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这还不够糟糕似的，伊格尔顿因为精神忧郁曾经接受治疗，包括电击治疗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不幸的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还非常无知，他们不知道以前的总统，包括林肯和威尔逊，都曾经经历过阶段性的忧郁症。如果麦戈文当选，伊格尔顿就会成为总统的第二梯队，很多人一想到这点就感到不安。况且伊格尔顿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麦戈文，这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心理。如果麦戈文在知道这件事的情况下仍然挑选他做竞选伙伴，或许我们还能增强公众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解，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不禁对麦戈文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他能否胜任也打了个问号。我们的竞选机构只顾着自我吹嘘，甚至没有到密苏里的民主党州长沃伦·赫恩那里去调查一下情况，因为沃伦·赫恩对伊格尔顿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比较了解的。
迈阿密大会结束不到一周，我们就陷入一种比四年以前民主党离开芝加哥时更糟糕的状态，我们既显得过于随意，又显得过于笨拙。伊格尔顿的事情传出来之后，麦戈文先是说“1000％”支持自己的竞选伙伴。可是几天之后，迫于支持者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压力，他又抛弃了伊格尔顿。这之’后，直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才又找到一个替代者。特德·肯尼迪、康涅狄格的艾伯·里比考夫参议员、佛罗里达的鲁宾·艾斯丘州长、休伯特·汉弗莱和埃德·马斯基参议员都拒绝参选之后，终于有一个人——肯尼迪总统妹夫的萨金特·施赖弗——点头表示同意。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把选票投给一个倡导和平的候选人，这个人要崇尚进步，但又不能过于自由，在迈阿密大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把麦戈文兜售出去。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大会结束之后，我到华盛顿去看望希拉里，我感到疲惫不堪，连续睡了超过24小时。
几天之后，我整理好行装去了得克萨斯，在那里的晋选中帮助做一些协调工作。当我从华盛顿乘飞机去阿肯色州开汽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我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他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杰克逊。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之后，他几乎喊了起来：“在我所见过的人中，你是惟一支持麦戈文的白人！”我回到家之后，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约翰·迪安向萨姆·欧文参议员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的情况，他正在对尼克松政府的错误行为进行指证——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我在飞机上遇见的那个小伙子。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能够有机会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很欣赏那个电话。在过去的两年中，随着水门事件的逐渐披露，公众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是，在1972年的夏天，去得克萨斯州拉票注定是徒劳，尽管到那里是件很有意思的差事。从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开始，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常常任命一些州外人士负责监管州里的重要竞选活动，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州外人士能够改变州里四分五裂、相互竞争的局面，另外还可以保证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把候选人的利益而不是把狭隘的局部利益放在首位。无论理论上是怎样的，在实践中，外来人士有可能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满。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一直麻烦不断，而得克萨斯州又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竞选总部决定派我和泰勒，布兰奇两个人到得克萨斯州去。我前面说过，我是1969年在玛莎葡萄园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为保险起见，总部还派来一个年轻有为的休斯敦律师朱利叶斯·格利克曼，我们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因为我和泰勒都是南方人，我们很愿意彼此合作，所以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够在得克萨斯州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在距离州政府不远的奥斯汀西六大街上建立了一个活动总部，我们还在科罗拉多河对面的小山上共同租用了一套公寓房。泰勒负责总部运作，掌管财务。我们没有多少钱，但幸运的是，他的手很紧，比我强多了，因为我不愿意拒绝任何人的要求。我负责县里的各个竞选机构，朱利叶斯尽量在他认识的有名望的得克萨斯人当中寻求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其中的三人后来成为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加里·莫罗、罗伊·斯彭斯和朱迪·特拉布西。加里后来成为得克萨斯州土地厅长，在我的总统竞选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罗伊和朱迪后来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是美国纽约市以外最大的。在我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中，加里、罗伊和朱迪都是支持者。
在得州人当中，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的人是贝琪·赖特。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来自得州西部的阿尔派恩镇。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群众政治中却有着比我更为丰富的经验，因为她曾经在得州“民主党和共同事业”这一组织中工作过。她聪明、激进、忠诚，尽职到了甚至有些过头的地步。她是我所见过的惟一比我还痴迷于政治、彻底投身政治的人。她与我们当中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不同，她知道竞选已经受到重创，但她还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1980年我竞选州长失败之后，希拉里请求贝琪来小石城帮助组织我的材料，以便有朝一日我能够再度竞选。她来了，还留了下来，帮我组织了1982年那次成功的州长竞选。后来，贝琪在州长办公室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92年，在我的总统竞选中，她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她为我和我的历史辩护，抵挡住了无休止的人身和政治攻击。她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力量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或持续拥有的。没有贝琪·赖特，我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总统。
我在得州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希拉里来和我团聚，同时也来参与竞选活动，因为她已经被安妮·韦克斯勒雇用，为民主党做一些投票人的登记工作。她和其他的职员相处得很好，把我最艰难的日子都给照亮了。
得州的竞选活动从起步时就很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伊格尔顿的缘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很多民主党人不愿意认同麦戈文。劳埃德·本特森参议员在两年之前击败了性格暴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拉尔夫·亚伯勒，但这一次却不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州长提名人多尔弗·布里斯科是得克萨斯南部的一个大牧场主，几年之后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他甚至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与我们的候选人共同露面。前任州长约翰·康纳利在九年之前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和肯尼迪坐在同一辆车里，他还是约翰逊总统的紧密同盟，这时却组织了一个称为“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的团体。
但是，得克萨斯是一个大州，不能够轻易地放弃，再说休伯特·汉弗莱在四年之前曾经在这里获得了多数选票，虽然领先的票数仅有3．8万张而已。最后，有两位州里的官员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一个是农业厅长约翰，怀特，另一个是土地厅长鲍勃，阿姆斯特朗。怀特是一个老式民主党人，他知道我们不会取胜，但是希望民主党的候选人要在得州尽量拿出最好的表现。约翰后来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鲍勃·阿姆斯特朗是一个执著的环护主义者，他喜欢弹吉他，喜欢跟我们到“肖茨啤酒园”、当地的保龄球馆或是“阿马迪洛音乐厅”去。在音乐厅里，他把我和希拉里介绍给杰里·杰夫·沃克和威利·纳尔逊。
8月下旬，麦戈文参议员和萨金特·施赖弗根据预先的安排到得克萨斯州来见约翰逊总统，我想这下情况或许会有转机。施赖弗这个人蛮讨人喜欢，性格乐观、愉快，给竞选带来了生机和分量。他以前曾经创立法律服务社团，为贫困的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他曾出任肯尼迪总统和平队的第一任队长，还是约翰逊总统发起的“征服贫困之战”的主管。
麦戈文和施赖弗两人同约翰逊总统的会见还算不错，但是基本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因为约翰逊坚持不要媒体的人在场，另外他已经在他们会面的前几天对一家地方报纸不冷不热地表示了对麦戈文的支持。我从中得到的收获是总统的一张签名照片，他签名的时候泰勒不在，因为几天之前他就到林登·B，约翰逊大牧场去了，负责把具体的安排确定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支持民权的南方人，我和泰勒与麦戈文竞选活动中的其他同事相比，更容易对约翰逊产生好感。
见过总统之后，麦戈文回到奥斯汀的旅馆套房里，与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员见面。对于竞选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大家都抱怨起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我和泰勒到那里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站住脚跟，组织工作的平稳、顺利就更别提了。我们的自由派党员们也垂头丧气，因为他们的州长候选人希西·法伦索尔德败给了多尔弗·布里斯科。由于某种原因，州里最高级别的官员，州务卿鲍勃·布洛克，本来是支持麦戈文的，却没有接到与麦戈文会面的邀请。麦戈文给他写信表示道歉，但这个疏忽太说明问题了。
麦戈文离开得克萨斯州不久，竞选总部就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对我们进行监督和指导。于是他们就从艾奥瓦州的苏城派来了一位头发灰白、大脑迟钝的爱尔兰人唐·奥布赖恩。他在肯尼迪竞选中曾经是个活跃分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做过联邦检察官。我很喜欢唐，奥布赖恩，但他是一个老式的沙文主义者，让我们当中许多独立的年轻女性感到厌烦。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路上，那些日子是我在得克萨斯州度过的最好的时光。
向北，我去了韦科，在那里我见到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险业巨头，我未来的支持者伯纳德，拉波波特。向东，我去了达拉斯，在那里我见到了杰斯·海，他是一位温和、忠实的民主党商人，后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支持者；另外我还见到了一位州里的黑人参议员埃迪·伯尼斯·约翰逊，在我当总统的时候，她成为我在国会中最坚定的同盟；接着，我又去了休斯敦，在那里我见到并爱上了得克萨斯州自由主义者的教母比莉，卡尔，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声音嘶哑的女人，有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比莉把我放到她的翅膀保护之下，直到她死的时候才把我放了出来。即使在我没有她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令她大为失望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减少对我的保护。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第一次深入接触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一般被称为奇卡诺人。我逐渐爱上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食品。在圣安东尼奥，我发现了墨西哥风味的“马里奥的家乡，我的家乡”餐馆，有一次在18个小时当中我在那里连续吃了三顿。
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我和富兰克林．0D西亚及其朋友帕特·罗巴德斯一同工作，富兰克林是一个劳工组织者，性格粗犷但心地善良。一天晚上，他和帕特开车带我和希拉里穿过格朗德河，来到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他们把我们领进了一家低级酒馆，里面有一个流浪乐队在演奏，一个女子心不在焉地表演着脱衣舞，菜单上的特色菜是烤羊头。我当时疲惫不堪，面对着脱衣舞女和死盯着我的羊头居然睡着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乡村地区，其间，我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结果和给我加油一个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聊了起来。我于是请求他投票支持麦戈文。“不行。”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伊格尔顿。麦戈文不应该抛弃他。很多人都会遇到麻烦。一个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朋友。”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留给我的这个明智的建议。我当上总统后，西班牙裔美国人知道我曾经努力成为他们的朋友，因而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星期，尽管大势已去，我却经历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众议员亨利·B．冈萨雷斯在圣安东尼奥的曼格酒店举办了贝克萨县民主党晚宴。酒店在阿拉莫教区附近。在那里，曾经有200多名得克萨斯人在吉姆·鲍伊和戴维·克罗克特的领导下，为了摆脱墨西哥的统治、追求独立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60多年以后，泰迪·罗斯福为了在古巴的圣胡安山进行那场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而训练“莽骑兵”的时候，曾经下榻曼格酒店。曼格酒店里面有好吃的芒果冰淇淋，我一下子吃上了瘾。1992年的选举前夜，我们在圣安东尼奥稍作停留，我们的人买了400美元的芒果冰淇淋，让我们这些参与竞选宣传活动的人整整吃了一夜。
宴会上的演讲者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黑尔，博格斯。他为麦戈文和民主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喊他起床，去赶飞往阿拉斯加的航班，因为根据安排，他将和众议员尼克·贝吉奇一起到那里去进行竞选宣传。第二天，他们在巡回宣传的途中经过雪山，飞机掉了下去，再也没有见到踪影。我很敬仰黑尔·博格斯，我真希望那天我们睡过了头。他死了，留下了他杰出的家人。他的妻子林蒂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本人也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她继承了黑尔在新奥尔良众议院中的席位，成为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后来任命她为美国驻梵蒂冈大使。
另外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发生在萨金特·施赖弗最后一次来得克萨斯期间。我们在得州南方腹地麦克艾伦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选民集会，集会结束后，我们立即赶到机场，刚好及时地赶上了一架飞往特克萨卡纳的班机。在特克萨卡纳，众议员赖特·帕特曼已经在阿肯色州和得州之间的分界线“州线大道”上集结了几千民众。不知什么原因，飞机没有起飞。过了几分钟，我们听说一个驾驶单引擎飞机的飞行员在麦克艾伦雾气蒙蒙的夜空中迷失了方向，此时正在机场上空盘旋，等待通过无线电通话引导着陆，但是要用西班牙语通话才行。首先，他们必须找到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导航员，然后要让那家伙安静下来，再引导他着陆。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坐在施赖弗对面，正向他报告我们在特克萨卡纳一站的具体情况。我们的运气简直差到了极点，如果说对此我们还半信半疑的话，这件事的发生把我们的怀疑一扫而光。施赖弗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个命运，他让飞机上的服务员为我们送餐。很快，坐满了两架飞机的竞选工作人员和记者团成员在麦克艾伦的飞机跑道上吃起了牛排。等我们最后赶到特克萨卡纳的时候，我们已经迟到了三个多小时，集结的民众已经解散了，但是有大约200个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包括帕特曼在内，跑到机场去迎接施赖弗。他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跟每一个人都握手，就好像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的第一天似的。
麦戈文在得州12233％对67％输给了对手，这比他在阿肯色州取得的成绩略微好一点，因为那里只有31％的投票者支持他。选举结束以后，我和泰勒留了几天，一是向人们表示感谢，二是负责收尾工作。接着，我就和希拉里去了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兹华坦尼乔，在那里度了一个短短的假期。最后，我们又回到了耶鲁大学。兹华坦尼乔现在已经得到了开发和建设，但是在当时，它还只是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有着高低不平的土路，没有管制的酒吧，以及在树间飞来飞去的热带小鸟。
我们以很好的成绩通过了期末考试，考虑到缺课那么长时间，我们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感到满意。但是我不得不下些苦功，努力掌握海事法中那些晦涩难懂的规则。我之所以修这门课，只是为了要上一门查尔斯·布莱克教授的课。布莱克教授是一个能言善辩、温文尔雅的得克萨斯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最喜欢的学生是希拉里。非常令我吃惊的是，海事法的管辖权涉及到美国的所有水道，只要一条水道在原来的条件下曾经可以通航，就必须被包括在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家乡周围的一些湖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湖是由原来一些可以通航的河流筑坝拦截而成的。
1973年的春季学期，我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是我的心思却总是被回家的念头以及希拉里何去何从的问题所缠绕。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负责当年的“律师协会审判竞赛”的组织工作。我们根据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人物编写了一个案情。英格丽·褒曼的丈夫被杀死了，汉弗莱·鲍嘉因此被送交法庭审判。伯克·马歇尔的朋友和原来在司法部的同事约翰·多尔带着他年轻的儿子来担任这场审判竞赛的裁判。我和希拉里负责接待他，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难理解他在南方执行民权裁定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那么有成效，他这个人安静寡言，直来直去，思维敏捷，个性强硬。他是个良好的法官，鲍嘉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
有-天，“公司税收”课刚刚结束，克雷蒂安教授问我毕业后准备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回阿肯色老家，恐怕只能是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了，因为还没有人为我提供工作机会。他说位于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突然出现了教职的空缺，这真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建议我申请这个教职，并主动提出为我写推荐信。我从来没想过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但这个主意引起了我的兴趣。几天之后，在3月下旬，复活节放假，我开车回家。开到小石城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找了一个投币电话，拨通了法学院院长怀利·戴维斯的号码。我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听说法学院有个空缺，我想申请。他说我太年轻了，经验不足。我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好几年前就听人这么说过，但是如果他缺人，我会是个很好的人选，因为我工作努力，让我教什么课我就教什么课。再说，我不需要占住这个职位，他随时都可以解雇我。他格格笑了起来，并邀请我到费耶特维尔去面试。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乘飞机赶到那里。我有好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写信的人有克雷蒂安教授、伯克·马歇尔教授、史蒂夫·杜克教授、约翰·贝克教授，另外还有卡罗琳·戴恩格——纽黑文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系主任，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给本科生上过“宪法”和“刑法”。面试很顺利，5月12日，我接到了戴维斯院长的来信，信上为我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工资是14706美元。希拉里非常赞成这个工作，于是我在十天之后接受了它。
钱并不多，但是教书却能够使我免除我的“国防教育贷款”，而无需偿付。我的另外一项法学院贷款非常特殊，它要求我和我的同学每人按照年收入的固定百分比偿付贷款，直到偿清我们班的全部贷款为止。显然，挣得多的人付得也就多，但是我们在借钱的时候就都知道这一点。我在耶鲁大学贷款处的贷款经历，促使我在当上总统之后产生了一种愿望，即改变联邦学生的贷款计划，使学生们能够选择在较长的期限内，按照收入的固定百分比进行偿付。这样的话，学生们就不大可能因为害怕还不清贷款而中途辍学了，同时学生们还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些工资较低但社会公益性较强的工作。当我们使学生们有机会选择这种依据收入偿付的贷款时，很多学生都选择了它。
尽管我不是最用功的学生，但是我对我在法学院度过的几年时间感到满意。从一些优秀、敬业的教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的一些同学也让我获益匪浅，在他们当中，有20多人后来都被我任命到政府或是联邦司法部门的职位上。我开始深刻地体会到法律在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正、促进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纽黑文生活的几年，使我对美国城市中的社会现实和种族多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还有，当然了，我是在纽黑文遇到希拉里的。
感谢达菲和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使我结交了一些好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与此同时，我还对竞选工程的一些技术细节有所了解。我又一次认识到，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要想在选举中取胜，在制定和提出政策的时候就必须小心谨慎、训练有素，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个纲领和计划，使民众对改革充满信心。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时期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我们的前进过程中，我们做事的方式必须符合机遇与责任、工作与家庭、力量与同情等问题的核心观念，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是美国成功的基石。大多数人都忙着养孩子、干工作、付账单。他们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关心政府的政策，也不像新右翼保守主义者那样对权力念念不忘。他们的脑子里藏着很多的常识，他们希望理解到底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抛弃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安排，因为他们正是靠这些才得以生活下来，而且感觉不错。1968年以来，保守主义势力的拿手好戏就是力图使中产阶级美国人相信，进步主义的候选人、思想和政策，与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乔·达菲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却被他们描绘为一个软弱的、超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乔治，麦戈文是一个真正的战争英雄，被南达科他乡村地区的保守派推举到了参议院，结果却被说成一个缺少勇气、行为激进的左派分子，说他不会代表美国的利益，说他横征暴敛，不知道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两个案例中，无论是候选人还是他们的竞选班子都是有过错的，因为他们强化了他们的对手着力刻画的形象。我非常清楚，要把民权、和平和反对贫困的计划都推上政治的小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我知道我们不能指望总是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我下定决心，不再束手待擒，不再帮助我们的对手取得胜利。后来，作为州长和总统，我又犯了许多类似的错误，但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为达菲和麦戈文这两个好人工作的机会，我犯下的错误可能还会更多。
我很高兴我就要回到家乡从事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拿希拉里怎么办，或者说不知道对她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她在政治上具有和我一样的潜力，甚至可以说比我更有潜力，我希望她能够抓住她的机会。在当时，我比她更希望她有前途。我觉得让她跟我到阿肯色来就意味着结束她的政治生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她。希拉里已经决定不到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也不愿意为法官当书记员，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儿童防卫基金”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她更喜欢那里为她提供的一个职位。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我们结束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带希拉里进行了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我领着她去了伦敦和牛津，接着我们又向西，到了威尔士，然后又从那里回到英国的湖区，那个地方我以前也没有去过。晚春时节，那里是那么美丽，那么富于浪漫气息。一天晚上，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恩纳戴尔湖的岸边，我请求希拉里嫁给我。我无法相信我居然会这么做。她也感到难以置信。她说她爱我，但是不能答应。我不能责怪她，但我不希望失去她。于是我要她跟我一起回家，到阿肯色去，看她是否喜欢，另外还可以参加阿肯色的律师考试，如果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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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希拉里飞到小石城来探望我。回家的路很远，我开车带她回家．目的是带她去看一看我所喜爱的这个州。我们驱车西行，沿阿肯色河逆流而上70英里，到达拉塞尔维尔，然后沿着7号公路一直向南行驶，从沃希塔山脉和国家森林中穿越而过，不时停下车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我们在温泉城与母亲杰夫和罗杰一块儿小住了两三天，随后返回小石城去参加一门针对阿肯色律师考试举办的培训课程。结果证明那门课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通过了考试。
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希拉里回到马萨诸塞州，在儿童防卫基金供职，开始了她的工作，而我则跑到费耶特维尔开始了当法学教授的新生活。我找到的住处简直再理想不过了，那是一座漂亮的小房于，房子的设计者是阿肯色的建筑师费伊·琼斯，坐落在尤里卡斯普林斯附近的索恩克朗礼拜堂就是由他设计的，由于设计精巧绝妙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嘉奖与称赞。从16号公路上费耶特维尔往东大约八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八十多公顷的土地，房子就建在那里。那片土地的东部一直延伸到怀特河中游的支流。几十头牛在牧场上吃草。房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大体上是一个单间结构，形状狭长，中间是浴室，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积木将整个房间分隔开来。前墙和后墙的门都是由一系列的推拉玻璃门构成的，再加上卧室以及浴室都装着天窗，因而可以确保采光明亮。整个客厅的前面是一个内包的阳台，从房体上突出来，阳台下是延伸到公路的斜坡。我后来发现，这所房子真是上天的恩赐，它是个平静、安宁的所在，特别是在我开始了第一次竞选之后，这种体会就更深了。我喜欢坐在阳台上，靠近壁炉，或是在河边的田地里跟着牛群一起漫步。
房子也的确有几个缺欠。每天晚上都会有老鼠光顾。我后来认识到，我实在没有办法除掉那些老鼠，而那些老鼠只在厨房中出没，并不过来骚扰我，我于是开始放一些面包屑给它们吃。户外到处都可以见到蜘蛛、壁虱，以及其他一些讨厌的东西。它们对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可是有一次一个隐居的褐色蜘蛛咬了希拉里，她的腿肿得很高，过了很长时间才消肿。另外，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安全。那年夏天，在阿肯色州的西北部，发生了一连串的盗窃案。那个罪犯曾经偷偷溜进16号公路沿线的好多乡村住宅。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发觉好像有人来过，可是什么也没有丢失。也许，是我回来时把他吓跑了。我一时兴起，坐下来给窃贼写了一封信，因为说不定他还会回来：果没有，我下面告诉您您将会看到哪些东西——一台电视机，一年半前新买的时候价值80美元；一个收音机，三年前新买的时候价值40美元；一个微型录音机，三年前新买时价值40美元；另外还有很多纪念品和小玩意，没有几件价值超过10美元的。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两三年前买的。为了这些东西而冒蹲监狱的风险可不太值得。
威廉．J．克林顿我把这封信用胶带固定在壁炉上。不幸的是，这一招没有奏效。第二天，就在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家伙又回来了，偷走了电视机、收音机，以及我故意在信中漏掉的一件东西：一把一战中留下来的雕刻精美的德国军用佩剑——丢了它我感到很心疼，因为那是父亲送给我的，另外还有一个让我格外心疼的原因：就在前一年，我所拥有的另外一件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华盛顿的时候也被人从汽车里偷走了。-那是我的父母在1963年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塞尔默牌的马克Ⅵ型次中音萨克斯管。最终，我只好换了一个1935年的塞尔默牌雪茄切刀型萨克斯管，可那把佩剑却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在炎热的8月，我把最后几个星期都花在了备课和跑步上。我专门挑选一天中最热的几个小时沿着大学的跑道跑步，自13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体重减到了185磅。9月，我首次开始上课，所开的课程为“反托拉斯”和“代理人与合伙人”。“反托拉斯”这门课是我在耶鲁大学时学过的，我非常喜欢。“代理人与合伙人”讨论契约关系的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前一门课我有16个学生，后一门课有56个学生。反托拉斯法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防止垄断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非竞争性行为的产生，从而维持公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因而尽量使资料清晰明白，使原理浅显易懂。相反，“代理人与合伙人”这门课则显得很简单。我担心学生们会感到厌烦，不能领会确定普通企业中契约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担心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如何确定某些契约方之间的本质关系。我于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例子，并把它们用在课堂讨论上。比如，有关水门事件的一个个听证会以及白宫面对不断爆出的新发现所做出的回应引发丁人们的种种疑问。那些夜闯白宫的是什么人？是总统的探子吗？如果不是，他们在为谁做事？听从的是什么人的指令？在我的课堂上，我尽量使很多学生都参与讨论，同时我总是待在办公室或是法学院的附近，让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
我喜欢出考题，总是希望这些考题生动有趣、富有挑战性，而且公正合理。我读到过关于我在那几年的教学活动评述。我的打分方法引起了质疑，其潜台词是我过于宽容了，不是因为我过于软弱，就是因为我极不愿意得罪学生们，因为在竞选的时候他们都可能成为我的支持者。在耶鲁大学，打分只有三个档次：优秀、及格、不及格。一般很难得到优秀，但不及格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很多法学院，特别是那些入学要求更加宽松的法学院，打分往往更加严格，一般总有20％到30％的学生不能及格。对于这种做法我不能苟同。如果一个学生被打了很低的分，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没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为学习付出自己的努力。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智力上都不成问题，通过努力可以得到C。另一方面．我认为好的成绩应该说明问题。在我的大课上，人数介于50到90人之间．我会给两个或三个学生打A，给大约同样数目的学生打D。在一个有77名学生的班级里，我只给一个学生打A，只让一个同学没及格。一般来说，有可能不及格的同学宁肯停修这门课程，也不愿意冒得到F（不及格）的风险。在两个学生较少的班级里，我打了更多的A，因为那些学生学习更加用功，收获更多，因而理应得A。
尽管早在25年前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就开始招收第一届黑人学生，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南方才终于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开始进入法学院。很多黑人学生缺乏读大学的基础，尤其是那些一直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糟糕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在1973年到1976年期间，大约有20名黑人学生修过我的课，我还认识了其他的黑人学生。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生都非常用功。他们渴望成功，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同学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学业。有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带着一种既怀疑又生气的复杂心情批阅一名黑人学生的考卷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拼命学习，对考试的内容是理解的，但从他的考卷上却看不出来。他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需要从一大堆错误的拼写、糟糕的语法和蹩脚的句子结构中努力挖掘出他的答案。他的知识掌握达到了A级水平，但这种水平却被F级的表达所掩盖了，因为他从小学开始在学习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使他在表达方面带有很大的缺陷。我给他打了个B，把考卷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进行了订正，同时决定加强辅导，以便把黑人学生的刻苦努力和天生的才智转变成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我觉得这些辅导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是大有帮助的，尽管还有好几名学生需要继续努力提高写作技能，尽管他们为心理负担所困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机遇的大门，而另一只脚却由于从前种族隔离的重负而举步维艰。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进入显赫的职业成为律师和法官的时候，他们的诉讼委托人和诉讼各方也许不知道他们是翻越了怎样的一座高山才成为律师和法官的。2003年，最高法院标举赞助性行动的原则，我想起了我的黑人学生，想起了他们付出的艰苦努力，想起了他们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他们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证据用以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定。
除了可以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之外，当法学教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成为教职员工的一员，其中满是我喜欢和敬仰的人。在全体教员当中，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伊丽莎白·奥森堡和迪克·阿特金森。伊丽莎白是艾奥瓦州农场里长大的聪明女子，她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一个尽职的老师，和希拉里也成了好朋友。最后，她回到艾奥瓦州，到那里的检祭长办公室工作。我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说服她到司法部工作。可是几年之后，她又回老家去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认为回去对她的女儿贝琪更好。
令人难过的是，1998年伊丽莎白患癌症去世，女儿搬到伊丽莎白的弟弟冢。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与贝琪保持联系，她的妈妈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当中的一个。从我上法学院的时候起，迪克，阿特金森就是我的朋友。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亚特兰大开律师事务所。我建议他考虑谋一份教职，并鼓动他到费耶特维尔来面试。他来了，我们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个教职，他接受I。学生们都很喜欢迪克，而他也热爱教书。2003年，他已是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们法学院最著名、最有人格魅力的教授是罗伯特·莱弗拉尔，他是我们州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法学学者，在侵权、法律冲突、上诉裁决等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1973年，他已经过了法定70岁的退休年龄，全职工作一年只有一美元的收入。他从26岁起就在学院里工作。在我认识鲍勃之前好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乘车往返于费耶特维尔和纽约之间，因为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为联邦法官和州法官讲授“上诉裁决”。最高法院超过一半的法官都听了这门课。无论在哪个学院上课他都从来没有迟到过。
鲍勃·莱弗拉尔是一个个头不高、短小精悍的男子，长着一对具有穿透力的大眼睛，身体仍然壮得像头牛。他的体重不可能超过150磅，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那些又厚又重的石板我几乎抬不动，可他却能把它们移来移去。每次野猪队在返校节举行比赛之后，鲍勃和他的妻子海伦都会在家里举办一次聚会。有时候客人们会在前院举行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赛。有一场球赛我记得尤其清楚，当时鲍勃和我，再加上另外一个年轻律师组成一组，对抗两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和一个9岁的男孩。比赛打乎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只要谁下一次得分就算得胜。我们一方开球，我问鲍勃是不是真的想赢。他说：“我当然想。”他就像迈克尔·乔丹一样具有竞争力。我于是告诉我们一方的第三个人向后场传球，让对方的防守锋来追我，然后他去右边挡住那个高个子后卫。对方那个9岁的男孩钉住了鲍勃，他们以为我会把球传给那个个子较高、年龄较轻的年轻人，即使鲍勃得到了球，9岁的男孩也能够对付他。我让鲍勃也到右边去阻挡9岁的男孩，然后迅速往左边跑，我在对方球员追上我之前就会把球扔给他。球被开出去之后，鲍勃非常激动，把那个9岁的小子撞倒在地上，然后向左跑去。当我们的队友完成了拦阻任务之后，鲍勃已远远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友。我把球抛给鲍勃。球在空中划了个高高的弧线，只见他带着球冲过了底线。他真是全美国最快乐的75岁老人。鲍勃·莱弗拉尔的头脑极为敏锐，他雄心勃勃，意志坚强，像孩子一样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有点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只不过他是个民主党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更加频繁地取得胜利。鲍勃在93岁那年去世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走得太早了。
法学院的各项政策是学院定期召开会议制定出来的。我有时会觉得这些会议时间太长，过分纠缠于一些最好由院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去处理的细节问题，但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学术机构的管理方式及各项政策。一般来说，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我就听从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他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投入学术生涯的时间也比我长。我的确曾经力劝学院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放松针对教授实行的“要么出版，要么玩完”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强调课堂教学，让教师把更多的课外时间花在学生身上。
我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工作包括为学生们以及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处理一些不太紧要的法律问题。我曾经试图在费耶特维尔北边的斯普林代尔，说服更多的医生以医疗补助的形式接收病人，但是没有成功。我还根据检察长吉米·盖伊·塔克的要求，为美国最高法院一个反托拉斯案件准备诉讼摘要。此外，我第一次作为律师出庭并提交辩护状，是为我的朋友史蒂夫·史密斯在麦迪逊县的选举法分歧案中进行辩护，而他是作为州代表出庭的。
亨茨维尔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奥瓦尔·福伯斯的家乡。那里的人口有一千出头。从法官和治安官往下排，民主党人占据了县政府大楼里所有的办公室。但是在阿肯色州北部地区的小山上和深谷里有大量的共和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1861年反对脱离联邦的那些人的后代。1972年，共和党人借助尼克松的政治滑坡，大大地露了一把脸。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让选民投寄足够数量的缺席选票，或许就能够扭转地方选举的结果。
案子是在麦迪逊县的那座老法院大楼里审理的。主审的是比尔·恩菲尔德法官，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代表民主党人出庭的是两个真正的人物：比尔·墨菲，一位费耶特维尔的律师，热衷于美国军团以及民主党的活动，是阿肯色州美国军团的领导人。第二位是当地的一名律师，w．Q．霍尔，人称“Q”，是一个独臂才子，极强的幽默感与其固定在左臂上的钩子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些人被传讯到法庭上，说明为什么要投缺席选票。这些人生动地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极度的忠诚、粗浅舶政治见解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决定了阿肯色山区民众的生活现状。一位男子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出庭，为投缺席选票作证，他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提前申请。他解释说，他在本州的猎物和鱼类委员会工作，他在大选日的前一天去投票是因为他接到命令，要在大选日那天把本州设在山路慢车道上的惟一捕熊机转移到斯通县去。他的投票得到了认可。另一个人在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工作，被法庭召回来提供证词。他承认他在塔尔萨工作的时间超过了10年，可是每次选举，他都仍然在麦迪逊县投缺席选票，尽管他不是那里的合法居民。当共和党的律师质问他的时候，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说，麦迪逊是他的家；他到塔尔萨去是因为他在山区里无法谋生；他对塔尔萨的政治一无所知、毫不关心；再过上大约10年的时间，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就会回到家乡来。我不记得他的选票是否作数，可他对故土的依恋却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史蒂夫·史密斯在证词中讲到他在父亲开设的私人疗养院中收集居民缺席选票时所扮演的角色。法律似乎允许那些与疗养院有关的人为这些居民填与选票，但要求这些选票必须由这些居民的家人或得到特别的书面授权的人奇出。史蒂夫把所有的选票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丢进了最近的邮筒里。我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辩护状，指出史蒂夫无权邮寄这些选票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没有人认为他篡改了选票，也没有居民不同意让他代寄选票。因为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上了年纪的居民都有家人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恩菲尔德法官做出裁决，不接受我和史蒂夫的说法，但是很多投给县法官查尔斯·沃顿、治安官拉尔夫·贝克以及他们的班子成员的缺席选票都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最终使他们能够继续留任。
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我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我从中获得了对阿肯色山区居民的富有价值的见识。我和一些我所见过的效率最高的政治家结为朋友。如果一个人刚刚搬到麦迪逊县，那么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会知道此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需要到法院大楼登记才能参加选举投票。而县里的文员会上门为民主党人登记。每次距离选举还差两个星期的时候，文员会给所有的民主党人打电话，索要他们的选票。在大选日的早晨，他们还会再打电话。如果快到傍晚还没有投票的话，就会有人上门带他们去投票。1974年，我第一次参加普选的那天，给查尔斯·沃顿打电话，向他询问我们的战况。他说一场大雨把县里一个偏远地方的桥梁冲毁了，我们的一些选民不能来投票，但他们在竭尽全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以大约500张选票胜出。最后，我在麦迪逊县果然以501张选票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