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前的橄榄球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观看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让我拥有一种离家更近的感觉。那时我刚刚开始看托马斯·伍尔夫的《你再也回不了家》，担心自己也会这样。在不止一个方面，我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离家更远。
寒假期间，1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开始了为期40天的旅行。我将从阿姆斯特丹穿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达俄罗斯，再经布拉格和慕尼黑回到牛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
与我同行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是我的艺术家朋友艾梅·戈蒂埃。条条大街上都点燃着圣诞节灯火，两边是诱人的商店。在那个著名的红灯区橱窗里豁然展示着完全合法的妓女们。艾梅开玩笑问我想不想进到某个橱窗里面，我谢绝了。
我们游览了主要教堂，在市立博物馆观看了梵高的作品，在国立博物馆观看了弗美尔和伦勃朗的作品。闭馆的时候到了，我们被要求离开这个美妙古老的地方。我来到衣帽间取外套。这时那里只剩下另外一个人。他转过身来，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鲁道夫·努里耶夫。我们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愿不愿意上楼去喝杯茶。我知道艾梅准会很高兴，但就在前门外，一位帅小伙正皱着眉，焦急地来回踱步，显然是在等努里耶夫，我便谢绝了他的邀请。几年后，我当上了州长，来到台湾的台北市，发现努里耶夫和我住在同一家酒店。一天深夜，我们在忙完各自的事情后终于聚到一起喝了杯茶。显然他没有想起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在阿姆斯特丹，我和艾梅道了别，她要回家，然后我乘火车前往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在挪威和瑞典边境，我几乎被撵下车去，推人旷野。
在一个小火车站，哨兵搜查了所有年轻人的行李，寻找毒品。他们在我包里发现了许多康泰克药片。这是我带给莫斯科的朋友的。康泰克是一种比较新的药，不知为什么还没被列入瑞典政府批准的药品名录。我努力向他们解释，这只是些感冒药，在美国随便哪个药店都能买到，而且不会让人产生依赖性。哨兵还是没收了康泰克，但还好，我没有因走私毒品而被推下车，扔进白雪皑皑的荒野，要是这样，我就会被冻成一个有趣的冰雕，在开春融雪前一直保存完好。
在斯德哥尔摩小住几日后，我搭乘夜轮前往赫尔辛基。那天深夜，我独自在餐厅桌旁边喝咖啡边看书，酒吧那边却有人打了起来。两个醉汉为了争夺那里惟一的女孩大打出手。两人都醉得太厉害，只知把拳头打到对方身上，而不知防守，不久便血流满面。其中一位是船员，他的两三个同事则站在一旁观看。最后，我终于看不下去，站起身，过去劝架，以免他们把对方伤得太重。离他们还有十码远时，旁观的一位船员拦住了我说：“你劝不了架的。真要劝的话，他们两人都会一起扑到你身上。我们也会帮着一起上。”我问为什么，他只是笑了笑说：“我们是芬兰人。”我耸了耸肩，转过身，拿起书回去睡觉，心想自己又上了一堂文化差异课。我敢打赌，他们谁也没得到那个女孩。
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然后便和乔治敦的同学理查德·舒劳一同去逛街。舒劳的父亲是那里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使团副团长。圣诞节到了，这是我第一个没在家过的圣诞节。我出了门，来到赫尔辛基海湾。冰层很厚，上面的雪也很厚，因此增加了一些摩擦。在四周的自然美景中我看到岸边不远处有一个小木屋，以及几码之外冰面上有一个圆圆的小冰窟窿。小木屋是个洗桑拿的地方。没多久，一个男人穿着条极窄小的游泳裤走丁出来。他径直走到冰上，下到了窟窿和刺骨的水里。几分钟后，他爬了出来，回到桑拿屋，然后又重复这个仪式。在我看来，他比酒吧里的那两个人还要疯狂。然而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桑拿，但尽管从那以后我又去了几次芬兰，也越来越喜欢那里，却从没进过冰窟窿。
新年前夜这一天，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中间要在列宁格勒的芬兰车站停靠。这是1917年列宁回俄国领导革命时走过的路线。我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我读过埃德蒙，威尔逊的大作（去芬兰车站》。来到俄国边境又一个孤立的哨所时，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位矮胖但看上去很天真的哨兵。他怀疑地打量着我的包，我想他准是要查看有没有毒品。然而他却用口音浓重的英语问我：“肮脏的书？肮脏的书？有肮脏的书吗？”我笑了，打开书包，倒出一堆企鹅平装本小说，有托尔斯泰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还有屠格涅夫的。他大失所望。我猜想，他渴望弄些禁书，好在这寒冷的边境上打发那些孤独的漫漫长夜。
苏联火车内的包厢非常宽敞。每一节车厢都设有一个巨大的俄式茶炊，里面灌满了热茶。一位年长的妇人负责给大家倒茶，分发黑面包。和我同一铺位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1936年奥运会时，曾当过爱沙尼亚拳击队教练。三年后，爱沙尼亚即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并人了苏联。我们两人都能说几句德语，足够交流用的。他很活跃，曾信心十足地对我说，爱沙尼亚总有一天会重获自由。21XE年，我来到爱沙尼亚美丽的首都塔林，我向听我演讲的人讲了这个故事。我的朋友、前总统伦纳特·梅里也在演讲现场，他迅速为我做了调查。那人叫彼得·马索夫，死于1980年。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想起我们新年前夜一同乘火车的情景。我真希望他能再活一个十年，看到他的梦想成真。
将近午夜时分，也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凌晨，我们到达了列宁格勒。我走出车站，散了几分钟步。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警察正把一个个醉酒者拖离街道。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全部情景。等我看到这座城市的雄伟辉煌时已是近30年后的事了。那时，共产党已经下台，城市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
1970年的新年早晨，我开始了令人惊叹的五天生活。为了给莫斯科之行做准备，我专门买了一本指南和一张很管用的英文版街道地图，因为我看不懂俄语的西里尔书写体。
我住进了红场边上的民族饭店。大厅天花板极高，屋子很舒适，还有一个很好的餐厅和酒吧。
我在莫斯科惟一认识的人是尼基·亚历克西斯。去年夏天我从牛津回家时，她曾送给我两张让我很喜欢的友谊卡。她是一位很奇特的女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住在巴黎，因为她父亲是那里的一位外交官。尼基在卢蒙巴大学念书。卢蒙巴是一位刚果领导人的名字，1961年遇刺身亡，此事显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瓜葛。学生多数是来自穷国的穷人。苏联显然希望通过对他们实施教育，让他们回国后去传播信仰。一天夜里，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卢蒙巴大学，去同尼基和她的几位朋友吃饭。其中有一位叫海伦妮的海地妇女，她丈夫在巴黎念书。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他在一起。由于没钱支付盘缠，他们已有两年没见面。几天后我离开了俄国，临行前，海伦妮给了我一顶典型的俄罗斯式样的皮帽。帽子不贵，但她没有钱。我问她是不是真想让我收下这份礼物。她说：“是的。你对我那么好，让我有了希望。”1994年，作为总统，我做出决定，铲除海地的军事独裁者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恢复民选总·统让一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这时，我多年来头一次想起了那位善良的妇女，不知她到底回过海地没有。
午夜时分，我乘公共汽车回到饭店。车上除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他叫奥列格·拉基托，英语说得比我还好。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告诉我他在政府工作，就差没有承认他是被派来监视我的。他说希望明天早晨吃早饭时我们还能再聊。我们吃冷腌肉和鸡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每周都要看《时代}和《新闻周刊》，特别喜欢英国流行歌星汤姆·琼斯。他有走私进来的他的录音带。如果奥列格是因为我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时曾获得过安全许可而打算从我这里套出什么情报的话，那他可是一无所获。但从他身上我可以看出，铁幕后面的年轻人多么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一直到我入主白宫后都没能忘却。
奥列格并不是我惟一遇到的友好的俄罗斯人。尼克松总统的缓和汁划已产生了明显效果。几个月前，俄罗斯电视播放了美国人在月球漫步的情景。他们都羡慕我们的自由，以为我们都很富有。我想，和他们多数人相比，我们是很富有。我每次乘坐地铁，都会有人走上前来骄傲地对我说：“我会说英语！欢迎来莫斯科。”一天夜里，我和几位饭店的客人、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和他妹妹一起吃晚饭。女孩喝得多了一点，便打定主意和我待在一起。她哥哥不得不把她拖到饭店外面的雪地上，然后塞进出租车。我一直不知遭，他是害怕和我在一起她肯定会受到克格勃的拷问，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他妹妹。
我在莫斯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从饭店电梯里的一次偶遇开始的。我走进电梯时，里面已有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人别着一枚弗吉尼亚狮子会俱乐部的徽章。他显然认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留着长发，蓄着大胡子，足蹬一双生牛皮靴，身穿一件英国海军的棒球衫。他拖长调子问：“你是哪里人？”我笑了，说：“阿肯色人。”他答道：“嗨，我还以为你是丹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人呢！”他叫查理·丹尼尔斯，来自弗吉尼亚的诺顿市，那是弗朗西斯·加利·鲍尔斯的家乡。他是位U一2飞机的驾驶员，1960年在俄国被击落并被捕。和查理一起的是卡尔·麦卡菲，一位来自诺顿的律师，曾帮助安排鲍尔斯获释一事。还有一位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养鸡场主亨利·福尔斯，他的儿子驾机在越南被击落。他们千里迢迢来莫斯科是想看看派驻在那里的北越人能否告诉这位养鸡场主他儿子是死是活。第四个人来自巴黎，和那位弗吉尼亚人一样，也是狮子会俱乐部的会员。他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是因为北越人会说法语。他们并不敢肯定俄国人是否会允许他们和北越人交谈，或者即使同意，也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什么消息，只是先来了再说。他们谁都不会说俄语，于是问·我是否认识什么人能帮他们的忙。我的老朋友尼基正在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学习英语、法语和俄语。我把她介绍给了他们。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一起四处打听，又是到美国大使馆询问，又是找俄国人帮忙，最后终于见到了北越人。福尔斯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如此不辞辛劳，打听他儿子和另几位战斗失踪人员消息的举动显然打动了北越人。他们说他们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然后告诉福尔斯一行。几个星期后，亨利·福尔斯得到消息，他儿子在飞机被击落后阵亡。这样，至少他可以死心了；当总统后，我努力解决了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问题，并帮助越南人弄清了他们至今下落不明的30多万人的情况。这时我想起了亨利·福尔斯。
1月6日，尼基和她的海地朋友海伦妮送我上了开往布拉格的火车。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古老的城市之一，当时还没有从1968年8月苏联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镇压下完全缓过劲来。我受邀住到扬·科波尔德的父母家中。在牛津时，科波尔德曾和我一起打过篮球。他们一家人都很善良，他们的个人历史和现代捷克的历史紧密相关。科波尔德太太的父亲曾是那里一家共产党报纸的主编，二次大战中在和纳粹的战斗中牺牲。布拉格有一座桥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波尔德先生和科波尔德太太都是学者，非常支持杜布切克。科波尔德太太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科波尔德夫妇上班时，就由她领我到城里转。他们住在一幢现代高层建筑内一套舒适的公寓里，在那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美丽景色。我住在扬的房间，由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晚上竟爬起来三四次，凝望地平线。
和我见到的所有捷克人一样，科波尔德夫妇也坚信不疑，他们自由的机会会再次到来。他们和地球上所有人一样都应该得到自由。他们聪明、自豪、坚定。我见到的捷克年轻人特别亲美。他们支持我们政府在越南的行动，因为我们是为了自由，而苏联则不是。一次，科波尔德先生对我说：“即使是俄国人也不能永远无视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确，他们不能。再过20年．瓦茨拉夫·哈韦尔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将重新唤起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离开科波尔德家回到牛津的十个月后，我收到了他们写在普通黑框白纸上的便条：“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告他的朋友，扬·科波尔德于7月29日亡于土耳其士麦那的大学医院，年仅23岁……很久以来，领略古希腊文化的遗风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地方他从高处坠落下来，伤重而死。”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心地善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是热爱捷克还是热爱自由。我真希望他现在能活着享受这两种爱。
在布拉格住了六天后，我来到慕尼黑，和鲁迪·洛一起庆祝狂欢节，然后回到英国。这时我对美国与民主重新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的国家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座灯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1992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人竟企图用那次旅行来算计我，声称我在莫斯科和共产党人交往过密。
新学期开始后，我又开始上政治学辅导课，包括科学理论与战略计划的关系；如何将一支征募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爱国主义军队——从拿破仑到越南；中国与俄国对美国政策构成的问题。我读了赫尔曼·卡恩关于核战可能性、不同摧毁层次和战后行为的书。听起来有点核战争狂的味道，令人难以信服。我在日记中写道：“焰火开始后，发生的事不一定会按照任何科学体系与分析家的模型所设定的道路发展。”
在我忍受着又一个缺少阳光的英国冬天时，家乡的信件和明信片络绎不绝地飞来。我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地找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结婚，过着自己的生活。在越南问题上感受了这么多焦虑后，他们的正常生活让我感觉真的不错。
3月和即将到来的春天给生括增添了一分生气。我读海明威，上辅导课，还和朋友聊天，包括一位很有意思的新朋友。曼迪·默克从俄勒冈的里德学院来到牛津。她酷爱运动，聪明伶俐，是我在牛津碰到的惟一一位谈话时语速超过英国同学的美国妇女。她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女人。3月里，我对同性恋有了突飞猛进的了解。保罗·帕里什也向我透露了实情，他很害怕会被打上社会渣滓的烙印。他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现在住在旧金山，用他自己的话说，“安全合法”。曼迪·默克留在了英国，成为一名记者和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当时，她妙趣横生的戏谑使我的春天生色不少。一天夜里，里克·斯坦恩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意外。他说我不适合搞政治。他说我和休伊·朗都具有很了不起的南方政治风格，但朗是个政治天才，知道如何抓权与用权，而我的才能则更多在文学方面，因此我应该当一个作家，因为我动笔比动口强。另外我搞政治强硬不足。多年来，许多人都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然而，里克说的最接近事实。我从来没有因为权力而喜欢权力，但无论何时只要挨了对手一击，我总会汇聚起足够的强硬来渡过险关。另外，我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干不了这么好。
1970年初，由于收到了杰夫·德怀尔录下的他和霍尔姆斯上校谈话的录音带以及很靠后的征兵号码，我知道自己已经退出了后备军官训练队，而且至少到这一年年底都不会被征召入伍。如果没有征召到我，我则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回到牛津念第三学年——罗兹奖学金将支付所有费用——还是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后去那里念书。
我喜欢牛津，也许是太喜欢了。我担心如果回到牛津上第三学年，我可能会渐渐地贪图舒适，过一种没有目标而且最后会令自己失望的学术生活。考虑到我对战争的感觉，我心里很没底，不知自己能否真的在政界取得成功，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回到美国，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4月，在第二与第三学期中间的假期，我做了最后一次旅行，这次是和里克去了西班牙。我一直在看西班牙方面的书，完全人了迷，这些书有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希望》、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和休·托马斯的杰作（西班牙内战》。马尔罗探讨了战争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困境。他们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反抗佛朗哥的战争。他说知识分子想要分清是非，想要确切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与如何战斗。从定义上说，这种态度是反二元论的，但从定义上说，每一名战士又都是二元论的。为了杀戮和生存，他必须用黑白分明、善恶昭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多年后当极右势力掌控了共和党和国会时，我在政治中看出了这同一特性。对他们来说，政治只不过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而已。他们需要一个敌人，而我则是站在二元分水岭另一边的魔鬼。
西班牙的浪漫情致让我永远无法忘怀：这块土地上原始的悸动，这里人民奔放粗犷的精神，内战虽已过去，记忆却挥之不去，此外还有普拉多和美丽的阿尔罕布拉宫。当上总统后，我和希拉里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成为了朋友。（我最后一次去西班牙时，胡安·卡洛斯国王记起了我曾对他说过自己对格拉纳达的怀旧，便带我和希拉里重游了那里。30年后，我又漫步在阿尔罕布拉宫里，此时的西班牙已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再没有了佛朗哥主义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洛斯。）
4月底我回到了牛津。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戴维·莱奥普洛斯的母亲伊芙琳被人谋杀了，胸前扎了四刀，就在她开的古董店里；这桩犯罪案始终没有被侦破。当时我正在看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我还记得当时曾认为他也许说得没错，生活就是“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几周后，戴维在重返意大利服兵役的途中来看我。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他丧失亲人一事也激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老爸最后一年半的生活和他的去世。我的朋友们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又激发我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当我的政治生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可以靠写作谋生，而不用去当门卫。”时不时地，我会冒出到中央公园南端的纽约广场酒店去当门卫的古怪念头。广场酒店的门卫不仅制服考究，还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人物。我想像自己从客人手里接过丰厚的小费，因为客人觉得，尽管我操一口奇怪的南方口音，聊起天来却妙趣横生。
5月下旬，我被耶鲁录取，便立即做出决定，去那里上学。我完成了自己论述对立概念、英国首相和政治理论的论文，推崇洛克，而不喜欢霍布斯。6月5日，我在美国军事高中生毕业典礼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说。和我一起坐在台上的还有一些将官和校官。在演讲中，我告诉毕业生们我为什么热爱美国，为什么敬重军队，为什么反对越南战争。孩子们的反应不错，我想那些军官们也尊重我说话的方式。
6月26日，在乘机回纽约前，我和大家依依惜别，特别是和弗兰克·阿勒、保罗·帕里什和戴维·爱德华兹，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就这样，结束了，我生活中最不同寻常的两年。两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当选在即，两年后甲壳虫乐队宣布即将散伙，并为热爱他们的、悲伤的甲壳虫迷们发行了他们最后一部影片。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喜欢旅行。我还大胆地探索了我思想与心灵最远的边际，对于自己的应征，对于自己举棋不定的抱负，对于自己没有能力与女人建立起长久的关系，对于所有这些，我都充满了矛盾。我没有获得学位，但学到了许多。我那“漫长曲折的道路”将引我回到家乡。我希望就像甲壳虫乐队在（嘿，裘德》中唱的那样？我至少可以“接过一支悲伤的歌，把它唱得优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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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到华盛顿工作，投身于“紧缩开支计划”。“紧缩开支计划”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支持麦戈文一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院外活动集团，号召到1979年底为止，削减对越南战争的资金投入。我们没有机会使这个计划得到通过，但是争取通过的过程本身就调动并加强了两党中与日俱增的反战情绪。
我在达德曼夫妇的家里找到一个房间，准备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迪克和海伦·达德曼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两层的大房子里，房子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门廊。迪克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记者，他和海伦夫妻俩都反对那场战争，非常支持那些力图阻止战争的年轻人。他们对我好极了。一天早晨，他们邀请我下楼，到前门廊上和他们的朋友，邻居吉恩·麦卡锡参议员一块吃早饭。这是麦卡锡在参议院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早在19S年就已经宣布不再竞选。那天早晨，他心情显得开朗而愉快，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同时对，即将离开参议院也表现出一种留恋。我对麦卡锡颇有好感，这大大超出我原先的预期。他还把他的一双鞋子借给了我，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我借他的鞋子是为了去参加一个“报界妇女晚宴”，因为这个晚宴要求出席者佩戴黑色的领结，并穿宴会礼服。我想肯定是多亏了达德曼夫妇的促成，我才接到了这个邀请。尼克松总统也出席了，跟很多人都握了手，只是没有跟我握。根据安排，我和克拉克·克利福德同坐一张桌子，他是陪杜鲁门总统从密苏里来到华盛顿的，他曾经是杜鲁门总统的一个亲信顾问，后来在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年做过国防部长。关于越南，克利福德干巴巴地说：“这真是世界上可能碰到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那场晚宴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经历，我是穿着吉恩·麦卡锡的鞋子站在地上的，这尤其让我感到飘飘然。
我刚刚在“紧缩开支计划”上没干多久，就请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假，开车去了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参加我在乔治敦的室友，海军陆战队的基特·阿什比中尉的婚礼。
在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在科德角停留了一下，去了汤米·凯普兰和吉姆·摩尔那里，他们也去参加了基特的婚礼。晚上，我们一同去看望了卡罗琳·耶尔德尔，她正在科德角和一些年轻的演员一起搞夏季演唱会。我们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但我待的时间太长了，等我再次上路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我在州际公路上行驶，还没等开出马萨诸塞，一辆小轿车从一个停车站开了出来，径直开到了我的前面。那个司机没有看见我，我也没有看见他。等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晚了。我马上改变方向躲避他，但还是重重地撞到了他汽车车尾的左部。车里的一男一女好像都被撞晕了，但并没有受伤。我也没有受伤，杰夫·德怀尔送给我让我夏天开的那辆大众牌双座小型汽车却被撞坏了。警察来的时候，我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把汽车驾照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因而不能证明我是一个有资格的驾驶员。那个时候还没有联网的电脑记录，因此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能证明自己。那个警官说他只能把我关到拘留所里。等我们到了拘留所的时候，已经是大药卓晨5点钟丁。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东西，为了防止我自缢，还拿走了我的庭带。随后，他们给了我一杯咖啡，把我关到了一个小牢房里。牢房里面有一张金属床、一条毯子、一个散发着味道的堵塞的马桶和一盏亮着的电灯。我半睡半醒地熬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给汤米，凯普兰打电话求助。他和吉姆．摩尔陪我到了法庭上，并交了保证金。法官非常友好，但是对于我不带驾驶执照的行为进行了训斥。还真有效果，自从在拘留所待了一宿之后，我再也不忘带驾照了。
去过马萨诸塞两个星期之后，我又回到了新英格兰，在康涅狄格住了一个星期，帮助乔·达菲进行民主党内的联邦参议员初选。达菲是作为主张和平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帮助他的主要是两年前出面支持吉恩·麦卡锡的人。在任的参议员，民主党人汤姆·多德长久以来一直是康涅狄格州政治中的常青树。他曾经在纽伦堡的战争犯罪法庭上对纳粹分子进行起诉，拥有良好的进步记录。但是他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他曾经因为私自动用以官方身份筹集的资金而受到了参议院的谴责；第二，他曾经支持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而民主党的初选投票人极有可能是反战的。·参议院对多德的谴责伤害了他的感情，同时也让他大为恼火，他不想不战自退地放弃他的席位。他没有去面对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民主党初选选举人，而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1月的普选。乔·达菲是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的伦理学教授，另外还是开明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的主席。尽管他是西弗吉尼亚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给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却是一些经济上富有、受过良好教育、反对战争的郊区自由主义者，以及为他的民权和和平立场所吸引的年轻人。他的竞选活动主席之一是保罗·纽曼，为竞选活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财政委员会包括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一怀特、艺术家亚历山大·考尔德、{纽约人}漫画家达纳·弗拉登，此外还有一批引人瞩目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包括弗朗辛娜·杜·布莱西克斯·格莱、约翰·赫希、阿瑟·米勒、万斯·帕卡德、威廉·夏勒、威廉·斯蒂伦、巴巴拉·塔奇曼和桑顿·怀尔德。这些名字在竞选倌笺上看上去给人印象深刻，但是对于蓝领阶层的少数族裔投票人来说，这些名字不大可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在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我到国会第五选区的两个镇贝瑟尔和特兰伯尔负责竞选活动的组织工作。这两个地方到处都是带走廊的白色木板房。这些房子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当地的登记册上都有记载。在贝瑟尔，我们在第一天就申请了电话，组织了一个电话游说活动，接着就是亲自登门发送材科，帮助一些摇摆不定的投票者下定决心。办公室每天都开放很长时间，在那里忙碌的是一些工作非常投入的志愿者。我敢肯定，达菲肯定能够在那里获得可能获得的最多的选票。特兰伯尔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竞选总部，志愿者给一些投票者打电话，同时还约见另外一些投票者。我动员他们设立一个办公室，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从早晨10点开放到晚上7点，并且像在贝瑟尔那样进行电话游说，这样就可以确保和每一个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投票者接触两次。我还检查了竞选组织比较薄弱的另外两个镇，向州竞选总部呼吁至少要确保这两个地方有完整的投票者名单，同时要具备进行电话游说的条件。
我很喜欢这项工作，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后来在我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约翰，波德斯塔和苏珊·托马西斯。约翰在白宫干得非常出色，历任办公厅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苏珊现在还住在她位于公园大道的房子里，我在纽约的时候，她曾经让我睡在她家的沙发上，后来苏珊成了我和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
乔·达菲取得了初选的胜利之后，我就被调到国会的第五选区去，负责普选的协调工作。在这个选区中，最大的城市是纽黑文——我后来就是到纽黑文的法学院读书的。米尔福德也在这个选区，我后来就在那里住了下来。承担这项工作意味着在11月初竞选结束之前，我要落掉许多课程，但是我觉得我能应付过来，我可以借用别人的笔记，在学期末的时候再用用功就行了。
我喜欢纽黑文，因为那里汇集着老式的种族政治，集中了很多活跃的学生。与纽黑文相邻的东黑文，绝大多数人都是意大利裔，而附近的奥兰治则大多为爱尔兰人。离纽黑文更远一些的地区更加富庶，而种族之间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在这个选区最东边的两个镇，吉尔福德和麦迪逊，历史特别古老，景色也尤其优美。我经常开车到其他的镇子里，看看我们的人是否制定了严密的竞选计划，从竞选总部给他们带去他们需要的支持和各种必需的资料。因为我的大众牌汽车在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撞坏了，我就换了一辆铁锈红的欧宝牌客货两用轿车，因为这种车更适合用来运送各种竞选资料。我开着那辆老客货两用车行驶了相当长的路程。
如果竞选活动不太紧张，我就去上课，我听了“宪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和“侵权行为”等课程。在我所上的课中，最有趣的是“宪法”，这门课是由罗伯特·博克教的，他后来被任命到哥伦比亚特区的上诉法院工作，1987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博克在他的法律哲学上极端保守，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显得咄咄逼人，但是对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是表现出公正的态度。我和他之间的一次论争非常令人难忘，我指出他的一个论证是循环论证。他回答说：“当然是循环论证，最好的论证都是循环论证。”
初选结束后，我尽最大的努力将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都网罗到达菲的阵营里，但这一过程的确是困难重重。我常常跑到蓝领阶层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竭力进行宣传，但经常碰壁。乔·达菲被副总统阿格纽称为“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很多白种的民主党人认为达菲过于激进，过分认同那些反对战争、吸食毒品的嬉皮士。很多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人也开始反对战争，但是，和这些比他们更早反对战争的人在一起，他们还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多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使选举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那些有不满情绪的民主党选民又多了一种选择。乔·达菲的竞选搞得不错，他自己动了很多心思，也投入了不少心血，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年轻人都受到鼓舞，但他最后还是被共和党的候选人洛厄尔，韦克众议员击败了。洛厄尔·韦克虽然是共和党人，但在党内喜欢闹独立，后来，他离开了共和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康涅狄格州州长。韦克得到的选票不到总票数的42％，而多德参议员则获得了大约25％的选票。我们在东黑文和西黑文之类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几乎全军覆没。
我不知道如果多德没有参加竞选达菲是否能够取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能把投票支持多德的那类选民争取回来，民主党必然会变成少数党。选举结束后，我就此事和安妮·韦克斯勒谈了几个小时。作为竞选总经理，她干得非常出色，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各种各样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多年以后，安妮成了我的好朋友和顾问。她和乔·达菲结婚以后，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人主白宫之后，我让乔·达菲负责美国新闻总署，监管“美国之音”的工作，他把美国的信息传递给世界，与他1970年在康涅狄格州遇到的选民不同，全世界的听众都非常愿意倾听他发出的信息。我把这看成达菲的最后一次竞选活动，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
1970年11月最引人瞩目的亮点是人们选举了一个年轻的民主党州长，那就是阿肯色的戴尔·邦珀斯。他轻而易举就在初选中击败了前州长福伯斯：并在普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洛克菲勒州长。邦珀斯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出庭律师。他这个人极其滑稽，一张巧嘴能把猫头鹰骗下树来。而且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步主义者，在非常保守的阿肯色西部地区，他曾经带领他的家乡小镇查尔斯顿和平地融合了他们的学校，与小石城的混乱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年之后，他又以很大的优势重新当选州长；再过两年，他成为了联邦参议员。邦珀斯的成就证明，领袖的权力能够鼓舞人民，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从而克服南方历史悠久的分裂政治。这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在争取民权或反对战争的时候，我并不在意去支持一个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候选人。但是或早或晚，如果你想改变现状的话，你就必须要赢。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去进一步学习有关政策的各种知识。再说万一我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实现的话，我还想选择一个不用担心失业的职业。
选举结束后，我开始了法学院的学习生活，为了应付考试，拼命地往脑于里装东西，同时还有机会认识了其他一些同学，我很喜欢我的住处，对我的三个室友很有好感。道格·埃克利是我同在大学学院的罗兹学者，他在米尔福德的长岛海湾边上找了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有四间卧室和一个不小的厨房，从封闭大阳台开门出去就直接通向海滩。海滩上是户外野炊的好地方，潮水退了之后，我们在沙滩上有足够的地方玩触身式橄榄球。这个地方惟一的欠缺是，它是一个适合夏天居住的房子，不能抵挡冬天那刺骨寒风的抽玎，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慢慢也就习惯了。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选举后的那个寒冷的冬日，我身上围着一条毯子，坐在阳台．上阅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我在东百老汇大街889号的房子里的另外两个室友是唐·波格和比尔·科尔曼。唐在政治上比我们都要激进，但看上去更像是蓝领阶层的一员。他长得非常魁梧，壮得像一头牛。他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法学院，在法学院中他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到无休止的政治论战当中。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是一个好厨子，一般情况下表现也很好，这多亏了他的英国女友苏珊·巴克内尔，她虽然和他一样激进，但性格上要比他细腻得多。那个时候，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越来越多，而比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派共和党律师——那个时候还存在着自由派共和党人——曾经在最高法院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官手下担任书记员，后来又在福特总统执政期间做过交通部长。表面上，比尔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松散的一个。
达菲的竞选活动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鲁大学。那时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鲍勃·赖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国家”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鲍勃是我们罗兹奖学金班的班长，因而和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联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到他那里去寻找老同学的信息，不过关于我们原来的老同学在干些什么，他总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错误信息。
鲍勃和另外三个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个同学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她的反战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当记者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她会写漂亮的诗，写起信来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课笔记记得也特别全，我耽误了两个月的课，回来后就借用了她的笔记。
通过比尔·科尔曼，我结识了一些黑人学生。对于他们进入耶鲁大学的经历以及毕业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个时候，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到耶鲁大学读书实在是个非同寻常的机遇。除了比尔之外，我还和好几个人结为好友，其中包括来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莱，后来被我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南希·吉斯特，我当总统的时候曾经让她到司法部工作；放弃法律、成为心理疗法专家的利拉·科尔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静的鲁弗斯·科米尔——他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橄榄球队的时候，就是明星进攻线卫；另外还有拉尼·吉尼尔，我本来打算任命他为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但这是件令人伤心的往事，具体的细节我后面再讲。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也是我的同学，但我一直不认识他。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听说弗兰克·阿勒已经决定回到美国，他要搬回波士顿地区，回到他的家乡斯波坎去面对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传讯，接着又被释放出来，等候审讯。弗兰克已经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为已经取得了他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国大学里的一个教职作为他凄凉悲苦的中年前景，让越南成为他身上永远的标记，然后在国土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个晚上，鲍勃·赖克说，弗兰克在国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却要冒着蹲监狱的风险回来，这似乎有点愚蠢。我的日记里记下了我的回答：“一个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弗兰克的决定表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样的事。
尔曼·唐在政治上比我们都要激进，但看上去更像是蓝领阶层的一员。他长得非常魁梧，壮得像一头牛。他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法学院，在法学院中他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到无休止的政治论战当中。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是一个好厨子，一般情况下表现也很好，这多亏了他的英国女友苏珊，巴克内尔，她虽然和他一样激进，但性格上要比他细腻得多。那个时候，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越来越多，而比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派共和党律师。那个时候还存在着自由派共和党人——曾经在最高法院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官手下担任书记员，后来又在福特总统执政期间做过交通部长。表面上，比尔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松散的一个。达菲的竞选活动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鲁大学。那时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鲍勃·赖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国家”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鲍勃是我们罗兹奖学金班的班长，因而和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联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到他那里去寻找老同学的信息，不过关于我们原来的老同学在干些什么，他总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错误信息。
鲍勃和另外三个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个同学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她的反战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当记者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她会写漂亮的诗，写起信来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课笔记记得也特别全，我耽误了两个月的课，回来后就借用了她的笔记。
通过比尔·科尔曼，我结识了一些黑人学生。对于他们进入耶鲁大学的经历以及毕业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个时候，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到耶鲁大学读书实在是个非同寻常的机遇。除了比尔之外，我还和好几个人结为好友，其中包括来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莱，后来被我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南希·吉斯特，我当总统的时候曾经让她到司法部工作；放弃法律、成为心理疗法专家的利拉·科尔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静的鲁弗斯·科米尔——他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橄榄球队的时候，就是明星进攻线卫；另外还有拉尼，吉尼尔，我本来打算任命他为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但这是件令人伤心的往事，具体的细节我后面再讲。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也是我的同学，但我一直不认识他。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听说弗兰克·阿勒已经决定回到美国，他要搬回波士顿地区，回到他的家乡斯波坎去面对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传讯，接着又被释放出来，等候审讯。弗兰克已经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为已经取得了他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国大学里的一个教职作为他凄凉悲苦的中年前景，让越南成为他身上永远的标记，然后在国土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个晚上，鲍勃·赖克说，弗兰克在国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却要冒着蹲监狱的风险回来，这似乎有点愚蠢。我的日记里记下了我的回答：“一个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弗兰克的决定表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样的事。我认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回来后不久，弗兰克进行了精神病检查，医生发现他情绪忧郁，不适合应征人伍。他进行了入伍体检，结果他和斯特罗布-样被宣布为1一Y类，即只有在国家面临危机、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才能要求他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