销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或“建立和维护媒体关系”，有的就只有一个工作目标，例如为某种产品或技术开发市场或为某个项目制定实施方案、执行这个方案并实现项目目标。职位越高，职责界定就会越笼统、宽泛。本地雇员的抱怨在于，经理没有明确告知某些具体事应该由他做，还是由她做。由于没有具体的指示，有些事就没有人做，经理发现了就会怪罪某人，说他应该做的，但被怪罪的人就委屈。或者，因为没有具体的指示，有的员工就不做，而另一些员工觉得事情重要应该有人做，自己就做了，但心里不高兴。这部分员工希望经理能把各自的职责更明确一点。

7. 同时要向几个人汇报（Multiple reporting lines），老板太多，也不知道究竟谁是我的真正老板。

同时向两个或更多的人汇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级别的员工身上，这在全球运营的跨国公司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本地雇员很不适应，非要找出究竟谁才是我的真正老板，也就是那个对我拥有最大的行政权力，即对我的晋升、加薪和年终奖金有决定权的人，然后我只要听他一个人的就行了。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本地雇员就会觉得郁闷，要是找出了两个这样的人，其郁闷程度就更高，觉得这活儿简直没法儿干—我到底该听谁的？有的员工就索性选那个级别或职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认定他是自己的老板，一切以他为准、为先。困难的是，有时候无论如何都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因为他们的级别、职位相当。

8. 个人价值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发挥。

有关个人对公司的价值，本地雇员的抱怨集中在“没人向我征询意见，我的价值得不到重视”，“我的意见得不到采纳，公司对我不信任”。管理层在进一步征询意见时，关于“没人向我征询意见”一项，得到的回答是“我也没有主动提供意见”；关于“我的意见得不到采纳”，回答是“我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

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公司管理层与员工的沟通会结束时，公司领导人有些失望地说：“公司了解了大家的想法，会讨论如何增加培训和发展机会，并把讨论结果通报大家，但是你们也需要告诉公司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和机会，告诉我们你们的职业发展规划是什么，而不要只是等着公司来发展自己。”

我和几个外籍同事讨论过这些意见，听到这样的评论：

“为什么会需要工作职责界定？我就没有，其他人也没有，这并不影响我的工作，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团队，谁是老板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等别人来问？我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会主动去找别人谈。”

“了解公司情况是员工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主动阅读公司的信息。信息都在网上，还有各种出版物，员工有义务主动阅读。”

“采纳意见和信任是两回事。不采纳意见不等于不信任。我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采纳，那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我的意见不对或不够好，或者我没有把想法讲清楚。”

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和沟通对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人都是不陌生的，这些抱怨也是有代表性的，几乎在每一家跨国公司里都能听到，特别是那些项目型企业组织。我们通常只把这些抱怨和围绕抱怨所做的讨论看做在跨国公司生存的常态，而不去深思。但我们是应该深思一下的，因为它们反映的问题是深刻和多方面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职业发展和跨国公司领导层本地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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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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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雇员对培训和发展机会的抱怨最多，也最强烈。我曾和部分有怨言的雇员交谈过，发现他们对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和发展机会很茫然，没有具体想法。我还发现，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就是当经理，但问到当经理的目的时，又是一阵茫然。在我提到职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问题时，大家都说从来没想过。这便是前面讨论过的职业选择和职业状况问题。我建议这部分本地雇员重新考察自己的就业选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调整，而不要依照惯性苦闷下去。

少数雇员的抱怨是有明确所指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需要哪些具体的培训课程和培养项目，但由于组织系统内的原因—如老板无意愿、名额有限、预算吃紧、雇员意愿表达不清等—而无法实现。雇员不应该等到公司做员工意见调查的时候才提出抱怨，而是要及时对自己的老板提出，要求对方考虑。如果员工的自我评价和要求是合理的，老板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他不情愿也会考虑安排；不合理时，老板会解释，并努力做出适当的安排。

应该承认，员工的自我评价通常都高于老板的评价，每个员工都认为自己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但管理层有自己的看法，也会把员工的潜力和培养价值分类，在培训与培养机会上区别对待。这是合理的。每个员工都有义务对自己做出客观和适当的评价，自我评价过高会导致持续的不满和苦闷。

觉得自己对公司不知情、老板对自己不关心的雇员有等、靠、要的心理。我建议这部分本地雇员换一种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就是主动去获得信息，主动告诉老板你需要什么、想得到什么。如果你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你有理由正面对老板提出抱怨—不是发脾气，而是交谈。

“包打听”或者什么都想争、什么都想要当然是不可取的，也不会得到同情，但这不是本地雇员普遍存在的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该有的权利和机会不去争，只因老板反对。老板凭什么反对呢？因为自私，因为妒嫉，因为没有安全感，或因为他根本就是个坏人。怕得罪老板是本地雇员普遍存在的心理，而一些经理就利用了这种心理为所欲为，损害员工的权益。这样的员工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拿出勇气来维护自己的学习和发展权利。担心经理会报复，是吗？你仔细想一想，他敢吗？喜欢欺负员工的经理十之八九是胆小鬼，并且无能，你不难找出让他有所顾虑的办法。

抱怨工作分工不明、老板太多的雇员多半不懂得或不善于团队合作。工作职责界定是必要的，但写在合同里的工作职责界定只是对一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能做出原则性界定，在日常工作中它只是一种参考，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工作内容。任何人都不应当认为没有写在合同里的工作内容就不应该是自己要做的，或者就不知道该不该由自己去做。

许多本地雇员需要十分具体的界定，比如某个具体问题应该谁去解决，某件事应该谁去问清楚。在一个团队或项目组里，通常成员之间会有一个大致的分工，你会发现许多具体的事情可能不在任何人的职责范围内，但又跟你的团队有关。这时候，许多本地雇员都不主动承担这些事，除非团队负责人指定某个人去做。

员工首先需要学会团队合作和与人沟通，才能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是什么、该做什么和怎么做。问题不在于如何界定每个人的工作职责，而是作为职业个体应当怎样既主动又相互协调地工作，怎样灵活和创造性地工作，而不是僵化、墨守成规地被动应付。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甚至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和值得提倡的工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职责的边界要由员工自己来划。我总希望看到本地雇员能够普遍具有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主动进取的职业精神和行为。他们那种不推不动的被动性让工作变成一种负担，而不是创造的乐趣。

说到合作，许多留学生有一种共识，就是中国同学喜欢自己独自完成课题作业，外国同学喜欢几个人在一起分工合作；和中国同学组队合作，要防止“三个和尚没水吃”就得细化、明确分工，然后各自做自己的一份儿，但如果彼此沟通不畅，还是会出现问题；和外国同学组队合作只需要大致分工，细节在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来协商确定，每个成员都能随时知道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结果总能圆满。有位正在留学的人说，在国内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合作，一直都只知道要争第一，不懂得要与人合作或怎样与人合作。中国学生之间私下的关系是很好的，而一旦一起做课题，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合作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已经进入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阶段，没有合作就不可能完成重要目标。但是，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具有独立性（Independence）的个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而不是具有依赖性（Dependence）的个体间的被动反应关系。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目标在哪里，说明还不具有独立性；不知道需要与人合作或怎样合作，说明还不具有与他人相互依存的能力。这恐怕是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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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价值为何不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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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意见得不到采纳、价值得不到重视的抱怨是常有的。在我的经验里，也有过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的时候，但情况都比较特殊，比如遇到无法逾越的公司组织性或结构性问题，或高层决策者已经对事情提出了决策意见，或遇到公司政治的拦阻。这些在任何组织里都会发生，属于正常现象，本地雇员不应该抱怨。此外的正常情况下，如果意见和主张得不到重视或采纳，我们需要退一步，客观地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以我的观察，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表述不清

多数本地雇员的外文（主要是英文）是一知半解，表达的清晰度有限，复杂一点的想法就更说不清楚，其意见和想法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令我不解的是，提高工作语言水平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并不显得迫切，所做的努力也十分有限。

不坚持意见

多数本地雇员不喜欢或限于语言障碍而无力与外籍雇员争论，以便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坚持就等于放弃。如果自己不重视自己的意见，怎么能期待别人去重视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同事之间很少有时间或精力去揣摩对方的观点或意见，你说明白了，别人就听明白了，说不明白，别人是懒得费心去弄明白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你表达不畅或不充分的时候，要通过坚持意见来引起同事对你的意见的注意，从而使他们多花一点时间仔细倾听。

相关性低

纯粹的中国视角常常显得偏离主题，与问题的相关性太低。解决在跨国公司里的问题，纯粹的中国或外国视角都不具有足够的相关性，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两者之间的视角。这也是跨国公司本地化的一个方面，是本地雇员的核心价值所在。比如在讨论公司的社会投资项目时，完全的中国视角可能会选择扶贫，完全的西方视角可能选择资助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本地雇员的疑问会是：在中国，非政府组织能起多大作用、能有多大影响力？把社会投资的重心放在这里，政治上是否得当？外籍雇员则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贫困普遍存在并对资金需求巨大，即使把社会投资的全部预算都投放在扶贫上，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公司却可能沾上过度承诺而无力兑现的嫌疑。本地雇员不是反对资助非政府组织，外籍雇员也不是反对扶贫；本地雇员理解中国公众的感受，即有所投入、尽力而为就好；外籍雇员不同意选择一个过大的主题，让自己无力驾驭。在这种情况下，中外雇员就需要进一步协商，找到一个好的契合点。如果本地雇员坚持扶贫的意见，不愿意努力寻找契合点，那么意见就很可能不被采纳。

价值观的差异

中外雇员在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上没有差别，但在社会价值观上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行为功利性的追求上。比如在如何使用一笔慈善（如“非典”或艾滋病）捐款的问题上，本地雇员的功利心理常常强于外籍雇员，主张利用媒体通告公众，而外籍雇员可能会从纯粹公民义务的角度去安排捐款的使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差异有个体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群体的差异，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群体差异。这种差异在个体之间是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才能弥合的，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普遍受到商业化误导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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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文化体会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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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跨国公司总是有许多文化的积淀。这种积淀不仅体现在完整的公司价值观、经营理念和原则，以及行为规范上，还体现在公司话语中。许多本地雇员在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并不长，在同一家公司的工作经历就更短，这对了解特定公司的文化和学习公司话语构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关公司对外沟通资料的措辞的建议就可能是不准确或不恰当的。

抱怨是怎样产生的

这些抱怨反映出本地雇员的僵化、被动性和不肯承担责任的问题。

僵化是相对于跨国公司的流动性而言。所谓流动性是跨国公司对本性固有的不确定性的适应方式，表现在人员的不断流动、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的不断调整、团队结构的不断改变、项目规模和项目内容的伸缩变化以及工作地点和职位的游移变动。这种流动性要求员工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员工的自我调整不仅包括融入新团队、胜任新工作、适应新老板，还包括调整职业发展规划、寻找和发现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目标。

被动性是相对于跨国公司所倡导的主动性而言。主动性原则建立在员工义务基础上，即主动获取和传递信息、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是每一个员工对公司承担的义务。

不肯承担责任在年轻一代本地雇员身上表现尤其明显。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的，自己总是对的，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即使知道错误百分之百是自己的也不肯说对不起，最多默认了事。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别人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当然是不对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忽视。

为什么外籍雇员不以为然

这就像问为什么英国人的英语比中国人的好一样没有意义，只不过这种无意义不像在语言问题上那么显而易见。简单地说，人们所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是由他们生长的制度环境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培养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本地雇员是在中国独有的单位制度里成长和生活的，其制度环境同外籍雇员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所培养出的各自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也就有根本性的差异，彼此对相同问题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也就再自然不过。

跨国公司的内部体制和游戏规则是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延伸，外籍雇员不需要适应，其行为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本地雇员则不同，我们的下意识反应是单位式的，是会产生冲突的，所以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反应。这种意识来源于学习和忘却，即学习跨国公司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并在学习中有意识地忘却单位行为规范和规则。这是个艰难的个体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游走于两种体制之间并重新塑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是我们在伴随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的真实的个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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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培养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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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

等候信息到来，等待有人为我们界定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等候上级指示，以及期待上级对我们工作的肯定，都是典型的单位行为方式。这在跨国公司里被称为被动性，有这样行为方式的员工被看做是缺少主动性和自我激励的人。

比如，许多本地雇员抱怨自己没有好的项目可做，缺少发展机会，却不主动要求参与更多的工作，而只被动地等待别人来找到自己。有这样抱怨的人通常处于不饱和工作状态，看到别人的忙碌和业绩，他们是很为自己着急的。只是他们不了解，机会是可以也应该靠自己去寻找的，你随时都可以问任何业务上相关的人是否需要帮助，告诉对方你能拿出多少时间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而你会发现，许多人都会欢迎你的帮助，并为你提供难得的机会。

当许多本地雇员抱怨公司提供的培训不够时，公司内的许多随机性短时培训却很少有人参加。比如有一家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每个月都邀请部门内的经理人员举办讲座式的培训，介绍该部门业务的诸多方面，包括项目评估、计划的制定、合同谈判、生产技术等，不一而足。这些培训都是在工作时间进行的，需要员工挤时间参加，许多人觉得难以找出时间，或觉得那算不上正规的培训。而对公司内其他部门的员工来说，这样的培训机会原本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培训的通知都贴在内部网上。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不肯主动地去获取信息，而另外一些知道却没参加的人觉得那些讲座内容跟自己的工作无关。

向同事请教问题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学习方式，也是一种难得的岗位培训。可以请教的同事不限于本部门或认识的人，大部分同事都会愿意花些时间给以耐心解答，而这种解答是获得岗位知识和技能的捷径，应该倍加珍惜。本地雇员不善于进行这样的工作交流，特别是不善于与外籍同事交流，自行其是，不懂不会也不问，白白失去学习的好机会。

在职业发展方面，绝大多数本地雇员都没有清晰的发展规划，而是延续单位里的习惯，坐等上级或公司为自己着想和发展自己。这违背了跨国公司的规则，因为跨国公司要求员工自己做出规划，并告诉公司自己要做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需要公司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如果提不出具体建议，公司或上级没有义务为你做这种人生策划。这与单位里的情况恰恰相反。至于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乃至自己的人生，现在已经有许多书籍可供参考。

被动性迄今最严重的后果是一部分本地雇员把自己的工作“做没了”。由于被动应付工作，既没有积极的思考或建议，也没有创造性的执行行动，认为对错都是老板的决定，理应由老板负责一切后果，这些本地雇员的业绩便可想而知。久而久之，公司认为他们的工作职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浪费了预算，所以决定缩小甚至撤销这些职能。

僵化

单位体制对被动性的培养阻碍了我们对灵活性和独立性的获得，使我们在面对跨国公司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探索空间的时候无所适从，下意识的单位式反应不仅无效，有时还显得可笑。有效的方式是学会在反应以前摸清自由的边界，明确个体的行动空间，认清自己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寻找确定因素的方法。这些确定因素的获得可以使我们做出正确而有力的反应。

比如，转型式的机构调整或业务重组通常要花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确定性几乎是百分之百，许多人的工作都变得不安全起来，即使没有裁员，关键职位也难免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许多本地雇员的反应方式有“一根筋”的特点，就是在保持满心忧虑的同时，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现有的职位，让自己重新获得工作安全感，似乎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工作的安全感，而不是自我发展的乐趣。这种忧虑表现为工作热情的减低和抱怨的增加，并且在各种场合都可能表达不满，而保住职位的手段是与推定的竞争对手之间展开非建设性的竞争，排除对方，保全自己。这些都是典型的单位式反应。再看外籍雇员，他们通常不以保住现有职位为目的，而是探讨机构调整可能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和职位，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然后探讨获得的可能性。在观察和衡量可能性的时候，他们会考虑相关同事的兴趣和可能性，衡量谁的机会更大些，彼此可选择的机会和职位有哪些，然后确定自己最应该争取哪一个。虽然都是为自己寻找下一个职位，但中外雇员的动机和手段有所不同，外籍雇员更注意看到变化给自己带来的机会，在争取机会时也考虑为相关同事留有空间，避免恶性竞争。当然这些都是一般情况，个别情况除外。

还有一种情况是本地雇员特别不适应的，就是一个人有多个老板。在单位组织里，上下级关系分明，单线领导是常态，“多头领导”是非常态，不仅不受欢迎，还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通常也是短暂的。但在跨国公司里，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是不多见的，常见的是一个人有一个直接上级和多个非直接上级，他们都与你直接共事，都对你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和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式的只把一个老板伺候好、其他人可以置之不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本地雇员需要的是工作目的的根本改变，即由追求晋升和工作安全转变为追求职业专长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提高，为长远的职业发展做准备。这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以职业的态度处理问题和满足需求，为自己建立职业口碑和职业形象。

不肯承担责任

本地雇员在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不能平心静气地分析为什么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而喜欢指责公司或经理对自己不重视，甚至认为是对本地雇员群体的轻视。不过，这还不是典型的不肯承担责任的表现。典型的表现是永远在别人身上找错误的原因，如果实在跟别人不相干，就找点儿客观原因，反正无论如何不是“我”的错。这种没有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在各个年龄层都有，年轻的一代尤多。你可以认为是教育的原因，但教育体制是单位体制的一部分，学校是一种单位。你也可以认为是家庭的原因，而家庭是单位社会的一部分，父母都是单位人。你还可以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原因，那么传统文化靠什么来传承的呢？家庭跟学校。不自省或没有勇气自省是本地雇员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勇于面对自己、纠正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断取得进步的前提。

唯命是从

在单位里，人们都听领导的，到了跨国公司，大家都喜欢听老板的。在许多问题上，本地雇员习惯于听从高级主管和公司总部的意见，而懒得想问题或寻求更好的解决和实施方案，更不愿冒得罪老板的风险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其实这一点也不省力，因为没有意见被采纳会受到愚钝和不可依靠的评价，接下来便是没完没了的监督和查验，使你永远处于被动和执行的地位。另外，单位领导多半喜欢听话的员工，公司老板多半喜欢有主见、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员工。坚持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争取工作的主动权，是中外雇员获得尊敬、信任和授权的重要方式。如何在中国执行公司的全球营销计划和品牌或形象推广计划是典型的事例。多数本地雇员听从总部的指示，唯命是从，被动地执行，而不去思考最佳本地化方案，不去争取本地化的主导权。这既是公司的损失，也是本地雇员自己的损失，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常有，不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为自己搭起更大的舞台是十分可惜的。同时，这些本地雇员也是失职的，因为他们对公司没有尽到提供本地专长的本分，没有通过使资金效益最大化来帮助改善中国市场环境，所以对中国社会也没有尽到自己的公民责任。

为什么不能以我们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非要依照跨国公司的方式呢？我们在中国为什么不能以自己习惯的中国方式工作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跨国公司不是中国的单位组织；中国的方式不是世界的方式，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单位组织的方式低效、落后。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有能力心平气和地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并不断问自己：什么是更有效和更先进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那便会是我们的方式，也是未来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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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争取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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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提到的员工调查中，本地雇员还有一类抱怨，就是认为公司提供的福利不到位，花钱多，效果差，员工受益少。我完全认同这样的抱怨，并相信多数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本地雇员都能认同这种抱怨。想想我们得到的人力资源、财务和IT服务，想想我们享有的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健身俱乐部等待遇，想想这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不便和沮丧，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抱怨的。但是有一点也许我们会有分歧，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责备自己而不是公司。有些事，比如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公司只能按国家规定行事。而另一些事，公司给了好的政策和资金，具体实施是由本地雇员负责完成的，效果不好有什么理由责怪公司呢？为什么本地雇员不能多用一点儿心，把事关自己福利的事情做得更好些，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方便和利益，是我仍然想不通的问题。

跨国公司针对本地雇员的人力资源政策都有本地雇员参与制定，针对外籍雇员的人力资源政策也都有外籍雇员参与制定，参与其中的中外雇员的做法却常有不同。从作用上讲，这些中外雇员都是各自群体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意见和主张代表了各自群体的意愿。但不知为什么，本地雇员的代言人常常不能理直气壮，对员工的抱怨听而不闻，使得本地雇员的利益表达声音微弱，而外籍雇员的代言人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使得外籍雇员群体的利益表达声音响亮。外籍雇员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他们在代言外籍雇员群体的同时也是在维护个人的利益，但本地雇员的行为就令人费解：本地雇员群体的利益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呀。

我曾听到一位外籍人力资源总监说，本地雇员的福利不够好，公司应当考虑改善，但我从未听到过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任何本地雇员说到这一点。这些本地雇员是否真的认为外籍雇员群体享受良好的待遇是理所应当，而本地雇员群体没有资格享受更好的待遇呢？或者是觉得为本地雇员争取福利会得罪公司领导层并损害自己的职业发展前途呢？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公司的目的是让员工满意从而留住优秀的员工，一旦员工因福利待遇问题另谋高就，公司是要怪罪那些代言人的。

跨国公司文化

员工调查反映的问题虽然具体，但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其核心成分表现为单位与跨国公司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

什么是跨国公司文化？它跟单位文化有什么异同？二者有没有冲突？冲突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能够适应跨国公司的文化、融入其中并感到舒适？这些问题构成本地雇员的部分焦虑。

跨国公司文化是一套企业价值观，由价值理念和商业原则构成，用于指导员工的行为和日常商务实践。

价值理念

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各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理念和规范是相同或相近的：

尊重个人

许多一流企业都把尊重个人（Respect for People）看做第一理念。这里的个人指任何人，包括各级同事、客户、业务关系、任何意义上的供应商等。尊重员工是其核心要义。尊重个人与个体的职位、级别等身份背景无关，而与个体人格尊严和价值有关。尊重个人要求对总裁与对总机接线员给予同等的人格尊重，体现“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其人文含义重于政治含义。尊重个人的理念在跨国公司的日常工作中有许多表达方式。比如，同事之间提倡礼貌的话语和行为，反对无礼和生硬。再比如，所有经理人员都开门办公（开会或讨论时例外），任何员工都可以敲门而入，提意见、提建议、提问题、抱怨或者别的什么，总之，只要员工需要就可以约见任何企业管理人员。尊重个人也体现在开会的方式上：鼓励所有与会员工发言、给予所有与会者同等的参与权利。部门决策也一样，每一个部门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对雇员的授权管理更提升了这个理念的人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